陳思和（1954～），廣東番禺人，生於上海，作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巴金論稿》（合著）、《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

我進大學那一年，朱東潤先生已經八十二歲，還擔任著中文系的系主任。時間過得可真快，記得第一次走到學校大門前，眼睛望著“復旦大學”四個毛體字，心裏不由地“格登”跳了一下。像是為了壯膽，我很記住自己邁入學校大門的那一刻心境，從這以後，我的生命旅程就一直走在復旦校園裏，平靜如水地上課、下課……一晃竟十八年過去，朱東潤先生今年是百歲誕辰了。

朱先生活著的時候，是中文系的靈魂；他死了，一股子凜然的正氣依然彌散在中文系的教師中間。現在五六十歲左右的一代，凡懷念中文系的舊歲月時，總會情不自禁地說：朱先生那個時候……就好像朱先生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名字與中文系的某段歷史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在我進大學的時候，系裏七八十歲的老教授還有十多位，但是大多都不上課，像國寶似的，一般秘不示人。朱先生則不同，因為那時他還擔任了系主任的工作，比較容易見到他。校慶七十周年的時候，他還作學術報告，講梅堯臣的詩，講著講著，不知怎麼批評起郭沫若，旁邊有人悄悄告訴我，在50年代初期，朱先生曾懷疑屈原實無其人，《離騷》是後人偽托的，結果被人狠狠批了一頓，所以至今不忘。

在我的記憶裏，朱先生不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總是一本正經，我們作學生時，對他有點敬而遠之。那時中文系學生喜歡搞創作，常常缺了課躲在寢室裏寫小說，朱先生知道後，跑到學生宿舍來與我們聊天。他板著臉說話，大家縮著頭聽，他講了很多，大致的意思有二點：一是中文系學生不要急著搞創作，更不要忙著給報刊雜誌寫文章，這些都不算成績的，作學生就應該老老實實讀書，打好基礎；二是中文系學生也要學好外語，否則不管什麼學問都做不好，做不大。說完後，一個人，拿著一個手電，踽踽地走了。他不要同學們送他，更不要別人攙扶他，現在想起來，他說的兩點意見真是金玉良言，可惜那時的學生，一個個大才子似的心比天高，能聽得進去的人實在很少。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朱先生是來講他寫人物傳記的創作體會，氣氛一定會熱烈得多。

朱先生是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聽說在武漢大學教書時，有些研究古代文學的老學究們瞧不起他，以為留洋學生不懂中國文化，他那時講中國文學批評史，賭氣用文言編了一本講義，後來出版了，還是用文言文。但他寫的人物傳記卻很有現代精神，特別是《張居正大傳》，直到前兩年，國內還有出版社在翻印這部書。朱先生對這部傳記也很自負，聽60年代的學生說，朱先生那時作學術報告，講人物傳記，自認為世界上有三部傳記是值得讀的：第一部是英國的《約翰遜傳》；第二部是法國的《貝多芬傳》；第三部就是中國的“拙作”《張居正大傳》。我雖沒有親耳聽朱先生這樣說過，但我相信他是會這麼說的，說實話，我很佩服這樣的學者。作學問本來就應該有這種與世界平等對話的自信，不像現在，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問題，偏要從外國人或者跑到外國去的中國人那兒找理論依據。

朱先生是個儒家，研究學問和平時為人一樣，講究入世的居多。他寫的人物傳記，有張居正、梅堯臣、杜甫、陸遊、陳子龍……一個個出將入相，忠肝義膽，都是錚錚鐵骨之輩。後來我讀他的遺著《李方舟傳》，裏面寫到自己的生世，倒也是很平常的一個書生。我猜想他年輕時一定有許多抱負，可惜知識分子的“廟堂”已經崩潰，他只能在自己的學術崗位上，做著經國濟世的夢。在60年代曾有出版社請他寫蘇東坡的傳記，他倒也認真地研究了一番，結果還是回絕了出版社，理由是他不喜歡蘇東坡這種遊戲人生的世界觀。其實蘇東坡一生坎坷，又滿肚皮的不合時宜，若是不學點老莊的人生觀，早就生癌死掉了。然而朱先生不喜歡蘇東坡。還有一件事，也頗說明他的個性。有一次在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學會上，朱先生講治學之道，講到了陳寅恪，朱先生說，寅恪先生學問雖然好，但晚年花了那麼多精力去研究一個妓女，大可不必！這話惹翻了中文系的另一位博士生導師，陳寅恪先生的弟子蔣天樞教授，竟當場拂袖而去，朱先生也氣得臉色發白。這件事後來傳出去，成為贊嘆陳門弟子護師尊師的佳話，但朱先生的道德文章，也由此可見一斑。

我原先也沒有想到，一生都為民族脊梁立傳的朱先生，最後一部傳記竟是寫他夫人的。我沒有見過朱夫人，聽說是個賢惠的家庭婦女，“文化大革命”中因朱先生的牽連而被批鬥，被強迫掃地，她忍受不了侮辱自殺了。朱先生前半生流離顛沛，與夫人離多聚少，後半生在復旦定居，才過了幾年的安定日子，不料又生出如此慘劇。那時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漫漫長夜裏，他一邊抗爭著白天被批鬥、被強迫勞動帶來的身心疲憊，一邊偷偷地寫下了他夫人平凡而動人的一生。可惜這部《李方舟傳》在朱先生生前沒有出版。大約十多年前，一次校園裏走路時遇見朱先生的高足陳尚君兄，他隨口告訴我，朱先生有一部傳記，是寫他夫人的，至今還鎖在抽屜裏。當時言者無心，聽者也無心，事情就過去了。直到去年我為上海遠東出版社策劃“火鳳凰文庫”時，突然記起了這件事，忙去找著朱先生的孫女朱邦薇小姐問，果然有這部書稿。現在，在朱小姐的支持下，《李方舟傳》終於問世。因為這部書稿是在沒有自由的歲月裏寫的，老人沒有寫到“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傳記的最後一章，寫他七十歲生日那天，老夫婦同遊南翔鎮，無意中聽到一首騷體悲歌如天音傳來，夫人聽了慘然淚下，預兆了山雨欲來，恰似全本《水滸》裏“梁山泊英雄驚噩夢”的味道。

在讀這部書稿時候，不知怎的，我想起蘇東坡的“十年生死兩茫茫”的詞來，已經淡忘了的朱先生形象慢慢地出現在眼前。但原先以為朱先生的凜然不可親近的感覺，現在消失得幹幹凈凈，倒分明覺得是一個面帶愁容、滿腹隱憂的老人，被傳統的知識分子的入世精神驅使著，吃吃力力地跟著時代跑，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似乎也有著蘇東坡式的陰魂。這是他不願見到，更不願承認的。

關於朱先生，還有許多故事，我不想說下去。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話，正適合朱先生的一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