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1957～），生於南京，作家。著有《死水》、《別人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等。

郭沫若對聞一多先生有個很新奇的比喻，說他雖然在古代文獻裏遊泳，但不是作為一條魚，而是作為一枚魚雷，目的是為了批判古代，是為了鉆進古代的肚子，將古代炸個稀巴爛。這番話是在聞一多死後才說的，他地下有知，大約會很喜歡。聞一多生前曾對臧克家說過：“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毒的蕓香。雖然兩者都藏在書裏，他們的作用並不一樣。”

聞一多的著名，因為寫新詩，因為被特務暗殺，這兩件事都具有轟動效應，而容易被人忽視的，卻是他的做學問，是他對古典文獻所做的考訂工作。能否靜下心來做學問，從來就是一種緣分，不是什麼人都能獲得這份榮幸。聞一多算不上科班出身，留學前，他學的是外語，去美國留學，學的是美術，業余的興趣則是寫新詩，所有這些準備，和後來的一頭紮在古文獻堆裏做死學問，似乎挨不上邊。類似的例子有很多，魯迅是學海軍出身，後來去了日本，轉為學醫，日後則以寫作為生。郭沫若也是學醫的，似乎比魯迅的程度還強一些，朱自清和顧頡剛在北大讀書時學哲學，徐誌摩當時只是一名旁聽生。徐後來去美國克拉克大學學歷史，又去哥倫比亞大學學經濟，最後讀了政治，據說他去英國是為了向羅素學習，但是等他趕到劍橋，羅素由於行為出軌已被除名。

一個人最終是否有所作為，開始時學什麼並不重要，聞一多的有趣，在於他做學問的極端。考察他的生平，寫新詩和投身民主運動，時間都不長。大多數的時間裏，他都是個地道的書蟲，是在“故紙堆裏討生活”。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文學院落腳蒙自，聞一多在歌臚士洋行樓上埋頭做學問，除了上課，吃飯，幾乎不下樓，同事因此給他取名為“何妨一下樓主人”。按照我的想法，聞一多所以會走做死學問這條路，多少和他賭氣有關。聞一多從美國回來，先擔任中央大學的外文系主任，後來又任武漢大學的文學院長，任職時間都不長，其中重要原因，和這兩所學校的保守學風分不開。一個寫新詩的人在大學裏沒有什麼出路，在老派的教授眼裏，僅僅會幾句外文和弄勞什子新文學，都是沒有學問的表現。

聞一多顯然想讓那些老派的教授們明白，新派出身的人研究古典文獻，不僅可能，而且會做得更出色。他身上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他認為中國的舊書中，壓根就沒有一點值得保留的東西，聲稱自己深入古典，是為了和革命的人裏應外合，把傳統殺個人仰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議論，“我比任何人還恨那些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他身上保持著真正的五四精神，始終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和什麼樣的東西斷裂，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傳統文化又是那樣讓他如癡如醉，其癡迷程度和任何有考據癖的學者相比毫不遜色，為了深入研究，他走的是最正統的學術道路，從訓詁和史料考訂下手，為一個詞一個字大坐冷板凳。

認真研究聞一多學術思想的人並不是很多，首先是個難度問題，沒有點學問基礎，根本就不明白他究竟說了些什麼，考據文章對於外行來說猶如天書。今天的人心情大都浮躁，不可能像他那樣陷進去，有人就算陷進去了，也是一種書呆子似的陷入，稀裏糊塗一頭鉆進去，變得很愚蠢，再也拔不出來。今天從事古典文獻研究的人並不在少數，以研究條件而論，要比聞一多不知強多少倍，可惜更多人的只是為研究而研究，為當教授而刻苦，學問成為吃飯的本錢，成為謀生的手段，就像作家的專業是寫作一樣，為寫作而寫作，為發表文章便不考慮一切後果，所以研究和寫作，不是因為內心的迫切需要，而是因為從事這些專業。換句話說，研究和寫作對自己並不是最好的選擇，不過瞎貓碰上死耗子，人生旅途中的一種巧合。

聞一多對神話的研究，對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對唐詩尤其是杜甫的研究，都達到了前人所未有的境界。這也許和留學接受西方教育有關，他似乎一直努力尋找蘊藏在傳統中的現代根源。他計劃寫一本具有獨到見解的《中國文學史稿》，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留下許多未完稿的筆記。文學發展中的民間影響和外來影響，是聞一多關註的焦點，他不但研究文化人類學，而且還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來研究中國的原始社會，在方法上，既有最地道的樸學傳統，又不缺乏世界最新的人文研究成果。朱自清先生對聞一多的評價很高，認為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年齡仿佛的專家學者，很難有人能與之相匹敵，可惜英年早逝，被暗殺時才四十八歲，正是最應該出成績的年齡。

說聞一多是一名鬥士，應該沒有問題。他似乎對“死”有著特殊的興趣，做的是死學問，下的是死功夫，面對的是永恒的死亡：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聞一多一定非常喜歡涅這個詞，在此境界，貪，嗔，癡，與以經驗為根據的我，都亦已滅盡，不復存在，於是達到了寂靜，安穩和常在的狀態。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一頭紮進古典文獻，在絕望中獲得永生，在枯燥裏獲得快樂。他在給臧克家的信中，曾說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他渾身疼痛，卻沒有能力炸開那禁錮他的地殼。他寫詩，做學問，後來投身民主運動，都是為了獲得爆發的能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聞一多始終是一名鬥士，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對聞一多的研究，無論是他的學術思想，還是他的民主精神，其實都遠遠不夠。自從有五四運動，這以後一到紀念日，就有人站出來說話，真說到點子上的並不多。我想，最容易體現五四實質的應該是聞一多這代人，他生於1899年，與海明威同年，十二三歲的時候，清朝沒有了，有幾千年歷史的封建社會至此宣告結束，皇權在聞一多的腦海中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到二十歲，他積極參加五四學生運動，擔任學生會書記職務，又去美國留學，充分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聞一多的世界觀中，最不容忍的就是獨裁。天賦人權，不可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公樸被暗殺以後，很多人告訴聞一多，他已經被列入黑名單，形跡可疑的特務就在他家門前閑逛，而且送來恐嚇信。聞一多如果理智一些，就不會去出席李公樸的追悼大會，但是他並不承認這就是中國的鐵定現實，不願意在獨裁面前低下自己高貴的頭顱。過去的十多年裏，他一直埋頭書齋，是中國最傳統的讀書人，與世隔離，現在，沈寂的火山突然爆發，他拍案而起，成為最激烈的民主鬥士。在李公樸的追悼大會上，聞一多定有一種寂寞之感，他沒有料到偌大的昆明，只有他一個教授來出席這樣的紀念活動。據目擊者說，那天本來不準備安排聞一多說話，可是他很激動，跳上臺去，言辭激烈地說了一遍，演講辭後來被收進了中學課本。

聞一多在會上的演講成為民主的絕唱，他離開會場不久，就被暗殺在大街上，兇手對他連開幾槍，其中一槍擊中頭部，白色的腦漿流得到處都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一位著名的教授，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在大街上。重溫這一段歷史，我總有些想不明白，為什麼同為五四一代人，同樣是接受了德先生賽先生的教誨，有人為民主獻身，有人卻明目張膽唆使別人去殺人。多年來我一直在傻想，為什麼當時那麼多教授，只有聞一多去參加李公樸的追悼會，後來終於想明白，當時學生已經放假，西南聯大剛剛解散，很多教授離開了昆明。特務不過是鉆空子，這至少說明當時還有些顧忌，真正內心深處感到恐懼的應該是獨裁者，因為暗殺本身還是一種恐懼。

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這是當時中國的現實。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當權者害怕文化人，這仍然是當時中國的現實。聞一多的死，自然不是毫無意義，它是民主和獨裁的一次歷史性決戰，為後來的共產黨獲得天下提供了良機。從表面上看，聞一多的身體被消滅了，在獨裁面前，個人的反抗很渺小，微不足道，但是卻不能說它和國民黨的最終垮臺沒有關系。聞一多的被暗殺，客觀上造成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和當局的徹底決裂，國民黨政府因此大失人心，李公樸的追悼會，只有聞一多一個教授去參加，可是為了悼念聞一多，全國各地的紀念活動此起彼伏，誰也攔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