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母親，我不識字的文學導師

梁曉聲（1949～），祖籍山東榮城，生於哈爾濱市，作家。著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間煙火》、《雪城》等短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多部。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爾濱市安平街一個人家眾多的大院裏。我的家是一間半低矮的蘇聯房屋。鄰院是蘇聯僑民的教堂，經常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我從小聽慣了教堂的鐘聲。

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原籍山東省榮城縣溫泉寨村。上溯18代乃至28代38代，盡是文盲，盡是窮苦農民。

父親十幾歲時，被生活所逼迫，隨村人“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

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第一個工人。建築工人。他轉折了我們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說《父親》中，用兩萬余紀實性的文字，為他這一個中國的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立了一篇小傳。從轉折的意義講，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一座碑。

父親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從未施加過任何有益的影響。不僅因為他是文盲，也因為從1956年起，我七歲的時候，他便離開哈爾濱市建設大西北去了。從此每隔兩三年他才回家與我們團聚一次。我下鄉以後，與父親團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反對我們幾個孩子“看閑書”的。父親常因母親給我們錢買“閑書”而對母親大發其火。家裏窮，父親一個人掙錢養家口，也真難為他。每一分錢都是他用汗水換來的。父親的工資僅夠勉強維持一個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親也是文盲。但母親與父親不一樣，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對我們幾個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對立，父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靠力氣吃飯，母親希望我們將來都能成為靠文化自立於社會的人。希望矛盾，對我們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難統一。父親的教育方式是嚴厲的訓斥和懲罰，母親對我們的教育則註重在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面。值得慶幸的是，父親常年在大西北，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母親的教育。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

母親從外祖父那裏知道許多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聽過一些舊戲，樂於將書中或戲中的人物和故事講給我們。母親年輕時記憶強，什麼戲劇什麼故事，只要聽過一遍，就能詳細記住。母親善於講故事，講時帶有很濃的個人感情色彩。我從五六歲起，就從母親口中聽到過《包公傳》、《濟公傳》、《楊家將》、《嶽家將》、《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親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歡悲劇。母親尤其願意、尤其善於講悲劇的故事：《秦香蓮》、《風波亭》、《趙氏孤兒》、《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母親邊講邊落淚，我們邊聽邊落淚。

我於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裏行間流溢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於小時候聽母親帶著她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我認為，文學對於一個作家兒童時代的心靈所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對一個作家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創作風格起著“先天”的、潛意識的制約。

我們長大了，母親衰老了。母親再也不像我們小時候那樣給我們講故事了。母親操持著全家人的生活，沒有時間、沒有精力、沒有心思重復那些典型的中國式的悲劇色彩很濃的傳統故事了。母親一生就是一個悲劇。她至今沒過上一天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們也不再滿足於聽母親講故事了。我們都能讀書了，我們渴望讀書。只要是為了買書，母親給我們錢時從未猶豫過。母親沒有錢，就向鄰居借。母親這個沒有文化的女人，憑著做母親的本能認為，讀書對於她的孩子們總歸是有益的事。

家中沒有書架，也沒有擺書架的地方。母親為我們騰出了一只舊木箱。我們買的書，包上書皮兒，看過後存放箱子裏。

最先獲得買書特權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愛文學。我對文學的興趣，一方面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不自覺地培養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我讀小學時，哥哥讀初中。我讀初中時，哥哥讀高中。

60年代的教學，比今天更體現對學生的文學素養的普遍重視。哥哥高中讀的已不是《語文》課本，而是《文學》課本。

哥哥的《文學》課本，便成了我常常閱讀的“文學”書籍。哥哥無形中取代了母親家庭“故事員”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課，便捧起《文學》課本，為我們朗讀。我們理解不了的，他就耐心啟發我們。

我想買《紅旗譜》，只有向母親要錢。為了要錢我去母親做活的那個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找母親。

那個街道小工廠裏的情形像中世紀的奴隸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頹敗的大屋子，低矮、陰暗、天棚傾斜，仿佛隨時會塌下來。五六十個家庭婦女，一人坐在一臺破舊的縫紉機旁，一雙接一雙不停歇地加工棉膠鞋鞋幫。到處堆著氈團，空間氈絨彌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裏從早到晚，一天戴八個乃至十個小時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種什麼罪。幾扇窗子一半陷在地裏，無法打開，空氣不流通，悶得使人頭暈。耳畔腳踏縫紉機的聲音響成一片，女工們彼此說話，不得不摘下口罩，扯開嗓子。話一說完，就趕快將口罩戴上。她們一個個緊張得不直腰，不擡頭，熱得汗流浹背。有幾個身體肥胖的女人，竟只穿著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他們的丈夫的。我站在門口，用目光四處尋找母親，卻認不出在這些女人中，哪一個是我的母親。

負責給女工們遞送氈團的老頭問我找誰，我說出了母親的名字。

“在那兒！”老頭用手一指。

我這才發現，最裏邊的角落，有一個瘦小的身軀，背對著我，像800度的近視眼寫字一樣，頭低垂向縫紉機，正做活。

我走過去，輕輕叫了一聲：

“媽……”

母親沒聽見。

我又叫了一聲。

母親仍未聽見。

“媽！”我喊起來。

母親終於擡起了頭。

母親瘦削的憔悴的臉，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濕了，一層氈絨附著上面，使它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親的頭發上衣服上也落滿了氈絨，母親整個人都變成毛茸茸的褐色的。這個角落更缺少光線，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燈泡，懸吊在縫紉機上方，向窒悶的空間繼續散發熱。一股蒸蒸的熱氣頓時包圍了我。縫紉機板上水淋淋的，是母親滴落的汗。母親的眼病常年不愈，紅紅的眼瞼夾著黑白混濁的眼睛，目光遲呆地望著我，問：“你到這裏來幹什麼？找媽有事？”

“媽，給我兩元錢……”我本不想再開口要錢。親眼看到母親是這樣掙錢的，我心裏難受極了。可不想說的話說了。我追悔莫極。

“買什麼？”

“買書……”

母親不再多問，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點數，點夠了兩元錢遞給我。

我猶豫地伸手接過。

離母親最近的一個女人，停止做活，看著我問：“買什麼書啊？這麼貴！”

我說：“買一本長篇。”

“什麼長篇短篇的！你瞧你媽一個月掙三十幾元錢容易嗎？你開口兩元，你媽這兩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將臉轉向母親，又說：“大姐你別給他錢，你是當媽的，又不是奴隸！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學，還供他花錢買閑書看呀？你也太順他意了！他還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咋的？”

母親淡然苦笑，說：“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呢！我可不就是為了幾個孩子才做活的麼！這孩子和他哥一樣，不想穿好吃好，就愛看書。反正多看書對孩子總是有些教育的，算我這兩天活白做了唄！”說著，俯下身，繼續蹬縫紉機。

那女人獨自嘆道：“唉，這老婆子，哪一天非為了兒女們累死在縫紉機旁！……”

我心裏內疚極了，一轉身跑出去。

我沒有用母親給我的那兩元錢買《紅旗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