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1951～），上海市崇明縣人，當代作家。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畫》等。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聲，仿佛是一支手杖點地，由遠而近……父親，是你來了麼？驟然醒來，萬簌俱寂，什麼聲音也聽不見。打開臺燈，父親在溫暖的燈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張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時我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邊上，花影和湖光襯托著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親，怎麼也看不出是一個八十多歲的人。沒有想到，這竟是我為他拍的最後一張照片！

一個月前，父親突然去世。那天母親來電話，說父親氣急，情況不好，讓我快去。這時，正有一個不速之客坐在我的書房裏，是從西安來約稿的一個編輯。我趕緊請他走，還是耽誤了五六分鐘。送走那不速之客後，我便拼命騎車去父親家，平時需要騎半個小時的路程，只用了十幾分鐘，也不知這十幾裏路是怎麼騎的，然而我還是晚到了一步。父親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鐘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氣管，他只是輕輕地說了兩聲：“我透不過氣來……”便昏迷過去，再也沒有醒來。救護車在我之前趕到，醫生對垂危的父親進行了搶救，終於無功而返。我趕到父親身邊時，他平靜地躺著，沒有痛苦的表情，臉上似乎略帶微笑，就像睡著了一樣。他再也不會笑著向我伸出手來，再也不會向我傾訴他的病痛，再也不會關切地詢問我的生活和創作，再也不會拄著拐杖跑到書店和郵局，去買我的書和發表有我文章的報紙和刊物，再也不會在電話中笑聲朗朗地和孫子聊天……父親！

因為父親走得突然，子女們都沒有能送他。父親停止呼吸後，我是第一個趕回到他身邊的。我把父親的遺體抱回到他的床上，為他擦洗了身體，刮了胡子，換上了幹凈的衣褲。這樣的事情，父親生前我很少為他做，他生病時，都是母親一個人照顧他。小時候，父親常常帶我到浴室裏洗澡，他在熱氣蒸騰的浴池裏為我洗臉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記得，想不到，我有機會為父親做這些事情時，他已經去了另外一個世界。父親，你能感覺我的擁抱和撫摸麼？

父親是一個善良溫和的人，在我的記憶中，他的臉上總是含著寬厚的微笑。從小到大，他從來沒有罵過我一句，更沒有打過一下，對其他孩子也是這樣。也從來沒有見到他和什麼人吵過架。父親生於1912年，是清王朝覆滅的第二年。祖父為他取名鴻才，希望他能夠改變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一生中，有過成功，更多的是失敗。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是家鄉的傳奇人物：一個貧窮的佃戶的兒子，靠著自己的奮鬥，竟然開起了好幾家興旺的商店，買了幾十間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羨慕的成功者。家鄉的老人，至今說起父親依舊肅然起敬。年輕時他也曾冒過一點風險，抗日戰爭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槍口的封鎖下，他搖著小船從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貨物運回家鄉，既為父老鄉親做了好事，也因此發了一點小財。抗戰結束後，為了使他的店鋪裏的職員們能逃避國民黨軍隊“抓壯丁”，父親放棄了家鄉的店鋪，力不從心地到上海開了一家小小的紡織廠。他本想學那些叱咤風雲的民族資本家，也來個“實業救國”，想不到這就是他在事業上衰敗的開始。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親的小廠是微乎其微的小蝦米，再加上他沒有多少搞實業和管理工廠的經驗，這小蝦米順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魚和螃蟹們的美餐。他的工廠從一開始就虧損，到解放的時候，這工廠其實已經倒閉，但父親要面子，不願意承認失敗的現實，靠借債勉強維持著企業。到公私合營的時候，他那點資產正好夠得上當一個資本家。為了維持企業，他帶頭削減自己的工資，減到比一般的工人還低。他還把自己到上海後造的一幢樓房捐獻給了公私合營後的工廠，致使我們全家失去了存身之處，不得不借宿在親戚家裏，過了好久才租到幾間石庫門裏弄中的房間。於是，在以後的幾十年裏，他一直是一個名不符實的資本家，而這一頂帽子，也使我們全家消受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我的童年時代，家裏一直是過著清貧節儉的生活。記得我小時候身上穿的總是用哥哥姐姐穿過的衣服改做的舊衣服，上學後，每次開學前付學費時，都要申請分期付款。對於貧窮，父親淡然而又坦然，他說：“窮不要緊，要緊的是做一個正派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我們從未因貧窮而感到恥辱和窘困，這和父親的態度有關。“文革”中，父親工廠裏的“造反隊”也到我們家裏來抄家，可廠裏的老工人知道我們的家底，除了看得見的家具擺設，家裏不可能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來抄家的人說：“有什麼金銀財寶，自己交出來就可以了。”記得父親和母親耳語了幾句，母親便打開五鬥櫥抽屜，從一個小盒子裏拿出一根失去光澤的細細的金項鏈，交到了“造反隊員”的手中。後來我才知道，這根項鏈，還是母親當年的嫁妝。這是我們家裏惟一的“金銀財寶”……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隊”闖到我們家帶走了父親。和我們告別時，父親非常平靜，毫無恐懼之色，他安慰我們說：“我沒有做過虧心事，他們不能把我怎麼樣。你們不要為我擔心。”當時，我感到父親很堅強，不是一個懦夫。在“文革”中，父親作為“黑七類”，自然度日如年。但就在氣氛最緊張的日子裏，仍有廠裏的老工人偷偷地跑來看父親，還悄悄地塞錢接濟我們家。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我由此了解了父親的為人，也懂得了人與人之間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關系。父親一直說：“我最驕傲的事業，就是我的子女，個個都是好樣的。”我想，我們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有一些作為，和父親的為人，和父親對我們的影響有著很大關系。

記憶中，父親的一雙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揮動……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遠足，都是父親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遠遠地向我揮動著手，佇立在路邊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見……

第一次送別是我小學畢業，我考上了一所郊區的住宿中學，那是六十年代初。那天去學校報到時，送我去的是父親。那時父親還年輕，鼓鼓囊囊的鋪蓋卷提在他的手中並不顯得沈重。中學很遠，坐了兩路電車，又換上了到郊區的公共汽車。從窗外掠過很多陌生的風景，可我根本沒有心思欣賞。我才十四歲，從來沒有離開過家，沒有離開過父母，想到即將一個人在學校裏過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緊張。一路上，父親很少說話，只是面帶微笑默默地看著我。當公共汽車在郊區的公路上疾馳時，父親望著窗外綠色的田野，表情變得很開朗。我感覺到離家越來越遠，便忐忑不安地問：“我們是不是快要到了？”父親沒有直接回答我，指著窗外翠綠的稻田和在風中飄動的林蔭，答非所問地說：“你看，這裏的綠顏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發現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肩胛，又說：“你聞聞這風中的味道，和城市裏的味道不一樣，鄉下有草和樹葉的氣味，城裏沒有。這味道會使人健康的。我小時候，就是在鄉下長大的。離開父母去學生意的時候，只有十二歲，比你還小兩歲。”父親說話時，撫摸著我的肩胛的手始終沒有移開，“離開家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季節，比現在晚一些，樹上開始落黃葉了。那年冬天來得特別早，我離家才沒有幾天，突然就發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裏的莊稼全凍死了。我沒有棉襖，只有兩件單衣褲，冷得瑟瑟發抖，差點沒凍死。”父親用很輕松的語氣，談著他少年時代的往事，所有的艱辛和嚴峻，都融化在他溫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父親並不是一個深沈的人，但談起遙遠往事的時候，盡管他微笑著，我卻感到了他的深沈。那天到學校後，父親陪我報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寢室，幫我鋪好了床鋪。接下來，就是我送父親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門口。在校門口，父親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頭，然後笑著說：“以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開始不習慣，不要緊，慢慢就會習慣的。”說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門。我站在校門裏，目送著父親的背影。校門外是一條大路，父親慢慢地向前走著，並不回頭。我想，父親一定會回過頭來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幾米遠時，父親回過頭來，見我還站著不動，父親就轉過身，使勁向我揮手，叫我回去。我只覺得自己的視線模糊起來……在我少年的心中，我還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對父親是如此依戀。

父親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那次，是出遠門，我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當時，父親是“有問題”的人，不能隨便走動，他只能送我到離家不遠的車站。那天，是我自己提著行李，父親默默地走在我身邊。快分手時，他才吶吶地說：“你自己當心了。有空常寫信回家。”我上了車，父親站在車站上看著我。他的臉上沒有露出別離的傷感，而是帶著他常有的那種溫和的微笑，只是有一點勉強。我知道，父親心裏並不好受，他是怕我難過，所以盡量不流露出傷感的情緒。車開動了，父親一邊隨著車的方向往前走，一邊向我揮著手。這時我看見，他的眼睛裏閃爍著晶瑩的淚光……

父親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學去報到那一天。這已經是1978年春天。父親早已退休，快七十歲了。那天，父親執意要送我去學校，我堅決不要他送。父親拗不過我，便讓步說：“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這次父親送我的路程比前兩次短得多，但還沒有走出弄堂，我發現他的腳步慢下來。回頭一看，我有些吃驚，幫我提著一個小包的父親竟已是淚流滿面。以前送我，他都沒有這樣動感情，和前幾次相比，這次離家我的前景應該是最光明的一次，父親為什麼這樣傷感？我有些奇怪，便連忙問：“我是去上大學，是好事情啊，你幹嘛這樣難過呢？”父親一邊擦眼淚，一邊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為什麼總是我送你離開家呢？我想我還能送你幾次呢？”說著，淚水又從他的眼眶裏湧了出來。這時，我突然發現，父親花白的頭發比前幾年稀疏得多，他的額頭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過的皺紋。父親是有點老了。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兒女的長大，總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為代價的，這過程，總是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悄悄地進行，沒有人能夠阻擋這樣的過程。

父親中年時代身體很不好，嚴重的肺結核幾乎奪去了他的生命。曾有算命先生為他算命，說他五十七是“騎馬過竹橋”，兇多吉少，如果能過這一關，就能長壽。五十七歲時，父親果真大病一場，但他總算搖搖晃晃地走過了命運的竹橋。過六十歲後，父親的身體便越來越好，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要年輕十幾二十歲，曾經有人誤認為我們父子是兄弟。八十歲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歲的人，說話，走路，都沒有老態。幾年前，父親常常一個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來，只要樓梯上響起他緩慢而沈穩的腳步聲，我就知道是他來了，門還沒開，門外就已經漾起他含笑的喊聲……四年前，父親摔斷了脛股骨，在醫院動了手術，換了一個金屬的人工關節。此後，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著，一下子老了許多，再也沒有恢復以前那種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門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時候，他還會柱著拐杖來我家。

在我的所有讀者中，對我的文章和書最在乎的人，是父親。從很多年前我剛發表作品開始，只要知道哪家報紙雜誌刊登有我的文字，他總是不嫌其煩地跑到書店或者郵局裏去尋找，這一家店裏沒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買到為止。為做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很慚愧，覺得我的那些文字無論如何不值得父親去走這麼多路。然而再和他說也沒用。他總是用欣賞的目光讀我的文字，盡管不當我的面稱贊，也很少提意見，但從他閱讀時的表情，我知道他很為自己的兒子驕傲。對我的成就，他總是比我自己還興奮。這種興奮，有時我覺得過分，就笑著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的兒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駁我，只是開心地一笑，像個頑皮的孩子。在他晚年體弱時，這種興奮竟然一如十數年前。前幾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書，準備在南京路的新華書店為讀者簽名。父親知道了，打電話給我說他要去看看，因為這家大書店離我的老家不遠。我再三關照他，書店裏人多，很擠，千萬不要湊這個熱鬧。那天早晨，書店裏果然人山人海，賣書的櫃臺幾乎被熱情的讀者擠塌。我欣慰地想，好在父親沒有來，要不，他撐著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煩了。於是我心無旁鶩，很專註地埋頭為讀者簽名。大概一個多小時後，我無意中擡頭時，突然發現了父親，他拄著拐杖，站在遠離人群的地方，一個人默默地在遠處註視著我。唉，父親，他還是來了，他已經在一邊站了很久。我無法想像他是怎樣拄著拐杖穿過擁擠的人群上樓來的。見我擡頭，他沖我微微一笑，然後向我揮了揮手。我心裏一熱，筆下的字也寫錯了……

去年春天，我們全家陪著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邊上住了幾天。每天傍晚，我們一起湖畔散步，父親的拐杖在白堤和蘇堤上留下了輕輕的回聲。走得累了，我們便在湖畔的長椅上休息，父親看著孫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邊蹦跳，微笑著自言自語：“唉，年輕一點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歸宿，雨果說它是“最偉大的平等，最偉大的自由”，這是對死者而言，對失去了親人的生者們來說，這永遠是難以接受的事實。父親逝世前的兩個月，病魔一直折磨著他，但這並不是什麼不治之癥，只是一種叫“帶狀皰疹”的奇怪的病，父親天天被劇烈的疼痛折磨得寢食不安。因為看父親走著去醫院檢查身體實在太累，我為父親送去一輛輪椅，那晚在他身邊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紅腫，說話很吃力，很少開口，只是微笑著聽我們說話。臨走時，父親用一種幽遠悵惘的目光看著我，幾乎是乞求似的對我說：“你要走？再坐一會兒吧。”離開他時，我心裏很難過，我想以後一定要多來看望父親，多和他說說話。我決沒有想到再也不會有什麼“以後”了，這天晚上竟是我們父子間的永別。兩天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父親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過電話，在電話裏，我說明天去看他，他說：“你忙，不必來。”其實，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邊，和他說話，這是我知道的，但我卻沒有在他最後的日子裏每天陪著他！記得他在電話裏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自己多保重。”父親，你自己病痛在身，卻還想著要我保重。你最後對我說的話，將無窮無盡回響在我的耳邊，回響在我的心裏，使我的生命永遠沈浸在你的慈愛和關懷之中。父親！

現在，每當我一人靜下心來，面前總會出現父親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樣，對著我微笑。他就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向我揮手，就像許多年前他送我時，在路上回過頭來向我揮手一樣，就像前幾年在書店裏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揮手一樣……有時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實就像匆忙的揮手一樣，揮手之間，一切都已經過去，已經成為過眼煙雲。然而父親對我揮手的形象，我卻無法忘記。我覺得這是一種父愛的象征，父親將他的愛，將他的期望，還有他的遺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這輕輕一揮手之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