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熙（1933～），河北玉田人，作家。著有《大墻下的紅玉蘭》、《北國草》、《走向混沌》、《歐行書簡》等作品。

母親的鼾歌，對我這個年過五十的兒子來說，仍然是一支催眠曲。

在我的記憶裏，她的鼾聲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那個年月，我從晉陽勞改隊回來，和母親、兒子躺在那張吱呀吱呀作響的舊床板上，她沒有打過鼾。她睡得很輕，面對著我側身躺著，仿佛一夜連身也不翻一下；惟恐把床弄出聲響，驚醒我這個遠方遊子的睡夢。夜間，我偶然醒來，常常看見母親在睜著眼睛望著我，她可能是凝視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魚尾紋吧！

“媽媽，您怎麼還沒睡？”

“我都睡了一覺了。”她總是千篇一律地回答。

我把身子翻轉過去，把脊背甩給了她。當我再次醒來，像向日葵尋找陽光那樣，在月光下扭頭打量母親多皺紋的臉龐時，她還在睜著酸澀的眼睛。

“媽媽，您……”

“我剛剛睡醒。”她不承認她沒有睡覺。

我心裏清楚，在我背向她的時候，母親那雙枯幹無神的眼睛，或許在凝視兒子黑發中間鉆出來的白發，一根、兩根……

我真無法計數，一個歷經苦難的普通中國女性，她體軀內究竟蘊藏著多少力量。年輕時，爸爸被國民黨追捕，肺病復發而悲憤地離去。她帶著年僅四歲的我，開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我沒有看見過她的眼淚，卻聽到過她在我耳畔唱的搖籃曲：

狼來了，

虎來了，

馬猴背著鼓來了！

風搖晃著冀東平原上的小屋，樹梢像童話中的怪老人，發出尖厲而又顯得十分悠遠的聲響。我在這古老的童謠中閉合了眼簾，到童年的夢境中去遨遊：

騎竹馬。

摘野花。

放鞭炮。

過家家。

……

她呢！我的媽媽！也許只有我在夢中憩睡的時刻，她才守著火炭早已熄滅的冷火盆獨自神傷吧？！

我不曾忘記，在那滴水成冰的嚴冬，母親怕我鉆冷被窩，總是把我的被褥先搬到炕頭上；她怕被窩兒熱度不夠，久久地坐在我鋪好的棉被上，直到焐熱了被窩為止。我年幼，不理解母親那顆癡心，死活不睡熱炕頭；她只好把被窩又搬回到炕的那一邊去，催我趁熱躺下。炎陽似火的夏季，母親怕我和小夥伴們到河裏去玩水時淹死，不斷嚇唬過我：河裏可有水鬼，專拉住小孩的腿不放。除此之外，她還發明了檢查我是否下河去遊泳了的土辦法。她用指甲在我赤裸著的脊梁上滑一下，如果在我黧黑的皮肉上劃出明顯的白道道，就要抓起掃炕用的掃帚疙瘩——但是那掃帚疙瘩從沒落到過我的身上。

我不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幹的都是一件件讓母親憂心的事情：和小夥伴們在墻頭上追逐，掉下來摔死了過去；和小夥伴們玩“攻城”遊戲，石頭砸傷了我的左眉骨，再往下移上一寸，我就變成了獨眼少年。為了給“野馬”拴上籠頭，更為了讓我上學求知，當我十幾歲時，一輛帶布篷的馬車，連夜把我送到了唐山——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車，從唐山來到了北平。母親像影子一樣跟隨我來了，為了交付學費，她賣掉了婚嫁時的首飾，在內務部街，二中斜對過的一家富戶當洗衣做飯的保姆。當我穿著戴有二中領章的幹凈制服，坐在課堂上學習的時候，同學們不知道我的母親，此時此刻正汗流浹背地為太太小姐們洗臟衣裳呢！母親也想像不到，她靠汗水供養的兒子，並不是個好學生——他辜負了母親的含辛茹苦，因為在代數課上常常偷看小說，考試分得過“雞蛋”。在學校布告欄上，寥寥幾個因一門理科考試不及格而留級的學生中，他就是其中的一個。我不是為苦命的媽媽解憂，而是增加她額頭上的皺紋。回首少年時光，這是兒子對母親最嚴酷的打擊！

她沒有為此垂淚，也沒有過多地譴責我，只是感嘆父親去世太早，她把明明是兒子的過失，又背在自己的肩上：“怨我沒有文化，大字識不了幾升；你爸爸當年考北洋工學院考了個第一，如果他還活在人間的話，你……”啊！媽媽，當我今天回憶起這些話時，我的眼圈立刻潮濕了——我給你苦澀的心田裏，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呵！

可是母親一如既往，洗衣、做飯、刷碟、掃地……兩只幼小就纏足了的腳，支撐著苦難的重壓，在命運的回腸小路上，默默地走著她無盡的長途。星期六的晚上，我照例離開二中宿舍，和她在一起度過周末，母子倆擠在廚房間的一個小床上安息。記得那時，她從不打鼾，我還在幽暗的燈光下看小說，她就睡著了。母親呼吸勻稱，面孔恬淡安祥，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沒意識到她心靈上的沈重負荷……

母親！這就是母親的一幅肖像。她心裏有的只是自我犧牲，而沒有任何索取。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闊佬帶著家眷去了臺灣。母親和我從北京來到通縣（當時我叔叔在通縣教書），怎奈嬸嬸不能容納我母親立足，在一個飄著零星小雪的冬晨，她獨自返回冀東故裏去了。

十六歲的我，送母親到十字街頭。在這離別的一瞬間，我第一次感到母親的可貴，第一次意識到她的重量。我惜別地拉著她的衣袖說：

“媽媽！您……”

“甭為我耽心。”她用手撫去飄落在我頭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樣。”

“嗯。”我低垂下頭來。

“快回去吧！你們該上第一堂課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頭來。

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窩上的淚痕，又系上我的棉襖領扣，叮嚀我說：“逢年過節，回村裏去看看媽就行了。媽生平相信一句話，沒有淌不過去的河。你放心吧！”

我固執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車站。

她執意地要我馬上回到學校課堂。

我服從了。但我三步一回頭，兩步一張望，直到母親的身影，湮沒在茫茫的霧幕之中，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麼最珍貴的東西一樣，返身向公共汽車站瘋了似的追去。

車，開了。輪子下揚起一道雪塵。

從這天起，我好像一下子變得成熟了。像幼雛脫掉了待食的嫩黃嘴圈，像小鳥長出豐滿的羽毛——我提前邁進了青年人的門坎。當時，我經常做著一個十分類似的夢，不是我背著母親過河，就是夢見我背著她爬山過嶺；更奇怪的是，我有時還夢見我變成了姥姥家那匹白騾子，馱著母親在鄉間的古道上往前走。一句話——我內心萌生了對母親的強烈內疚。

新中國的春陽給予了我溫暖。我逐漸理解到母親所承受的痛苦，不是她一個人的痛苦，而是舊社會年輕喪夫的婦女命運的一個縮影。兒時，我聽我姨姨們告訴我，我母親在姐妹中排行第三，是姐妹中最漂亮的；脾氣麼！外柔內剛。我這時似乎充分認識了母親的韌性；她為了撫養我，舍棄了她所有的一切。我發奮地讀書，我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當我在1950年秋天，背著行囊離開古老的通州城，到北京師範學校去報到後馬上給她寄了一封信。第一個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鄉去探望母親。

踏過兒時嬉鬧的村南小河的渡石，穿過兒時搖頭晃腦背誦過“人、手、口、刀、牛、羊”的大廟改成的學堂，在石墻圍起的一個院落東廂房裏，我看見了闊別了兩年多的母親，和兒時差點把我變成“獨眼少年”的小夥伴們。

在母親那間屋子，人聲喧沸：

“哎呀！丫頭（我的乳名）回來了！”

“變成‘洋’學生啦！”

“在北京見到過毛主席嗎？”

“多在老家住幾天吧！你媽想你想壞了！”

母親只是微微笑著，仿佛我回訪故土給她帶來了什麼榮譽似的。我仔細凝視著我的母親，她比前兩年顯得更健壯了些。故鄉的風，故鄉的水，撫去她眼角上的細碎皺紋，洗凈了她寄人籬下為炊時臉上的煙灰。盡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員，鄉親們深知她喪夫後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感嘆她的命運坎坷，因而給她定了個中農成分。鄉親們又看她孑然一身，生活充滿了艱辛，要她加入了變工的互助組。母親做一手好針線活，在互助組內她為組員拆拆補補，鄉親為她種那四畝山坡地。

更深，油燈亮著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親躺在滾燙的熱炕上，說著母子連心的話兒：

“媽媽，我讓您受苦了。”這句早該說的話，說得太晚了。

“沒有又留級吧？”顯然，我留了一級的事情，給她心靈上留下傷疤。

“不但沒有留級，我還在報紙上開始發表文章了呢！”我從草黃色的破舊背包裏，拿出來刊登我處女作的《新民報》和《光明日報》，遞給了她。

至今我都記得母親當時的激動神色。她把油燈挑得亮了一些，從炕上半翹起身子，神往地凝視著那密密麻麻的鉛字。

“媽媽！您把報紙拿倒了。”

她笑了。

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欣慰的微笑。這笑容不是保姆應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為了使兒子高興強作出來的微笑，而是從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親的嘴角眉梢。

她是帶著微笑睡去的。不知為什麼，我心裏卻充滿了酸楚之感——我第一次把童貞的淚水，獻給了我苦命的媽媽。特別是在靜夜裏，我聽見她輕輕的鼾聲，我無聲地哭了。可是當我第二天早晨，問媽媽為什麼打鼾時，她回答我說：“我打鼾不是由於勞累，而是因為心安了！”

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我被調到《北京日報》當了記者、編輯。第一件事，就是把母親從故鄉接進北京。果真像她說得那樣，由於心神安定，她幾乎夜夜都發出微微的鼾聲。久而久之，我也養成了一種心理上的條件反射，似乎只有聽到母親的鼾聲，我才能睡得更踏實，連夢境仿佛也隨著她的鼾歌而變得更為絢麗。

只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後我再難以聽到她的鼾聲了。我和我愛人踏上了風雪淒迷的漫漫驛路，家裏只剩下她和我那個剛剛落生的兒子。她的苦難重新開始，像孑然一身撫養我那時一樣，撫養她的孫子。“文革”期間，我偶然得以從勞改隊回來探親，母親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雛的一只老鳥，警覺地環顧著四周；即使是夜裏，她也好像徹夜地睜著眼睛。

掛上牌子去串巷掃街。

拐著兩只纏足小腳去挖防空洞。

她蒼老了。白發披頭，衣衫襤褸。但她用心血撫養的第二代——卻是衣衫整潔品學兼優的挺拔少年。

“媽媽。”在夜深人靜時，我安慰她說，“我怕您……怕您……支撐不住，突然……”

“沒有淌不過去的河。”她還是這樣回答。

“您把我拉址大了，又拉址孫子……”

“只要你在井下（當時我在山西一個勞改礦山挖煤）能平平安安，家裏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母親確實堅強得出奇。有時我要替她去掃街，她總是從我手裏搶過掃帚，親自去幹掃街的活兒。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側面看去就像一個大大的？號。那樣子像是在叩問大地，這個歲月哪一天才能結束？！這汙跡斑斑曲折的路，哪兒才是它的盡頭？！

1979年的元月6日，我終於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她從那一天起又開始打鼾了。我住在上鋪上，靜聽著母親在下鋪打的鼾歌，內心翻江倒海，繼而為之淚落。後來，我們從十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團結湖，我常常和母親同室而眠，靜聽她像搖籃曲一樣的鼾歌。

說起來，也真令人費解，我怕聽別人的鼾聲，卻非常愛聽母親的鼾歌。八二年我去石家莊開會，同室的劉紹棠鼾聲大作，半夜我逃到流沙河的房子裏去逃避鼾聲；哪知流沙河打鼾的本事也很高明，我只好逃到另一間屋去睡覺。我一夜三遷，徹夜未能成眠。

只有母親的鼾聲，對我是安眠劑。盡管她的鼾聲，和別人沒有任何差別，但我聽起來卻別有韻味；她的鼾聲既是兒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飽經滄桑人的鼾歌，贊美著這個來之不易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