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廷芳（1936～），浙江衢縣人。著有《現代藝術的探險者》、《卡夫卡——現代文學之父》、《現代審美意識的覺醒》等。

第一次見楊絳，是她的背影：上穿一件短袖衫，撐著一把小陽傘，剛剛走進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科院前身）大院，往文學所的方向走去。只見她個兒中等，身材勻稱，皮膚白皙，步履輕盈、端莊，是個名副其實的“窈窕淑女”。那是1964年夏天，我剛進外國文學所，當時該所正與文學所“分家”，楊絳歸屬外文所，所以後來就有許多機會見到她的音容笑貌。她那時約摸五十開外，沒有一般知識女性常有的矜持，見人總是和顏悅色，說話慢條斯理，舉止溫文爾雅。這時楊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個才貌雙全的女子，又是個“文弱書生”。

但很快，“文革”一來就改變了我這個印象。那場突如其來的傾盆大雨迫使一個個所謂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低下他們高貴的頭，面對一張張大字報的滿篇不實之詞，人們只能咽下痛苦的淚水，敢怒而不敢言。但在學部大院內卻發生一起例外：一張“揭發”“反動學術權威”錢鐘書的大字報竟被另一位“資產階級權威”提出質疑；她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那張大字報的一角，對大字報中的不實之詞進行澄清。此人不是別人，正是上述的“弱女子”楊絳。不用問，她的“膽大包天”不可能不受到懲罰。她馬上被揪到本單位大會議室，與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示眾。他們一個個被勒令屈辱地低著頭，出乎人們意外，偏偏楊絳拒絕服從，她滿面怒容地昂著頭！人們斥問她為什麼如此頑固？她怒不可遏地跺著腳吼道：“就是不符合事實！就是不符合事實！……”那形象真像一頭憤怒的猛獅。楊絳的這一大無畏之舉，使在座的“革命群眾”中的許多年長和年輕的同事心中引起共鳴或靈魂震撼。從此我對她刮目相看，覺得在她的柔弱的外表之內，蘊含著剛直不阿的精神情操和對丈夫的真摯、深厚的愛。這是我與楊絳共事三十余年來，她給我留下的第一個最深刻的印象。

學部當時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中宣部閻王殿分殿”，就是說它是個人人需要“脫胎換骨”的單位。在“走‘五七’道路”的颶風席卷而來時，它幹脆利落地“一鍋端”被端到了河南信陽下“五七”幹校，連老弱病殘者，甚至像俞平伯這樣的耄耋之年的大學者也不能例外，幹校學員原則上是自食其力的，所以蓋房子、種莊稼、養豬、種菜，樣樣都幹。當然有分工，我與楊絳等八九個人被編在“菜園班”。菜園是需要日夜看守的，所以連部（一個所為一連）為我們在菜地裏蓋了個簡陋的“窩棚”，夜間由鄒荻帆（即《幹校六記》中的“小趨”）、張振輝和我三人合住，白天則由楊絳單獨看守。楊絳是個勤奮的學者，豈肯讓時間白白流失？於是她就利用這個機會看書和寫東西，寫她每天的見聞和內心感受。其中相當部分是書信，它們的主要接受者是她最親密的伴侶錢鐘書先生。錢老當時是文學所“連隊”的通訊員，每天往返於該連隊與公社郵電所之間：送信和取信。他每天所經過的這條路與我們的窩棚的最近距離不過百十來步，所以他每天都要順便來窩棚看看妻子，彼此談談心。這時候楊先生便把一天來寫的信或稿子交給錢先生，以進行更深層的情感交流，真是“相濡以沫”。這一動人的情景持續了整整一年，直到1971年7月我們奉命遷到另一個“校”址為止。從“文革”初期為捍衛錢先生的人格尊嚴而挺身而出，到幹校七百多個日日夜夜的低聲傾訴，充分表現了楊絳的崇高氣節和對愛的執著。她與錢先生一生共度的可謂真正的銀婚、金婚、鉆石婚，堪稱當今美好婚姻的楷模。

當時全國正在開展清查“5.16”運動，學部被林彪、江青之流宣布為“‘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大本營”，學部的人就是奉命帶著這個任務下幹校的，逼供信、批鬥會…弄得雞飛狗叫，不少年輕人不堪迫害，含冤自盡。因此而死的人（包括被打死的人），學部有22人之多。其中一個就埋在我們一塊菜地的旁邊。一天勞動休息時，大家正在地頭聊天，忽然，只見楊先生若有所思地看著那個土堆，然後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這個墳頭光禿禿的，什麼覆蓋的東西也沒有，死者該多冷啊……”大家不禁愕然，對楊先生的這句話驚詫莫名，因為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後來，直到學部“一鍋端”回北京才知道，楊先生在北師大教書的女婿，她的惟一的一個愛女的丈夫當時也在清查“5.16”運動中被迫害致死了！那一句話無疑是她觸景傷情的流露。但在幹校整整兩年過程中，她始終與大家有說有笑，一點也看不出是個精神上正遭受巨大打擊、隱忍著巨大悲痛的人，（無怪乎她跟錢先生有那麼多寫不完的信，這無疑是一種減輕內心隱痛的途徑啊）。由於她的平易近人，我們都喜歡稱呼她“楊老太”（其實那時她才不過五十八九）。有一次我們跟她開玩笑：要她請大家吃西瓜。楊先生則笑嘻嘻地、卻頗為俏皮地說：“說心裏話，我倒是很願意請大家吃的呀，只是說不定什麼時候又說我拉攏群眾，……”聽她這話，心裏不禁湧起一陣酸楚，覺得像她這樣年齡的人，畢竟比我們要多一重精神負擔。但她想與群眾相融合的表示，確是她的心裏話。記得有一次她在全所大會上說：“……這次下來的主要收獲是使我有機會跟群眾打成一片。”

楊先生曾是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的高材生，主修英國文學，也搞創作。“那時我們可真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吃完飯就回宿舍看書。”難怪，她的學問有那麼紮實的功底：不僅精通英文，掌握法文，而且漢語也很過硬。所以閱讀她的譯文，流利酣暢，很少翻譯的斧鑿。在勞動休息的神聊中，我們才得知她這方面的個中奧秘：“我翻譯的時候，很少逐字逐句地翻，一般都要將幾個甚至整段原文句子拆散，然後根據原文的精神，按照漢語的習慣重新加以組織。”這樣的譯法當然要費時費力多了。所以楊先生說：“我翻譯很慢，平均每天也不過五百字左右。”她的這種嚴謹治學態度不禁讓我們這些後生肅然起敬。

提起楊先生的翻譯，她還有一個美談：她的《堂吉訶德》翻譯工程。盡管在這之前，即1959年，她的翻譯成果已相當可觀，但她遠未滿足，還決心博取一項新的、更大的階段性成就。為此她選中了西班牙偉大作家塞凡提斯的這部代表作。這部楊先生極為喜愛的世界名著當時一直還沒有直接從西班牙原文翻譯的譯本。為了攻下這一堡壘，年過半百的楊絳決心重新鍛造武器：再學一門新的語言——西班牙語。經過近二十年心血的付出，一部七十萬字的漢譯本《堂吉訶德》終於於1978年以嶄新的面貌問世了，填補了我國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的一個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國的高度評價，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親自向譯者頒獎。這是我國文學翻譯界少有的殊榮，譯者當之無愧。

《幹校六記》出版後。立即引起讀書界的熱烈反響。這本小書使我產生的驚訝不亞於作者當年在上面提及的那次批鬥會上的表現。它在好幾個方面與相關情景形成巨大的反差。學部幹校作為清查“5.16”的“大本營”，充滿“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作為這場運動直接受害者的親屬，她內心承受著多麼大的隱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出現在《六記》裏的學部幹校卻是個和平寧靜的田園，作者沒有任何對荒謬的激動，沒有半句對邪惡的抗議，這與當年批鬥會上的楊絳判若兩人。這是一種美學追求——不讓政治摻和藝術，還是一種藝術手法——以異常的“靜”反襯出巨大的“動”？抑或是一種真的超脫和寬容？不管如何，她的親密伴侶錢先生對此“不無異議”，他在為《六記》寫的序言裏不得不把那場人為的“階級鬥爭”指了出來，並加以嚴正的譴責，從而把林彪、“四人幫”制造的這一特大政治冤案第一次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然而，楊先生給我最強烈的印象還是近幾年，即錢先生最後住院以來。錢先生的最後住院意味著這一對賢達而恩愛的伉儷終於要分手了！這對於年邁的楊先生來說無疑是極為淒楚的事情。不過這畢竟是自然法則所使然，楊先生自然是有所精神準備的。萬萬沒有想到，這其間又遭受一個意外的更大的打擊：她和錢先生惟一的後代、剛滿花甲的錢瑗教授患了不治之癥！這不啻是雪上加霜！楊先生一生中對丈夫無事不吐露，惟獨這件事不能不向他隱瞞。但錢瑗是錢先生的掌上明珠，他怎麼能幾天、幾周之久看不到自己的愛女？在被催問得實在無奈時，楊先生只得說：女兒住院了，……但絕不能泄露“血癌”二字。向來思想敏銳、此時仍然神誌清楚的錢先生不久察覺到事情不妙了，他“命令”妻子：把女兒接回家，讓她來看我——不，讓我看看她！每逢這樣的窘境，楊先生總是讓淚水往肚子裏流，臉上卻絲毫不能流露陰沈的面容，相反，還要賠著笑容，繼續對丈夫重復那句瞞他的話：“等她再好一點，她就會來看你的。……”後來錢先生越來越明白：妻子有事在瞞著他，因此再見到她時，他把眼睛閉上，一句話不說：他生氣了。這位感情豐富的女子，此時其內心風暴之猛烈，別人是難以想像的。尤其在錢瑗去世時，我們真擔心，一個人如何能經受得了這樣的打擊！惟恐她身體會頂不住，甚至精神會搞垮。然而，直到錢先生去世和去世以後，她依然健康地、頑強地與命運搏擊著，仿佛他丈夫的、女兒的以及自己的智慧和情操統統凝聚成一種不可摧毀的精神力量，任何命運的襲擊都不能把她擊倒！這發生在一個“文弱書生”的女子身上，真是一個奇跡。

楊絳，不愧是偉大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