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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到1990，我在白家莊中紡街上的北京市八十中學度過了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六年。中紡街西北不到三里，就是後來著名的三里屯。

　　那時候，三里屯還只是一堆沒臉沒屁股的六層紅磚樓，除了離住著各種外國人的使館很近之外，和北京其他地方，和中國其他城市解放後建設的街區一樣，有個花壇，有個意氣風發的雕塑，有幾棵楊樹或者柳樹，沒有其他任何突出的地方了。

　　那時候，我那個中學是朝陽區唯一一個市重點中學，號稱朝陽區的北京四中。從生物學的角度，那是個偉大的中學，物種多樣化，出各種不靠譜的人才，羽毛球冠軍、清純知性女星、不嗑藥也對漢語有突出貢獻的足球解說員、著名央視五臺中層幹部等等。我上中學的時候，他們年紀也都不大，分別是體育優待生、大字比賽學區獲獎者、學校業余廣播員、校團委副書記。後來，還連續出了幾屆北京市高考狀元，那時候，我已經畢業很多年了，著名央視五臺中層幹部也快因為他的家事國事更加著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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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到1990年，在北京市，中紡街和三里屯在第一和第二使館區之間，盡管沒有任何酒吧，但是已經是個挺洋氣的地方了。我曾經想，三里屯和三元裏什麽關系。一個答案就是，這兩個地方都和洋人有關，我們過去在三元裏抗擊過英軍，我們將來或許在三里屯抗擊美軍。將來學生學歷史的時候，這兩個地名類似，好記。

　　我的同學，三分之一來自外交部，三分之一來自紡織部。這些同學都散住在中紡街和三里屯一帶。

　　外交部的子弟經常帶來我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比如能擦掉墨水痕跡的橡皮，介於二八和二六之間的可變速自行車，可以畫出圖形的卡西歐計算器。我問他們，他們爹媽在國外通常都做什麽，典型答案是，“我爸是北歐一個國家的武官，基本工作是滑雪和看當地報紙。”這些子弟，常年一個人住在三里屯一個巨大的房子裏，最多有個又瞎又聾的爺爺奶奶看管著，仿佛被外星人留在地球的後代。紡織部當時還沒被撤銷，紡織是中國當時最大的出口創匯行業。紡織部的子弟從穿著就可以看出來，腳上的耐克鞋、彪馬鞋都是原裝進口，款式都是王府井力生體育用品商店裏沒有的。當時正牌耐克鞋一雙最少一百多塊，當時我中午飯在學校食堂吃，八塊五包一個月，有葷有素，有米粥或菜湯。他們還有防雨的夾克衫，輕薄保暖的羊絨衣，大本大本人肉濃郁的內衣目錄。現在回想，他們出入學校，雨天不像落湯雞，冬天不像狗熊，心神中明白人事，他們仿佛錦衣日行的仙人。

　　我屬於那剩下的非外交部非紡織部的三分之一。我那時候懵懵懂懂，還不知道錄音機有貴賤之分，能出聲兒就好，能聽新概念英語錄音就好，就像不知道人有貴賤之分，長腿、長奶、帶毛就好。幼時的影響根深蒂固，我現在還是分不清B&W和漫步者音箱的區別，還是不知道人有貴賤之分。

　　我們這一代人，有一個其他人都沒有的精神財富。我們少年時，沒有現在意義的三裏屯，我們飽受貧窮但是沒有感受貧窮，長大之後心中沒有對社會的仇恨，有對簡單生活甚至簡陋生活的擔當。“我們窮過，我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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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沒有遊戲廳，沒有棋牌樂，沒有進口大片，除了念書，我常常一個人溜達。

　　出校門左拐，沿中紡街向西，最先遇見的是飴糖廠。不用看都知道，臭味濃重。那是一種難以言傳、難以忍受的甜臭，剛開始聞的時候，還感覺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膩臭，仿佛乾隆到處禦題的字。與之相比，我更喜歡管理不善的廁所的味道，慓悍淩厲，真實厚道，仿佛萬物生長著的田野。我從小喜歡各種半透明的東西：藕粉，漿糊，冰棍，果凍，文字，皮膚白的姑娘的手和臉蛋，還有高粱飴。但是自從知道飴糖廠能冒出這種臭味之後，我再也不吃高粱飴了。

　　飴糖廠北行五十米，是北京聯合大學機電學院。我們簡稱為機院，當時的校長常常惡毒地暗示，如果不好好學習，我們很有可能的下場是對門的機院。

　　飴糖廠旁邊是中國雜技團，不起眼的一棟樓，從來沒有看見有演員在樓外的操場上排練，可能演員們也怕飴糖廠的臭味吧。總覺得雜技排練應該是充滿風險的事情，時不常就該有一兩個演員從雜技團的樓裏摔出來，打破窗戶，一聲慘叫，一攤鮮血，一片哭聲，然後我們就能跑下教學樓去湊熱鬧，然後救護車呼嘯而至。但是，中學六年，這種事情一次都沒發生。

　　雜技團北邊是假肢廠，做胳膊、腿之類的，塑料的、矽膠的都有。我曾經晚上翻墻進入假肢廠的倉庫，偷過好幾條胳膊和大腿，留到現在，還沒派上用場。

　　雜技團北邊是三里裏屯汽車配件一條街，聽說當時北京街上被偷的車都在這裏變成零件，然後一件一件賣掉。後來，在三里屯北街火了之後，這裏去了汽配商店，添了粉酷、法雨之類東西，就成了三裏屯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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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配街往北，就是三里屯北街，也就是嚴格意義上的三裏屯。

　　我們的中學體育老師，軍事迷，精研中日戰爭史，總說“二十一世紀，中日必有一戰”，他覺得他有責任為中華民族準備好這場戰爭，總說“人種的強壯與否是關鍵”。一年十二個月裏，除了六、七、八、九月四個月，他都逼我們長跑。

　　我們跑出校門，跑到朝陽醫院，跑到城市賓館，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裏屯北街的交匯處，跑到兆龍飯店，跑回校門。

　　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裏屯北街的交匯處，每次都接近體育老師所謂的“極點”，一使勁兒，肺葉就被吐出來。每次堅持著，耷拉著舌頭東張西望，看著三裏屯長起來。現有交匯處東南角的小賣鋪，然後有三裏屯北街的臨建房，然後臨建房開始賣酒，然後小賣鋪砌成啤酒杯的形狀。

　　野蠻體育老師後來得了痔瘡，痔瘡後來厲害了，對我們的管束越來越松。上課就把我們撒出去跑步，回來就自己踢球，下課前不再集合。體育老師自己坐在一個破硬質遊泳圈上，曬太陽，痔瘡在遊泳圈中間懸空，不負重不受壓，他的表情愉悅幸福。

　　我們不著急回學校踢球的時候，在極點到來之前，不跑了，到三裏屯街角的小賣鋪一人買一瓶北京白牌啤酒，牙齒開瓶兒，躲進三裏屯北街的花壇，蛋屄蛋扯，就啤酒。

　　有人說，他在這附近常常見到黑人，伸出手來，手掌赤紅，仿佛猩猩。

　　有人說，他家的北窗正對著某使館，陽光好的時候，裏面的人出來曬太陽，只包裹乳房和下體，裸露其余，從窗子裏看過去，比魚肚還白皙。他說這段話的時候，眼睛突出，瞳孔擴張，鼻孔一張一合。武官的兒子說，他有他爸帶回來的望遠鏡，下午別上課了，一起去北窗瞭望。我們說：“同去，同去。”

　　有人說，看多沒勁啊，最好能摸，最好能抱。“初冬天，剛來暖氣，抱個人在被窩兒裏，美啊。”

　　估計在簡陋的環境裏，理解力發育也晚，我當時實在無法理解在被窩兒裏放另外一個人的好處，就像我無法理解體育老師痔瘡的痛苦一樣。我只是在旁邊安靜聽著，喝著啤酒，覺得歲月美好，時間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