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牛漢先生在谷川俊太郎中譯作品首發式上發言時談到古今中外的詩人，說他不喜歡普希金，因為他太高貴了。這在某種程度上出乎我的意料。牛漢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老詩人，他的作品、人品二十多年來一直令我心儀，我相信，他的話雖是脫口而出，但一定有很深的道理。說普希金高貴，大概與他的出身有關，他們家曾是“莫斯科最重要的‘書香門第’之一” (亨利·特羅亞著《普希金傳》)，是當年俄國詩人經常聚會的地方，他的父親原是沙皇的近衛軍軍官，是普氏家族勇猛高貴一派的最後代表人物；他的母親，是彼得大帝的寵臣——位有名的黑人王子漢尼拔的孫女。在他身上，有俄羅斯藝術巨匠的血液，也有非洲史詩人物的精氣。他受的是皇家教育，出入於宮廷和豪門望族之間，結交的是大臣、將軍、外交官和上流社會的名士淑女，情趣愛好、言談舉止自然無法與時尚絕緣。這些無疑都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貴族氣息，使他不能像涅克拉索夫那樣去切身感受並關註底層群體的生存。從這一角度看，牛漢先生的話自有其耐人尋味的深意。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能像牛漢先生那樣說我不喜歡普希金。對於我們這一代人，喜歡普希金曾像鐵板釘釘一樣不容置疑，他對我的影響烙印之深已到了無以抵消的地步。直到聽了牛漢先生的話，我才開始認真地想為什麼喜歡普希金，究竟喜歡普希金的什麼。除了接受教科書的熏染，普希金的傳奇生涯、絢爛文采、浪漫氣質、不羈個性都是吸引年輕人的必然要素。但僅有這些似乎已不能支持今天的我對他的好惡。最重要的或許基於我對下述問題的苦思冥想。

普希金出身名門，家世顯赫，無須努力便得享上流社會的榮華富貴，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窮盡畢生精力尚且求之不得的。他竟然不知珍惜，不在乎失去，偏偏要和給他帶來這一切的社會制度，以及代表這種制度的沙皇作對，一意孤行寫什麼《自由頌》、 《致大海》、《致察達爾耶夫》等勢必讓當權者感到忤午逆不尊的悖謬之作，宣揚什麼自由、平等這種只有法國的盧梭、伏爾泰之流才熱衷的異端邪說，壓根不害怕從別人幾世幾代恐怕爬不上去的臺階——靠近頂端的臺階上被一腳踢下，摔成齏粉，身敗而且名裂。自由，給誰自由；平等，與誰平等，把好東西給了那些下賤的農奴、委瑣的商人、頭腦簡單的士兵、嘯聚深山的叛匪、酒鬼、無賴和流浪漢，我們還剩什厶，按照今天的邏輯，作為既得利益階層中的一員，理應站在適當的位置口昌贊歌，當衛士，自覺地維持、維護這來之不易的格局，此乃責無旁貸應該堅守不易的正途。像普希金這樣有知識、有身份、有前途、有靠山的人竟去選擇與此相悖的道路，生活上放蕩不羈，思想上不肯就範，創作上無所顧忌，不聽招呼且不說，時不時地還要反戈一擊，全然不顧聖上的尊嚴和強大， “狂熱地設法制造災難”，這樣的逆子貳臣，不啻是傻帽中的傻帽，弱智中的弱智，害蟲中的害蟲，瘟疫中的瘟疫。流放、幽禁以及在決鬥中讓他結束生命，都已夠客氣，夠寬容，夠高看他了。但普希金最可貴的地方也正在這裏。

現在有好多人經常談到平民意識，不知道它確切的內涵是什麼，但它肯定不等於市民意識。平民身上最少平民意識。弱者最不同情弱者。等級觀念，向上爬的欲望，對權勢的渴盼，對人性的漠視，對當權者的順從，在既定的生存秩序中積久成習的慣性和惰性，在可憐的境地要厶只等待別人的可憐，要厶挖空心思攀龍附鳳，削尖了腦袋熬成個官兒，混成個腕兒，弄成個款兒，那種火燒猴兒似的急迫勁兒讓人看了心疼。像盧梭那樣，像普希金那樣，像十二月黨人那樣，呼喚人類平等，正視並珍視人性本身，蔑視種種權勢和權貴，以蚍蜉撼樹的勇毅反對專制和暴政，反對一切物化或隱形的約束與枷鎖，不惜犧牲自身的種種好處，甚至甘願獻出生命，這樣的人卻往往不是出身貴族，就是已躋身貴族之列。夜深人靜，走筆至此，我這個平民出身且仍為平民的小知識分子，心裏湧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滋味。

帶著這樣的眼光重新審視《自由頌》、 《致大海》、《致察達爾耶夫》等當年讀得爛熟的詩篇，我所感受到並被激發起的便不再僅僅是當年那種高昂狂熱的革命豪情，以及要推翻皇帝做皇帝、當家作主的強烈欲望，而是對普希金同情十二月黨人，將寫出一系列反對農奴制文章的察達爾耶夫這樣的人引為知己，以同道之儀贈詩勉勵有了更深一層的體味。讀著“同誌啊，請相信：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眼前會不停地閃現一二十年前看過的一部蘇聯電影《俄羅斯之星》的鏡頭，會一個勁兒地想著那些被殺或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與他們的妻子。只可惜在我們今天的電視和電影院裏再也看不到這樣的片子。而在西伯利亞的居民中據說至今保留著一個特別的風俗，每到夜間，家家窗臺上放一些食物和清涼飲料。這一風俗的起因，是當年十二月黨人逃出流放地夜間趕路時，饑餓難耐而又不忍打擾睡夢中的人們，常有人倒斃在雪地裏，因此老百姓為他們把食物和飲料放在窗臺上。彼此之間那種細致入微、體貼到位的關懷真是感人。我不能不嘆服，在一個寒冷異常的國度，天空竟有那厶迷人的星光，大地上有那麼持久的溫馨。擁有這一切的民族，什麼時候都有理由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