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裏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遊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好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

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為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為在這院裏捅了婁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裏，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們的晚餐桌上開始出現扁豆。不僅我們的餐桌，鄰居的餐桌也有這道中國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麼這樣強呢？爬到了架子的頂梢，無處再爬，就把帶著微紫小花的須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莢已炸裂，豆種已自擇落腳之地，第二代的苗兒已生長出來，東一株西一株，長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氣派。其實我很少去後院了，不願看一塊傷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卷一片，頂著花蕾卷向高處，又綴著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