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赤壁》·港片的陰面

吳宇森雖在好萊塢歷練多年，但他的這部《赤壁》卻不是一部好萊塢作品，而是一次港片素質的大爆發。

香港電影在八九十年代初居於強勢，強勢下自有陽剛表現，我這一代人的青春偶像便是香港黑幫分子，而不是革命烈士。具備友愛、勇敢等諸多中華傳統美德的黑幫分子，是香港電影的陽面，而自輕賤他的心態是其陰面。

商業片是陰陽互補的，大眾一方面需要被震懾，另一方面也需要發泄，崇拜欲和詆毀欲是大眾心理的陰陽兩面。崇拜，建立某種價值，產生一個強者，觀眾會有“我等於他”的感慨，於是感覺良好；詆毀，則是毀掉某種價值，產生一個弱者，觀眾會有“他不如我”的感慨，從而感覺良好。商業片的目的，就是讓人自信地活下去。

八十年代初的香港陰盛陽衰，充斥著《最佳損友》一類的自輕賤他的喜劇片，《英雄本色》很難找到投資，吳宇森最早是一個與港片陰面作鬥爭的導演，他鬥爭成功，掀開了英雄片浪潮。但港片的血統是陰陽雙全的，雖然他以陽面勝出，但他本具的陰面一有機會便會不可抑制地爆發，所以有了《赤壁》。

全世界大眾文化的陰面都是“幸災樂禍”式的，北野武在日本電視界相當於趙本山，一直自覺是大眾寵兒，結果他出車禍毀容後，發現日本人都很高興，他傷了心——大眾文化本就如此，其現象很多時候來自於嫉妒，所以一個明星會自嘲，是自我保護的最好手段。

而香港電影中的自嘲達到了自毀的程度，徐小鳳是香港一代歌後，五十多歲在舞臺上仍美得像女神一樣，但她樂於在《最佳拍檔》、《賭聖》系列裏出演惡俗肥婆，盡顯老醜——這恐怕是其他地區的“後”級人物難以做出的事情，比如好萊塢的影後嘉寶怕容顏衰老，破壞影迷心中的美好記憶而息影隱居。

巔峰人物為維持地位，總是要自尊自愛，這是常情，而香港的帝後們勇於丟人現眼，非把自己弄惡心了為止。幾乎香港的影帝都玩過屎尿，周潤發在《監獄風雲2》中表演過拉屎，鐘鎮濤在《賭聖2》中表演過摳屎，劉德華在《雷洛傳》中表演過淋屎，至於周星馳……此君的電影中，人體的各種排泄物都是點睛之筆。

按照西方心理學的說法，一個人有屎尿情結，說明心理深層未脫離兒童期，這類人在生活裏都很粗魯殘暴。但按照西方人的說法分析東方人，不見得準確。我將其稱為“畢加索式玩鬧”，畢加索回到西班牙故鄉，故鄉風景有著古典牧歌之美，美得令他不自在，認為只有在風景裏擺上一個尿池，自己才能舒服過來。因為喪失了古典情懷，所以要搞點破壞，搞得越不協調，心理越平衡。

港片的自我詆毀之風，來源於何處？中國文化的主流素來莊重，日本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是貴族文化，那麽可能是來自於日本。香港文化一定程度上受日本影響，日本有“搖屁股節”，就是讓平時威嚴的神職人員穿街走巷地大搖屁股，接受老百姓的嘲笑，歐洲的牧師們決不會做這種事。日本的動漫便毫不吝惜地自毀形象，即便寫的是一個劍聖、棋聖，這個至高無上的人物在耍帥之後，會突然尿急起來，或是變成了一坨屎，參見《棋魂》、《浪客行》。日本動漫的這個特點，大陸七零一代之上的人都會不太適應，我自小受的教育是“貫徹始終”的完整性，最容易打動我的是朝鮮，除了金正日沒有毛主席帥，算是微有瑕疵，朝鮮近乎十全十美。而港人與日本動漫一拍即合，周星馳承認他“無厘頭”的靈感，多是來自於日本漫畫。

中國男女私奔，是一逃萬裏；日本男女私奔，則是去跳海。地方小了，便容易自毀，這是生存的惶恐。香港也是局促之地，喪失了傳統的大陸無法承擔其精神依托，日本的惶恐必然會感染香港，但港式的惶恐比日本濃烈。如果說日本的價值顛覆，還維持在“無傷大雅”的小比例上，香港則呈現出徹底惡俗化的特點，其強大程度可以讓吳宇森在《赤壁》中蔑視好萊塢劇作法。

好萊塢劇作

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定義是“一種工業、一種藝術、一種精神力量”，而我們近年的大片只是將其作為一門生意。尼采用來批判瓦格納歌劇的理由，幾乎可以照搬來批判中國的大片：第一，那不是音樂，那是做戲，瓦格納以舞臺效果取代了音樂；第二，小心天才，這是個掩飾自己沒素養的詞匯。大眾通過追捧瓦格納，來掩蓋自己看不懂傳統歌劇。

《赤壁》是一部戰爭片，以好萊塢“一種精神力量”的標準衡量，戰爭片的精神力量是“我們的生活很美好，為了它，我願意付出血的代價”。越戰之後，老兵們發現生活糟透了，付出的代價不值，所以好萊塢的戰爭片一度絕跡，因為精神基礎崩潰了。以此論《赤壁》，其所要維護的美好是什麽？

吳宇森列舉了很多：給母牛接生，和孕婦做愛，耍兩句貧嘴，編編草鞋……倒是閑散愜意，但要以生命來換這些，似乎不值。那麽就是為了個政治理念——維護人權、保護百姓。但影片一開頭，諸葛亮就明確地說：“曹操要滅的是咱們，只要咱們逃了，老百姓就安全了，因為曹操要追咱們（大意）。”諸葛亮這番話根本就沒法反駁，但劉備還非要和老百姓一塊走。老百姓會被他拖累死的！

好萊塢劇作註重情感，人物行動在經濟、軍事之外，還需要一個情感的理由。劉備一系人物沒有打仗的理由，而孫權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孬種”——這都太小了，構不成強大的美好。反派的曹操是為了一個女人，特洛伊戰爭是為了一個女人打的，但女人只是一個由頭，而不是理由。《特洛伊》電影中，海倫的丈夫之所以要發動戰爭，是因為媳婦被拐跑，觸犯了他的尊嚴，並由自尊心引申到信仰問題，他原本是個和平的愛好者，是小國共處的城邦制度的信仰者，但因為這個事件，他原有的信仰崩潰了，成了一個暴力主義者——這是一個電影的開戰理由。

而曹操的情感只停留在女人的層次上，並且有“戀童癖”的嫌疑，喜歡小喬是因為“她小時候，我見過她”，並且還找和小喬相像的軍妓來睡，以作心理補償。如果他不睡，只是欣賞這個軍妓，還算是個情感，但他睡了，所以他也就喪失了打仗的理由。

張愛玲評西方交響樂“就像一個陰謀”，西方的藝術都是陰謀化的，註重結構。結構不是大小多寡的關系，而是性質的改變，發生、發展、高潮的三段體敘事不是量變，是質變。我們覺得伯格曼電影隨心所欲，而費裏尼評伯格曼則說其玩三段體“趨於玄妙”。

好萊塢的敘事是事件的危機和情感的危機同時層層加重的，高潮戲是外部危機的崩盤點，同時也是心理上死活過不去的一道檻。而《赤壁》中的人物，不缺乏危機，但這些人都太聰明，有點危機就自我調節過來了，不按照戲劇規律辦事。

以好萊塢的標準來看，作戰的雙方都沒有開戰的理由，並且大多數人物都沒有內心的質變，只有常態，而沒有性格，性格是反常態的。穩重不是性格，當一個人內心崩潰的時候，仍然保持著穩重的外觀，才是性格。不是變化大了就能有性格，常態和變化形成一個有趣的關系，方能顯性格。

《赤》片主角周瑜做得最有“性格”的事，是他作為指揮官，親下戰場廝殺去了。此舉違反了軍事常規，變化不可謂不大，但沒有表現出周瑜有內在血勇的性格，反而覺得他不靠譜。西方戰爭片中有許多主帥帶頭沖鋒的例子，我們都很感動，為何對周瑜不感冒？因為他的常態是吹笛子、彈琴、打獵、做愛，他不顧身份親下戰場，屬於他的散漫作風，我們像諸葛亮的反應一樣，是像看小孩一樣，一笑付之。

性格是有感染力的，如果周瑜形成了性格，我們就會被血勇打動，而不會去思考合不合理了，這就是好萊塢劇作法的妙處。劇作是一個偷換概念的遊戲，能把不合理的變得可以接受，在觀眾眼皮底下玩以假換真的魔術，之所以這個魔術能完成，因為作用在了觀眾的情感上，在客觀知識上不對的，但在觀眾在情感上認同了，這事就成立了。但調情從來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容易的是當嫖客。

中國的商業電影，嫖客心態太重了，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拍商業片以來，至今如此。在消費上占有它，在心理上鄙夷它，這是嫖客對妓女的心態，也是導演們對觀眾的心態。我們是把老百姓當作最粗俗的蠢貨，覺得是幾招就可以擺平的，所以二十年來，我們的商業片都是在向外國偷招，把幾部好萊塢電影中的經典橋段拼湊在一起，覺得就是商業片了，可以取信於投資方，自己也自信了。

有的劇作書上描述的好萊塢，容易帶來錯覺，覺得好萊塢類型片就是幾招法寶。所以中國的電影“湊招”的多，我們去談投資的時候，最常用的套話是：“我這劇本，這段用了《特洛伊》的情節，這段用了《阿甘正傳》的情節。”投資方聽了很高興：“你這麽一說，我對你就有信心了。”

我們覺得湊招的模式是向好萊塢學的，但真實的好萊塢一線電影是不湊招的，在其劇本創作的時候，一個點子被其他影片用過，便會舍棄不用。好萊塢不變的不是點子，而是故事類型，故事類型就是情感的模式，情節為何要曲折？因為情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只註重刺激場面，而忽略了它產生的過程，自然做不好商業片。西方故事的精華在發展段落，因為這裏變化最多，我們不去研究，只愛學人家的高潮，自然會有問題。香港電影比我們早幾十年做商業片，早有湊招的風氣，一直在偷好萊塢的橋段，因其結合了本地風情，固然取得了成功，但“不學發展學高潮”的毛病一直有。看香港的電影，往往發展段落不是系統化地演進，而是並列上幾件事，來湊夠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