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國家給人身份、榮譽感和意識形態。現在越來越鮮明的趨向是，許多人首先會想起自己的市民身份；他們以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為榮，這是先後的問題，國民身份和市民身份，那一個首先讓人想起，或說得比較大聲一些？

這不是絕對的，一分為二的選擇題，沒有太大的矛盾。只是，有時候，市民身份更令人感覺得自己與眾不同，有認同感與特征。社區感可能更令人感到親切、接近。

其中，生活方式與消費形態，更大地表現出一個人的社會身份。例如，咖啡座、餐廳、旅遊業和業余活動。在John Hartley主編的Creative Industry(2005)中，Jinna Tay (227頁)指出，一個能提供生活方式及創意領域的城市，有經濟能力應付得了好的生活環境及經濟的啤酒，能吸引大量的創意工人及多元的社群。一個有藝術家、業余生活、多元生態的城市，也能吸引企業人、學者和新工藝技術的狂熱份子，在新時代中推動經濟躍進的一群。文化族群與經濟革新與生產創意，能擦出火花。

人人需要創意，傳統產業面對激烈競爭更是如此。經濟生產需要聚群，不只是同一行業或不同位置的鏈點，不同行業――如創意產業與傳統產業――也需要整合。有關詳情可參閱陳明發在2006年寫給中國報的書面訪談的答案全文。

當中國已經崛起已被整體認同，中國各省市縣鎮的領導或企業、創意人，除了國家和民族形象，要如何吸引人才、資金、網絡、關系的唯一重點。

有關新加坡吸引外資與環境關系的分析，可加入這些考慮――

新加坡政府在1999年公布了“文藝復興城市”報告書。當時的總理吳作棟說：“長遠來說，要確保可持續的發展，新加坡一定要創造一個有助於創新、發現及創造新知識的環境。”他認為，一個文化在文化上深具活力的城市，可吸引全球的人才。新加坡和英國一樣，將創意產業視為重新活化、啟動、註進新活力，帶動當地整體經濟的方法。

Jinna Tay(225頁)說，新加坡在文化上展現了分水嶺的征象；在打造一個更環球化的都會國家，新加坡除了努力留住企業家，挽留外國人才，也努力在增加本土的創意人才。

當我們看見梁智強近年來的成功，可見新加坡在創意產業方面的進步。有的國家領導人，以能與電影人對抗為樂，大數創意人的幾宗罪，而拍了《小孩不笨》後的梁智強，卻受到吳作棟在其總理國慶言詞中嘉獎。他的《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在2007年初上演後，李顯龍總理還建議，將其中一些片斷，當著政府部門培訓的教材。

Jinna Tay(225頁)認為，在亞洲，民主還是一個挑戰。創意表達常常會觸犯傳統體制或意識形態造成的偏見。可是，創意人才會慢慢找到對他們友善的城市，新加坡的文化圈子，便不乏馬來西亞人。

當互聯網、電郵出現之初，許多專家學者預告，在環球化到來之際，世界已經沒有邊界，距離已經死亡。資訊工藝越來越成熟，以致千變萬化的今天，世界的邊界是越推越遙遠。可是，距離、空間並沒有失去它的重要。或說它已經轉進另一個很不一樣的功能，扮演了更富意義的角色。

哈佛學人邁克波特的《國家競爭力》，雖然最初主要是針對工業領域而研究，在今天還是一樣管用；他的聚群(cluster)原理，對文化產業還是非常有用。本人嘗試將之納進文化產業的範疇來談談――某個行業價值鏈上下遊企業聚在同一個地區，因為專門的知識、勞動力、技術輸入與接觸增加，企業的生產力無疑勢將提高。例如，藝術會戰舉辦單位、學術與信息流通單位、相關的政策、技術與資金支援單位、經紀人單位、物流單位、藝術家工作坊等等若能集中或鄰近，無疑能相互鼓舞支持彼此，並有助學習借鏡。

聚群使更新、實用有效的信息方便而快捷流通。相關業者也能更快地留意到最新的動態與契機，加強了反應能力以幾對契機的把握。相關勞動力、技術、知識、觀念及資金的流動，也催生了新的企業形式。例如英國的電影攝制保險制度，確保資本家投進某部片子的資金，能使有關電影如約完成（詳見有關網頁）。也包括版權、專利等等新興行業。

同業難免競爭，可是合作的空間也不小。在聚群中所得到的肯定、認同，必然是可貴的資產，有更大的立足點面對市場。城市管理人於是瞄準，怎樣將他們的城市變成創作聚群。為創意階級提供下班後動力十足的進餐、互動環境。

高度的數位化與網絡化，使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孤島，不需要面對面，不需要接觸，就可以透過網路交談、觀看、分享。吊詭的是，人類因為電腦進化而擁有全世界，卻封鎖了自己。我們跟無數陌生人交流共鳴，但卻是自閉式的溝通，此所以絕大多數的科技藝術，呈現的是技術面的新奇而少藝術面的感動，這對於信仰“藝術可以洗濯人類靈魂”的舊世代來說，科技介入藝術，終將毀滅藝術。（倪再沁《創意島嶼狂想曲――2050願景臺灣》，2005年，臺北遠流出版社，52頁）

“………很多談及上海文學的人最願意說的，是1930年代上海的文學輝煌。中國文學在20世紀最繁榮的時期是1930年代，而1930年代最能代表中國水平的，是上海的文學。當時國內沒有一座城市能夠像上海那樣，同時擁有那麼多重要的作家，和那麼多有影響的出版機構、文學雜誌。“………當時，中國80％出版業集中在上海，單單有案可查的的出版公司就有200多家，如果再加上一些皮包公司，數量就更多。這些出版機構的存在，是上海文學空間得以繁榮的硬體建設。每一個公司都有自己的編輯、印刷和發行人馬。這些機構要運轉，一需要精通文字的行家，二需要大量文字稿件，單這兩項，為上海制造了文學發展的機遇啊！1930年代，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到上海來討生活，形成了書局報館林立、亭子間作家風靡的文學壯觀景象。龐大的文學空間，眾多的發展機會，大運動量的寫作訓練，無限度的切蹉磨合和便捷的信息溝通，造就了很多大師和準大師級的文學人物。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1928年初到上海時，與一般的文學青年並無差異，但當他一年後離開上海時，整個文學氣象就完全改觀。可以說，大上海造就了沈從文的大師視野和文學氣象。後來他盡管長期居住北京，但京海對照，他懷念的還是上海的文學氛圍，那種別一樣的跳動著燃燒著的上海之心，是驅使很多中國現代作家不斷創作的動力，很多人在上海時不覺得一旦離開上海，便會戀戀不舍。”（楊揚，《屬於個人的觀感》，見《2006上海文化漫步：關注2007事件、作品、評論》，2007年，臺上海文匯出版社，14、15頁）

參考：Time Magazine (June 04, 2007) Cover Story, Singapore’s New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