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戲何爺[2]是監制，他對我的幫助特別大，包括黃建新、田壯壯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田壯壯說，你拍電影絕對不要撒謊，這個事兒你不相信就別拍。如果你不撒謊，這個電影基本上就算成功了。拍《可可西裏》的時候我一直牢記著這句話，在我的成長路上這些前輩導演真的對我是有提攜的。可能他們覺得這個孩子有點兒才，挺有沖勁的，所以都願意幫我，而且何爺確實替我扛事兒。

《可可西裏》是跟哥倫比亞公司合作的，原劇本是一個HappyEnding，但是我在那兒拍著拍著就感到絕望無比，HappyEnding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兒。可可西裏四面都是盜獵分子，每天都從各個地方滲入進去殺藏羚羊，總共只有一支巡山隊，你說他們得有多絕望。所以最後一場戲我拍巡山隊長被盜獵分子打死了，那天我就剩下四本膠片了，拍得完是它，拍不完也是它。當時突然起了大風，攝影師就開始收機器說風大拍不了。我說別收，一定要拍，因為當時我站在現場的時候隱約感覺到有一種東西在幫助我。其實我是無神論者，但在那一瞬間我突然相信有神的存在。拍到後來，攝影師都看傻了，現場特別恐怖，巡山隊長倒下之後，風越刮越大，人逐漸被淹沒。那場戲大約拍了兩三個小時，電影殺青了，看到結尾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個電影成了。

但是改劇本在好萊塢電影公司那邊是一個很大的事兒，最後是何爺幫我扛下來的。他很仗義，就像《雙旗鎮刀客》裏邊的人，很保護年輕人。從何平、黃建新、田壯壯三位導演身上我真的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我如果有機會、有能力幫助到年輕的弟弟妹妹，我也一定會盡全力。我覺得我出得來，是得到了前輩們的巨大恩惠，他們幫助我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中國電影還有新人，可以一代一代地往前走。

《可可西裏》最後拿了很多獎，對我來說金馬獎是最大的驚喜，因為那一年的對手有《2046》。我覺得有王家衛這樣級別的大師在，最佳影片怎麽也得給人家，沒想到真的給了我，我很吃驚，也很激動，上臺的時候很感慨，所以我說：“感謝跟著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們。”

只有堅持了，願意幫你的人才會站出來

拍完《可可西裏》之後，我最早相中的是王剛的小說《英格力士》，但那部小說牽扯到很多不能在電影裏表現的題材，所以一直擱置到現在。後來有一幫外國人找我拍《拉貝日記》，於是我就看了很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但我始終覺得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事兒，拍《拉貝日記》有種投機的感覺，因為只是歸結到一個外國人在拯救一群中國人上就把這個主題給簡化了。所以我就沒有再跟外國人繼續合作下去，而是另起爐竈拍了《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的初稿是2006年3月寫完的，送劇本的時候才知道那一年關於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大概有四五部，唐季禮、嚴浩、德國人和美國人都想拍。所以後來很多人說我《王的盛宴》和《鴻門宴》題材撞車，我認為這根本不算什麽，《南京！南京！》當年撞了好幾部“車”呢！就像莎士比亞的戲不斷在拍，題材撞車也是很正常的，況且現在題材上的限制還很多，比如公安、武警、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都不讓你拍。

《南京！南京！》在立項審查的時候遇到了很多麻煩，因為題材敏感，除了電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審，而且當時日本大使館聽說後也有過反應，後來這些項目就都擱置了。年底的時候，電影局給了我們一個消息，說劇本已經被外交部否決掉了。我和覃宏[1]一合計覺得不能認命，要死磕，於是就去和各種各樣的領導見面。有一天晚上11點鐘我們進了中南海，見了一位領導，領導問我為什麽想拍這部戲，我就說：“外交跟文化是兩碼事，不管外交需要什麽，民間得有聲音。”後來又陸續見了三四個這樣的領導我也是這麽說的。2007年3月，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通過了《南京！南京！》的劇本，3月22日我們終於拿到了拍攝許可證。我當時特別感慨，太難了。

後來在拍攝的時候很多領導都去現場看過，我印象最深的是賀龍的女兒，賀大姐對我說：“在中國不是你想為國家辦事，你就會理所應當得到很多支持。那麽多項目只有你們堅持了，所以很多願意幫助你們的人最後才會站出來。”我慶幸我們堅持了下來。

拿到拍攝許可證後我就立刻開始籌資、搭外景、選角等一系列工作。日本演員都是我去東京選的，他們陪了我九個月，有很多場戲都是大家商量著拍的，因為日本演員要是有一點不理解就不拍，他會說他幹不了這事，要我去說服他。我們一起看書、看資料，我想讓他們相信這個史實。他們本來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但是鐵證如山。有一場戲是一個孩子在城裏被人勒死了，這是真事，拍完後工作人員告訴我說，勒孩子的那個日本演員躲在一邊哭，很崩潰，不停地說要回家。我心裏也很復雜，看到日本演員演戲特別投入，我常常告誡我們的演員，我們曾經在戰場上輸給了日本人，現在在演戲上我們不能再輸了。

我直到現在還在推動《南京！南京！》在日本公映。為什麽要做這個事？可能這個時代沒有人願意留下來去守候一個事兒，都在不停地向前沖，但我覺得我既然拍了《南京！南京！》，就要把它的影響發揮到極致。我拍的時候的理想就是讓它在日本全面公映，我一定要做到，到現在都還在努力。我已經在東京的新宿點映了兩場，連當地的黑社會頭目鈴木[1]都來看，本來我還以為他是來砸場的，但看完之後他沈默良久，對我說：“你說的是對的，你沒有誣蔑日本人，你反映的歷史是我們要反思的。”

《南京！南京！》裏對戰爭的理解和呈現跟我在軍校的經歷是有關系的，但其實導演選題材很多東西都不是理性的。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有一種力量一直在推動著我去做這個事。你每次電影拍完，面前都有很多種選擇，你要去選一個項目的時候，這個項目是有一種力量能讓你不顧一切把什麽都放下的。基本上選一個題材有點像選一個女朋友，她能讓你站在宿舍樓前大聲嚷嚷、周圍所有東西都視而不見的話，那就是她了。《南京！南京！》就是我想做的事，它其實是花了五年做出來的，到現在還要花一定的時間在日本推廣，就因為有一種特別強烈的吸引力讓我去做這個事。

當初我帶著強烈的憎恨去拍這個電影，但是隨著史料越看越多，在看史料的過程中我的想法改變了。如果你不去深入了解擺在你面前的事實，你做一個像《小兵張嘎》這樣的電影是不會被關註的。這類電影只會在國內滿足熱愛喊口號的憤青，但是不能夠走出國門去影響世界，因為他不是站在一個普世價值觀的角度上。如果還是想讓觀眾繼續仇恨日本人，或者再喊一下反日口號的話，這可能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也沒有想到電影在國內上映後會引起這麽大的爭議，因為電影裏面講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實的。我看了很多資料，都是從日本兵的角度去講述這場戰爭和人性的關系，其實電影沒有必要去辨別是非，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只是把當下的一種不同意見或者說多元的聲音表現了出來，這應該是件好事。但面對當時像潮水一樣的批評時，我很震驚，因為我講的是事實。對於很多批評我都不理解，他們說日本人都是壞人，你為什麽要去為他辯護？可我也不是在講一個日本好人的故事，我只是講日本兵也是人。斯皮爾伯格拍《辛德勒名單》也沒有猶太人批評它，說他美化德國人，為什麽這種事情會在中國發生？我到現在也不理解。當時看到周圍的批評，我一下子就蒙了，包括一些我很尊重的老師也站出來組織各種學術討論會批評這部電影。他們在我心目中原來都是很堅定的地下電影的支持者，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脫下獨立知識分子的外衣，變成一個民粹主義者？你不喜歡這部電影可以，但是你不是鼓吹民主嗎？那麽對於一部跟你的想法不同的電影，為什麽要采取打壓的方式呢？

《南京！南京！》之後我感覺一下就老了很多，人一下就沈下來了，花了很長時間才恢復。以前我挺愛玩的，愛跟別人出去吃吃喝喝，但現在就很少了，這部電影把我的性格改變了。那時林林總總經歷了很多事，但我沒有屈服，這幾年過來，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這部電影，我感到了些許欣慰。在英國，午間新聞停了15分鐘專門播放《南京！南京！》的介紹，可能中國人不知道這個片子為國家、為民族做了什麽，我們也沒有去宣傳，但你在Google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洛杉磯時報》用了三個整版的影評來誇這部電影，這些信息現在也被中國的留學生傳回到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支持這部電影，開始感受到它對民族的貢獻。

《可可西裏》的投資只有幾百萬，但《南京！南京！》有7000萬。我很感謝當時的投資人，也感謝觀眾，正是因為《南京！南京！》票房過億，我才能有機會繼續拍《王的盛宴》這樣的大片。此外，因為《南京！南京！》在美國放映的效果特別好，所以美國那邊也挺關註《王的盛宴》，拍戲時《紐約時報》的記者也來探過班。《王的盛宴》的英文片名叫TheLastSupper[1]，這是基督教裏的專有名詞。西方人就覺得很奇怪，想知道你用他們宗教的典故做電影名是什麽意思。其實《王的盛宴》跟“最後的晚餐”在精神上是吻合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自己信仰的猶大。

電影光靠情懷是不行的

我拍戲確實比較慢，有人因此叫我“陸慢慢”，這個外號實際上是《南京！南京！》的時候喊出來的。雖然《尋槍》三十多天就拍完了，但後面我都是很多年才拍一部戲。比如《可可西裏》我拿到項目之後完全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資料，要去體驗生活、要寫劇本，寫完劇本再報批、立項、融資、拍攝，這個時間就很長。《南京！南京！》更不用說了，光立項就特別難。拍《王的盛宴》時我就已經嘗試著想把節奏加快，但它又是一部歷史大片，我又沒做過，我不想做得很粗糙。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拍得慢一點，每部戲紮實一點還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拍的每部電影都跟我自己的心靈有很大的關系。我總覺得大家每年都能看到幾百部電影，也不缺陸川這一部，我並不像很多人那樣覺得每隔一段時間自己就要露個面。對電影史來說，誰都不缺，你只有拍出好電影來，你才有一個位置去存放。所以我還是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多拍幾部讓自己滿意的電影。那些拍戲很快的人在我看來就好像隔壁那條街的風景一樣，羨慕嗎？有時候也羨慕，因為別人一部戲一部戲不停地在出，可是一個人一個命吧，我得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拍電影。在自己能力不夠的時候我很怕飛快地拍一部電影，拿錢、拍戲、宣傳，再拿錢、再拍戲、再宣傳，一下子就失去了自我，會失去原來把拍電影當成做夢的那種感覺。每一個夢我都希望能夠慢慢品嘗，所以別人叫我“陸慢慢”我也不是特別的在乎。

其實四部電影拍下來，慢慢的在制作管理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吸取了很多經驗教訓。原來因為經驗不足導致時間的浪費或者拖延，現在就不會了。還有，原來我完全靠自己肯定做不快，因為從寫劇本開始就要自己慢慢琢磨，但現在我慢慢的也有一些合作者了，大家一起來做的時候步子走得就會稍快一些。我也想多拍一些電影，我也著急，我很喜歡看電影大師的專輯，看他們一生拍了那麽多的作品，像黑澤明都拍了幾十部，有時候一年還拍兩三部。我年紀輕輕的就好幾年一部，等老了就更要十年一部了，所以我也想稍微快一點兒。

《王的盛宴》建組是2010年4月份，然後一直籌備到2011年3月，3月中旬開始拍，11月初殺青，中間停了很長時間就是為了選虞姬。坦率地說，虞姬的選擇其實不是我主導的，我也不太願意拋頭露面去做這個事兒，因為它畢竟只是電影中的一個角色而已，但是她要被拿出來做電影的宣傳我也沒辦法。我就提了一個標準：不要按照當下選美的思路去找，因為我覺得古人的審美跟我們肯定不一樣。

何杜娟[2]曝光後引來了一片罵聲其實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是不同意在那個時候就曝光的，因為任何演員在作品沒有出來之前就宣傳都是不對的。但是因為某些原因，她只能曝光了，不被接受也是肯定的。後來我跟何杜娟說，你已經比很多人都幸運了，至少大家都知道你了。我會非常註意地去看她微博的評論，剛開始的時候她發一條微博有1000個評論，差不多一半是在罵她，說怎麽這麽難看，雷死人了。但是後來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說她很古典，認為她是合適演虞姬的，我相信隨著一些片花和劇照的公布，公眾會慢慢改變對她的看法，因為我們是負責任的。

《王的盛宴》原本我也考慮過再找姜文來演，也跟他聯系了，但因為他在籌備自己的電影，這個事兒就放在一邊了。中間還找過周潤發，發哥都同意了，到了快簽合同的時候，結果他主演的《大鬧天宮》拍攝延期，他就沒辦法來了。後來找到劉燁，本來我略有一點點擔心，因為要從三十多歲演到六十多歲，跨度很大，但最後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我們倆之間在創作上是非常有默契的，我想什麽東西他都理解，而且能夠馬上體現出來。我覺得《王的盛宴》對他個人來說也是一個裏程碑式的作品。

其實如果讓我主導選角的話，我很想用新鮮面孔，因為新鮮面孔給電影帶來的不僅是陌生感，而且是活力。這次我們有一批非常年輕的演員演重要的角色，都不是一線的演員，但是他們演出來都挺讓我驚喜。我自己就是從新人出來的，所以我特別清楚在你每天尋求機會的時候有一個人給你機會，你會迸發出多少能量。2000年的時候我想拍電影，然後姜文說，我跟你一塊兒拍。那段時間我基本上都不睡覺，每天都在工作，就是為了要把《尋槍》拍好。我現在跟這些年輕人合作，他們都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而你跟很多明星合作，他們真的是挑三揀四的，我不說刁難就不錯了。我覺得做電影一定得是全身心的投入，我跟新人在一起就有這種感覺，跟一些大腕在一起則感覺他們的沖勁已經所剩無幾，畢竟利益化的東西太多了。我見過那種什麽都無所謂的，候場時坐在那兒抽煙、玩遊戲，那種演員我只用一次，以後再也不會合作了。我從來不怕演員跟我急，你只要不罵人就OK，像吳彥祖對自己、對作品、對合作夥伴都有極高的要求。你對我有要求證明你希望在電影裏有突破，那我肯定不會讓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