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川，祖籍上海，1971年生於新疆，少時隨父母遷居北京生活。父親陸天明是中國著名編劇，姑母陸星兒也是著名作家，家庭氛圍對陸川的個人成長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993年，陸川畢業於南京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在北京從事了兩年的翻譯工作之後考取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畢業後因撰寫劇本《黑洞》受到業內關註，成為北影、華誼的簽約導演。2006年，陸川創辦了自己的影視制作公司——川制作。

出道十余年卻僅有四部作品問世，陸川在業內以對電影精益求精的態度著稱。他導演的《尋槍》《可可西裏》《南京！南京！》在國內、國際上獲得了諸多的獎項和榮譽，而《南京！南京！》更是在2009年4月上映後斬獲1.7億元票房，成為上半年度華語片的票房冠軍。
導演成績：

《尋槍》（2002）

票房：960萬

獎項：第9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處女作獎

《可可西裏》（2004）

票房：600萬

獎項：第17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審團大獎

第12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獎、評委會大獎

第41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獎

第2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影片獎

《南京！南京！》（2009）

票房：1.7億

獎項：第57屆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

第4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導演獎

第37屆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

《王的盛宴》（2012）

導演闡述：

我每天像郵遞員一樣投遞劇本

我在新疆出生，小時候跟隨調到中央廣播文工團的父母來到北京。父親（陸天明）是編劇，培養了我對戲劇的濃厚興趣。

我十幾歲的時候看了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當時我就是一個初中生，印象很深，兩毛錢在勁松電影院看的，特別震撼。本來我想當一個寫小說的作家，後來覺得作家不如電影導演強悍，影像、聲音太強大了，我覺得一定要做這個。高考的時候本來我也打算考藝術院校，但父親不同意，他在我的誌願表上填了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於是我就去了南京。

通常軍校的生活都是很死板的，但恰恰因為這種學校缺少文藝骨幹，我的一點點小才能就被放大了。我上學時被任命為“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傳部部長”，聽起來名頭是挺嚇人的，其實就跟大學裏的學生會一樣，我也就負責黑板報和每個學期的匯報演出而已。這四年過得特別擰巴，老師讓我們每天看最新的《紐約時報》，教育是完全開放式的，我覺得能夠通過這扇窗子看見文明。但平時受的管理卻是軍事化的，每天六點半起床跑操，不準談戀愛，談戀愛就要被拎到一百多號人面前喊口號。一邊是老師在那默默給你一些文明的教育，一邊是受著最野蠻的訓練，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經歷。

1993年畢業後，我到北京的部隊當翻譯，工作特別枯燥，所以閑暇時就喜歡看看電影。平時除了待在單位裏，就老愛往北京電影學院跑。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得知電影學院導演系招考研究生的消息立刻就報了名，當時也沒想到能考上，只是想為自己的夢想試一次，考不上的話就認命了，因為當時單位有一個調令要把我派遣到深圳去，沒想到最後我真就考上了。

在電影學院讀書期間我非常刻苦，1997年還在念研二的時候就靠自己寫的兩集《隱身人》[]的劇本打動了一個投資方，投資人知道我是導演系的，幹脆就把錢給了我，讓我拉班子拍這個戲，於是我回學校從各系調集了一幫哥們到河南拍了一套電視劇。那部戲拍了70天，雖然不好，但讓我收獲很大，我明白了有些想法是很傻的，永遠也實現不了。

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到了北京電影制片廠。北影廠當時有七十多職工，發工資的時候我的名字在工資單的最末位，有一天我就看著工資單想，這樣下去什麽時候才能輪到我拍電影呢？前面排著七十多人呢！我當時特別想拍電影，因為同學都拍上了電視劇，但那個時候拍電影真的是太缺錢了，我只能先寫寫劇本，因為沒錢嘛，當時還租房子住。沒想到我寫的《黑洞》播出以後，圈裏面開始說這個編劇不錯，作為編劇的我在行業裏面就開始被人認知了。

那時候除了寫劇本，我還愛在網絡論壇上參加各種有關電影的論戰。我在電影學院上學的時候，整個教學體系都是對電影大師的研究，我比較抵觸，不是不喜歡大師的作品，而是你在受教育期間不教技術、不教制作，把人都架在空中灌輸做大師的理念，這挺可怕的。大師絕不是教出來的，一個時代最多只能出一到兩個大師，每個時代都是如此。怎麽可能一班學生，十個人教出九個大師來呢？大師都是自己在社會中歷練，然後慢慢沈澱出來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的那些大師們的作品都是跟他們的國家和他們所處時代的氣息相吻合的，但在我們現在這個奔騰的年代裏，如果拍出來的片子都是法國範兒、意大利範兒，你覺得對嗎？所以我一直對這種教育模式持懷疑態度，可能因為我是從外邊進入到學院派的體系中來的，所以相對別人我始終保持著一種思考。很快我就遇到了顧小白、李霄峰、小凱撒這些電影愛好者，大家其實都是沒機會去拍電影的人，只是過過嘴癮，純屬空談，但現在想想還是挺感動的。當時我們徹夜不眠地在論壇上發帖子，為中國電影去呼喊，像李霄峰、顧小白如今都成了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但在當時我們都只是圍觀者。

我常混的論壇是新浪的“影行天下”，後來我還在該論壇上單開了一個版叫“民間影像”，因為我想在主旋律和地下電影之外找到第三條出路。當時的主流電影就是所謂的“國家電影”以及電影學院支持的地下電影，但這兩種都不能夠幫助到中國的電影工業。如果大家都去拍意識形態的電影或者地下電影，慢慢內地的電影工業就會變得跟臺灣一樣。臺灣是出了很多口碑不錯的文藝片在國際上屢屢獲獎，但臺灣的電影市場卻完全被好萊塢所占據。所以當時我就在想，中國電影應該要有科波拉、斯皮爾伯格這樣的導演，我們在電影語言、電影工業的架構上可以向好萊塢學習，但是在情懷上也可以向法國新浪潮、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學習，於是我們這些對電影有共同想法的人就創立了“民間影像”，我們堅定地認為中國電影對中國觀眾的尊重是不能丟的，我們想要樹立一個電影的新方向。籌備《尋槍》那會兒，我還把自己寫的劇本發給論壇裏的網友看，他們也洋洋灑灑地給我回信，雖然沒有把誰的建議具體地用到片子裏面，但是對我理解電影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2000年左右，我就跟現在的編劇一樣寫了劇本到處去投，漫無目的。有兩個劇本我自己覺得寫的不錯，一個是《黑洞》，另一個就是《尋槍》。後來《尋槍》開機的第二天，我收到臺灣傳來的消息，說這個劇本在臺灣獲得了劇本大獎，得到30萬臺幣的獎勵。那是我第一次獲得電影類的獎項。

《尋槍》的劇本其實寫得比《黑洞》更早，但是一直沒找到機會拍。我每天拿著劇本像郵遞員一樣去找各種各樣的機會，也曾把它給投資《黑洞》的老板看，但得到的答復卻是他們不投電影。如果說現在是中國電影高峰的話，那2000年的時候真的是最低谷，沒有人願意投資電影。

偶然的機會，我想到了姜文。我是那種有想法就會去做的人，沒有想過自己配不配。我通過各種關系把劇本給到姜文的經紀人，後來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有個未接電話，打過去，對方是一個聲音特別好聽的男人。我說，你是誰？他反問我是誰？我說是您打到我這兒來的。他問你姓什麽？我說我姓陸，叫陸川。他說你是《尋槍》的編劇嗎？我說是。他說他是姜文，看了我的劇本覺得挺有意思，問是不是想找他當導演？我說不是，我想找您演。他說你導過戲嗎？我說沒導過，但我是電影學院畢業的。他說他要出國，等回來約我見一次。大約20天後，等他回到北京，我們倆就在國際俱樂部見了一面。第一次見面，感覺他特別秀氣，人也很斯文，戴著眼鏡，穿著特別中產階級，都是我不知道的牌子，完全跟我是兩個世界的人，挺貴族範兒的，但是又不過分，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因為他給我的印象就是在《紅高粱》裏的那個樣子，很糙，至少外表上看起來不是很精致。

那天，我們聊完了想法之後，姜文就給我寫了一張紙條：“我願意演陸川的電影《尋槍》——姜文。”他說你去找韓三平[1]，於是我就拿著紙條去找韓總，韓總說：“這是你自個兒寫的吧！”後來他給姜文打電話，姜文說是有這麽一個事兒。

即使是這樣，我還是花了半年時間才找到資金。當時有兩位老板打牌時碰到了王中軍[2]、王中磊[3]，就把我的劇本推薦給了他們。他們回去拿給馮小剛與何平看，倆人看完都覺得不錯。就這麽機緣巧合，我終於有了機會拍我的處女作，在2000年那個所有電影廠都開不出錢來給年輕人拍戲的時候。我記得開機那天感覺挺不真實的，後來每次開機都有同樣的感覺，現在回憶起來，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歷。我們總共花了三十多天拍完這個電影，我希望能把所有的東西都拍進去，尤其是跟姜文這樣級別的演員合作，而且沒有姜文也就沒有我第一次拍戲的機會，所以我永遠都感激他。

感謝跟著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們

拍完《尋槍》之後，我就開始積極籌備下一部戲。當時《南方周末》有個記者寫了一篇可可西裏巡山隊的報道[1]特別感人。我有一個小本子，專門用來收集素材的，就把這篇報道剪下來貼到了本子上。後來王中軍去了一次可可西裏，知道了巡山隊的事跡特別感動，哭得一塌糊塗。回來他就對我說，你做這個題材吧。我們倆人一拍即合。

我先是在論壇上找網友寫了一稿《可可西裏》的劇本，但寫帖子和寫劇本差距真的太大了，網友寫出來的劇本完全不能用。你在那裏責備中國電影，但是你真去寫一個電影劇本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卻還是主旋律的路子。《可可西裏》的第一稿給我很大感觸，我覺得不能閉門造車，得真的自己跟巡山隊去體驗生活。後來我就跟著巡山隊在青海轉了小半年，回來寫出一稿來就是現在這個電影。我這個人比較鉆，做一個事兒一定要努力把它做成才行，再加上那個時候等待的時間太長了，所以別人給我機會，我就拼命地想把它做好。其實一般人的耐心也就一個禮拜，但是我可以扛幾個月、幾年都沒問題，只要想把這個事兒做成，多長時間我都能堅持。其實人家也在看，看你是來獵奇、旅遊的，還是真想和他們交朋友，而我在那兒一呆就是幾個月，跟他們一起吃飯、喝酒，一起住，一起去巡山。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慢慢的都會成為好朋友。

體驗生活的時候，巡山隊的那些人讓我感到十分震驚。他們不是想象中的超人，都是普通人，而且身體又特別不好。當時很多人傳說他們如何厲害，實際上他們到了高原之後也流鼻血，因為常年待在那兒把身體都毀了。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支撐他們堅持做這樣一份工作，收入還那麽低。《可可西裏》對我來說不光是一次藝術上的創作，也是內心的一次凈化過程。從拍《可可西裏》開始，我發現了電影跟內心互動的方式。

這是一個艱苦的旅程，每天四小時進山，四小時出山，去到那兒支上機器人都沒勁了，真的是拿命在拼。當時資金也不夠，本來說拍兩個月的，但最後拍到四個月了還沒完，燈光師和攝影師就罷工不幹了。我們108人進山，到最後只剩下60幾人，其他人都下山了，寧可不拿片酬也要回北京。我是極善於當一只鴕鳥的，對這些東西都可以視而不見。我每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裏跟幾個比較要好的副導演一起打CS。我不管，我一定要把電影拍完，只要演員跟著我，誰走我都不怕，我相信北京還有大量的人願意沖過來支持我的電影，當著所有人的面我也是這麽說的。如果你了解我在論壇的生涯，你就知道我後來為什麽拍電影這麽較真——我覺得我得對得起那段時間的等待。我們當時是電影批評者，我們這些批評者拍電影如果丟了臉的話，那中國電影就沒有希望了。而且我做事是不考慮後果的，都說可可西裏危險，但我體驗生活的時候進去過，我覺得也就是難受，只要發現有問題了馬上送走就不會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心裏還是很有底的。那就沖唄！拍巡山隊員和盜獵分子在雪山底下追逐，你要是不去到那裏就永遠拍不到你想要的東西。在香山拍不到，在懷柔和密雲也拍不到，你只有到了可可西裏才知道那兒的人會是什麽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