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江（1921～），北京人，劇作家。著有《舞臺集》、《單槍匹馬集》、《賣藝人家》等作品。

剛過了梅蘭芳的90生日，又過周信芳的，這一雙並肩一世，同祖國一起前進的千裏馬啊！

人生90大壽，是大喜事，即使不幸逝世，也稱喜喪，但周信芳這一位對中國文化有巨大貢獻的大師，卻早了十年，在一場文化大劫中被迫害致死，怎能不令人大悲大憤大慟！但今日我人民我黨我同行仍能為他祝壽，呼喚之於泉下，又是何等值得大慶的事！

我生也晚，雖從繈褓觀劇至今，年逾花甲，但所見不免偏狹。我是在北京生長的京劇觀眾，在京朝派長者的熏陶下，言必稱譚（譚鑫培）余（余叔巖），甚至對言（言菊朋）馬（馬連良），都不免有所貶謫。我是在抗日戰爭前上中學時，才得見周信芳的一些演出於天津舞臺，當時的感受是海派也自有其道理，自以為尚無門戶之見。直到抗戰初期，自己在“孤島”上海做話劇演員，才跑戲館多看了他幾出，成了麒迷（周信芳藝名麒麟童），又自以為懂了，其實還是沒有開竅。直到解放後，有機會觀賞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才感到此中學問深厚，夠自己一生琢磨研究的。也許可以說是在“文革”後的再解放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才更進一步理解周信芳的藝術。

我認為，周信芳是一位現實主義大師，他調動了一切手段為現實主義服務。這一切又是什麽呢？是中國筆墨的寫意？是戲曲的程式化？或引用引進的名詞“印象主義”，“表現主義”……乃至超現實主義？似難一語以蔽之。我最近常如此揣摩：“浪漫主義”在西方也有各式各樣。“浪漫”一辭則來自拉丁語系，它的語源是否就是“誇張”，即基於現實的誇張乃至變形，但仍基於現實？我想，能不能做這樣簡潔的表述：周信芳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位典型的現實主義大師，他調動了一切浪漫主義的手段為現實主義服務。”

我和信芳老師的個人交往來得很遲，話說1942年，時“孤島”已淪陷，我和妹妹宗英仍在上海隨佐臨諸師演劇，那是陰雲密布、強作歌聲的的時代，某日乘有軌電車去外灘，我發現對面坐了一位長者，一臉戚容，目光卻極深沈，看來極其面熟，又想不起像誰。下車後，我目送他的背影步入一舊書肆，我恍然感以他長得特像我已亡故的父親，再一想，他不就是洗去臺上鉛華的鼎鼎大名的麒麟童嗎？這印象我至今難忘。我早已自命是信芳老師的私熟弟子，如果我真的成為他的藝徒，是我衷心慶幸的事。我這裏用了“義子”二字，也是為了引出後面有關《清風亭》義子不義的文章。

解放後，文藝大軍各路會師，我也記不得何時何地拜見了周師。總之，在北京，在上海，在朝鮮戰場，在各種戲劇戰士戰鬥的場合聚會過。我執弟子禮；信芳老師則和蘭芳老師一樣對各家弟子都很親切關照，但未有機緣深淡過什麽問題。1953年某日，我奉總政命送徐玉蘭、王文娟領銜的越劇團歸返華東建制，華東戲劇界領導人於伶、劉厚生，包括信芳師設宴歡迎於華東戲曲研究院。宴後，在他們的小臺上觀看魏蓮芳、劉斌昆二位的《活捉三郎》。我就坐在周老師身後，演至一外，我脫口低聲說了句：“今兒這兒少了點什麽……”周院長回首顧盼，目光炯炯地說：“這是見過的！”隨後又說：“這是功夫戲，擱生了！”坐在我旁邊的是著名戲曲評論家黃裳，也看了我一眼，低聲贊道：“嘿嘿！周院長說你是見過的！”我不禁沾沾自喜，那種票友自命內行而又得到權威認可的自鳴得意，一直得意至今。我的確是見過一些的，尤其是這一出我在這裏要提到的《清風亭》。周老的一些老戲如《四進士》、《坐樓殺惜》等等是蓋過了前人的，大有比較學的學問可做。我這裏所以選《清風亭》一敘，既是見過的較多，又符合我現在想一哭信芳的心情。我沒趕上老譚，卻見過其子譚小培，其婿王又宸演出此劇。老觀眾們都知道這二位的做工戲是不怎麽樣的，我當年卻在一本老戲考上看過有這樣的註釋，說二位的《天雷報》（即《清風亭》）可傳譚之衣缽。我當時的印象也的確不錯，均深得一苦字。雷喜福和馬連良兩位富連成大師兄的這出戲我也多次聽過，是各有千秋，勝於先賢的，但是最接近生活而又高度提煉，最感動人，大有驚天地動鬼神之勢的，確屬周公信芳。就這麽好嗎？就這麽好！我是見過的。

現在的青年觀眾大多是沒見過什麽《清風亭》的。試想：一對磨豆腐、打草鞋為生的老夫婦在小巷“拾子”，得一棄嬰，撫育至13歲。一日父子口角，子奔出戶外，父“趕子”至清風亭卻遇親母將子認去。若幹年後，二老尤衰邁，又兼“思子”、“望子”，幾淪為乞丐。此子則中狀元，路過清風亭打坐，二老聞訊前來“認子”，義子不義不認。二老苦苦哀求，此子居然賞下二百銅錢將他們趕出亭去。二老憤極碰死清風亭。狀元打馬而去。這是多麽富於哲理，而又富於——這裏可以這樣說，富於階級的愛與恨的內容啊！

周信芳將此一內容，從拾子、趕子、思子、望子，到認子，表現得淋漓盡致。最令人難忘的是在清風亭義子被親娘認去一節：憨厚的老人提出讓孩子立在中間，由他和親母兩廂來喚，跟誰算誰。老人仗著十三載哺育恩情，很有自信地喊了幾聲，無應；做官家的親娘一喚，孩子跟著就去了。老人一語難發，只聽得一聲巨響，仰面倒地，用的是戲曲舞臺上所稱“硬僵屍”。母親領著孩子回來了，喚醒扶起老人，老人手撫幼兒頭頂，緩緩地說了這樣一大段——

“我兒既然不肯回去，為父也不來勉強我兒，此番跟隨你的母親去見你那做官的父親，要將我二老十三載養育之情對他言講。兒啊，你必須好好讀書，長大成人，若得一官半職，你來看看我二老。倘若我二老無福下世去了，你買幾百紙錢，在我二老墳前燒化燒化，叫我二老幾句，拜我二老幾拜。難道說我二老就受不起兒這幾拜？難道說我二老必要爭兒這幾拜？不是的，我兒這幾拜不值緊要，叫那些無兒無女的人，也好抱人家的兒子啊！”

可惜用文字實難繪其聲色於萬一。我最後一次看“麒老牌”這戲是在60年代初期上海大舞臺，在觀眾席裏一邊坐著趙丹，一邊坐著張桂鳳可說是影劇界和越劇界兩位泰鬥老生，只見這兩位觀眾哭得淚人兒一般。我觀劇很少當場落淚，但覺得在心裏已然放聲慟哭了。

“文革”後，一向在英倫學戲劇的周老的女兒采芹返國講學。她是深有家學淵源的，但幼年就在國外，北京話不靈光，上海話也弗來事了，皮黃當然更唱不上來。一天在她友誼賓館房間裏，我對她講說《清風亭》這一段，越講越起勁，索性就用麒派聲腔，在她面前來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班門弄斧”。最近我總算找到了這段錄音，準備采芹妹再從倫敦歸來時送給她。

1981年夏我赴美國奧尼爾中心，途徑紐約小住，才和惟一繼承父業的周老的兒子少麟相識。他是和童芷苓等同誌一起參加在紐約舉行的周信芳大師紀念演出的。他實在演唱得極像周老，雖然還不夠成熟完滿。那一次在紐約百老匯的盛會，使得海外千千萬萬周老的觀眾以及洋人知音再一次如聆如睹周老音容，感到他老人家雖死猶生。某夜在唐人街票房所在，我坐在少麟身旁，他偶然地向我提起，“文化大革命裏你們家跟我們家也差不離吧？”我默默點頭，其實我也並不知其家其詳，只簡單知道信芳病亡，少麟入獄，還是當時京劇團領隊的劉厚生同誌後來對我約略談起。厚生曾經做過上海京劇院周信芳院長的副手，也是信芳同誌的入黨介紹人，對周是深知的。厚生告訴我：信芳的妻子少麟的母親是被活活打殘致死的，少麟的帶著紅領巾的小女兒目睹這一切以致精神失常。她父母不久前帶她到美國探探親，散散心，她小小年紀，卻跳了樓，未死致殘，越發悔恨交集，昏迷時常喊著：“別打我好不啦！別打啦！”就在此次演出前不久，這少女終於含恨逝於異土。我最近才看到周家的至交樹芬同誌以小說體，從“文革”中孤零相伴周老的兒媳黃敏楨的角度敘述，寫下了一部不奇而奇的奇書《夜深沈》，它顯然的紀實的，寫下了那段令人發指的暴行，寫下了周信芳同誌對黨、對領袖、對人民、對觀眾、對妻子、對家人，對所有藝徒義子的一片忠貞。

那次返國後，我有一次聽到厚生同誌向劇協領導匯報，談到周家希望有個周信芳紀念劇團，還有就是希望為周家媽媽開個追掉會。據說有人反對說：她又不是國家幹部！……厚生是一個比較冷靜、日常不太喜怒形於色的老好人，所以未能繼續當演員，而成了戲劇評論家及組織家，但此時此刻我感到在他極為克制的簡單話語中包含著多少激憤。

最近我又一次翻閱《周信芳文集》，再一次讀了他1929年發表在《梨園公報》上的文章，題為《最苦的中國伶人》，他說道：“現在工人和農民，世界都知道他們的辛苦。我很希望……告訴社會，告訴世界：最苦的是中國伶人，是一個勞而無功、受人壓迫的人。”我又重讀了他解放後1952年寫的文章，題為《我欣慰活在這個時代》。他回顧了自己是在“可咒詛的時代裏誕生的”，於是他說——

“50多年來，我第一次以最大的興奮和驕傲，做一個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做一個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工作者。”

“50多年來，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真正替人民做事的政府，我第一次看到我們中國在國際地位上的舉足輕重，我第一次看到我們受苦受難的民族從此挺起腰胸，揚眉吐氣！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同胞可以自由地呼吸、歌唱；我們藝人受到自己政府親切的照顧，年輕的一代得到真正的培養和愛護！”

“今天，我以萬分欣慰的心情慶幸活在這個光榮的時代！”

他這歷經幾十年，幾個時代的片言只語，都是出自肺腑，何等覺悟，但是他萬萬沒料到，誰也沒料到，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會產生慘絕人寰、連起碼的“人道主義”都喪失了的一系列悲劇！凡我斯世同寰，能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嗎？

《清風亭》舊名《天雷報》，幼時觀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現在演出中均已刪去的“殛子”結尾。二老碰死亭前，狀元打馬而去。緊鑼密鼓中，雷鳴電閃，那不義義子遭受雷殛，只見他大紅官衣卸去只余黑褶子一襲，禦冠甩發，閉目合睛，跪在臺口，兩臂分張有如十字架，兩手攥著，口中還銜著他“賞”給義父母的那幾吊銅錢，這是極其震動人的最終的畫面，使我自幼至今難忘。我翻閱周老舊文，他對於刪去這尾聲也是不無遲疑的。

戲出神鬼，自應區別對待。不是至今仍有人認為《李慧娘》等鬼戲還有副作用、不宜徹底平反嗎？我也相信，如封建迷信一日不徹底根除，無論神鬼總會有這樣那樣副作用的，但首先要看它的正作用如何，我又生奇想，有些人，也可以說是有些鬼，或還夠不上“文革”中的“三種人”，而有著第四種人的靈魂與手腳，至今不悔，甚至生事，如他們真能相信“天打五雷轟”的報應而觸及靈魂，縮起手腳，那也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也是一種幻想。我非常同意陳毅老總的又一種老辭新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這決非宣揚因果論，而是有其辯證法的。如果有一天，普天下義子均能不忘恩負義，真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多少也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境界來臨了。

這篇文章發願已久，草草急就，確出肺腑，就這樣結束這篇祭文、悼文，也是祝壽之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