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散文集《蒲橋集》、《晚飯花集》等。

60年代時，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人們常能看到有一位奇特的老人，他坐在一輛平板三輪車上，饒有興味地看著街兩邊熱鬧繁華的商店，還有那來來往往的人流。

這位老人，就是北京大學的老教授，著名的哲學家金嶽霖先生。

金嶽霖先生是我40年代在西南聯大上學時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當時金先生也隨清華大學來西南聯大任教。沈先生當面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當新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的鏡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幹兒子龍繩武家裏開校友會（龍繩武的夫人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即鬥篷。又叫“一裹圓”）。除了體育教員，教授裏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睛雖然到美國治療過，但眼神仍不大好，以致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的。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雖然在中學裏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但大一的學生對這課都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但那麽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於是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這時，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就都又緊張又興奮。那時聯大女生以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為時髦，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註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麽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後來，林國達遊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時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麽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麽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必修課邏輯外，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裏只有幾個人。學生裏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於是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像不出他現在是什麽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許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有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他們住的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麽。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麽《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裏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裏有一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裏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裏有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只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只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常常帶著大梨、大石榴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鬥雞。鬥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這些小朋友，然後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教哲學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麽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一直在北大哲學系任教。他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麽接觸社會呢？他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於是就有了本文開始時的那一幕。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但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裏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余還有什麽，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