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遲（1914～1996），浙江吳興人，著名詩人、報告文學作家。主要散文集有《徐遲散文集》、《法國，一個春天的旅行》、《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散文集》等。

歷史上，放逐、出奔這類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華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馬思聰先生，受盡極左路線的殘酷迫害，被迫於1967年出走國外，以抗議暴徒罪惡，維護了人的尊嚴，他根本沒有錯，卻還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年）的不白之冤。

1984年11月，當我在美國費城和他會晤之時，他給我最初印象最令我驚奇。雖然他還和過去一樣的故人情重，且神態泰然，並相當樂觀，還在勤奮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卻有所不同。我沒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點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從他的聲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時流露著一點點不易覺察的細微淒愴，卻未能體會他心靈深處，埋藏著巨大的痛苦。

後來在他女兒馬瑞雪回憶她父親最後日子的文章裏說到一個晚上，馬思聰聽著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樂》。他忽然失聲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讓他哭一個夠。後來，他含淚說：“這個世界很美。”他為什麼哭？他哭他內心的哀傷。他哭他離開了祖國大地這麼久了沒能回去。但這個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樂學院一位前副院長和我談到他們在“文革”中的往事。這位前副院長在黯然傷神中，突然顏容扭曲，喘息地說道：“有人用有釘子的鞋子猛打馬院長……怎麼打得下去！……”他說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國內，不久便聽說我國已公開為思聰平反。不白之冤終於昭雪了。從此我就等他回國。1985年8月16日，他從美國寄我一封長信，其中講到他“讀了葉淺予文章，謝謝他的真情。那時代的人好像比較真情，‘文革’把人弄壞了。”

看來我真不如淺予。在《為馬思聰饒舌》一文中葉淺予寫道：“受過欺淩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國的可愛，愛國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聲聲教訓別人如何如何愛國，而自己卻橫著心侮辱普天下善良靈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馬思聰不欠祖國什麼，那些竊國篡權的人卻欠他太多了。”葉淺予說得又慷慨，又體貼。我們許多人卻都沒有說什麼，以幫助他解除那凝凍在他內心的深沈痛苦啊！

那封長信是他從歐洲旅遊回來寫給我的，他寫到了南斯拉夫的鐘乳石巖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羅馬的鐵伏黎噴泉的音樂和華格納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臘咖啡店。他還寫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薩的斜塔。還有，如入仙境的瑞士雪山，以及大雪紛飛之下雪山餐廳裏的豐盛午餐。還有他的那一別已半個世紀的巴黎。他寫到巴黎他的母校國家音樂院的陳舊的鐵門。最後他到了倫敦，這次旅遊快要結束了，他忽又悲從中來，說：“盛衰轉換，月圓月缺，周而復始，自是天地之軌道。”什麼引起他的感慨萬端？他為何要自苦了呢？想來是因為他能作歐遊，還不能回國。他只在信尾說了，“待我從西雙版納出來，立刻跑新疆。”這卻不是說他想去一次雲南和新疆。不，他說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雲南民歌為主要旋律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六十號），等到他修改完工，從這曲中，從雲南旋律中跑出來，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為主要旋律的一部寫新疆生活的大歌劇《熱碧亞》（作品第六十一號）的創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國。他只是沒法給我說他暫還不能回國來，雖然他正馳神於雲南的熱帶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場上。

因為他不知道回來的話會怎麼對待他。他也許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還能回去嗎？他童年時是一個固執的小孩，到了晚年他還是一個固執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氣出走，現在他無勇氣回來。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國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暫時不回來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遠不會回來，更是不得已的事。這中間，恐怕只有葉淺予等少數人，只有少數親友，給過他巨大痛苦的心靈一點兒慰藉。

他保持了他獨特的性格。除了他音樂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還有最純潔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樂的個性。他還有一點疑慮。還沒有回來，等待著一個能夠回來的時機，等待著他疑慮的被消除。不幸他沒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靈魂已經飛升到了萬裏雲天之外。但是他的靈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結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1988年5月20日，馬思聰逝世一周年。他在無可奈何中生，在無可奈何中死，生離死別，徒呼負負。嗚呼哀哉，作文奠祭，其辭曰：逝者如斯，從茲離分。恨別經年，夢睹英靈。你是珍珠，晶瑩蒙塵。你是國寶，橫遭蹂躪。黃鐘墜地，瓦釜雷鳴。美人離宮，騷客出境。夢思沸騰，莫此為甚。魂逐飛蓬，愛國有心。孀閨淚盡，永安幽冥。歡怨非貞，中和可經。幽幽琴聲，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