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被說者”說

有記者問厄普代克：“你能談談為什麽決定寫《葛特露和克勞狄斯》嗎？”

厄普代克回答道：

我之所以創作《葛特露和克勞狄斯》，是因為有時候我覺得葛特露是《哈姆萊特》中最有吸引力的角色。她很少出場，但她所說的一切又都是那麽的精彩和切中要害……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高貴、莊重和仁慈的女人，威嚴十足，王后氣質與生俱來。

現在，《哈姆萊特》給我們留下哈姆萊特的問題：“我的母親怎麽能夠在父親屍骨未寒之時嫁給一個流氓無賴？”我試圖設想此前發生的事情，而這些事情被莎士比亞一筆帶過……當然，我要寫出20和21世紀的味道，把葛特露寫成一個不快樂的妻子、一個得不到滿足的妻子，尤其是一個母性得不到尊重，有些像包法利夫人的女性……⑩

厄普代克透露了小說創作的初衷：立足當下的語境，為葛特露翻案，顛覆莎士比亞的女性觀，塑造一個更真實和豐滿的女性形象。如果說，《哈姆萊特》把“哈姆萊特傳說”完全變成一個男人的復仇記，那麽，《葛特露和克勞狄斯》就把“哈姆萊特傳說”變成了一個女人的心靈史。換句話說，這時的“哈姆萊特傳說”其實已經不是哈姆萊特的傳說，而是葛特露的傳說。而那個無處不在的王子在這裏退出了舞臺的中央，成為塑造葛特露性格的陪襯。

在《哈姆萊特》中，莎士比亞講述的是英雄的事跡，展現的是江山社稷的輪回，側重政治化男人的感受。在厄普代克的筆下，葛特露雖有王後的身份，卻只是男人們權力爭奪的籌碼和繁衍政治繼承人的工具。所以，厄普代克真正關心的是一個普通女人的情感史和情欲史。也就是說，他有意淡化了宏觀和顯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借宮廷的外殼來講述一個家庭的故事；借歷史的外殼來講述一個女人的故事；借政治的外殼來講述一個人性的故事。這樣，厄普代克又回到他此前非常擅長的“家庭”、“婚姻”和“性愛”主題，以及並不很擅長的“女性尋求”主題。(11)

在厄普代克的筆下，葛特露不再是一個完全遭兩個男人斥責的抽象代碼。她向讀者充分傾訴著自己的情感歷程：從16歲的少女到47歲的婦人，在31年的歲月裏，她如何從一個被父親交易的女兒變成一個被丈夫冷落的妻子；如何從一個被丈夫冷落的妻子變成一個被兒子厭惡的母親；如何從一個被兒子厭惡的母親變成一個被克勞狄斯寵愛的情人。

16歲時，她的父親代她擇取了她十分厭惡的丈夫霍文迪爾（即老哈姆萊特）。雖然最終不得不屈服於父權和王權，但走向這個結果的過程卻被她完全披露了出來。她公然質疑自己的國王父親，為自己乃至整個女性的生命價值辯護：“女人的命不如男人的命值錢嗎？我想知道？我覺得無論男女，死亡都一樣是同等大事……”(12)此後，葛特露從未停息對父親的怨憤和指責。

而她的不幸也在她的傾訴中一覽無遺：她命中註定要成為政治交易的籌碼，日後要同自己所嫁的男人一起，肩負起統治國家的使命。這樣雖然可擁有部分的王國權力，但卻要在低質量的婚姻中犧牲一生的幸福。

在《哈姆萊特》中，葛特露最初的婚姻生活被完全遮蔽了。從老哈姆萊特的自我評價中，我們得知老哈姆萊特是一個絕對優秀的丈夫，葛特露貴為王後理應幸福無比。因此她日後的“背叛”就自然毫無合法的依據。但在厄普代克的講述中，能夠自主“言說”的葛特露這樣評價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婚姻：

霍文迪爾對於我犯下的罪過有一大堆……起初他將我看作想要得到的財產，當我成為他的財產後，他便成了一個霸道的看管者。但是，不錯，他逐步剝奪著我的生活，將陳腐的王家禮儀強加到我的頭上，我真的恨他。（131頁）

葛特露以個人幸福的失落換取了父親的歡欣和王國的安全。當哈姆萊特出生後，她準備同其他普通的女人一樣，把全部的感情傾注在兒子身上，希望以此來彌補婚姻上的不幸。但是哈姆萊特從五歲時就顯得憂郁、古怪，從他那兒，葛特露得到的不是感激之情，而是變本加厲的生疏。憂傷的葛特露說道：“親愛的朋友，作為母親，我覺得自己是多麽的失敗呀。”（41頁）兒子沈醉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丈夫沈醉在自己的王國之上。葛特露的一生就這樣被兩個男人死死地控制著：

她的生活是一條石頭鋪就的通道，通道的兩邊有許多窗戶，但沒有一扇通向外面的門。霍文迪爾（指老哈姆萊特——引者註）和阿姆萊特（指哈姆萊特——引者註）是看守在通道兩邊的兩個蠻橫的衛兵，在通道的盡頭，等候她的則是無法逃脫的死神。（56頁）

在厄普代克的筆下，作為女人的葛特露不再沈默，也不再無知。她終於認識到自己以及所有的女性究竟處在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中：“我所信仰的，正是地位在我之上的男人們要求我去信仰的。背棄了他們的信條，社會就不會為女人提供安全保障。”（60頁）正是對丈夫、兒子和社會的不滿，讓葛特露踏上了“叛離”的道路。

而克勞狄斯的出現，恰恰誘發了她沈睡已久的心靈，也激活了她沈睡已久的身體。她抒發著自己的快樂以及對克勞狄斯由衷的感激：“我的父親和未來的丈夫將我待價而沽。而你讓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內在價值，那個時隔多年後才被你寵愛的小女孩的價值。”（138頁）

通過當事人葛特露的訴說，克勞狄斯的形象也獲得了根本性的重塑。克勞狄斯決不是老哈姆萊特認定的那樣，用小人行徑騙取了葛特露的感情，而是用真正的愛情得到葛特露的心靈和身體，並且給她帶來真正幸福的感覺。有論者由此認為：“克勞狄斯是一個善於創造，熱情洋溢的情人。他用日益顯露的個人才能吸引著葛特露。

他喚醒了葛特露的肉體和被壓制的欲望：成為自己而不是被設計好的女兒、母親或妻子角色。”(13)無怪乎連葛特露自己都承認老哈姆萊特是父親替她選的男人，而克勞狄斯才是自己替自己選的男人。葛特露的“說”和老哈姆萊特的“說”構成了矛盾沖突，那麽，誰的言說更接近真相？答案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克勞狄斯在兩種矛盾的言說中，形象得到了豐富和改變。

葛特露身上確實有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她們為了尋求她們所渴望和理解的新生活，走上了背叛現存婚姻的道路。她們“叛離”的理由表面上是追求情欲，本質上是追求情感。但是，當代作家筆下的葛特露，顯然比包法利夫人更具有女權主義者的氣質。因為她不僅充分意識到自己“叛離”的原因，還懂得為自己所做的一切作精彩而有力的辯護，而這正是包法利夫人所缺乏的。

對愛情的渴望讓葛特露變成男權秩序的質疑者；而愛情的獲得則讓她變成男權秩序事實上的顛覆者。葛特露由隱忍的怨婦逐步轉變為敢作敢為的烈女，她還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了這樣高度的評價：“我必須拯救我自己了。”（96頁）葛特露用自主的言說和行動，展現出一個女人30年來豐富而真實的情感世界，讓人們了解了她的悲苦，她的不幸，她的渴望和她的無辜。於是，“葛特露獲得了讀者的同情，讀者不再視她為謀殺的同謀。小說追尋著她的生命歷程，發現和保護著她的女性身份”。(14)

莎士比亞的筆下，我們只知道哈姆萊特父子視角中的葛特露：一個蕩婦。但在厄普代克的講述中，我們看到了葛特露自己視角中的葛特露：一個無辜、不幸和情感豐富的女人；也看到了敘述者視角中的葛特露：她不是英雄，但也決不是蕩婦；她不是好人，但也決不是壞人；她是間接的害人者，因為，她和克勞狄斯的感情加速了老哈姆萊特的被殺，但她更是一個直接受害者，因為她被無緣無故地剝奪了愛的權利，變成了政治交易的籌碼。在她身上，融合了靈魂與肉體、可愛與可憐、勇敢與懦弱、幸運與不幸、理智和激情等多種復雜的因素。


三、“說者”被說

當“哈姆萊特傳說”轉變成葛特露的心靈史後，與之相伴的便是哈姆萊特父子中心地位的喪失；當葛特露由“被說者”轉變成“說者”後，哈姆萊特父子也就由“說者”變成了“被說者”。於是故事的基本模式發生了根本改變，即從“說者”說，“被說者”被說變成了“被說者”說和“說者”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