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中國古代的大型立體石雕作品,概言之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是紀念碑性質的群雕作品;另一類是宗教造像,主要是佛教造像。保留至今的遺跡,以宗教造像為多。紀念性的作品保留較少,而且多是陵墓石刻,其中時代最早的作品,是西漢時期名將霍去病墓冢上的石刻。西漢朝廷為了緬懷那位威震祁連山的青年將軍,將他的墓冢模擬祁連山的形象,並在如山的墓冢上安放有一組巨石雕琢的群像,包括駿馬、伏虎、臥牛等,以及一件馬踏匈奴石雕,這組造型古拙的立體石雕,用以紀念長眠冢中的英雄,同時也是強盛的西漢王朝的精神象征。兩漢時期,帝王陵墓的陵園中是否安置神道石刻,因無遺跡可尋,尚不清楚。目前只是保存有東漢時一些官員墓前的石刻,包括神道墓表石柱、神獸和石刻人像(門吏、亭長)。魏晉以後,南北朝時期墓前安放石刻之風轉盛,南朝和北朝的帝王陵墓前的石刻都有遺跡保存,而以南朝石刻保存的數量多。有的組合完整,更為珍貴。由於南朝石刻不論從陵墓墓園制度方面,還是藝術造型方面,都正處於由秦漢向隋唐轉變的關鍵時刻,因此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南朝的陵墓石刻,保留至今的遺跡分布在江蘇的南京、丹陽和句容境內,其中南京的17處石刻和丹陽的13處石刻,都已在1988年被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兩地保存的石刻又各有特點,宋、陳兩代帝陵石刻和梁代的一些王侯墓前石刻,集中分布在南京境內,而齊、梁兩代帝陵石刻則集中分布在丹陽市境內。南朝的陵墓石刻,隨著時間的先後,作品表現的氣勢有所變化,宋是開創期,以神獸為例,其造型稍感簡樸,但頗渾厚自然。齊、梁時是成熟期,作品造型雄健,態勢更為生動。到陳則入衰微期,當時國勢日微,衰敗之氣自然反映到藝術作品上,所雕神獸的頭顱頗大而向後仰,顯得縮頸拱肩,四肢矮短無力,無復過去那挺胸傲視的雄姿,似乎預示著王朝的衰微乃至覆亡。丹陽所存石刻,是成熟期的代表作,正代表了南朝石刻的時代風貌,這也是它們更具誘人的藝術魅力的主要原因。
丹陽南朝陵區,主要集中在距市區約五公裏的荊林一帶,那裏由南向北排列有四座南朝帝陵,並都保留有石刻遺跡,它們分別是:
齊明帝蕭鸞興安陵,陵前神道石刻僅存一神獸;
梁文帝蕭順之建陵,陵前神道石刻保留較好,依次排列有神獸、方形石礎、石柱和龜趺各一對;
梁武帝蕭衍修陵,陵前石刻僅存一神獸;
梁簡文帝蕭綱莊陵,陵前石刻僅存一殘神獸。
除荊林一帶集中分布的四陵石刻以外,還有七座齊代的帝王陵墓分散地坐落在丹陽市境內,包括宣帝蕭承之永安陵、高帝蕭道成泰安陵、景帝蕭道生修安陵、武帝蕭頤景安陵和東昏侯蕭寶卷墓,還有兩處佚名的陵墓,可能分別是廢帝郁林王蕭昭業和海陵王蕭昭文二人的墳墓,這些墓前都保留有石刻遺跡。此外,在齊、梁時由都城建康來謁陵時,進入陵區的陵口處,也遺留有兩件石刻神獸。
南朝陵墓石刻一般是由成對的神獸、神道石柱和碑所組成,但丹陽境內的齊、梁陵墓石刻,保存數量最多而且保存情況較好的是石雕神獸,現存的各組陵墓石刻中都有神獸保留下來,其次是神道石柱,僅有兩座陵前有所保存,但形制大體可以看清。保存情況最差的是碑,僅梁文帝建陵一處尚存碑座龜趺,但碑石早已無存,從這一角度觀察,丹陽的南朝石刻又遜於南京的南朝石刻。因此對丹陽南朝石刻的形制及其淵源的探討,就以石刻神獸及神道石柱為主。好在南朝石刻中,正以神獸及石柱的造型淵源曾引起人們產生不同的論斷,而龜趺上負的巨碑,完全沒人能否認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作品,可以暫不討論了。
先看神道石柱。丹陽現存的南朝石刻中,神道石柱保存較完好的標本,立於梁文帝蕭順之建陵之前,其柱礎、柱體和柱頂的圓蓋尚大致完好,僅只蓋頂心矗立的小型神獸已缺失。柱礎下為方座,其上由兩條龍左右環轉呈圓形,中央形成插立石柱的圓孔,兩條龍首在柱礎前方對合,它們的頭上都刻出雙角,口內含珠。柱體刻出凹入的瓦楞狀,在柱頂刻出一周绹索紋。作橫長方形的墓表雕於柱體偏上處,在其上下又各在柱體上刻出一周绹索紋,下周绹索紋下又刻一周交龍紋。柱頂圓蓋刻成覆蓮狀。墓表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四行八字,但一側為正刻順讀,另一側為反文逆讀。這裏引人註意的是石柱體上刻出的瓦楞紋,或者認為它肖似古希臘建築的石柱,因為那裏的幾種柱式,不論是陶立安式、愛奧尼式或科林斯式,柱體都刻有縱置的凹楞。猛然一看,南朝神道石柱從質料到凹楞的柱體,都頗肖似希臘的石柱,但稍加推敲,就可看出它們之間毫無聯系。
首先南朝石柱並不像希臘石柱,不是支撐建築物的組成部分,而是墓前神道的標識。在墓前神道開始處立墓表,是中國古代的傳統習俗,至遲在漢代已頗流行。1964年在北京市石景山上莊村發現的漢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柱,就是典型的代表(圖1:1)。石柱共兩件,形制全同,柱體縱刻凹楞紋,頂托方形墓表,上刻3行11字,隸書陽文,為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柱礎下座方形,上雕二虎,作同向環轉,中央成圓形柱孔,以上插承石柱。從石柱和石礎的造型特征,以及墓表行文格式,都明顯地可以看出南朝神道石柱正是承襲著漢代的傳統。類似的標本,還有山東歷城出土的一件漢瑯琊相劉君石柱。《後漢書光武十王中山簡王焉傳》:大為修冢塋,開神道。李賢註: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此外,《水經註》中的《洛水》、《清水》等條多有墓前石柱的記載。漢代以後,西晉時墓前設神道石柱仍流行,洛陽尚存有晉韓壽神道石柱殘段(圖1:2)。石柱體刻縱凹楞紋,石表近方形,兩側均殘,表上及表下石柱體上均刻出兩周绹索紋。表文隸書,原為4行20字,現存居中二行,原文應為〔晉〕〔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南陽堵陽韓〔府〕〔君〕〔之〕〔神〕〔道〕。石柱殘存部分與南朝石柱相同,可證明南朝石柱直接承襲著西晉遺風。
其次,漢晉至南朝的神道石柱,形制系仿自傳統的木表柱,其上所刻縱凹楞紋,也是仿自原來的木柱的外貌而形成。中國的傳統建築,是磚木結構,用木柱擡梁,並不與地中海沿岸及西亞的古代文明那樣以石材建築為傳統,因此從不用類似希臘建築那種石柱。至於柱上的紋飾,原來源於中國的傳統的木柱的一種,即仿自束竹柱的外貌。在先秦時期,人們為了使兵器的長柄質輕而堅韌,采取了積竹或稱束竹的辦法,即在一根木芯的外周,圍繞排列十數根竹篾,然後用絲線緊密纏繞,最後髹漆加固,制成質堅而有韌性的優良器柄。近年來在湖南、湖北等地的戰國墓中,不斷有積竹柄出土。同樣的原理應用於建築物的立柱,也可得到使用較細的材料聚合成粗大的柱材,牢固耐用。在漢代遺物中,可以找到仿照束竹柱刻成的石柱,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將其列為漢柱的一種形式,並舉四川柿子灣漢墓的束竹柱為例(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0)。束竹柱外表因是以小材圍繞芯材而成,故形成美觀的縱凹凸的楞線,又在柱體上綁縛有多道加固的繩索,所以仿束竹柱的石柱體上面,同樣刻出上下多道绹索紋飾。在山東青州博物館藏有高234厘米的漢畫像石柱,其中一段在绹索紋下刻出積竹柱的原貌中,除凹楞外,並清楚地刻出竹節紋飾。而希臘等西方古文明的立柱,本身即為石柱,故從不見束柱繩索演變而成的绹索紋,更沒有竹節紋飾。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確地說,南朝的神道石(圖1:3)正是承襲漢晉文化傳統的作品,其造型風格完全顯示著中國古代文明的民族特征。
再看石刻神獸。南朝陵墓前的石刻神獸,均呈四足按地昂首挺胸的態勢,前肢肩後都刻出雙翼。皇帝陵前的神獸,頭上生有獨角或雙角,一般認為是天祿和麒麟;王侯墓前的神獸,頭上無角,一般稱之為辟邪,或說是獅子。總之它們都是傳奇的瑞獸,經人們想象而創造出來的神奇造型。過去有人看到它那肩生雙翼的形貌,認為頗有西亞北非古文明中有翼獸雕刻的味道,其實它完全是中國古文明的結晶。我們只要去看一下河北平山戰國時期中山王陵出土的錯金銀有翼神獸,自會尋出南朝陵墓石雕形貌的淵源所在(圖2:1)。它們那四肢微曲、四爪按地、挺胸昂首的態勢,神韻一般無二。兩者只是質料不同,體量有大小,時代風格有所變化而已。戰國時已頗成熟的有翼神獸造型,到漢代有所發展,並已出現在墓前神道石刻的行列之中,還出現了天祿、辟邪的名稱。南陽宗資墓前有石獸,自銘天祿、辟邪,據《後漢書靈帝紀》李賢註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目前所存漢代文物中,以河南洛陽出土的一對東漢石刻神獸保存最好,刻工最精,頸背有緱氏蒿聚成奴作刻銘。兩獸呈昂首挺胸、四肢微曲、四爪按地的態勢,頷下長毛垂胸,前肢肩後生翼,長尾後垂接地,氣勢威猛(圖2:2)。十分明顯,南朝的神獸正是沿襲漢代石獸上述造型特征,發展改進而成。以南朝石刻神獸與漢代同類石刻相比,雕琢技藝明顯進步,特別是鏤雕技術有較大提高,絕非西漢霍去病墓石刻古拙技法可比。尤其是南朝石刻的巨大體量,更非漢代石獸可此。因此南朝石刻氣勢非凡,當你看到伏在綠野中的巨獸,昂首直對蒼穹,更加令人有積聚力量即將展翅騰飛之感(圖2:3)。
南朝的陵墓石刻,是當時陵園的組成部分。過去人們常常只將註意力集中在保存在地表的石刻上,卻忽略了淪於地下的墓園建築遺址,也沒有了解地下墓室結構。近年來丹陽地區的文物考古有了長足的進展,在提升保護陵墓石刻的過程中,於梁文帝蕭順之建陵的石柱等周圍發現了磚築基址等遺跡。同時在丹陽境內發掘了三座南朝陵墓,其中在鶴仙坳和金家村(金王陳)的兩座已有報告發表(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文物》1974年第2期;《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據考證鶴仙坳大墓可能是齊景帝蕭道生修安陵,金家村大墓可能是東昏侯蕭寶卷墓或和帝蕭寶融恭安陵。這兩座陵墓都是巨大的磚築單室墓,墓內從甬道至墓室的壁面嵌有成組的大型拼鑲磚畫,顯得富麗壯觀。金家村墓內的拼鑲磚畫保存較為完整,首先出現的是嵌於甬道頂的日、月圖像,分嵌東西兩側。再向內是對稱地蹲踞在左右壁面的獅子,長鬣利爪,張口伸舌,形象威猛,為死者守門以辟除不祥。接著是一對手扶儀刀的披鎧武士。進入墓室以後,兩側壁面均嵌有上下兩欄磚畫。靠前部上層是體態修長的青龍和白虎,它們既是表示方位的神獸,也是引導死者升天的前導,畫面各長240厘米,氣勢宏偉。在龍和虎的前面,各有一位毛羽遍體的仙人,手執仙草,回身引逗召喚著龍和虎,向天空飛去。在龍、虎身軀上方,又各有三位手捧仙果、丹鼎的天人相隨,體態婀娜,衣帶飄飛,配上虎龍周圍飛騰的朵朵浮雲,更使得整個畫面靈動起來,產生淩雲飛升之感。在龍虎之後是七賢磚畫,一側四像,像旁各有姓名榜題,是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的畫像。在上面兩幅磚畫的下欄,是死者出行的儀衛鹵簿,自前而後排列著四幅對稱的磚畫,以人馬都披著鎧甲的甲騎具裝為先導,隨著是執戟的儀衛和高舉傘蓋的鹵簿,最後是三騎一組的鼓吹樂隊。這儀衛鹵簿拼鑲畫,顯示著死者生前的儀威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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