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陵墓神道石刻，承襲漢魏舊制，但南北方各有特點。現存南朝石刻，由神獸、石柱和碑組合而成，卻不見人像。而現存的北朝陵墓石刻殘跡，卻僅有人像遺存，例如洛陽邙山發現的北魏宣武帝景陵前的石刻殘跡，有身高3.14米的扶劍石人像。在河北磁縣灣漳北朝晚期大墓前，也發現有石刻人像。但因保存的殘跡太少，不知是否原有石柱、神獸等石刻存在。僅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隋唐時期的陵墓石刻，應是直接分別承繼了南、北兩地陵墓石刻的傳統，融會發展，從而形成具有新的時代風貌的紀念性大型石刻群雕，煥發出更加燦爛的藝術光彩。（1992）

山東北朝墓人物屏風壁畫的新啟示(1)回頂部章節目錄
東晉時期，以竹林七賢為題材的繪畫頗為流行。當時被譽為畫絕的顧愷之所繪七賢，流傳到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曾有記述，卷5並且還保存有顧愷之所作《論畫》一文，其中有對東晉另一位名畫家戴逵所繪七賢的評論：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雖不妙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表明在戴、顧以前，七賢題材的繪畫已經流行。《歷代名畫記》所記述的東晉畫家所遺作品中，還有史道碩所畫的七賢圖。東晉以後，南朝時七賢題材更為盛行，劉宋時名畫家陸探微所繪《竹林像》和南齊畫家毛惠遠的《七賢藤紙圖》，都曾流傳後代。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南京、丹陽地區墓葬中發現的多幅竹林七賢和榮啟期大型拼鑲磚畫，更為這一題材繪畫在南朝流行提供了實物例證，發現時間最早且保存最完整的是南京西善橋墓的磚畫，它對稱地嵌砌在墓室的南、北兩側壁上，每側畫面都為縱80厘米，橫240厘米，每側繪出四個人像，人像之間以樹木分隔，像旁均有題名，一側為嵇康、阮籍、山濤和王戎，另一側為向秀、劉靈(伶)和阮鹹，因只有三人故再加上先秦隱士榮啟期而添為四像，以使兩側對稱。丹陽胡橋鶴仙坳、吳家村和建山金家村發現的三座南朝大墓中發現的竹林七賢和榮啟期拼鑲磚畫，布局和風格大致與西善橋墓相同，僅時間略遲，但似出於同一粉本，僅在技法等細節上有些差異之處。這些磚畫中除七賢和榮啟期等八像外，沒有其他人物的畫像。大約到南齊永元年間，七賢畫的內容有些新變化，主要是在主像側旁加繪侍者。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和《南史齊本紀下》，東昏侯蕭寶卷永元三年（501年），建康城內宮殿失火，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余間皆盡。大火之後，蕭寶卷又大興土木，重修諸殿，還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自此以後這種在七賢主像側旁繪有侍者的構圖，開始流行，並對後代有頗為深遠的影響，例如流傳至今的唐代畫家孫位所繪《高逸圖》，畫出的正是七賢中山濤、王戎等形貌，除以樹木山石相隔外，主像旁側繪有侍者，正是承襲著永元年間初創的側旁繪女侍的傳統。

南齊永元年間七賢畫構圖的新變化，目前還沒有能從已出土的南朝文物中找到例證，但卻在山東地區的北朝墓室壁畫中發現了近似的構圖，這確是令人感興趣的事。1986年4月，發現了濟南市東八裏窪北朝壁畫墓，墓的北壁壁畫保存尚好，繪出立於床後的八扇屏風，不知為何其中左右各兩扇屏面沒有繪畫，另四扇屏面均繪樹下人物，圖1

多袒胸跣足坐於席上飲酒，形貌與南朝七賢拼鑲磚畫相同，應為七賢題材壁畫，其中左起第四幅屏面除樹下飲酒人像外，他的身後還繪出一個侍童(圖1)。比濟南市東八裏窪北朝墓壁畫更令人感興趣的是臨朐縣冶源鎮海浮山崔芬墓的壁畫，該墓也發現於1986年4月，墓內所葬死者是東魏威烈將軍、南討大行臺都軍長史，卒於北齊天保元年，次年(551年)下葬。墓室壁畫也繪有多扇屏風，其中有八扇屏面上繪有人像，圖2

畫面構圖以樹木山石為襯景，樹石前地上設席，主像坐於席上，姿態各異（圖2），其中一人前設書案，正執筆書寫，像側立一女侍，手執燈。另一像似作雙手撐席的醉姿，身後一女侍似正為他捶背。書寫者梳雙丫形角髻，正與南京西善橋七賢磚畫中嵇康和劉靈(伶)的發式相同。這兩幅是墓壁所繪八扇屏風的第二、三兩幅，從構圖中主像側後有女侍的特征看，正是受到南齊永元年間七賢構圖變化的影響後的作品。除七賢屏風畫以外，墓中的另一幅出行壁畫也頗值得註意，那幅畫繪於西壁龕額部，應是畫出墓主夫婦在婢仆侍奉下出行的情景（圖3），主像褒衣博帶、高冠大履，雙臂舒展，廣袖拂垂，其形態和構圖均與傳世顧愷之《洛神賦圖》王者出遊行列極為相似，過去所見北朝雕塑中類似這樣構圖的作品，都是帝後禮佛的行列，例如龍門賓陽洞和鞏縣石窟寺的禮佛圖浮雕，但如崔芬墓這樣的北朝世俗的出行圖還頗罕見，所表現出的南朝繪畫影響更為明顯。

山東地區北朝墓壁畫中顯露出的與南朝繪畫藝術關系密切的特征，在同時期中原地區的東魏、北齊墓中尚未見到，這確實是值得研究南北朝文化史的學者應予註意的事，它是否意味著在當時南方物質文化對北方的影響過程中，山東是一處重要的交往通道。而在這些交往中，清河崔氏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前述的臨朐海浮山北朝墓的墓主崔芬，是清河東武城人，屬清河崔氏重要的一支。清河崔氏另一重要的支系在東清河鄃地，其族葬墓地的一部分也已經考古發掘，在今淄博市臨淄區窩托村南，1973年以來發現了十余座墓葬，其中包括撰寫《十六國春秋》的崔鴻的墳墓，並有墓誌出土。通過窩托村崔氏墓群出土墓誌的分析，可以較清楚地排出崔鴻這一支的氏系譜，崔鴻之父敬友是北魏名臣崔光(考伯)之弟。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