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性是人類交合的宇宙過程。——中國古語

一位患者向我描述了以下夢境：“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而我的會計師卻在我們當中要與妻子性交。我對此的感覺很奇怪——不知為什麼好像只有那樣才對頭。” ——約翰-施梅爾（John Schimel）博士的報告

在西方傳統中，愛分為四種。第一種為性愛，如我們所稱謂的性欲（lust）或利比多（libido）。第二種是愛欲（eros），即讓人有繁殖或創造的欲望的愛的驅力，正如古希臘人描述的那樣，它是朝向存在與關系這樣更高級形式的欲望。第三種是菲裏亞（philia），即友誼，朋友之情。第四種為拉丁語中的神愛或博愛，也被稱為“同胞愛”（agape），是對他人的幸福的關愛，其原型為上帝對人類之愛。而人類所體驗到的真正的愛則是這四種愛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愛。

我們以討論性（sex）開始不僅僅總因為我們的社會開始於此，而且還因為它也是每一個人生物學存在的開始。我們每個人的存在都歸結為這樣一個事實：在歷史的某個時刻，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跳過了鴻溝，用T.S.艾略特（Eliot）的話說就是“橫在欲望與爆發的情感之間的鴻溝”。無論在我們的社會中，性可能會多麼平庸化，它仍舊保持著生殖的力量，這種驅力使人類生生不息，它既是人類最強烈的快樂，也是人類最普通的焦慮之源泉。它能夠以原始生命力形式，將人投入絕望的泥沼，而當它與愛欲結合時，又能幫他擺脫困境，帶給他極度的喜悅。

古人將性或性欲看得像死亡那樣理所當然。只是到了當代，我們才成功地極大規模地將性專門挑出來加以關註並使其擔負起所有這四種愛的重擔。我們姑且不論弗洛伊德對性現象的過分擴大——在現代歷史的相關的論點與反論點的鬥爭中，他是唯一的聲音——性欲是種族繁衍的基礎卻仍舊是確實的，並且若不擴大的話，這現象也的確像弗洛伊德所說的那麼重要。我們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小說或戲劇中使性平庸化或像我們希望的那樣以譏諷的態度或以壓抑冷漠的方式去抵禦其強大的力量。性的激情仍隨時準備打我們個措手不及以證明它仍是令人戰栗的奧秘。

但一看到我們時代性與愛之間的關系，我們馬上就會發現自己被卷入了矛盾的旋渦中。因此，讓我們理清頭緒，先簡要地從現象學的角度開始闡述一下我們社會中圍繞著性的奇怪矛盾。

性之狂野

在維多利亞時代，當對於性沖動、感情及驅力的否認成為風尚時，在上流社會是不能談論性的。困擾著這個話題的是聖潔的，與性無關的。男女交往時就仿佛他們沒有性器官似的。威廉-詹姆斯這位著名的改革者，在其他方面均超越了其同時代的人，但他對性的態度卻有著世紀之交那種以高雅自居而對之心存厭惡的特點：在他劃時代的著作，兩卷本的《心理學原理》中，只有一頁涉及到性，在其結尾還要加上“這些細節討論起來有些令人不快……”。但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前一個世紀，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則警告說：“那些充滿欲望卻不能行動的人滋生了瘟疫。”以後的心理治療師充分證明了這警告的正確性。弗洛伊德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確實看到了性，他是從那些因將人體的如此重要的部分與自我分離而導致的神經癥癥狀的困境中看到了性。

接著，在20世紀20年代，幾乎是一夜之間發生了劇變。這信念在自由主義者的圈子中成了富於戰鬥性的信條。他們堅信反對性壓抑——即性教育，自由地議論、感受與表達性——會帶來健康的結果，在“一戰”後令人驚奇的短暫時期，這顯然為開明人士構築了唯一的立足點。

我們的態度從表現得仿佛性根本就不存在一樣變為對其癡迷。而現在，我們比自古羅馬以來的任何社會都更加強調性，並且有些學者認為我們比整個歷史時期的其他任何時期都更關註於性。今天，我們不再對性諱莫如深，我們就仿佛是火星上的遊客跌落到了時代廣場，我們在社交中的話題都離不開性。

這並不只是美國人的困擾。在大洋彼岸的英國，“從主教到生物學家，每個人都要插一杠子，”倫敦的《時代文學增刊》一篇頗具洞察力的文章繼續指向了“整個的後金賽功利主義與後查特裏的道德提高。翻開任何一天（尤其是星期天）的任何一份報紙，你都會看到一些專家向公眾宣揚他們有關避孕、流產、通奸、淫穢刊物、兩相情願的成年人間的同性戀或（如果其他一切均不奏效的話）青少年中的當代道德模式”。

我們今天的治療師很少見到以“一戰”前弗洛伊德的歇斯底裏癥患者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性壓抑，部分的原因便是這次根本的轉變。事實上，我們發現來尋求幫助的人正好相反，大量地談論性，大量的性活動，幾乎無人抱怨無法如希望的那麼頻繁或與所希望的那麼多性伴侶上床。但我們的患者確實抱怨說對此缺乏感覺和激情。“關於該討論之紛擾的奇特之處在於，人們是如何地難以感到解放的愉悅。”如此之多的性與如此之少的意義甚或其中樂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不想讓人知道他或她有性感覺，如果我們不那樣做就會感到羞恥。1910年以前，如果我們說一位女士“性感”，她會感覺受了侮辱。如今這位女士卻會珍視這一贊揚並向你施展魅力以回報這贊美。我們的病人經常出現的問題是性冷淡和陽痿。但我們所觀察到的奇怪和痛苦之處在於他們是如何絕望地掙紮著不讓任何人發現他們沒有性的感覺。維多利亞時代的男女因體驗到了性而有負罪感，而現在我們則因體驗不到它而負疚。

然而，有一個矛盾在於啟蒙沒有解決我們文化中的性問題。固然，這新的啟蒙運動有其重要的積極的結果，主要在於增加了個體的自由度。大多數客觀的問題緩和了：性知識可在任何書店買到，除了波士頓（在那裏，人們還認為性如英國一位女伯爵在其新婚之夜宣稱的那樣“太使人心醉神迷，對普通人無益”）到處都可買到避孕用具。男女雙方可以毫無負罪感，通常也會無拘無束地討論他們的性關系以及承諾使雙方相互滿足並使其充滿意義。我們不要低估了這個進步。外部的社會焦慮與負疚減輕了，而並未為此充滿喜悅的人則會感到乏味。

但內心的焦慮與負罪感卻增加了。在某些方面，這些是更加病態的，更難處理並且帶給個體的負擔會比外界帶來的焦慮與內疚更重。

從前婦女面對來自異性的挑戰簡單而直接——跟還是不跟他上床？——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是她如何面對其文化習俗。而如今人們的問題不再是“她是做還是不做”，而是她“行還是不行”。這挑戰已轉為女性個人能力的問題。也就是說，她個人的能力是否可達到可誇耀的性高潮——那應當與癲癇發作類似。盡管我們同意第二個問題更能將性決定的問題置於其應在的位置上，但我們不能忽視對人們而言第一個問題更易於處理。在我的治療中，一位婦女因為害怕男性“發現我做愛不在行”而害怕上床，而另一位則因為“我不知道如何行事”而害怕，並認為她的愛人會因此和她過不去。還有一位婦人對再婚怕得要死，因為她害怕會像第一次婚姻中那樣沒有性高潮。女性們的猶豫不定通常可歸結為：“他不會那麼喜歡我，他不會再來找我了。”

過去的十年中，你可以指責社會嚴苛的道德觀，你可以對自己說你的所作所為是社會的錯不是你的錯來保持自尊。這就會讓你有時間決定你想做什麼，或讓自己成熟起來能夠做決定，但如果問題僅僅成為你如何表現，這就立刻成了你的自我肯定與自尊的問題，沖突的重點轉向了內心，成了你如何應付這樣的測試。

而大學生們在與校方關於允許女生在男生宿舍逗留多長時間的問題的鬥爭中卻無視這樣一個事實：條例常常是有益的，條例會使學生有時間發現自己，有余地在做好準備之前仔細考慮，找到一種沒有束縛的行動方式，去試試自己的能力，冒險進入一種暫時的關系——這是任何成長所必需的組成部分。沒有直接而公開的承諾總比帶著壓力進入性關系要好，沒有心理的投入只有身體的奉獻會對情感造成傷害。這樣他們就可能會贊揚規則條例了，至少他們給了規定一些可供贊揚的東西。無論他們是否遵守規定，我的觀點都是正確的，許多當代的學生由於他們新的性自由而感到焦慮，這是可以理解的。壓抑這種焦慮（“人應當喜歡自由”）又使他們因壓抑而焦慮，因此他們接著就會攻擊校方，說他們沒有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以此平衡心理。

在我們短視的性自由中，我們沒有看到的是將個體投入到漫無邊際和空虛的自由選擇的海洋中本身並不能給予他自由，而更可能增加其內心的沖突。我們為之獻身的性自由使我們無法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在藝術中，我們也會不斷地看到這種相信僅僅自由就可以解決我們問題的幻想。以戲劇為例，在一篇題為《性已無能為力了？》的文章中,《紐約時報》的前戲劇批評家霍華德-陶布曼（Howard Taubman）在看了戲劇後總結了我們都能在戲劇中看到的情形：“發生關系就如同在一個無聊的下午我們出發去商店，但對此並無興致，甚至連好奇都沒有。”再看看小說，在《維多利亞的反叛》中，利昂-埃德爾（Leon Edel）寫道：“極端主義者鴻運當頭，如此他們使小說變得空洞無物而不是使其豐富了。”埃德爾敏銳地提出了極其重要的觀點：在小說純粹現實的“啟蒙”中出現了性的“非人性化”。“左拉小說中的人們存在著性沖突，”他堅持道，“這在他們身上比在D. H. 勞倫斯（D. H. Lawrence）所描述的人那裏更真切——並且更人性化。”

反對審查制度，要求言論自由的戰鬥自然也是一個大勝仗，但難道這不會也變成一件緊身衣嗎？那些作家，無論小說家還是戲劇家，“情願當掉打字機也不願寫出的作品裏沒有那些必不可少的對性行為的細節描述”。我們的“教條的啟蒙”是自我挫敗：其初衷是保護性欲，其結果卻是損害了它。在紀實的洶湧浪潮中我們忘記了，在舞臺上、小說中，甚至是心理治療中，想象是愛情的命脈。而現實主義既非性亦非愛。實際上，沒有什麼比一絲不掛更缺乏性感了，在任何一個天體營逛一個小時就能證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加入想象將生理學和解剖學轉化為人際關系的體驗——變為藝術、激情、愛情，變為百萬種有著使我們癡迷與震撼的力量的形式。

求助於技巧

第二個矛盾在於新近對於性技巧與做愛失敗的強調。這常常使我想起那些使人們趨之若鶩的關於如何做愛的書籍，以及社會上大量發行的報紙雜誌的數量與當事人的性激情甚或其體驗到的性愉悅數量之間的相反關系。誠然，打高爾夫也好，表演也好，做愛也好，技巧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對於性愛技巧的強調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便會導致對於做愛的機械態度，接下來便是疏離、孤獨感以及人格解體。疏離的一個方面就在於，愛人及其古老的藝術即將被電腦操作員取代。伴侶間在做愛時非常註重記錄與時間安排——這是被金賽確認和標準化了的技巧。如果他們沒能按時完成便會焦慮起來，並且無論有無欲望都強迫自己去做。我的同事約翰-施梅爾（John Schimel）寫道：“我的病人們頑強地堅持著，或者壓根就沒註意到他們的配偶對待他們的那種顯然有害的方式，但他們有過把未能按做愛時間表完成任務視為愛的損失的體驗。”男人們如果趕不上時間表的進度就不知為何會感到失去了陽剛之氣，而女人們如果太長時間沒有男人至少勾搭她一下便會感到自己失去了女性魅力，女性用以討論其性事所用的“兩人私下裏”的說法暗示了一個時間間隔，就像是幕間休息。精心地計算並仔細記錄——我們這周做了幾次愛？他（或她）那天晚上對我足夠專心嗎？前戲時間是否充足？——這使人懷疑這種最為自然的行為的自發性怎麼可能存在。電腦徘徊在舞臺兩側，人們正以弗洛伊德所說的他們父母所使用的方式上演著做愛的戲劇。

這就不足為怪了。在專註於技巧時，關於性行為的典型問題並非在此過程中是否有激情或意義，而是我表現得有多好。譬如說被西裏爾-康納利（Cyril Connolly）稱為“性高潮專制”的情形以及專註於同時獲得快感——這也是疏離的另一個方面。我承認當人們談論“天旋地轉的性高潮”時，我感到納悶：他們為何要如此費盡心機？自我懷疑是怎樣的深淵！而孤獨的內心又是何等的空虛！難道他們是以對這虛華的結果的關註來加以掩飾嗎？

即使是那些抱著越多性愛越快樂觀點的性學家們，如今也擡眼關註起因過度強調性快感的獲得以及“滿足”其伴侶的重要性所帶來的焦慮，男人們總是問女人她是否“完了”，或她是否“還好”，或用其他的委婉語來詢問她們的感受，而這種感受顯然沒有什麼委婉語可表達得出。西蒙-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和其他女性提醒我們這些男人，她們力圖向我們說明，性愛是最後一件女人想在那一刻被問及感受的事了，而且對於技巧的關註剝奪的正是女人最想要的東西——身體與情感上的，也就是說，男人在高潮時自發的縱情，這種縱情給了她這種體驗所能得到的所有戰栗與喜悅。當我們拋棄了角色與表演這樣繁瑣無聊的舉止，能夠剩下的就是在難忘的性生活中，親密關系這樣的純粹真相是何其重要——會面，帶著不知結果將會如何的興奮感變得更加親近。對自我的肯定、自我的贈予——難道不就是這種親昵使我們在需要任何家庭生活來溫暖我們時，一遍又一遍地在記憶中重拾這溫馨時光而內心倍感溫暖嗎？

在我們的社會中，用以建立關系的是很奇怪的東西——有共同的品位、幻想、對未來的期望，還有對過去經歷的恐懼——這一切都使得人們更退縮和敏感脆弱而不是做愛，在親密關系中他們戒備的不是身體的裸露，而是隨著心理與精神世界的暴露而來的脆弱。

新清教主義

第三個矛盾是過分宣揚的性自由已成為新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新形式，我這裏用小寫字母“p”是因為不希望將其與原清教主義混淆。原清教主義如同霍桑（Hawthorne）所寫的《紅字》中的赫斯黛與梅斯德牧師之間產生的激情一樣，與我所說的清教主義是兩回事。我所指的清教是經由我們維多利亞時代的祖父母傳承下來，並與工業主義和情感道德的疏離相結合的產物。

我所定義的清教包括三個因素。首先，它是一種與身體疏離的狀態；其次，它與理性的情感相分離；最後，它將身體作為機器來使用。

在我們的新清教中，身體的不健康等同於有罪。罪原本用以指屈從自己的性欲望，而現在則是指不能完全地對性進行表達。我們當代的清教認為如果不表達你的利比多是不道德的，在大洋西岸，這顯然都是事實，倫敦《時代文學增刊》寫道：“那些進步知識分子出於道德責任感，決心通過做愛來消滅性壓抑。但現在，壓抑的情形卻更多了……世界上沒有比你們這些主張通過適當指導的性欲來拯救大眾的現代鼓吹者更高尚的清教徒了。”從前，一個女人因與男人發生了性關系而自責，而現在，一個女人會因為幾次約會之後自己還是那麼拘謹而負疚。她的罪行是：“病態的壓抑”，拒絕“給予”。而其伴侶總是特別開明（或至少假裝如此），毫不掩飾對她的氣憤以拒絕減輕她的負罪感（如果她能夠在這個問題上與他爭論的話，這沖突對她而言就緩和多了）。但他卻寬宏大量地伸出援手，準備在每次約會結束時承擔起將她從墮落中拯救出來的神聖責任。自然這使她的“不”更增加了她的罪惡感。

當然，這一切都說明，人們不僅要學會做愛，而且不必確保在做愛時他們會不會缺少激情或做出不適宜的承諾——後者還可解釋為對其伴侶提出不健康的要求。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尋求沒有性關系的愛，而現代人則尋求沒有愛的性關系。

為了消遣，我曾為當代開明人士對待性與愛的態度畫了一幅印象畫。我很願意將這幅我稱為“新一代世故者”的畫像與大家共享：

新一代世故者不是被社會閹割，而是像奧利根（Origen）那樣自我閹割。性與身體對他而言並非真實的存在和賴以為生的東西，而是可以像電視播音員的聲音一樣需要培訓的工具。新一代世故者都滿腔熱情地致力於驅散所有激情的道德準則來表達他的熱情，愛每一個人直到愛再也沒有力量去嚇唬人。除非將自己的激情束縛起來，否則他怕得要死，他的全部理論正是表達了他的束縛。他的解放信條是他的壓抑；他的性欲完全健康，充分的性滿足原則是他對愛情的否定。從前的清教徒壓抑了性卻滿懷激情；而新清教徒卻壓抑了激情只有性，他的目的就是束縛自身，將天性變為奴隸。新清教徒僵化的完全自由的原則不是自由而是新的緊身衣。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身體以及根植於本性中的同情心的懼怕，對於那片沃土及其生殖力的恐懼。他是我們現代的培根主義者，致力於獲取戰勝自然的力量，全力以赴地獲取知識只為了得到更多的力量。47而你正是通過充分的表達從性欲中獲取力量。（如同拼命地使用奴隸，直到所有反抗的活力被榨取幹凈。）性成為了我們的工具，如同原始人的弓與箭、撬棍或扁斧。性這新的機器，這最終的機器？

新清教主義在當代的精神病學和心理學中蔓延。一些關於已婚夫婦心理咨詢的書主張治療師應該在討論性交時只用“性交”（fuck）這個詞，並堅持讓病人也使用該詞，因為其他的詞會使病人用來掩飾真相。在此重要的並非詞本身的使用：純粹的肉欲——獸性的卻有自我意識的，並被恰當地叫做“幹”（fucking）的身體放縱由於人類經驗的大量參與必定也所剩無幾了。但有趣的是曾經禁止使用的詞現在卻成為“應當”使用的詞——成了為著忠誠這一道德的原因而盡的責任。誠然，否認性交的生理方面是虛偽的，但是當我們所尋求的是比釋放性緊張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時，使用“幹”這個詞來描述性體驗也是虛偽的。前者是對於抑制的掩飾，而後者是對自我疏離的掩飾，是一種自我的防禦，用以對抗對於親密關系的焦慮，前者是弗洛伊德時代的特有的問題，而後者則是我們特有的問題。

新清教主義同時帶給我們的還有我們整個語言的非人性化：我們用“發生性關系”（have sex）來代替做愛（making love）；與性交（intercourse）相對照，我們用“交配”（screw）；為了替代上床（going to bed），我們說“睡”（lay）某人（上帝保佑英語和我們自己！）或我們“被睡”（are laid）。這種疏離已成為慣例，在一些心理治療培訓學校，他們教授年輕的治療師和心理學家在治療期間只使用四個字母的詞是“有益的”；患者可能在做愛時掩蓋了一些壓抑，所以這是我們正當的責任——這新教清教主義的化身！——得讓他明白他只是在幹。每個人似乎都一心要將維多利亞時代假正經的殘渣余孽徹底鏟除，以致我們完全忘記了這些不同的詞意味著人類的不同體驗。或許大多數人對於不同的詞所描述的不同形式的性關系都有過體驗，並不難把它們區分開。我並非在對不同的體驗進行價值評估，在人們自己的關系中，它們都是適當的。每一位婦女都有時想“被睡”——飄飄欲仙，不能自已。如果一開始她沒有激情，就“使”她有激情，就如同《飄》中的白瑞德與斯佳麗著名的那段戲。但如果“被睡”是她生活中的一切性體驗的話，那麼她與對於人格疏離的體驗和對性的排斥就為時不遠了。如果治療師覺察不到這形形色色的體驗的話，他就會造成患者意識的退縮與減少，並且會使患者身體知覺以及建立關系的能力變得更狹小。這是對於新清教的批判：它極大地限制了感覺，它阻礙了極其豐富、多姿多彩的表現，並導致了情感的貧乏。

毫不奇怪，新清教主義導致了我們社會成員郁積的敵意，而反過來，敵意常常在涉及到性行為本身時爆發出來。我們說“去幹你自己吧”（go fuck yourself）或“幹你”（fuck you）這樣表示蔑視的粗口來表明對方毫無價值，一無用處，只配扔掉。生理沖動在此已成為其歸謬法。事實上，“幹”（fuck）這個詞在當代語言中已成為用以表達強烈敵意的最普遍的粗話，我認為這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