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二十五年精神分析師的職業生涯中，在對那些努力應對和解決他們的沖突的人們的精心治療中，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寫這本書正是基於這樣的經驗。尤其是在過去大約十年間，這些沖突都是由於愛與意誌的方面出了問題而導致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一位治療師都是或應該是始終進行探究——探究世界的本來面目，“追根”溯源。

在這一點上，我的實驗心理學同事提出質疑，他們認為治療中所得到的資料不可能進行精確的歸納，因為它們來自於那些對於文化心理“不適應”的人。同時我的哲學家朋友也再三強調，沒有一種類型的人的內在核心是基於這些得自於神經癥或人格病態者的資料的。這兩種警告我都同意。

但無論是那些心理學家在其實驗中，還是那些哲學家在其研究中都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確實從求治者那裏得到了極其重要的，並且常常是非同尋常的資料——那種只有人類能夠擺脫慣常的偽裝與防禦（我們在“正常的”社交談話中總是隱藏在這些偽裝與防禦之後的）才能顯露的資料。只有情感與精神的痛苦到了很嚴重的地步，才能促使人們去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幫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會忍受揭開其問題深層根源所帶來的焦慮與痛苦。還有一種很奇特的情形：除非患者認為我們能夠提供幫助，否則在某些方面他們是不會暴露這些重要信息的。哈裏-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關於心理治療之研究的評述仍與他第一次說這番話時一樣令人信服：“除非將談話設計得能為來訪者提供幫助，否則你只能得到虛假資料而非真實信息”。

的確，我們從患者那裏得到的信息可能很難甚至不可能嚴格歸納。但這些信息卻是如此坦白地呈現了人類當前所面臨的沖突及其生活經歷（其意義的豐富性遠不止彌補了我們詮釋的困難）。我們對病人的攻擊性是挫敗感導致的結果這一假設進行討論是一回事；但當你看到一個病人那種緊張感，眼中充滿憤怒或憎恨，身體緊繃，聽到他費力地喘息著，重新體驗20年前他父親抽打他，因為他的自行車被偷了（那並非他的錯呀！）的情形——這件事在他心中激起了憎恨，從那一刻起，他就對其周圍所有父親形象充滿仇恨，其中包括現在與他同處一室的我，這是另一回事。這樣的資料生動地闡釋了該詞最深刻的含義。

反過來，對於我的同事提出的將關於人的理論基於“不適應”理論這一問題，我要提出質疑了：難道每一個人的沖突不是提示了人類的普遍性以及個體的特殊問題嗎？索福克勒斯通過俄狄浦斯國王，一步步向我們呈現了一個人想發現“我是誰以及從哪裏來”時極度痛苦的掙紮。心理治療就是要尋找特定個體的生命中的最獨特的特征和事件——如果忘記了這一點，任何心理治療都將被削弱成為乏味的，非存在判斷的，模糊不清的通則。但心理治療也尋求構成這個個體中人類沖突的基本要素——

它是每個人作為人的體驗的最穩定而持久的品質的基礎——如果忘記這一點，任何治療都會趨於減少病人的意識而使其生命更加平庸乏味。

心理治療既揭示了個體當前的“病”態，同時也揭示了使其成為人的原始品質與特征。前者是由特定的個體以特定的方式使其出現了偏差的後天特征所致。在心理治療中對於患者問題的詮釋也部分地揭示了歷史上人類通過文學中的原型形式進行的自我詮釋。埃斯庫羅斯筆下的奧瑞斯忒亞和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即是兩個個性豐富的例子。他們不僅僅是兩個特定的人物形象，一個要回溯到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而另一個則是在18世紀的德國，而是展示了我們內心所經歷的沖突——無論我們身處何時，是何種族，我們都會經歷成人，試圖找到作為個體的人的身份。我們努力地以各種力量來證明我們的存在，努力去愛和創造，竭力應對生活中的各種事件直至死亡（也包括面對死亡）。生活在一個過渡時期——一個“心理治療”的時代——的價值在於我們被迫接受這個機會，此時我們要努力地解決我們的個人問題，揭示永恒人類的新意義，更深入地審視那些人之所以為人的品質。

我們的患者表達了並且生活在文化中的潛意識和無意識傾向中。神經癥患者或我們稱之為性格病態的人，其特征為文化中的防禦手段對他們不起作用——他們或多或少地也意識到了這種狀況，神經癥患者或“性格病態”的人是那些問題嚴重到無法以文化中的正常方式生活的人。我們的病人無法或不會去適應社會，反過來，這可能是由於以下一個21或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導致的：

首先，患者生活中創傷性的或不幸的生活經歷使他較一般人更敏感，更無能力忍受或控制其焦慮情緒。其次，他可能較常人有更多的獨創性和潛力促使其進行表達，如遇阻擋便發病。

藝術家與神經癥患者

人們常常認為藝術家與神經癥二者之間有著神秘的關聯，這裏所表達的觀點可使我們對這種看法有完全的理解。神經癥患者與藝術家都對其社會的潛意識或無意識的深處進行表達並生活在那裏。藝術家是主動行動，將其經歷與其同伴交流。而神經癥患者則是消極對待，在經歷其文化中同樣的潛在意義與矛盾時，他無法將其經歷形成可與自己或其同伴交流的意義。

藝術家與神經癥患者都有著預言的作用。由於藝術是來自無意識層面的交流，它對我們而言代表了這樣一種人的形象——他們由於敏銳的意識，而生活在其社會的邊疆，也就是說，他們的一只腳跨入了未來。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爵士舉出例子，說明藝術家預見到了此後人類科學與理性的知識。例如：古埃及新石器時代花瓶上三角形的蘆葦和朱鷺的圖案預示著日後埃及人發展出了用以觀測星座與測量尼羅河的幾何與數學。帕臺農神廟所體現出的希臘人不可思議的比例感、羅馬建築中有力的圓形拱頂以及地中海的教堂中，裏德都可追查出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藝術是如何表達當時無意識的意義與趨勢的，而其日後將被哲學家、宗教領袖以及科學家系統地闡述出來。藝術家預見了下一代的社會及科技較小的變化，或預見到了幾個世紀之後，像數學的發現這樣深刻的變化。

同樣地，我們發現在這些沖突整體地、有意識地在社會中體現出來之前，藝術家就已將其表達出來。用龐德（EzraPound）的話說，藝術家是“人類的觸角”，他以只有他能夠創造出來的形式生活在意識的深處，這是他在與其世界鬥爭並形成其世界時在其自己的存在中所體驗到的深度。

在這裏我們又馬上面對本書所提出的問題的核心。我們同時代的畫家、劇作家以及其他藝術家所呈現出的世界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世界。他們呈現了我們這個世界的狀態，這種狀態使得愛與意誌的任務變得特別困難。在這個世界裏，大量先進的通信手段將我們包圍，對我們狂轟濫炸，而實際上個人的交流卻極其困難和罕見，恰如理查德-吉爾曼（Richard Gilman）提醒我們的那樣，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劇作家正是那些將交流的缺失作為其主題內容的人，如尤奈斯庫（Ionesco）、熱內（Genet）、貝克特（Beckett）和品特（Pinter），他們揭示出人類當前的命運——我們生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幾乎完全被破壞了的世界中。如貝克特的《克拉普的最後一盤錄音帶》裏所表現的。我們過著和錄音機談話的日子。當收音機、電視機和電話越來越多地進入家庭之後，我們的存在卻變得越來越孤獨。尤奈斯庫在他的《禿頭歌女》中，有這樣一場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碰巧相遇，很禮貌地交談，他們在交談中發現那天早上兩個人都是從紐黑文乘10點鐘的火車去紐約，令人驚奇的是兩人的住址都是第五大街的同一座樓。喲，你瞧！兩人還同住一套公寓，並且都有個七歲的女兒呢，最後他們驚愕地發現他們原來是夫妻呀！

我們在畫家那裏也發出了同樣的情形！塞尚（Czanne），這位公認的現代藝術運動之父，在生活中不過與普通法國中產階級一樣的平淡無奇和功利，卻畫出了空地、石頭以及臉構成的精神分裂的世界，他在古老的機械世界中向我們表達，卻迫使我們生活在自由飄浮的空間這樣的新世界中。“在這裏我們超越了因果，”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寫道，“兩者同時在塞尚的內心相聚，而這個塞尚同時是他想成為什麼和他想做什麼的準則。在塞尚精神分裂的性格與其作品間存在一種和諧，因為這作品顯示出了這種疾病的形而上學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成為精神分裂癥患者與成為塞尚是一回事。”只有精神分裂的人才能畫出精神分裂的世界，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敏感到能夠深入到深層的精神沖突中的人才能展現我們世界深層形態的真實面貌。

在通過藝術理解我們的世界時，還表現了我們避免科技導致的非人性化結果，精神分裂的特征在於既要面對喪失了個性的世界，同時又拒絕被它剝奪個性，因為藝術家發現了我們意識的更深層面，在這個層面我們能夠參與到表層之下的人類體驗與本性中來。這在凡·高（VanGogh）身上表現得更為清晰，他的精神錯亂與其奮力掙紮欲將其感受訴之於畫不無關聯。或如畢加索（Picasso），盡管看似輝煌，卻洞悉了我們現代社會的精神分裂的特征。我們從其作品《格爾尼卡》中支離破碎的公牛、肢體斷裂的村民，以及他的一幅以數字標號而非詞語命名的畫作裏，有著錯位的眼睛與變形的耳朵的人物肖像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無怪乎羅伯特·馬瑟韋爾（Robert Motherwell）評論道，這是第一個藝術家沒有群體的時代，他現在就如我們大家一樣，只做自己。

藝術家呈現了支離破碎的人類形象，但卻在將其轉化為藝術的行為中超越了它。正是其創造性行為賦予了虛無和疏離以及現代人的狀態的其他因素以意義，我們可再次引用梅洛-龐蒂關於塞尚精神分裂性格的評述：“因此這種疾病便不會造成不可避免的精神錯亂，而成為了人類存在的普遍的可能性。”

神經癥患者與藝術家都生活在人類的無意識中，兩者都向我們揭示了其後會在社會中普遍出現的現象。神經癥患者會感到來自其虛無、疏離等體驗的同樣的沖突，但他無法賦予它們有意義的形式：一方面，他無力將這些沖突轉化為創造性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又無力否認它們的存在。他們被卡在兩者間無法脫身，如奧托·蘭克（Otto Rank）所說，神經癥患者是“不成功的藝術家”，是那種無法將沖突轉化為藝術的藝術家。

承認這一事實不僅使我們作為創造性的人而得到自由，它也是我們人類自由的基礎。同樣的，一開始就面對我們的世界處於精神分裂狀態的事實可能給予我們發現我們時代的愛與意誌的基礎。

作為預言家的神經癥患者

我們的病人有意識地生活在目前大眾能夠保持無意識的狀態中而預言了我們的文化。神經癥患者被命運賦予了卡桑德拉的角色，當阿伽門農帶著她從特洛伊返回時，卡桑德拉坐在邁錫尼宮殿的階梯上徒勞地呼喊：“哦，她的命運是這晚風的純歌！”她知道，在她不幸的生命中，“如洪水泛濫的悲歌就是孤獨”，而她必須遭受如所看到的將發生在那裏的厄運。邁錫尼人說她瘋了，但他們也相信她說的的確是事實，相信她有預言的特殊能力。今天，有心理問題的人在其血液中也背負著我們時代沖突的重負，並註意要以其行動與掙紮，預言那些此後將在我們的社會中全面爆發的問題。

這一論點最初和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一戰”前二十年，弗洛伊德在其維多利亞時代的患者身上發現的性問題。這些性的問題，甚至是相關的字眼都被當時社會完全否認和壓抑了。而這些問題卻在“二戰”後的二十年大規模爆發出來。在20世紀20年代，每個人都專註於性及其功能。沒有人會說是弗洛伊德“導致”了這情形的出現。更確切地說，他是通過患者所呈現的信息反映和解釋了社會的深層沖突，25這些沖突在“正常的”社會成員身上被成功地壓抑了而尚未表達出來。神經癥患者的問題是無意識轉化為社會意識的語言。

第二個不太起眼的例子是，20世紀30年代出現在患者身上的大量敵對情緒。霍妮（Horney）寫到過這種情形。十年之後，它成為了一種有意識的現象而更公開地、更廣泛地出現在我們的社會中。

第三個主要的例子可以從焦慮問題中看到。在20世紀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有些心理治療師，包括我自己在內，註意到在我們的病人中，焦慮不僅僅作為壓抑或病態表現出來，而是以一種普通的性格狀態表現出來。我、賀巴特-莫瑞爾（HobartMowrer）以及其他人對於焦慮的研究開始於20世紀40年代早期，那時，美國除將其作為病理性癥狀研究外很少再去關註它。回想起40年代晚期，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我的教授在聽我關於正常焦慮的概念的答辯時，保持著禮貌的沈默，但卻蹙緊了眉頭。

正如藝術家一樣，詩人W. H. 奧登（Auden）1947年發表了他的詩作《焦慮時代》，緊接著，伯恩斯坦（Bernstein）也寫出了這個主題的交響樂。加繆（Camus）那時（1947年）寫作了關於這個“恐懼的世紀”，而卡夫卡已經在其小說中創作出了即將到來的焦慮時代強有力的小品文。而其中的大部分至今未翻譯過來。與我們的病人傳達的信息相比，科學界對此的闡釋照例是遲滯的。因此，在1949年美國精神病協會的年會上，關於“焦慮”的主題，我在論文中提出了正常焦慮的概念，但當時仍不被出席會議的大多數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接受。

但在20世紀50年代，顯而易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每個人都在談論焦慮，每個人都有有關該問題的會議要參加，如今“正常”焦慮的概念在精神病學的文獻中逐漸被接受。無論是正常人還是神經癥患者，似乎每個人都意識到了他們生活在“焦慮時代”。在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藝術家所呈現的和出現在病人身上的問題現在卻成了普遍問題。

我的第四點會將我們帶到當代的問題——身份問題上，26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心理治療師開始關註患者身上這個問題。對於該問題的描述基於艾裏克森（Erikson）1950年所著的《童年與社會》、我1953年寫的《人的自我尋求》、1958年艾倫-威利斯（AllenWheelis）所著的《身份的探求》以及其他心理治療與精神分析工作者的著作中的心理研究資料。我們發現身份問題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掛在時髦人士口頭的話題，在卡通片《紐約人》中，它回回露臉，大量湧現的有關該問題的書籍也成了最暢銷的書，但人們借以獲得其身份感的文化價值已不復存在。我們的病人在社會普遍意識到該問題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了其存在，而他們卻無法保護自己不被其困擾與傷害。

所有這些問題，其中固然有著世事的盛衰沈浮相關之要素，但是將心理問題與社會變革這樣的動態歷史之緊急時刻僅僅當作時尚而加以拒絕也是有失公允的。事實上馮-登-勃格（VandenBerg）在其具有煽動性的書中辯駁道：“所有心理問題都是文化中社會歷史的變化產生的。”他認為沒有“人類本性”而只有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的人性，我們應當將我們病人的沖突稱為“社會癥”而不是“神經癥”。我們不必完全贊同其觀點。譬如說，我相信心理問題是由生物的、個人的和歷史社會的三種因素辯證地相互作用產生的。然而，他認為心理問題是“突然出現的”或僅僅是因為社會現在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或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僅僅是因為我們找到了新詞來對其做出診斷，這樣過分簡單化的看法是何等的膚淺與有害。我們找到了新詞是因為某些重大的事件正在無意識的、模糊的層面發生，並迫切需要表現；而我們的任務就是盡力理解和表達這些急劇的變化。

弗洛伊德的病人大多為歇斯底裏癥，他們可以說是帶有被壓抑的能量，通過治療師從無意識中將它們挖出來，這些能量可得以釋放。而今天，當幾乎所有的患者都是強迫性神經癥（或叫性格問題，是此類問題更普遍且較輕微的形式），我們發現治療師的主要障礙在於，這些患者無感覺能力。這些患者可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們的問題，他們通常是教養良好的知識分子；但他們通常都體驗不到真正的情感。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將這種強迫性的人稱為“活著的機器”，大衛-夏皮羅（David Shapiro）在其書中也提及了該問題，還提到這些強迫癥患者“在生活與思考時是抑制的、遲鈍的”。賴希在此先於其時代洞察到了20世紀患者的問題。

冷漠的出現

在前面我們引用過萊斯利-法勃聲稱我們的時代應當被稱為“混亂意識的時代”的論述，但什麼凸顯了這個混亂的意誌？

我直接說出問題的答案。我認為那是一種無感覺狀態，可能是一種絕望，感覺什麼都無所謂，一種非常接近冷漠的狀態。帕米拉-H-約翰遜（Pamela H. Johnson）報道了英格蘭荒野謀殺案後，堅信“我們可能接近了一種被心理學家稱為冷酷無情的狀態”。如果冷漠或冷酷無情是我們時代的主要情緒，我們可以從更深層次理解為什麼愛與意誌變得如此困難。

我們當中的一些同行在20世紀50年代在我們的病人身上發現的令人困惑的問題是具有預言性的，近幾年已經成為嚴重困擾我們整個社會的公開問題。我想引用我在《人的自我尋求》——該書寫於1952年並於次年發表——的一些觀點：

如果我說，根據我以及我的心理學家及心理醫師同事的臨床經驗，20世紀50年代人們的主要問題是空虛，這或許聽上去令人驚奇！

一二十年前，有人還可能嘲笑人們的厭倦無聊，而如今對於許多人來說，這種空虛已從厭倦無聊的狀態轉變成了一種暗藏著危險的無用感與絕望的狀態。

……人類是不能長期生活在空虛狀態中的；如果他沒有轉向某種事情他就不僅會停滯，被禁錮的潛能會變為疾病與絕望，最終會發展為破壞性行為。

空虛或無聊感……通常是因為人們感到無力對其生活或所生活的世界做任何有效的事。這種內心的空虛感是一個人對自己特定看法的長期的、不斷積累的結果。也就是說，他確信他作為一個實體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或改變他人對自己的態度，或有效地改變周圍世界。因此，他就如當今的許多人那樣陷入了深深的無用與絕望感。又由於他的所感所想實際上不會改變什麼，因此他很快就會放棄其願望與感覺。

冷漠與感覺缺乏也是對抗焦慮的防禦手段，當一個人持續面對他無力應對的危險時，他最後的防禦手段就是最終甚至連對危險的感覺也放棄。

直到60年代中期，幾起令我們極為震驚的事件才使該問題爆發出來，我們的“空虛感”已變成了絕望與破壞性，暴力與謀殺；不可否認這些都是與冷漠相伴而生的。“在半個多小時裏，皇後大街的38位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1964年3月《紐約時報》報道說，“目睹了一個殺手尾隨和三次刺戮一位婦女”。同年4月，該報一篇言辭激烈的社論報道了另一件事：一個瘋狂的年輕人緊抓著旅館外臺欲跳樓，一群人極力慫恿，並叫他“懦夫”、“膽小鬼”。社論評論道：“他們與那些在競技場觀看人獸大戰相互殘殺而歡呼雀躍並紅了眼的羅馬人有何不同嗎？這就是奧爾巴尼暴徒所預言的那種許多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嗎？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就為我們敲響了警鐘。”當年5月，該報又刊登了一篇題為《被強暴者的叫聲引來了40人卻無人伸出援手》的報道。接下來的幾個月，類似事件接二連三，這使我們警醒，我們冷漠的時間太久了，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我們變得多麼可憐，現代城市生活使我們的心變得多麼習慣於置身其外和冷漠的疏離。

我知道誇大特殊事件是何等的易事，我並不打算誇大我的個案。然而，我確實認為我們的社會有這樣一種確定的趨勢：人們將冷漠作為一種生活態度的狀態，並成為了個性狀態。先前被知識分子們洞見的道德淪喪現在已成為可怕的現實，出現在了我們的街道上，我們的地鐵裏。

我們會將如今大量報道的這種狀態稱為什麼呢——疏遠、感情淡漠、孤僻、無感覺、漠不關心、道德淪喪、人格解體？這每一個術語都代表了我所說的狀態的一部分，這種狀態是：男人和女人發現他們感到與自我以及激發其情感和意誌的客體分離。我此刻先不追究其產生的根源。我使用“冷漠”一詞（姑且不論其內涵的局限性），是因為其字面意思最接近我所描述的狀態：“無感覺，無激情、感情或興奮感，漠不關心。”冷漠與精神分裂的世界相伴而生，互為因果。

冷漠在我們看來尤其重要，因為它與愛和意誌關系密切。恨並非愛的對立面，冷漠才是。意誌的對立面我們還不能確定——或許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說，它實際上是體現了努力去做決定的一種掙紮——但如果對重大事件無動於衷，置身其外，事不關己，漠然視之，那就不會產生意誌的問題。愛與意誌固有的相關性在於兩者都是描述一個人朝向外部世界，尋求自己對於他人及這個毫無生氣的世界的影響，並開放自己接受來自外部的影響，塑造、構成並適應這個世界或要求世界與自己產生共鳴。

這就是愛與意誌在這個過渡時代——當所有人們熟悉的精神依托都不復存在——會如此步履維艱的原因，我們影響他人和受他人影響的渠道受阻便是愛與意誌最根本的疾病。冷漠或精神的痛苦是對感覺的退縮，它可能開始於情感淡漠，那是一種有意而為的冷漠與無動於衷。“我不想卷進去。”當被問及為何無作為時，皇後大街的38位目擊者的回答如出一轍。冷漠正如弗洛伊德所謂“死亡本能”一樣，起初是逐漸將自己排除出去，直至最終發現生命本身已經逝去。

由於尚未被社會同化，學生對此往往較成人看得更清楚——盡管他們對此的認識很可能過於簡單化，只是批評其所在學院。“這兒根本就沒能激發我們學生的熱情。”《哥倫比亞觀察者報》的一位主編說道。而《密歇根日報》的學生專欄作者寫道：“這所學院至少在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方面一敗塗地。向比庸庸碌碌更糟糕的方向發展——那就是徹底的冷漠無情。一種甚至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冷漠”，“我們都被劃分成了IBM卡上的孔，”一位伯克利大學的學生說道，“我們決定要在1964年的暴亂中還擊，當我們決定燒掉電腦卡和征兵卡時，這兒真正的革命即將到來。”

冷漠與暴力存在著一種辯證關系。生活在冷漠中導致了暴力的產生。而暴力如上述事件中那樣又加深了冷漠。暴力是用以填充無關系所導致的真空的最終的破壞性的替代物。暴力分為幾個等級。許多現代藝術形式帶給我們的震撼感受是相對正常的，這是低等級的。再到色情文學與淫穢作品——它們通過對我們的生活習俗施加暴力而獲得其渴望得到的反應。最後便是對於行兇的漠然與荒野謀殺案。但內在的生命枯竭後，當感情減少而冷漠增長，當一個人無法真正影響甚或無法真正接觸他人時，原始生命力對於聯系的必然要求——一種瘋狂的，迫使人以可能的最直接的方式去與他人聯系的驅力——便以暴力形式爆發出來。這是眾所周知的性感覺與暴力犯罪之間的關系的一個方面。施加痛苦與折磨至少能夠證明一個人可以對某個人造成影響。在大眾傳播的疏離狀態中，普通市民熟悉許多電視名人，這些人在晚上面帶笑容地出現在他們客廳的電視屏幕上，而他自己卻不為人知。在這種疏離與默默無聞的狀態中——這對一個人來說是無法忍受的痛苦的感覺，這個普通人便很可能生活在幻想中——他徘徊在真正冷漠的痛苦的邊緣。這無名小卒的情緒便是：“倘使我不能影響或接觸任何人，我至少可以刺激你讓你產生某種感覺。通過傷痛迫使你產生激情，我至少可以保證我們都能有些什麼感覺，我可以迫使你看見我並知道我也是存在的。”許多兒童與青少年就是通過破壞性的行為迫使群體註意他，盡管會受到譴責，但至少大家註意到了他。主動招人恨幾乎與主動討人喜歡感覺一樣好。這打破了那種極難忍受的不為人知和孤獨的狀態。

但了解了冷漠導致的嚴重後果之後，我們現在需要轉而面對其必要性，並且，在“正常的分裂”狀態中，如何使其轉而發揮建設性作用。我們悲劇性的矛盾在於，在當代歷史中，我們不得不以某種冷漠來保護自己。“冷漠是一種奇怪的狀態，”哈裏-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說道，“它是一種能使人不遭受重大傷害而得以在挫敗中生存的方式，盡管如果長期忍受這種狀態，人們會因時間的流逝而受到傷害。在我看來，冷漠似乎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奇跡，人格借此處於一種徹底的休眠狀態，直至他能夠做其他的事。”這需求無法滿足的狀況持續得越久，冷漠的狀態也就越久，而這遲早會成為個性狀態，這種冷漠是在持續不斷的需求之風中的蜷縮，是面對過度刺激時的凍結，他想讓這湧流過去，因為他害怕如果回應它就會被它淹沒。那些曾在高峰時間乘坐地鐵，與一大群不知姓名的人擠在一起，聽著車廂裏嘈雜聲的人不會對此感到驚奇。我們不難發現生活在這樣一個精神分裂的時代的人是如何保護自己不被那些可怕的過度刺激傷害的——保護自己不受廣播電視中喋喋不休的話語和沒完沒了的喧鬧聲困擾，保護自己不受集體化工業的流水線需求和龐大的工廠模式的多科大學困擾。在一個以數字無情地取代其他而成為身份證明的手段的世界中（如同流動的熔巖使其流經途中的所有生命受到窒息與石化的威脅），在一個將“正常”定義為保持冷漠狀態的世界裏，性變得如此唾手可得，以至人們保持任何內心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學會在性生活中不投入感情——在這樣一個精神分裂的世界裏，青年人對此有著更直接的體驗，因為他們還沒有時間建立起像年長者那樣麻木自己感覺的防禦系統。無怪乎愛與意誌日益成為難題，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不可能解決的。

但使這種精神分裂狀態發揮其建設性作用又會怎樣呢？我們已經看到塞尚將其精神分裂的人格轉變成為表達現代生活最重要的形式的一種方式，並以其藝術為手段反抗我們社會日漸衰弱的趨勢。我們已看到精神分裂的狀態是必需的，現在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它如何能夠在其健康的範圍內也轉化為有益的東西。建設性的精神分裂的人反抗不斷蠶食的技術所帶來的精神空虛，不讓自己被它掏空。他與機器一起生活和工作而又不使自己變成機器。他發現有必要與其保持足夠的距離以便從體驗中獲得意義。唯有如此他才能保護自己的精神生活免於枯竭。

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Bettelheim）博士在“二戰”期間集中營裏的體驗中發現了與冷漠者——我們稱之為精神分裂癥患者——身上同樣超然的態度。

根據當時精神分析流行的觀點，人們將對他人冷漠並與世界在感情上保持距離視為性格弱點。我對此的評價是一群被我們稱為“塗油者”的人在集中營中表現得令人嘆服。這表明這些冷漠的人給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33他們與其無意識幾乎沒有了聯系，然而他們卻保留著原有的人格結構，在極其艱難的境況中堅守其價值，因為這些人幾乎不會被集中營的經歷傷害。……正是這些根據現存的心理分析理論被認為有著脆弱的人格，隨時都有可能崩潰的人，結果卻成了英勇的領袖，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性格的力量。

事實上，研究表明，在宇宙飛船上最有效生存的人，那些能夠為應對這樣的生活進行必要的感覺喪失調整的人——我們20世紀的人——是那些能夠從世界分離並退回自我中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亞瑟-J-布勞得貝克（Arthur J. Brodbeck）在總結完證據後寫道，“可能那些具有精神分裂人格的人最能夠忍受長期的太空旅行。”他們能夠保持住會被我們這個時代的強烈刺激奪走的內心世界。這些性格內向的人無論有無這樣無法抗拒的強大的刺激都能繼續生存，因為他們已發展出了一種“建設性的”精神分裂的生活態度。我們必須生活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並不理想的現實世界中，而這種建設性的精神分裂的態度特征是我們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冷漠是意誌與愛的喪失，是表明它們“無關緊要”，是對責任的放棄。在充滿壓力與混亂的時期，這是必需的。而目前這大量的刺激便是壓力的一種形式。而現在，與“正常的”精神分裂態度相比，冷漠則導致了空虛並使人無力保護自己，生存能力降低。我們無論多麼理解以冷漠一詞描述的這種狀態，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要為愛與意誌這冷漠的主要受害者尋求一個新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