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中國文學史中情色意識的現實存在，以及這種存在在文學史敘述中的缺失情況進行考察，對文學史的寫作和敘述應該怎樣正視和納入這種現象，提出了一些簡略而有原則的看法。 

法國學者喬治・巴塔耶的《色情史》可以引發我們對於文學史研究的諸多思考，尤其是文學史與情色意識的關系問題。比如對於他的著作可能被認為是對於色情的辯護詞問題，巴塔耶回答說：

“人類的存在決定了對一切性欲的恐懼，這種恐懼本身決定了色情誘惑的價值。倘若我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帶有辯護的意味，這種辯護的目標不是色情，而是普遍意義上的人類。”{1}

這就為色情的被貶低和被猥褻正了名，揭示了其應有的研究價值。同時，巴塔耶也認為色情與精神世界是聯系在一起的。{2}

關於色情和文學的關系，巴塔耶這樣說：“愛情無法避免將個體的愛所承擔但無法實現的豐富可能性，與文學本身固有的豐富可能性聯系起來……當文學為意識指明離愛情最遙遠的含義時，文學盡可能將意識放入歷史。”{3}

色情和文學的內在關系由此得到一種啟發性的闡釋，因此，研究色情和文學史的關系就不再是一種無聊而低級的工作。色情和文學的二元共生本來就是一個一直存在著的現象，但是又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色情史》自然是能夠給人以啟發的著作，但是與巴塔耶對色情史進行人類整體抽象的敘述不同，筆者傾向於從文學史，特別是中國文學史的角度來透視我們自己文化的情色意識。 

一、文學史應該回避情色意識嗎？文學史的敘述應該怎樣納入情色意識？ 

遠在《詩經》時代，情色意識就已經在詩歌中出現，鄭衛之詩那種帶有野趣的調情和男女情色的戲耍姑且不說，就是被解釋為後妃之德的首篇《關雎》，又何嘗不是男女兩性根植心底的情色意識的喜劇展現？朱熹固然對鄭衛之詩的男女情色深惡痛絕{4}，但是朱熹阻擋得了這種來自生命之源的動力、需要和傳統嗎？顯然不能。

看看元雜劇裏那些活潑的妓女和那些沖破高墻的愛情故事，就知道朱熹之恨的微不足道了，而雜劇裏的這些妓女和情人，洋溢在他們的生命、話語和行動裏的那種激動人心的東西，其中一個就是男女性關系所發酵出來的情色意識，是它在發揮著攪動人心的作用。否則，一旦剔除了這樣的要素，《救風塵》《望江亭》《調風月》《西廂記》《墻頭馬上》這樣的雜劇到底還有多少看頭，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

宋元話本小說和文言小說以及元明清的長篇小說又何嘗不是這樣，《戒指兒記》（明・洪《清平山堂話本》），又《閑雲庵阮三償冤債》《古今小說》（第四卷）、《雙桃記》（宋・李獻民《雲齋廣錄》）、《狄氏》（宋・廉布《清尊錄》）、《西湖庵尼》（宋・洪邁《夷堅誌》（支景卷三）、《水滸傳》和《金瓶梅詞話》《蔣興歌重會珍珠衫》（《古今小說》第一卷）等作品裏的“偷情”，《任社娘傳》（《沈氏三先生文集》卷八《雲巢編》卷八），入程毅中編《古體小說鈔・宋元小說卷》、《聶從誌》（《夷堅丙誌》卷第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三國誌通俗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詞話》等作品裏的“性誘惑”，無一不是文學史裏綿延不絕的情色意識的傳統主題。

明代傳奇裏的《牡丹亭》《玉簪記》《西園記》裏性意識的覺醒、挑情和幽媾，正是一代文學體裁審美價值不可或缺的內在構成。晚清《海上花列傳》《品花寶鑒》《花月痕》《青樓夢》等所謂“倡優小說”中文人與妓女，乃至同性戀之間的“艷情”，以及前面的敘述沒有講到而一直在文學史上備受詬病的南朝宮體詩，無不是在男女情色的隱秘世界和敏感環節上大做文章而成為文學史不可磨滅的存在。

到了新文學的時代，人們對情色意識的愛好照樣沒有隱退，《莎菲女士的日記》《沈淪》《白鹿原》《廢都》，現代社會裏男女情色的諸種變相更加光怪陸離。如此簡單而非窮盡性的資料羅列也足以使我們看到情色意識在文學史裏是一種怎樣穩固、長久而現實的存在了，面對這樣的存在，我們有理由無視它的意義嗎？我們有理由不把它納入文學史的敘述嗎？ 

二、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的文學史對此投入的敘述一貫薄弱有著特定的學術和政治原因，當人們可以放開手腳的時候，學術的發展還不足以讓人們有足夠的理性來審視這樣的問題；當學術已發展為有可能觸及到問題的敏感神經的時候，政治風氣已經改變了學術自由，所以，問題一直被懸置起來。到現在，似乎學術和政治的條件都已經能夠讓人們來對這樣的問題進行真正的學術思考了，但是，當它真正成為一個學術問題的時候，問題的嚴肅性和艱巨性也就同時顯露出來了。怎麼做的問題被問題的嚴肅性和艱巨性所困擾。 

就嚴肅性方面來說，最怕的是把問題做得輕浮了。這首先是態度問題， 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這個問題是比較重要的，研究結果的品質與研究者之間應該是有一個正比例的對應關系，有一個嚴肅的態度結果就會是嚴肅的，有一個輕浮的態度結果就會是輕浮的。 

其次是問題內部本身的問題，歷代有關男女情色描寫的作家其主觀態度的傾向所構成的文學家群體是復雜多變的，而其描寫形式的構成既與其主觀態度形成一致或不一致的文本張力，又與另外的作家形成矛盾和沖突，因此，尋找一個作家本身主觀態度和描寫形式之間一致或不一致的傾向，尋找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之間主觀態度和描寫形式之間一致或不一致的傾向，就成為能否使研究結果顯示出嚴肅性品格的內在依據。 

就艱巨性方面來說，必須要對情色意識進行哲學的抽象和敘述（這其實也是一個嚴肅性的問題）。這就是說，要對情色意識的性質和屬性有一個哲學的認識，其中的關鍵是要從人性的角度對情色意識作出一個界定，而人性問題本來就是哲學上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所以，以什麼樣的人性觀來認識情色意識是很重要的問題。

馬克思的人性觀，諸如關於愛情是一種情欲的論述，人的一般本性和歷史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的區分，人性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要使每一個人都有活動場所來顯示他的生命力等方面的論述，依然是我們在判斷情色意識的人性特征時重要的理論依據。

但是又要注意，需要對情色意識進行哲學的關照是一回事，不能把情色意識完全等同於一個哲學問題又是一回事，我們是在文學史的範疇中來考察情色意識的，因而情色意識主要還是一個文學史的問題，恰當地把握情色意識的哲學屬性和文學史屬性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 　　

其次，情色意識進入文學史敘述世界的具體方式不應該有某個唯一的模式，但是情色意識在文學史裏（不同時代不同作家或同一時代不同作家同一作家）的具體文本的敘述與文學史寫作，所要求的某種一致性的敘述之間存在的沖突和整合問，題則應該是一個任何模式的研究都首先要面對的問題。而這堵壁壘所隱藏的暗礁是防不勝防的，作家的生平、著作權歸屬、作品時代、理解歧異、判斷偏差與否、理論依據是否有效等等，都會成為一個個層出不窮的問題而讓人疲於奔命。

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具備高度的邏輯歸納和原則抽象能力，才能在解決了一個個子問題的基礎上，去解決那個根本的問題――具體文本的敘述與文學史寫作之間的沖突和整合問題。 

再次，雖然需要一個宏觀的眼光和目標，但是工作卻只能從個別的或局部的地方入手，這一點看起來微不足道，其實是非常艱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宏觀的結論和敘述到底堅實到什麼程度，完全取決於到底解決了多少個別的局部的問題，到底個別的局部的問題解決得怎麼樣，比方說只有系統地清理了小說裏關於偷情主題的描寫，我們才能判斷小說史裏偷情描寫的歷史演變，但是這還不夠，還要從小說史擴展到文學史，我們至少還需要考察偷情主題的描寫在戲曲裏的情況。

於是，在清楚了偷情主題的描寫在小說史和戲曲史裏的歷史演變以後，我們就有可能在將兩者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更加宏觀地來判斷和敘述偷情描寫在文學史裏的情況。

照此類推，再去系統地梳理性誘惑的問題、文人與妓女關係的問題等等，個別的局部的問題解決得愈多，解決得愈好，宏觀的歷史的敘述就愈輕松。能夠這樣做好很困難，而能夠在思維上轉換到這樣的思路上來思考也同樣困難。 

最後，在文學史敘述裏納入情色意識既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文學問題，還是一個審美問題，又是一個形式問題，工作性質的多重屬性的特征要求我們的研究不能從單一的方面來思維，研究的過程因此也同時是一個綜合的過程，是一個概括的過程，一個抽象的過程，研究的結果應該要體現出這樣的綜合的、概括的、抽象的特征，所以對研究者的要求就是比較高的，需要一種綜合的素質，文獻能力、理論水平、審美感知、形式感、哲學修養都要求集於一身，只有這樣，研究結果才會比較接近我們的預期目標。 

可見，文學史的敘述應該納入情色意識，但情色意識的歷史發展應該怎樣進入文學史的敘述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本文只是就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先提出一點粗淺的認識，以期引起研究者的註意。不當之處，有俟方家指正。 

{1}{2}{3}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8頁，第14頁，第140頁。 

{4} （宋）朱熹：《詩經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 
作 者：張頌華，普洱學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外文學評論。 

（原載 《中國論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