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工用青銅鑄造鏡子，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多數鏡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裝飾圖案，從造型特征和藝術表現看，可以分成兩類，代表兩種不同風格：一種鏡身比較厚實，邊沿平齊，用蟠虺紋作圖案主題，用淺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處理的，圖案花紋和河南新鄭、輝縣、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壽縣各地出土青銅器部分裝飾花紋相近。有一種透空虺紋鏡子，數量雖然不多，作法自成一個系統，產生時代可能早一些。另一種鏡身材料極薄，邊緣上卷，圖案花紋分兩層處理，一般是在精細地紋上再加各種主題淺浮雕，地紋或作渦漩雲紋、幾何紋及絲綢中的羅錦紋。主題裝飾有代表性的，計有山字形矩紋、連續矩紋、菱形紋、連續菱紋、方勝格子嵌水仙花紋，黼繡雲藻龍鳳紋、長尾獸（＃）紋，及反映當時細金工佩飾物各式花紋。這部分圖案比前一部分有個基本不同處，是它和古代紡織物絲綢錦繡花紋發生密切聯系，制作精美也達到了當時金銅工藝高峰，產生時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發現，通稱“淮式鏡”。建國後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同類鏡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鏡”比較正確。從現有材料分析，青銅鏡子的發明，雖未必創自楚國，但是楚國鑄鏡工人，對於生產技術的進步提高和改進圖案藝術的豐富多樣化，無疑有過極大貢獻。鏡子埋藏在地下已經過二千三百余年，出土後還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鏡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照西漢《淮南子》一書所說，是用“玄錫”作反光塗料，再用細毛呢摩擦的結果。後來磨鏡藥是用水銀和錫粉作成的。經近人研究，玄錫就指這種水銀混合劑。由此知道我國優秀冶金工人，戰國時期就已經掌握了燒煉水銀的新技術。這時期起始流行的鎏金技術，同樣要利用水銀才能完成。這些重要發現或發明，是中國冶金史和科學技術發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於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使得中國金工裝飾藝術，因之更加顯得華美和壯麗。當時特種加工鏡子，還有塗朱繪彩的、用金銀錯鏤鑲嵌的、加玉背井鑲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這個偉大歷史時期金銅工藝所達到的高度水平。

　　到漢代，青銅鏡子應用範圍日益廣泛，圖案花紋也不斷豐富以新的內容，特別有代表性的如連續雲藻紋鏡，雲藻多用雙鉤法處理，材料薄而卷邊，還具楚式鏡規格，大徑在五寸以內，通常都認為是秦漢之際的制作。有的又在鏡中作圓框或方框，加鑄四字或十二字銘文：“大富貴，宜酒食，樂無事，日有”是常見格式。或用“安樂未央”四字銘文，必橫列一旁。

　　其次是種小型平邊鏡子，鏡身稍微厚實，銅質泛黑，惟用“見日之光長毋相忘”八字作銘文，每字之間再用二、三種不同簡單雲樣花式作成圖案，字體方整猶如秦刻石。圖案結構雖比較簡單，銘文卻提出一個問題，西漢初年社會，已起始用鏡子作男女間愛情表記，生前相互贈送，作為紀念，死後埋入墳中，還有生死不忘意思。“破鏡重圓”的傳說，就在這個時期產生，比後來傳述樂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又有大型日光鏡，外緣加七言韻語，文如《長門賦》體裁，借形容鏡子使用不時，作為愛情隔閡憂慮比喻。另有一種星雲鏡，用天文星象位置組成圖案，或在中心鏡鈕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圍眾星用雲紋聯系起來，形成一種雲鳥圖案。這都是西漢前期鏡子。第三種是中型或大型四神規矩鏡，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分布四方作主要裝飾，上下各有規矩形，外緣另加各種帶式裝飾，如重復齒狀紋、水波雲紋、連續雲藻紋、連續雲中烏鵲夔鳳紋，主題組織和邊緣裝飾結合，共同形成一種活潑而壯麗的畫面。正和漢代一般工藝圖案相似，在發展中起始見出神仙方士思想的侵入。這種鏡子或創始於武帝劉徹時尚方官工，到王莽時代還普遍流行，是西漢中期到末葉官工鏡子標準式樣。有的在內外緣間還加鑄年號、作者姓名和七言韻語，表示對於個人或家長平安幸福的願望。最常用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和“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等語句。有些還說起購買的作生意凡事順心能發大財。又有銘文說“銅以徐州為好，工以洛陽著名”。它的產生年代和圖案銘刻反映的社會意識，因之也更加明確。第四種是大型“長宜子孫”、“長宜高官”銘文鏡，字體作長腳花式篆，分布四周，美麗如圖畫。圖案簡樸，過去人認為是西漢早期制作，近年來多定作西漢末東漢初期成品。此外還有由四神規矩發展而成的神人龍虎鏡、分段神相鏡、“位至三公”八鳳鏡、“天王日月”神像鏡、凸起鼉龍鏡、西王母車馬人物鏡，可代表漢末過渡到魏晉時代的產品。八鳳鏡用平剔法，簡化對稱圖案如剪紙，邊緣或作陰刻小朵如意雲，富於民間藝術風味。神仙龍虎鏡，有的平面浮雕龍虎和西漢白虎、朱雀瓦當，浮雕風格相同，形象特別矯健壯美。一般多用淺浮雕，是西漢以來技法。較晚又用圓浮雕法把龍虎簡化，除頭部其他全身都不顯明，產生年代多在桓帝祠老子以後，有署建安年號的。神仙龍虎鏡加“胡虜殄滅四夷服，多賀國家得安寧”等七言詩的，創始於西漢，漢魏之際還有摹仿。又有一種高圓浮雕鼉龍鏡，龍身高低不一，在構圖和表現技法上是新發展。特別引人註意的是西王母東王公車馬神像鏡，銅質精美，西王母蓬發戴勝，儀態端莊，旁有玉女侍立，間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豎蜻蜓表演雜技。主題圖案組織變化豐富，浮雕技法也各具巧思。有的運用斜雕法，刻四馬並行，拉車奔馳，珠簾繡，飄忽上舉，形成縱深體積效果，作得十分生動，在中國雕刻藝術史上是新成就，後來昭陵六駿石刻及宋明剔紅漆雕法，都受它的影響。這種鏡子浙江紹興一帶出現最多，為研究漢代西王母傳說流行時代和越巫關系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

　　又根據近年出土紀錄，西漢以來還有鎏金、包金和漆背加彩畫人物各種不同加工的大型鏡子產生。當時除尚方工官特別制作外，鑄鏡工藝在國內幾個大商業城市，也已經成為一種專門手工業，長安、洛陽、西蜀、廣陵都有專門名家，鑄造各式鏡子，羅列市上出售。許多鏡子上的銘文，就把這些事情反映得清清楚楚。這些鏡子當時不僅被當成高級美術商品流行全國，還遠及西域各屬及國外。近年在西北出土鏡子，可根據它判斷墓葬相對年代。在日本出土漢鏡及漢式鏡，又得以進一步證明中日兩國間文化的交流，至晚在西漢就已開始，比《魏略》說的東漢晚期早過二百年。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還有一種鐵制鑲嵌金銀花紋鏡子，早見於曹操《上雜物疏》記載中。近年來這種鏡子在國內也常有出土。鏡鈕扁平，圖案花紋比較簡質，和八鳳鏡風格相近，開啟後來應用鐵器錯銀技法。惟鐵質入土容易氧化，完整的鏡子保存不多。

　　晉、南北朝三百余年中，除神相龍虎鏡、西王母鏡，東晉時猶繼續生產，此外還有“天王日月”銘文鏡，邊緣多用雲鳳紋處理，內緣銘文改成四言，如道士口訣律令。再晚一些又有分卦十二生肖四神鏡、高浮雕四神鏡、重輪雙龍鏡、簇六寶相花鏡等等。後四種出現於六朝末陳、隋之際，唐代還流行。南北朝晚期鏡子圖案，逐漸使用寫生花鳥做主題後，在技法表現上也有了改進和提高，花鳥浮雕有層次起伏，棱角分明，充滿了一種溫柔細致情感。主要生產地已明確屬於揚州，可說明這階段南方生產的發展和美術工藝的成就。

　　唐代物質文化反映於造型藝術各部門，都顯得色調鮮明，組織完美，整體健康而活潑，充滿著青春氣息。鏡子藝術的成就，同樣給人這種深刻印象。鏡身大部分比較厚實（特別是葡萄鳥獸花草鏡），合金比例，銀錫成分增多，因此顏色凈白如銀。造型也有了新變化，突破傳統圓形的束縛，創造出各種花式鏡。大型鏡子直徑大過一尺二寸，小型鏡子僅如一般銀幣大小。並且起始創造有柄手鏡。至於圖案組織，無論用的是普通常見花鳥蜂蝶，還是想像傳說中的珍禽瑞獸或神話故事、社會生活，表現方法都十分富於風趣人情，具有高度真實感。唐代海外交通範圍極廣，當時對外來文化也采取一種兼容並收的態度來豐富新的藝術創造內容，在音樂、歌舞、繪畫、紡織圖案、服裝各方面影響都相當顯著。鏡子圖案的主題和表現技法，同樣反映出這種趨勢。例如滿地葡萄鳥獸花草鏡、麒麟獅子鏡、醉拂擊拍鼓弄獅子鏡、騎士玩波羅球鏡、黑昆侖舞鏡、太子玩蓮鏡，都可以顯著見出融合外來文化的痕跡。前一種圖案組織復雜而精密，用高浮雕技術處理，綜合壯麗與秀美成一體，在表現技法中格外突出。後幾種多用淺浮雕法，細膩利落，以善於布置見長，結構疏密恰到好處。極小鏡面也留出一定空間，使得花鳥蜂蝶都若各有生態，彼此呼應，整體完美而和諧。

　　唐代統治者宣揚道教，神仙思想因之流行，在唐鏡的圖案上也得到各種不同的反映。例如嫦娥奔月鏡、真子飛霜鏡、王子晉吹笙引鳳鏡、仙真乘龍鏡、水火八卦鏡、海上三神山鏡，圖案組織都打破了傳統的對稱法，作成各種不同的新式樣。唐代佛教盛行，藝術各方面都受影響，鏡子圖案除飛天頻伽外，還有根據蓮花太子經制作的太子玩蓮圖案，用一些胖娃娃作主題，旋繞於花枝間。子孫繁衍瓜瓞綿綿是一般人所希望，因此這個主題畫在絲綢錦繡中加以發展，就成為富貴宜男百子錦。織成幛子被單，千年來還為人民熟習愛好。漢代鑄鏡作帶勾多在五月五日，唐人習慣照舊，傳說還得在揚子江中心著手，顯然和方士煉丹有瓜葛牽連。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定名叫“千秋節”（又稱千秋金鑒節），照社會習慣，到這一天全國都鑄造鏡子，當作禮物送人，慶祝長壽。唐鏡中比較精美的鸞銜長綬鏡、飛龍鏡和特別加工精美的金銀平脫花鳥鏡、羅鈿花鳥鏡，多完成於開元天寶二十余年間，部分且為適應節令而產生。唐代社會重視門閥，名家世族，兒女婚姻必求門當戶對，但是青年男女卻樂於突破封建社會的束縛來滿足戀愛熱情。當時人常把它當作佳話奇聞，轉成小說、詩歌的主題。鏡子圖案對這一個問題雖少直接表現，但吹笙引鳳、仙人乘龍、仙女跨鸞，以及各式花鳥鏡子中、鴛鴦、口銜同心結子相趁相逐形象及魚水和諧、並蒂蓮形象，卻和詩歌形容戀愛幸福及愛情永不分離喻意相同。鏡子銘文中，又常用北周庾子山五言詩及唐初人擬蘇若蘭織錦回文詩，借歌詠化妝鏡中人影，對女性美加以反復贊頌。

　　唐代特種加工鏡子，計有金銀平脫花鳥鏡、羅鈿花鳥鏡、捶金銀花鳥鏡、彩漆繪嵌琉璃鏡，這類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鏡子圖案，有部分和一般鏡子主題相同；有部分又因材料特性引起種種不同新變化，如像滿地花羅鈿鏡子的成就，便是一個好例。這些鏡子華美的裝飾圖案，在中國制鏡工藝發展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唐鏡花樣多，有代表性的可以歸納成四類：第一類寶相花圖案，包括有寫生大串枝、簇六規矩寶相、小簇草花、放射式寶相及交枝花五種。第二類珍禽奇獸花草圖案，包括有小串枝花鳥、散裝花鳥和對稱花鳥等等；鳥獸蟲魚中有獅子、狻猊、天鹿、天馬、魚、龍、鸚鵡、鴛鴦、練鵲、孔雀、鸞鳳、、蝴蝶、蜻蜓等等。第三類串枝葡萄鳥獸蜂蝶鏡，包括方圓大小不同式樣。第四類故事傳說鏡，包括各種人物故事、社會生活，如真子飛霜、嫦娥奔月、孔子問榮啟期、俞伯牙鐘子期、騎士打球射獵等等。特別重要部分是各種花鳥圖案，可說總集當時工藝圖案的大成。唐人已習慣采用生活中常見的花鳥蜂蝶作裝飾圖案，應用到鏡子上時更加見得活潑生動。（這是唐鏡圖案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花鳥圖案中如鸞銜綬帶、雁銜威儀、鵲銜瑞草、俊鶻銜花各式樣，又和唐代絲綢花紋關聯密切。唐代官服彩綾，照制度應當是各按品級織成各種本色花鳥，婦女衣著則用染纈、刺繡、織錦及泥金繪畫，表現彩色花鳥，使用圖案和鏡子花紋一脈相通。絲綢遺物不多，鏡子圖案卻十分豐富，因此鏡子圖案為研究唐代絲綢提供了種種可靠材料。

　　唐鏡在造型上的新成就，是創造了小型鏡和各種花式鏡，打破了舊格式，如銀元大小貼金銀花鳥鏡，八棱、八弧、四方委角等花式鏡等。

　　宋代鏡子可分作兩類：在我國青銅工藝史上應當占有一個特別位置的，是部分纏枝花草官工鏡。造型特征是鏡身轉薄，除方圓二式外，還有亞字形、鐘形、鼎形及其他許多新式樣出現。裝飾花紋也打破了傳統習慣，作成各種不同格式。新起的寫生纏枝花，用淺細浮雕法處理，屬於雕刻中“識文隱起”的作法。圖案組織多弱枝細葉相互盤繞，形成迎風露效果。特別優秀作品，產生時代多屬北宋晚期。宋人敘絲綢刺繡時喜說“生色花”，有時指彩色寫生折枝串枝，有時又用作“活色生香”的形容詞，一般素描浮雕花朵都可使用。這種“生色花”反映於鏡中圖案時，作風特別細致，只像是在淺浮雕上見到輕微凸起和一些點線的綜合，可是依然生氣充沛，具有高度現實感和韻律節奏感。這一類官工鏡子，精極不免流於纖細，致後來難以為繼。另有一類具有深厚民間藝術作風的，用粗線條表現，雙魚和鳳穿牡丹兩式有代表性，元明以來猶在民間流行。

　　北宋在北方有契丹遼政權對峙，西北方面和西夏又連年用兵，因此銅禁極嚴，民間鑄鏡多刻上各州縣檢驗鑄造年月和地名，借此得知當時各縣都有鑄鏡官匠。第二類鏡子的創作，就完成於這種地方官工匠手中，文獻和實物可以相互證明。

　　青銅鏡子的生產，雖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來，到近二百年才逐漸由新起的玻璃鏡子代替。如以鏡子工藝美術而言，發展到宋代特種官工鏡，已可說近於曲終雅奏。勞動人民的豐富智慧和技巧以及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隨同社會發展變化，重點開始轉移到新的燒瓷、雕漆、織金錦、刻絲等等其他工藝生產方面去了。青銅工藝雖然在若幹部門還有不同程度的進展，例如宋代官制規定，還盛行金銀加工的馬鞍裝具。最低品級官吏，都使用鐵鏨銀鞍鐙。鐵兵器雜件也常錯鏤金銀。宋宣和仿古銅器，在當時極受重視，制作精美的商周贗品，直到現代還能蒙蔽專家眼目。創造的也別有風格，不落俗套。南宋紹興時姜娘子鑄細錦地紋方爐，在青銅工藝品中還別具一格。不過制鏡工藝事實上到南宋時已顯明在衰落中，特別是在南方，已再不是工藝生產的重點。這時揚州等大都市的手工業多被戰爭破壞，原有舊鏡多熔化改鑄銅錢或供其他需要。一般家常鏡子，重實用而不尚花紋。在湖州、饒州、臨安聞名全國的“張家”、“馬家”、“石家念二叔”等等店鋪所作青銅照子，通常多素背無花，只在鏡背部分留下個出售店鋪圖記。一般情況且就銅原料生產地區，由政府設“鑄鑒局”監督，和鑄錢局情形相似，用斤兩計算成本，三百十文一斤。鏡工藝術水平低落是必然的。私人鑄造雖然還不斷創造新樣子，卻受當時道學思想影響，形態別扭，紋樣失調，越來越枯燥無味。如有些用鐘或鼎爐式樣，鑄上八卦和“明心見性”語句的，在造型藝術處理上不免越來越庸俗。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金政權和南宋政權對峙，生產破壞極大，官私鑄鏡，雖還采用北宋串枝花草鏡規模，此外也創造了些新式樣，但就總的趨勢說來，工藝上還是在日益下落中，少發展，少進步。1956年寫（原為《唐宋銅鏡》一書題記，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