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1911～），江蘇無錫人，女作家、文學翻譯家。著有《幹校六記》、《將飲茶》、《洗澡》、《我們仨》等作品。

錢鐘書在《論交友》一文中曾說過：他在大學時代，五位最敬愛的老師都是以哲人、導師而更做朋友的。吳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緣選修陳寅烙先生的課，他的哲人、導師而兼做朋友的老師準會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華研究生院在清華當研究生的時候，錢鐘書已離開清華。我們經常通信。鐘書偶有問題要向吳宓先生請教，因我選修吳先生的課，就央我轉一封信或遞個條子。我有時在課後傳言，有時到他居住的西客廳去。記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廳，看見吳先生的書房門開著。他正低頭來回來回踱步。我在門外等了一會，他也不覺得。我輕輕地敲敲門。他猛擡頭，怔一怔，兩食指抵住兩太陽穴對我說：“對不起，我這時候腦袋裏全是古人的名字。”這就是說，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當然認識我。我遞上條子略談鐘書近況，忙就走了。

鐘書崇敬的老師，我當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對吳宓先生崇敬的同時，覺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師。我聽到同學說他“傻得可愛”，我只覺得他老實得可憐。當時吳先生剛出版了他的《詩集》，同班同學借口研究典故，追問每一首詩的本事。有的他樂意說，有的不願說。可是他像個不設防的城市，一攻就倒，問什麼，說什麼，連他意中人的小名兒都說出來。吳宓先生有個滑稽的表情，他自覺失言，就像頑童自知幹了壞事那樣，惶恐地伸伸舌頭。他意中人的小名並不雅訓，她本人一定是不願意別人知道的。吳先生說了出來，立即惶恐地伸伸舌頭。我代吳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學感到慚愧。作弄一個癡情的老實人是不應該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師。吳宓先生成了人口談笑的話柄——他早已是眾口談笑的話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剝削，上當受騙。吳先生又不是湖塗人，當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理想的並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還是堅持自己一貫的為人。

錢鐘書和我同在英國牛津的時候，溫源寧先生來信要鐘書為他《不夠知己》一書中專論吳宓的一篇文章寫個英文書評。鐘書立即遵命寫了一篇。文章寄出後，他又嫌寫得不夠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頗有進境，可以寫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細細刪改修潤，還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長了篇幅。他對吳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對吳先生的戀愛不以為然，對他鐘情的人尤其不滿。他自出心裁，給了她一個雅號：super-annuated quette，在我國語言裏好像沒有等同的名稱，我們通常譯為“賣弄風情的女人”，多少帶些輕賤的意思。英語裏的這個字，並不一定是貶辭。如果她是妙齡女郎，她可以是個可愛的女子。但是加了一個形容詞super-annuated（過期的，年齡過高的，或陳舊的），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譯成中文，名稱就很不客氣，難免人身攻擊之嫌。而這兩個英文字只是輕巧的譏誚。鐘書對此得意非凡，覺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給溫源寧先生的稿子不會立即刊登。文章是議論吳宓先生的，溫先生準會先讓吳先生過目。他把這篇修改過的文章直接寄給吳先生，由吳先生轉交溫先生，這樣可以縮短郵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吳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稱，蠻橫無禮地不讓刪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後就急切等待溫先生的欣賞和誇獎。

溫先生的回信來了，是由吳先生轉來的。溫先生對鐘書修改過的文章毫無興趣，只淡淡說：上次的稿子已經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吳宓先生，請他退回錢鐘書，還附上短信，說鐘書那篇文章當由作者自己負責。顯然他並不贊許，更別說欣賞。

鐘書很失望，很失望。他寫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溫先生的贊賞。不料這番弄筆只招來一場沒趣。那時候，溫源寧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師中最親近的一位。溫先生宴請過我們新夫婦。我們出國，他來送行，還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輪。鐘書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溫先生只命他如此這般寫一篇書評，並沒請他發揮高見，還醜詆吳先生愛重的人——譏誚比惡罵更傷人啊，這對吳先生出言不遜。那不是溫先生的本意。鐘書興頭上竟全沒想到自己對吳先生的狂妄。

鐘書的失望和沒趣是淋在他頭上的一瓢清涼水。他隨後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沒趣，而是內疚。他什麼也沒說，我也沒問，只陪著他心中不安。我至今還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為我不安也是內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溫先生和吳先生雖然“不夠知己”，究意還是朋友：鐘書何物小子，一個虛歲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師輩論知己嗎？我如果稍有頭腦，應該提醒他，勸阻他。盡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個諸葛亮。但是我那時身體不適，心力無多，對他那兩篇稿子不感興趣，只粗粗地看看，跳進眼裏的只是那兩字的雅號，覺得很妙。我看著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沒說什麼話。我實在是對他沒有關心，而他卻沒有意識到我的不關心。這使我深深內疚。我們同在內疚，不過緣由不同。

我的了解一點不錯。多年後，我知道他到昆明後就為那篇文章向吳宓先生賠罪了。吳先生說：“我早已忘了。”這句話確是真話，吳宓先生不說假話。他就是這樣一位真誠而寬恕的長者。

1993年春，鐘書住醫院動了一個大手術。回家剛不久，我得到吳宓先生的女兒吳學昭女士來信，問我們是否願意看看她父親日記中說到我們兩人的話。她征得同意，寄來了她摘錄的片段。鐘書看到後，立即回信向學昭女士自我檢討，譴責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諧戲，同學復慫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這段話似乎不專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他類似的文章。信上又說：“內疚於心，補過無從，惟有愧悔。”這顯然是為了使吳宓先生傷心的那篇文章。盡管他早已向吳先生當面請罪，並得到寬恕，他始終沒有忘懷。他信上還要求把他這封自我檢討的信附入《吳宓日記》公開發表，“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按說，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溫源寧先生之命而寫的，第二稿並未公開發表，讀到全文的沒幾個人。小事一樁，吳先生早已忘了，鐘書也不必那麼沈重地譴責自己。可是，我過去陪著他默默地內疚，知道他心上多麼不好過。他如今能公開自責，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責出於至誠，也唯有真誠的人能如此。鐘書在這方面和吳宓先生是相同的。吳宓先生是真誠的人，鐘書也是真誠的人。

鐘書對我說：吳宓先生這部日記，值得他好好兒寫一篇序。他讀過許多日記，有的是Rousseau式的懺悔錄，有的像曾文正公家書那樣旨在訓誡。吳先生這部日記卻別具風格。可惜他實在沒有精力寫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記僅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後，只能偷懶了。他就把自己的請罪信作為《代序》。

《代序》中說，他對吳宓先生“尊而不親”。那是指他在清華當學生的時期。其實，吳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長久、交情最親近的一位老師。其他幾位，先後都疏遠了。60年代初，吳先生到了北京，還到我家做客，他在我們家吃過晚飯，三人在燈下娓娓話家常，談體己，樂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復返了。

現在卻流傳著一則謠言，說錢鐘書離開西南聯大時公開說：“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自命“錢學專家”的某某等把這話一傳再傳。謊言傳得愈廣，愈顯得真實。眾口一詞，還能是假嗎？據傳，以上這一段話，是根據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據傳，周榆瑞是根據“外文系同事李賦寧兄”的話。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賦寧先生還健在啊。他曾是錢鐘書的學生。我就問他了。他得知這話很氣憤。他說：“想不到有人居然會這樣損害我的幾位恩師。”他也很委屈，因為受了冤枉。他鄭重聲明：“我從未聽見錢鐘書先生說：葉公超太懶，陳福田太俗，吳宓太笨。或類似的話。我也不相信錢先生會說這樣的話。”他本想登報聲明，可是對誰聲明、找誰申辯呢？他就親筆寫下他的“鄭重聲明”，交我保存。我就在這裏為他聲明一下。高明的讀者，看到這類“傳記”，可以舉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