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1911～），江蘇無錫人，女作家、文學翻譯家。著有《幹校六記》、《將飲茶》、《洗澡》、《我們仨》等作品。

錢鐘書在《圍城》的序裏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麼，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麼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後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他“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後話了。

鐘書選註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註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裏，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裏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裏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註釋的，該是我了。

看小說何需註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並把小說裏的人物和情節當作真人實事。有的幹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裏指出：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像，經驗好比黑暗裏點上的火。想像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裏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裏辨認釀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麼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系，而且是怎樣的聯系。因為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只是一部虛構的小說，盡管讀來好像真有其事，實有其人。

《圍城》裏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裏，不禁得意地大哼一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鐘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一位專愛考據的先生，竟推斷出錢鐘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鐘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錢鐘書是無錫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學位，然後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後來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後升為教授。鐘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並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一家逃難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鐘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後，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鐘書也去湖南照料。師範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復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來相訪，約他再回聯大。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寫過一首七律《古意》，內有一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一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托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惘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鐘書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一九三三年訂婚，一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一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一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鐘書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後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余創作話劇。鐘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鐘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竈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是一九四四年動筆，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裏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裏有一聯：“書癖鉆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裏，包括鐘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鐘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鐘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後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敘鐘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註解。

鐘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

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誌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鐘書把方鴻漸作為故事的中心，常從他的眼裏看事，從他的心裏感受。不經意的讀者會對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關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為一。許多讀者以為他就是作者本人。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婁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麼，錢鐘書照樣可說：“方鴻漸，就是我。”不過還有許多男女角色都可說是錢鐘書，不光是方鴻漸一個。方鴻漸和錢鐘書不過都是無錫人罷了，他們的經歷遠不相同。

我們乘法國郵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國，甲板上的情景和《圍城》裏寫的很像，包括法國警官和猶太女人調情，以及中國留學生打麻將等等。鮑小姐卻純是虛構。我們出國時同船有一個富有曲線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國人對她大有興趣，把她看作東方美人。我們在牛津認識一個由未婚夫資助留學的女學生，聽說很風流。牛津有個研究英國語文的埃及女學生，皮膚黑黑的，我們兩人都覺得她很美。鮑小姐是綜合了東方美人、風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摶捏出來的。鐘書曾聽到中國留學生在郵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說裏的方鴻漸就受了鮑小姐的引誘。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

蘇小姐也是個復合體。她的相貌是經過美化的一個同學。她的心眼和感情屬於另一人；這人可一點不美。走單幫販私貨的又另是一人。蘇小姐做的那首詩是鐘書央我翻譯的，他囑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蘇小姐的丈夫是另一個同學，小說裏亂點了鴛鴦譜。結婚穿黑色禮服、白硬領圈給汗水浸得又黃又軟的那位新郎，不是別人，正是鐘書自己。因為我們結婚的黃道吉日是一年裏最熱的日子。我們的結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籃的女孩子、提紗的男孩子，一個個都像剛被警察拿獲的扒手。

趙辛楣是由我們喜歡的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變大的，鐘書為他加上了二十多歲年紀。這孩子至今沒有長成趙辛楣，當然也不可能有趙辛楣的經歷。如果作者說：“方鴻漸，就是我”，他準也會說：“趙辛楣，就是我。”

有兩個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來，未加融化，因此那兩位相識都“對號入座”了。一位滿不在乎，另一位聽說很生氣。鐘書誇張了董斜川的一個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談吐和詩句，並沒有一言半語抄襲了現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並不對號。那個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誇張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車從巴黎郊外進城，他忽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上面開列了少女選擇丈夫的種種條件，如相貌、年齡、學問、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項，逼我一一批分數，並排列先後。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對象，所以小心翼翼地應付過去。他接著氣呼呼地對我說：“她們說他（指鐘書）‘年少翩翩’，你倒說說，他‘翩翩’不‘翩翩’。”我應該厚道些，老實告訴他，我初識鐘書的時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認為我該和他站在同一立場，就忍不住淘氣說：“我當然最覺得他‘翩翩’。”他聽了怫然，半天不言語。後來我稱贊他西裝筆挺，他驚喜說：“真的嗎？我總覺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別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確實筆挺，他才高興。其實，褚慎明也是個復合體，小說裏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們以巴黎時的同伴，他尚未結婚，曾對我們講：他愛“天仙的美”，不愛“妖精的美”。他的一個朋友卻欣賞“妖精的美”，對一個牽狗的妓女大有興趣，想“叫一個局”，把那妓女請來同喝點什麼談談話。有一晚，我們一群人同坐咖啡館，看見那個牽狗的妓女進另一家咖啡館去了。“天仙美”的愛慕者對“妖精美”的愛慕者自告奮勇說：“我給你去把她找來。”他去了好久不見回來，鐘書說：“別給蜘蛛精網在盤絲洞裏了，我去救他吧。”鐘書跑進那家咖啡館，只見“天仙美”的愛慕者獨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燙的牛奶，四圍都是妓女，在竊竊笑他。鐘書“救”了他回來。從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說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該喝杯啤酒，不該喝牛奶。準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鐘書把褚慎明拉到飯館去喝奶；那大堆的藥品準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發出來的。

方翁也是個復合體。讀者因為他是方鴻漸的父親，就確定他是鐘書的父親，其實方翁和他父親只有幾分相像。我和鐘書訂婚前後，鐘書的父親擅自拆看了我給鐘書的信，大為贊賞，直接給我寫了一封信，鄭重把鐘書托付給我。這來很像方翁的作風。我們淪陷在上海時，他來信說我“安貧樂道”，這也很像方翁的語氣。可是，如說方翁有二三分像他父親，那麼，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還有幾分是捏造，因為親友間常見到這類的封建家長。鐘書的父親和叔父都讀過《圍城》。他父親莞爾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們沒看見。我們夫婦常私下捉摸，他們倆是否覺得方翁和自己有相似之處。

唐曉芙顯然是作者偏愛的人物，不願意把她嫁給方鴻漸。其實，作者如果讓他們成為眷屬，由眷屬再吵架鬧翻，那麼，結婚如身陷圍城的意義就闡發得更透徹了。方鴻漸失戀後，說趙辛楣如果娶了蘇小姐也不過爾爾，又說結婚後會發現娶的總不是意中人。這些話都很對。可是他究意沒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話也就可釋為聊以自慰的話。

至於點金銀行的行長，“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見的無錫商人，我不再一一註釋。

我愛讀方鴻漸一行五人由上海三閭大學旅途上的一段。我沒和鐘書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認識，沒一人和小說裏的五人相似，連一絲影兒都沒有。王美玉的臥房我倒見過：床上大紅綢面的被子，疊在床裏邊；桌上大圓鏡子，一個女人脫了鞋坐在床邊上，旁邊煎著大半臉盆的鴉片。那是我在上海尋找住房時看見的，向鐘書形容過。我在清華做學生的時期，春假結伴旅遊，夜宿荒村，睡在鋪幹草的泥地上，入夜夢魘，身下一個小娃娃直對我嚷：“壓住了我的紅棉襖”，一面用手推我，卻推不動。那番夢魘，我曾和鐘書說過。蛆叫“肉芽”，我也曾當作新鮮事告訴鐘書。鐘書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詩寄我。他和旅伴遊雪竇山，有紀遊詩五古四首，我很喜歡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為真人實事和小說的對照。

天風吹海水，屹立作山勢；浪頭飛碎白，積雪疑幾世。我常觀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沒骨，皺具波濤意。乃知水與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傑人，異量美能備。固哉魯中叟，祗解別仁智。

山容太古靜，而中藏瀑布，不舍晝夜流，得雨勢更怒。辛酸亦有淚，貯胸敢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相契默無言，遠役喜一晤。微恨多遊蹤，藏焉未為固。衷曲莫浪陳，悠悠彼行路。

小說裏只提到遊雪竇山，一字未及遊山的情景。遊山的自是遊山的人，方鴻漸、李梅亭等正忙著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見可捏造的事豐富得很，實事盡可拋開，而且實事也擠不進這個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婦也有些影子。鐘書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長者，旅途上碰到一個自稱落難的寡婦；那位朋友資助了她，後來知道是上當。我有個同學綽號“風流寡婦”，我曾向鐘書形容她臨睡洗去脂粉，臉上眉眼口鼻都沒有了。大約這兩件不相幹的事湊出來一個蘇州寡婦，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是好人”等等妙語奇文。

汪處厚的夫人使我記起我們在上海一個郵局裏看見的女職員。她頭發枯黃，臉色蒼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淺紫色麻紗旗袍。我曾和鐘書講究，如果她皮膚白膩而頭發細軟烏黑，淺紫的麻紗旗袍換成線條柔軟的深紫色綢旗袍，可以變成一個美人。汪太太正是這樣一位美人，我見了似曾相識。

範小姐、劉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紹。孫柔嘉雖然跟著方鴻漸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卻從未見過。相識的女人中間（包括我自己），沒一個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觸，就發現她原來是我們這個圈子裏最尋常可見的。她受過高等教育，沒什麼特長，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醜；沒什麼興趣，卻有自己的主張。方鴻漸“興趣很廣，毫無心得”；她是毫無興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極小，只局限在“圍城”內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從城外擠入城裏，又從城裏擠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最大的失敗也是嫁了一個方鴻漸。她和方鴻漸是蕓蕓知識分子間很典型的夫婦。孫柔嘉聰明可喜的一點是能畫出汪太太的“扼要”：十點紅指甲，一張紅嘴唇。一個年輕女子對自己又羨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會有這種尖刻。但這點聰明還是鐘書賦與她的。鐘書慣會抓住這類“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個人聲音裏的“扼要”，由聲音辨別說話的人，盡管是從未識面的人。

也許我正像堂吉訶德那樣，揮劍搗毀了木偶戲臺，把《圍城》裏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落地都是硬紙做成的斷肢殘骸。可是，我逐段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並不是發現了真人實事，卻是看到真人實事的一鱗半爪，經過拼湊點化，創出了從未相識的人，捏造了從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驚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鏡”。鐘書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認我笑得不錯，也帶著幾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訶德一樣，做了非常掃興的事。不過，我相信，這來可以說明《圍城》和真人實事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