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1914～1996），原名梁維周，河北人，當代作家。著有《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等。

繪畫者，天才之事業也。我們河北蠡縣梁家莊不過是個只有百多戶人家的荒僻小村；而黃胄在我們老梁弟兄行中，又是比較幼小的，卻從童稚時就顯示出這種藝術才能。他寫大仿，常是中途輟筆，竟然畫開了畫兒。祖父是戲班會頭，而戲班就在外院，所以黃胄那時也常畫“戲子人”。他現在畫的人物婀娜多姿，恐怕與此不無關系吧。

黃胄八歲隨母親離開了出生他的冀中平原，浪跡在古關中地區。“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是古人所謂雲樹之思，友朋間的懷念。黃胄遠在渭水之濱；我轉戰於冀中，卻沒有到過江東，但這種雲樹之思卻常牽動我的感情。近年來，我們身居京、津兩地，相距咫尺，這種感情仍然有增無已。

黃胄一去就是二十余載。五十年代初，一位老朋友，名記者方明對我說，北京有一個畫家黃胄，聽說話也是你們“大百尺（村名）”那裏的口音。對於“黃胄”其名，我當然不陌生。他的新疆風情畫我看了不少，那種運用中國水墨畫的精湛筆法，流動、酣暢的線條，大膽、瑰麗的設色，新奇的構圖，所描繪的草原牧民生活和歌舞人物，絕非等閑之畫家所可望項背者，我當然印象難忘。究竟故鄉誰能成為此大畫家？想來想去，便想到可能是那個小兄弟“老傻”，因為只有他孜孜於習畫，而他大哥也善揮灑丹青。彼時，拙作長篇小說《紅旗譜》已一再刊行，出版社擬再印豪華本送瑞典做書展之用。編輯詢問我，請誰繪制插圖為宜，我就說北京有個畫家黃胄，藝事精妙，聽說是我們老鄉，可能熟悉書中所寫的風土人情。當時，黃胄未答應作插畫，但他給北京和平畫店打電話，說想見我一面。我便請畫店轉告也有此願。我們終於見了面。黃胄一露面，我就看出來了，不禁脫口而出：“是‘老傻’！”吾弟雖長別二十余年，說話仍不失鄉音，敘述往事，倍為親切。我到他家見了黃胄母親——我的老嬸子，一家子人同去吃了一頓飯，十分高興。

我憨厚而又聰明的小兄弟，能成就如此大的事業，全在於他的勤奮。為了畫好《紅旗譜》插圖，他重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家鄉，同親人、老鄉促膝相談，重溫了童年生活之夢。所以，黃胄為小說所繪插圖，生活氣息濃厚，形象地再現了那風起雲湧的年代，那又富庶又貧窮的土地。他筆下的人物是家鄉的人物，筆下事物是家鄉的事物，完全是小說生活的補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為豐滿。小說中的人物春蘭那幅畫，在俏麗的外形下洋溢著冀中兒女的純樸感情和青春氣息，與其說它是從屬於小說的插圖，毋寧說是卓越的肖像描寫，這真使拙作增添光彩。有意思的是，我的《紅旗譜》在“文革”中受批判，黃胄也被株連，單是春蘭這張成功之作，就批了一百二十場！

黃胄為了完成自己的事業，曾經千辛萬苦深入生活。他的驢子何以描繪得那樣栩栩如生，憨態可掬？據他說，他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下鄉時，居室隔壁就是“打掌鋪”（削蹄釘的）掌，小驢或則奮蹄搖尾，或者噴鼻長嘯，或則倒地翻滾，他都一筆一筆而記之。在長期的生活與觀察中，才創作出百態千姿的驢。前人繪驢，每以“騎驢過小橋，獨語梅花瘦”，或“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清雋冷瘦意境為尚，黃胄畫驢卻著力描繪這種動物與民間生活的聯系，渲染驢子的稚憨神態。這一農家蠢物竟也登上大雅之堂，是我國傳統繪畫創作領域的一大擴展。

清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深入生活即師造化，創新即不落俗套，學習傳統技巧即繼承古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標。在北京，在我們幾十年互相來往中，只見他一時猛攻畫雞，一時猛攻畫馬，一時猛畫雞雛，一時又見他猛攻駱駝。有一次，我見他房裏掛著一張鉛筆畫，上題：“用鉛筆也可畫‘八大’”。他臨宋、元、明、清作品，臨任伯年，畫竹，畫草，畫棕樹，畫荷花，一個個攻關，又一個個轉化為自己的筆墨。現在他畫墨駝已經達到升華的境地。

自從我與黃胄兄弟重逢，相知數十年，感到吾弟的確永為燕趙之人。他收入頗豐，但不喜金錢，“文革”中群眾凍結他的存款，發現僅有人民幣三十二元。他在友朋間慷慨仗義，不拘小節，不失燕趙男兒之風。

在大千世界中，黃胄捕捉人世間之美，創作頗豐，作品已為海內外人士所熟知。他遵中國領導之囑，1978年為日本國裕仁天皇繪制了《百驢圖》，1984年為美國大總統裏根繪制了《松鷹圖》，受到日、美人士的贊賞。現在一些人士已把黃胄畫驢，與徐悲鴻先生畫馬，齊白石老人畫蝦，比之為我國近代畫壇“三絕”。

藝無止境。我作如上說，絕非對自家弟兄故作渲染，而是表示我勉力向他學習的寸心，並互勉作更高的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