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沿著花園築一道墻，木板籬笆就好，給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給松鼠和野兔鉆進鉆出的余地，過路的行人卻望不進來，我們可以袒胸露肘地曬太陽。

"不行啊！"德國鄰居警告著，"您得先給鄉公所營建組打個電話問問，可不可以建墻，好像有不少規定哪！可別建了之後又得拆掉！"

營建組說，花園圍墻如果不高於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圍墻不能占據人行道．墻上不能張貼商業廣告等等，如果超過一公尺半，就得到鄉公所特別個案申請，那個時候，營建組就必須實地視察，決定你所申請的墻高度、材料、格調，是否會破壞社區的整體和諧和美感。如果一整條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樹籬，他們就不會容忍你建起一道監獄似的水泥墻，譬如說。墻上有綠色的爬藤，人人歡迎，但若是你要把墻漆成救火車一樣刺眼驚心的顏色，你大概完全沒有這個權利。

好吧！我要築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籬。

木板運來了，沙子也卸下了。園丁開始打洞、釘樁子。星期五的黃昏，木籬已經築了一半。

"很快了！"他說，邊跳上小卡車，"我星期一上午九點就來繼續。周末愉快啊："

人行道上留著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點。門鈴響著，很準時的。

站在門口，不是園丁，是個警察。

"請問那堆沙子是你們的嗎？"

他指指人行道。

"阻礙行人交通，請馬上把它移走。"

"等一會兒園丁就來上工，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沒有了。可以等一等嗎？"

"不行。"警察說，他知道那堆沙從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兒，過了一個周末。他不曾早來，是因為不想打擾我們周末的安寧。現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點了！

沒話說，我馬上開始搬沙。

鄰居海蒂看到了這一幕，笑瞇瞇地說：

"你可領教到咱德國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們院子裏蘋果樹枝長得太盛，枝葉隔墻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沒註意剪它，路人就打電話到派出所去告狀了！"

對門的考夫曼太太興致高昂地說：

"瑞士人比咱德國人更要命。我們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後，都會把被褥披在窗臺上曬曬太陽、透透空氣嗎？哈，在瑞士呀，過了早上十一點，如果你的被子還掛在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電話給警察了哩！打電話的老女人，不但認為你懶，而且覺得你的被子亂了社會條理，嚴重得很哩。"

夏天，我們到亞洲去了兩個月，回來時，發覺院子裏的蘋果樹已經結實累累，池塘裏的蓮花早已謝了又開，開了又謝。草坪長滿了野花野草，蜜蜂鬧烘烘的，好像載不動軀體裏沈甸甸的蜜，不斷墜進人的酒杯裏去。

木墻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從磚縫中憤然昂起，迎著陽光，顯得特別油綠，有的還開著黃色的小花。

那條小道，因此很有一種頹棄闌珊的情趣。

門鈴響了，打開門，是個制服整齊的警察。

"您是這兒的房主嗎？"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懇求的姿態。

奇怪了，我想，是鄉裏要借用我們的家做什麽事嗎？有什麽懇求如此慎重？

"麻煩您到這兒來看看好嗎？"他揮揮手。

我們站在那條我認為頹廢又美麗的人行道上，石隙裏的小黃花在風裏搖曳。

"拜托拜托，"他說，"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將這條路清鏟幹凈嗎？鋪在地上的松針也得清走。還有，不只這段人行道是你們的責任，從人行道緣往馬路伸進的一點五公尺路面，住戶也都有義務清掃。拜托拜托。"

上車前，他再加重語氣：

"下星期我可得來檢查哦！可別等著罰款啦！"

周末，鄰居看見我們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掃地、剪樹枝。掃把、畚箕、剪刀，散置一地。四歲的孩子拔了草之後，正目不轉睛地研究石隙裏的螞蟻。

施密特太太走過來，手裏拿著個小瓶子，"用拔的您們要拔到哪一天？您看，有這種除草藥水，很有效呢！"她舉著小瓶子，"混在水裏，澆在路面上，就不會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藥的妙用，可是毒藥流進土地，滲進地下水，對自然環境沒什麽好處，而且，我喜歡拔草，曬曬太陽，未嘗不是種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來。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壓低聲音說：

"一定是五號那家老夫婦去告狀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會兒，考夫曼太太提著菜籃子晃過來："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聲說：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電話給警察的，他們看起來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擱下腳踏車，漫步過來，笑著說："德國人就是這樣，討厭天下太平靜了，所以雞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別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縱聲笑了，鄰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們何從知道，在我來到這"討厭的"、"一板一眼"的德國之前，我住在一個多麽不一樣的社會呢？！

我曾經多麽盼望警察的來到。紅磚人行道上，突然擺起了面攤。老板娘手腳利落地撐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開始洗鍋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繼之喝酒，繼之劃拳唱歌，繼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機開到最大音響，培養氣氛，我們在屋裏掙紮睡著，等待天亮。

油膩和煙火終於使人行道上的紅磚變成黑醬色，鞋子踩過往往就黏在地面，不能拔腳。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攤老板取得了協議。那個傍晚，面攤沒有搭起來。倒是來了許多工人，七手八腳地搭起了一個大帳篷，占據了整個人行道，還有半邊行車的大馬路。

有人要辦喪事了。

供著死者照片的道場布置起來了，搖著鈴的道士、唱著佛的和尚、吹著嗩吶的中樂隊、打著大鼓的西樂隊、對著麥克風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還有那受雇而來五人一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團，還有那臉上塗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人。邊唱邊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們的人行道上。

我曾經多麽盼望警察的到來。那個時候，我是那個令人"討厭"的、"一板一眼"的女人，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告狀，耳邊還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爾，警察因為不堪其煩而來，總帶著譴責的眼光看著我："攤販都是可憐人，為了生存，沒辦法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喪事，中國人情嘛，反正喪事也不會天天有，忍一忍就好了。"

當然，我實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權利，只是一個房子外邊的人行道罷了；我知道，有人在買了新公寓之後，發覺樓下人家突然變成一家鐵工廠，電焊器和打鐵機每天激炸著金屬摩擦相撞敲打的巨聲，也有人突然註意到隔壁緊鄰每晚發出纏綿而不可道人的呻吟聲，門上已經掛出"按摩"的招牌，大人憂愁著不知怎麽告訴年幼的孩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時，在我們大樓的頂樓空地，我發現有人運來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屬於誰的小屋，一棟又一棟……奇怪，當初買賣契約中不是寫明了："頂樓空地由住戶共同使用"嗎？

拔掉最後一株固執的蒲公英，我們這段人行道就像整條街其他路段——樣既整齊又清潔了，只是失去了一點闌珊浪漫之意。往後的日子裏，每個周末都是拔草的日子。草，尤其是石隙裏的野草，長得比日子的更叠還快。於是有一天，我也去買了一個小瓶子。

面對著六十公尺長的人行道，看見黃色的野花星星似地點綴著路面，我領悟到，我從一個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犧牲整潔和秩序的社會，來到一個為了整潔和秩序可以犧牲許多東西的社會。"為了整齊，"我想，一邊把小瓶子裏的液體倒進水壺裏攪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開始澆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