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世界史
【復印期號】1995年03期
【原文出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1994年04期第82～89,65頁
【作者簡介】張樹棟，1932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唐舒瀾，1970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系地區史、國別史研究生。

二戰後，西方世界史界可謂新說層出不窮。除飲譽史壇的法國年鑒學派之外，英美同行也提出種種新說，企圖重新解釋世界歷史的運行軌跡。近年，三位美國學者又提出嶄新的理論框架，引人矚目。斯塔夫裏阿諾斯用全球觀點觀察世界歷史，把“易接近性”視為推動文明起源和演進的主要驅動力；威廉·麥克尼爾將生態學引入歷史研究領域，提出“微寄生物”理論和“巨型寄生物”理論，對學科交叉作了有益的嘗試；馬丁·伯納爾篤信“非洲中心論”，認為非洲文明是西方古典文明之母，對傳統的“雅裏安模式”提出挑戰。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重新詮釋世界歷史，體現了摒棄“歐洲中心論”的共同意向。這些學說雖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對我們中國的世界史工作者不無啟發作用。

過去的已經不可改變，歷史的觀念和方法卻不斷地發生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人新著相繼問世。本文將要討論的僅限於三位美國學者的耀眼之作。他們的作品雖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提出了一些新問題，體現了摒棄“歐洲中心論”的鮮明意向，使人感到活潑有趣，耳目一新。

一、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史觀”

“全球通史”是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的術語，起初被稱為“總體史”或“整體歷史”，是指在一個作為整體的地區中，對一定時段的歷史進行地理、社會、經濟、思想、政治等各個方面的綜合研究，以反映這一整體的歷史全貌。按照年鑒學派的觀點，“全球通史”有時與世界通史同義，或者等同於進行研究的歷史。①
從全球的角度研究歷史是當代史學的一股新潮流。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L.S.Stavrianous)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全球通史：人類的過去和現在》(Mankind's Past and Present:A Global History)就是這股新潮的代表。
“全球通史”打破傳統的地區分界線，按歷史活動本身的空間來描述歷史。作者認為：把地球劃分為若幹大陸這種傳統的方法，對地理學也許有用，但對世界史卻沒有多大的意義。正如世界史的結構要求我們著重研究對人類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那些歷史運動一樣，世界歷史地理也要求我們著重研究發生那些歷史運動的區域。世界史不僅僅是地區史的總和，若將其分割、再分割，就會改變其性質。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學成分，便不再成其為水，而成了氫和氧，世界史不是地區史和國別史的簡單拼湊。②世界史在結構上需要以對人類進展造成重大影響之歷史運動為中心，基於同樣理由，世界史在地理上涵蓋的範圍也須以發生這些歷史運動的地區為中心。③要把握世界史必須打破條條塊塊。由此出發，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從新石器時代以來，歐亞大陸是人類世界的中心。④歐亞大陸往來方便，不斷面臨被同化的威脅，被迫前進。其它地區相對閉塞，發展緩慢。
社會集團的文化進步與否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獲得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它社會集團；彼此之間交流途徑愈多，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如果其它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易接近性”(accessility)，因為它面臨的不僅是發展的機會，還有被淘汰的壓力。那些處於閉塞狀態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來的促進，也沒有外來的威脅，他們可以沿襲習慣來生存。歐亞大陸的優勢是“易接近性”，其地理環境使生長於這塊土地上的各民族可以互相接近。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隨著科技的進步，歐亞大陸各地區之間的交往日益便利，它們日漸互相威脅，互相促進。在這種背景下，這裏孕育了人類燦爛的古典文明。遊牧部族的活動把這些分散的文明聯成一體，那些非歐亞地區的文明根本不能與它們相提並論。現代文明肇始於歐亞大陸一隅，歐亞民族的活動使分散的世界走向整體。
非歐亞大陸世界由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亞和散布在大洋中的島嶼組成。根據易接近性原則，它們沒有建立穩定聯系，各自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那裏的文明之火始終未能形成燎原之勢。後來在歐亞文明影響下，它們才逐漸被納入世界體系。
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深受本世紀美國學術風氣的影響。本世紀中期美國產生了一種新的學術傾向：對知識進行重新組織和調整，開展綜合領域的研究，以及對不同領域的比較研究等，增加了學科之間的相互交流、借鑒。知識的傳統劃分受到“統一論”、“整體論”的影響。學科之間要求進一步融合，這些註重整體統一的觀點對當時的專業化壟斷現象形成了壓力。斯塔夫裏阿諾斯無疑在這種新的學術氣氛中充當了橋梁專家和多面手的角色。
“全球通史”真正從宏觀、整體的角度來研究歷史。作者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一章開頭就指出：“本書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點在於：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註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局限於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書的觀點，就如一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時形成的觀點，因而，與居住在倫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裏的觀察者的觀點判然不同。”
1500年以前，人類文明象星星漁火散布在地球上，彼此隔絕，大多數文明自生自滅。不過，這種閉塞狀態從來不是絕對的。早在新舊大陸匯合之前的漫長的數千年中，雖然是斷斷續續的，微不足道的，但各種文明之間的互相影響確實已經存在，只不過其程度隨著歷史時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異。1500年前後新航路的開辟，以及接踵而來的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政治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揭開了人類歷史的新篇章：人類通迅聯系日漸加強、交通工具不斷改進，活動範圍逐漸擴大，活動方式日益增多，人類社會逐步形成一個互相依賴的整體，民族之間的距離縮小，人類的“地球村”依稀可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未來世界歷史的進程愈將取決於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差距是繼續擴大還是逐漸縮小。”⑤人類的未來不再是一個變幻莫測的水晶球。
只有隨著生產力的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然後“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發展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⑥眾所周知，人類歷史從分散走向整體的過程包括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兩個互相作用的方面：縱向發展指由生產力推動生產方式的變革，人類社會形態依次由低級向高級演進；橫向發展指與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相適應的各民族、各地區交換、交往的增加，閉塞和隔絕狀態的突破、文化的擴散和匯合，由此導致整個世界的形成。總之，世界歷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
阿克頓勛爵曾說：“世界史截然不同於由所有國家的歷史合並而成的歷史。它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體；它不會成為記憶的負擔，相反它將照亮人們的靈魂：世界歷史朝著諸民族均附屬於它的方向發展”。⑦世界歷史最終將成為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歷史研究就得探究其形成的過程、發展趨勢以及形成動因。“易接近性”原則的理論意義就在於此。世界史的目的是分析世界諸主要地區的基本特點和發展過程，研究那些曾對整個世界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只有從全球而不是地區或民族的角度研究歷史才能揭示世界史的真諦。
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一書中對斯氏的治史方法給予高度評價：“近年來用全球觀點或包含全球內容重新進行世界史寫作的嘗試中，最有推動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歷史學家個人單獨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裏阿諾斯和W.H.麥克尼爾的著作最為著名”。⑧
此外，在寫作方法上，斯氏繼承了西方世界史著作中大量運用比較研究方法的優良傳統，通過多層次，多因素的縱橫比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前存在的各種偏見，較客觀地論述了各民族對世界歷史發展所作的貢獻。“全球通史”大量運用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是與作者從全球文明的客觀歷史角度研究世界史的觀點聯系在一起的。比較方法可以減少史學中種族的、政治的與國家的偏見。在比較的基礎上，“全球通史”融合了傳統世界史編纂模式，探討世界歷史整體發展中各種有影響力量的沖突和交匯。
“全球通史”中也有粗糙之筆。就打破“歐洲中心論”的舊框架而言，斯氏作出了努力，但仍然帶著“歐洲中心論”的烙印：他提出人類的歷史“幾乎等於”“歐亞文明史”，1500年以後“歐洲的進化”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歐洲是變化之源”。事實上，各種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為建構世界歷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當然，責任不應該全部由作者一人承擔，當今的史學家們在確立以什麼標準來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這一基本問題上仍是人各異詞。我們缺少一個恰當而又得到一致承認的體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達為一個完整的整體。⑨盡管如此，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用全球的觀點囊括全球文明，將對世界史理論的建設和世界通史的編纂產生有益的影響。
除了從全球的角度研究世界歷史，還可以從吸收、運用自然科學知識來構築世界史體系。這種新近出現的跨學科研究造就了一批史壇新人，麥克尼爾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二、麥克尼爾的“寄生物理論”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是繼湯因比之後享有盛名的世界史家，1971年後擔任《現代歷史雜誌》(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主編至今。他勤奮治學，著述甚豐，至1980年已出書19種。重要者：《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1963)、《世界史》(A World History，1971)、《疾病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s，1976)、《追求實力》(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h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1980)、《用生態與歷史觀看人類的生存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View，1980，講演集）。
麥克尼爾“以新的角度回顧過去，以新的答案展望未來”，是一位頗具智慧與創造力的學者，通過《疾病與人類》一書研究微生物與人類的關系，將生態平衡概念引入史學。麥氏研究歷史上的疾病，是為了探求西班牙人所以能夠擊敗阿茲忒克人並征服墨西哥和印加帝國的原因。他發現，當時爆發的天花使阿茲忒克人大量死亡，西班牙人卻安然無恙，致使迷信的土著把他們奉若天神。然而西班牙人為何不受天花之害？新的問題將他的研究引向深入，終於提出一套有傳染病學根據的假說，即“微寄生物”和“巨型寄生物“理論。
所謂“微寄生物”理論旨在說明人與自然的關系，強調人和寄生蟲、細菌等微生物一樣也受自然生態環境的制約。例如，當人類從狩獵、采集食物進入定居的農業生活後，許多寄生蟲以及鼠、蚤之類也會隨糧食和人口的增加而大量繁殖。它們傳播疾病，抑制人口增長。瘟疫和疾病有地區性。某些疫疾流行於某個地區，久而久之，當地居民有了免疫力。一旦病原被帶入陌生地區，當地居民因缺少抵抗力而容易感染甚至死亡。毀滅阿茲忒克人的天花，就是西班牙人帶去的。因此，各地區的相互接觸，一方面促成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使疾病有了傳播的機會。公元二世紀，羅馬帝國與東方接觸，麻疹、天花便漸漸的流行於地中海世界。十三世紀，蒙古征服歐亞兩洲，建立起歐亞接觸的通道，歐洲卻在十四世紀爆發了一場黑死病。
所謂“巨型寄生物”理論旨在說明人類社會本身的關系，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二者類似寄生蟲和寄主，保持著微妙的、相生相克的平衡關系。大致說來，二者之間關系的發展變化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1000年以前）以“命令強制結構”為特色。各主要文明社會依據“權威原則”動員其經濟與非經濟資源。公前4000年，兩河流域有了灌溉犁耕農業，進入定居生活。農產品的剩余，足以維持一個以祭司、戰士為主的不事生產的寄生統治階級。這是城市國家的初起。寄生的統治階級以緩和的租稅取代暴虐的掠奪，以穩定和寄主（廣大農業人口）的關系。但基本上是以命令強制方式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這種動員是通過日益龐大的官僚組織進行的，兩河流域的阿卡德王國、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秦、漢以及羅馬帝國均為顯例。大約在公元前後，各文明之間的遠距離貿易日漸重要，統治者為了商業利益不得不依照市場價格原則調整強制命令的統治方式，這一原則在六、七世紀的阿拉伯世界表現得最清楚，穆罕默德就是商人出身。命令強制結構與市場結構並非單獨存在、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在尋求利益、創造財富上，市場商人遠比強制結構下的官僚有效。於是，以“市場的結構”為特色的第二階段（公元10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可以劃分出來。此時，各主要國家依照市場原則行事。原來是世界上最都市化、工商最發達、技術最進步的中國，因官僚命令強制過於強大，市場自主性未能確立，市場結構的發展竟告夭折。西方自中古以來，命令強制結構就一直處於多元狀態，城市商人得以在縫隙中不斷成長。到1500年前後，統治者甚至要依靠商人和銀行家的貸款維持軍隊和進行戰爭。市場結構達成自主，繼而與強制的官僚結構相結合，使1500年以後的歐洲成為世界霸主，這種結合的典型代表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特點是權威原則再度復活，世界面臨“權威服從”和“市場自由”的兩難式。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命令強制結構又有淩駕市場結構的趨勢。探討這種原則的轉變是《追求實力》的主要內容，此書即在剖析科技之進步以及軍火生產的工業化、商業化給人類社會造成的沖擊。大致言，十五世紀以後，歐洲各國憑借船堅炮利主宰世界。十九世紀以後，軍火生產走向工業化和商業化，各國在軍備競賽中實行計劃經濟，以期更能集中人力物力，得以求得生存，這種情形在兩次大戰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至此，一種命令強制結構又逐漸超越市場結構。強有力的政府官僚組織以及龐大的工商組織，在現代化的交通和傳播技術協助下，日益依照強制命令原則主宰著世界動向。1945年以後出現了原子武器和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將人類推向毀滅的邊緣。出路何在？麥克尼爾主張將命令強制結構發展到極限，組織世界政府或世界帝國，借此解散各國武器研究機構，控制核武器，將毀滅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至於人類終將建立世界帝國還是走向毀滅，非個人所能預料。麥氏只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使未來的決策者多少理智一點。⑩
運用自然科學知識進行人文學科的研究在十九世紀後期已頗為流行，不過由於簡單照搬，致使人文學科過於強調科學化而失去自身的特點。雖然如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結合的趨勢卻日漸明朗，尤其在戰後自然科學持續超前的發展，給相對滯後的人文科學帶來了新的氣息。麥克尼爾的著作是這種趨勢的反映，他在《疾病與人類》一書中第一次考察了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與影響，把自然科學的知識引入史學，從一個新的側面考察人類歷史，拓展了史學研究的領域。可以預料，隨著學科間更加密切的結合，“歷史研究的範圍不僅可以大大擴展與深化，而且在史學園地裏將會取得比自古以來更有價值的成果。”(11)
麥克尼爾所提出的“命令強制原則”不失為調動一切資源以確保統治穩固的強有力手段，但隨著人類的進步，它的作用將不斷弱化。麥氏基於數千年文明史而得出的強制原則與市場原則相輔相成的看法有助於我們理解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辯證依存關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權威原則再度復活，命令強制結構大有淩駕市場結構之上的趨勢。為了追求實力，求得生存，各國競相把科技力量投入殺傷性毀滅性武器的生產研究、使麥克尼爾深以為憂。此前，湯因比已就此作了深入研究，認為一個社會控制外部環境的力量增強後，環境的挑戰減輕了，會產生新的問題：如何有效地控制這種不斷增長的力量本身。科技進步不等於文明在生長，歷史上可以找到許多技術進步、地理擴張而文明卻在衰落的例證。麥克尼爾繼承了湯因比的力量有效控制與文明延續之間關系的思想，盡管對這種力量的產物——核武器的威脅深感恐懼，但他仍然認為西方科學技術的進步本身就是文明生長的顯例。可以說，龐大的官僚組織實際上是人類科技進步的產物，各類組織機構的成立一方面是為了發揮科技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管理控制它的使用。因此寵大的組織本身就有抑制這種力量偏離正軌發展的潛在功能。盡管現狀可憂，兩人對西方文明的延續均有信心，不同的是湯因比把延續寄托在基督教上，認為它能調動人的精神道德的自覺；麥克尼爾則把希望寄托在“由一個願意並能夠單一控制核武器的世界帝國”身上，通過它來“解散武器研究機構和解除所有核彈頭”。
麥克尼爾的研究拓展了人類認識自我的層面，構建了新的世界史體系。同樣地，一反“歐洲中心論”的伯納爾，以其驚動西方史學界的“非洲中心論”重新解釋希臘文明的起源。
　　三、所謂“非洲中心論”
近年來，西方產生了一種與“歐洲中心論”迥然相異的論斷——“非洲中心論”。這種史觀認為，源遠流長的非洲文明是人類歷史的發端和西方文明之母。至今見諸於教科書上的關於古希臘的一切輝煌創造，包括哲學、藝術、政治理論和法律觀念等，都是古希臘人從“黑皮膚”的埃及人那裏竊取的。當前的任務是建立以非洲人（或許還可以加上小亞細亞的古代閃米特人）為中心的世界史觀，重建以“非洲中心論”為主題的世界史體系，以徹底推翻歐洲學者二百年來所經營的以“歐洲中心論”為框架的世界史體系。
“非洲中心論”出現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其著名代表是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馬丁·伯納爾(Matin Bernal)。自1983年以來，他就陸續推出計劃中的五卷本巨著《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根源》。(12)在古希臘眾人供奉的神——雅典娜前面前加上“黑色”這一修飾語，證明他篤信希臘文明的“黑色”血統。他指出：正是由於受到埃及文明的影響，希臘才有了高度發達的文明。伯納爾稱這種真正的歷史發展模式為“古代模式”，以區別於歐洲學者“捏造”的“雅裏安模式”。一系列爆炸性的觀點，在西方學術界引起震動，(13)自然也會引起我們的興趣。
埃及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她那輝煌燦爛的文化曾經吸引了許多希臘名流。希羅多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看一看他的希臘、埃及觀，對於了解當代“非洲中心論”的思想淵源是大有幫助的。
1、傳播說
古人認為，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從埃及傳入希臘的。不過我認為，至少“較大的一部分是起源於埃及的”。(14)
海拉克列斯（埃及12神之一）之名不是源於希臘，是希臘人從埃及得到的，根據是此神的雙親均出身埃及。(15)
皮拉司吉人首先從埃及學到其他諸神的名字，此後希臘人又從皮拉司吉人學到這些名字。(16)
希臘人的“許多風習”是從埃及學來的。(17)埃及人好象是第一個舉行莊嚴宗教集會、遊行行列和法事的民族，“希臘人從他們那裏學到了這一切事物。”(18)
2、黑人說
埃及人是黑人。
多多那的女祭司說，兩只黑鴿子，一只從埃及飛到利比亞，一只飛到多多那。其實它們是兩位婦女。這裏的人把這些婦女稱為鴿子，她們是埃及人，所以是“黑”鴿子。底比斯（埃及的）和多多那的神托方式相似，而且從犧牲來占蔔的方法也是“從埃及學來的。”(19)
科爾啟斯人是埃及人。根據之一，他們的皮膚是黑的，毛發是卷曲的。(20)
亞裏士多德說：太黑的人是懦夫，比如說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亞人。(21)
3、偷竊說
埃及人第一次教給人們說，人類靈魂是不朽的。當肉體死去，靈魂就進入正在生下的其他生物裏面。希臘人也采用此說，就好象他們自己想出來的一樣。我知道這些人的名字，但是不把他們記在這裏。(22)
4、差異說
不但埃及的氣候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同，而且居民的風俗習慣也和他人相反。婦女去市場做買賣，男人在家裏紡織；婦女用肩挑東西，男人用頭頂東西；他們用腳和面，用手和泥；他族是人畜分開，埃及人和畜類住在一起；別國祭司留長發，埃及祭司要剃發。他們只吃牛肉、鵝肉，飲葡萄酒，不能吃魚和蠶豆（因為不潔），埃及人絕不吃動物的頭；寫算時，希臘人從左到右運筆，埃及人從右到左。他們使用兩種不同的文字，一種是聖體文，一種是俗體文。(23)
可見，希羅多德是一位樸素的文化傳播論者：只要希臘與埃及存在相似之處，那就是來自埃及，因為後者比希臘古老得多，這個文化遊動公式顯示，原來他是當代“非洲中心論”的原祖。不過有一點對伯納爾先生十分不利，這就是“差異說”。埃及人是黑人，所以”竊”自埃及的希臘文明是“黑色”文明，可是在希羅多德的公式中並沒有這個要素。在他的看來，埃及是埃及，希臘是希臘，不但氣候、習俗不同，甚至文字也不相同。
希臘文明深受埃及文明影響，已是公認的事實。在文化的互動中，每個民族不但有吸收力，同時也有改鑄力，同樣是不爭的事實。僅舉文字為例。眾所周知，現代西方多數字母文字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埃及象形文字→西奈字母文字（塞姆人對象形文字的吸收與改鑄）→腓尼基字母文字（對西奈文字的吸收與改鑄）→希臘字母文字（希臘人對腓尼基文字的吸收與改鑄）→拉丁字母文字（拉丁人對腓尼基和希臘文字的吸收與改鑄）。k5f302.jpg後來，拉丁人將（牛頭）豎起來寫作A（又一次改鑄），於是成為許多字母文字的第一個字母。(24)由此可見，不但希臘字母實實在在具有“黑色”血統，其他字母文字也是如此，能不能說都是從埃及竊得的？
文明究竟是從一個中心向外輻射，還是不同的文明可以互動互補？這是伯納爾先生面臨的第二個不易超越的障礙。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馬克思指出東方沒有私人土地所有制存在，這是我們了解包括埃及在內的古代東方社會的一把鑰匙。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以及實行君主專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同於希臘、羅馬的生產方式。埃及人利用尼羅河河水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漲水來充註灌溉渠。節省用水、共同用水是其基本要求。這種要求，在埃及需要由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古代埃及是一個實行等級制度的國家，僧侶位居第一等級。處在社會底層的奴隸和農民，受著經濟、思想等的多重剝削和壓迫，以至對現實世界喪失信心。“在埃及，凡是看不見的東西越來越被認為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東西。”(25)因此，以死亡為主題的藝術作品，舉不勝舉。
在希臘，盡管有斯巴達的貴族政體，但是希臘的發展情況一般是由君主制過渡到貴族制，然後又過渡到僭主制與民主制。國王並沒有很大的權力，他們須聽從元老院的勸告，違背了習俗便不會不受懲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雅典國家“是由十個部落選出的五百名代表組成的議事會來管理的，最後一級的管理權屬於人民大會，每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參加這個大會並享有投票權；此外，有執政官和其他官員掌管各行政部門的司法事務。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26)雅典的民主自由思想由此產生，其政治社會的標準也深深地紮根於這種理性結構之中。雅典所以能在馬拉松戰役、薩拉米海戰中以少勝多，正是因為民主政治起了作用。民主政治鼓勵著雅典公民多方面的積極性，公民對城邦的忠誠使社會團結受益匪淺。古希臘造就了大批先賢聖哲，他們博大精深的思想，至今仍然熠熠生輝。希臘翻開了古代歷史新的一頁，迸發著新興文明的火花。
不難發現，部分吸收了埃及文明成果的希臘文明與埃及文明在總框架上似有天壤之別。“在全部的歷史裏，最使人感到驚異或難於解釋的莫過於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了。構成文明的大部分東西已經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存在了好幾千年，又從那裏傳播到了四鄰的國家，但是其中卻始終缺少著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臘人才把它們提供出來”(27)沒有理由認為希臘文明是黑人文明，更沒有理由認為希臘文明竊自埃及。歷史已經證明，任何文化和民族都不可能固步自封。愈是輝煌燦爛的文明，愈是能在弘揚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從異族吸取文化精華，以減少文化碰撞中的能量流失，達到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希臘文明可以很好地幫助人們將“偷竊”理解為“改鑄”。
“非洲中心論”給本來相對平衡的古代史研究提出了新課題，迫使歷史學家在已有的知識範圍內對古代史中的重大問題作一次更深刻的反思和審視，這無疑有利於史學的發展。馬丁·伯納爾通過大量考古資料以及深入的鑒別、校勘，斷定古代希臘和埃及文明具有子母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一幅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圖，進一步展示埃及文明和希臘文明的緊密聯系，對批駁“歐洲中心論”具有積極意義。誠如劍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約翰·萊伊所言：“如果完全贊同伯納爾的理論，那或許是一種幼稚的表現，但如果史學家們根本不理會伯納爾的觀點，那就證明他們是地道的外行。”(28)
但是，“非洲中心論”畢竟是以“黑人至上”為基點，企圖以黑人這一種族為中心來構建世界歷史的框架。這種做法是危險的，其學術性是可疑的。
每一代人都懷著當代的感受重新解釋過去，只要人類生存一日，歷史學家出於對人類命運、生存意義、前景目標的關註而不斷在往昔典籍中探微索隱的精神就會繼續一時。現實世界愈是紛繁復雜，人類文明愈是高度發達，就愈需要歷史學家不失個人的立場，構建新的世界史觀，以加深對人類自身的研究。斯塔夫裏阿諾斯、威廉·麥克尼爾、馬丁·伯納爾等人無疑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百家爭鳴，百舸爭流，通過大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古代史研究一定會上升到一個新水平。
註釋：
①②⑤⑦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46頁，第46頁，第576頁，第2頁。
③邢義田：《西洋古代史參與資料》，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390頁。
④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歐亞大陸不能只看成是包含歐、亞兩洲，而是包含五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區域：中東、印度、中國、歐洲和歐亞大陸中部草原。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1頁。
⑧⑨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45頁，第248頁。
⑩本節根據邢義田的兩篇文章寫成，見邢義田譯著《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第487頁以下。
(11)劉昶：《人心中的歷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0頁。
(12)第一卷《捏造古希臘(1785-1985)》(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ee 1785-1985)和第二卷《考古和文獻證據》(The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分別於1987年和1991年問世，均由羅傑思大學出版社出版。
(13)關於“非洲中心論”，沈宗美先生已有詳細介紹，見《作為一種世界史觀的“非洲中心論”》，《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14)(15)(16)(17)(18)(19)(20)(22)(23)希羅多德：《歷史》第2卷，第50段，第43段，第52段，第51段，第58段，第50段，第104段，第123段，第35～42段。
(21)《非洲通史》第2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第27頁。
(24)張樹棟：“古代西亞國家”，李純武等主編，《簡明世界通史》，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62-63頁。
(25)伊迪絲·漢密爾頓：《希臘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集》第4卷，第114頁。
(27)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24頁。
(28)引自沈宗美《作為一種世界史觀的“非洲中心論”》，《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