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單個地名似小溪。

把全國所有的地名匯集在一起無疑就成了大海，內涵豐富極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自然生態等無所不包，簡直就是一個知識的寶庫。

把相關的地名進行組合，就是一部幾千年中國歷史的真實記錄，從三皇五帝到每一個朝代，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都有相應的地名一一記錄，生動具體，確鑿可信。

不知有多少動人的故事和傳奇蘊藏在大量地名之中，霓虹燈閃爍的城市名稱中有故事，青山綠水環繞的山村之名中亦有故事，大河上下的城鎮美名中有傳奇，掩映在沙漠綠洲中的旗屯之稱中也有傳奇，太多了，歷史老人講了一代又一代，永遠也講不完。

地名永遠與山河擁抱在一起，人類離不開名山大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近山河的城市、村鎮也把自己的名稱與山河緊緊捆綁在一起，與之同呼吸共命運。

地名喜歡與不同的地理方位、地形地貌相聯系，它以自己所處的地理方位提醒人們，任何時候都不要迷失方向；它以自己獨特的地形地貌告訴人們，不要忘記我，你下次來時不會走彎路。

地名記錄人文也記錄自然，記錄大人物也記錄小人物，記錄一個個朝代的興衰亦記錄一個個歷史名人的成功與失敗。

地名色彩斑斕，內涵豐富，我過去對其缺乏足夠認識，往往是向別人提問，以期得到答案，今天我仍然對其缺乏足夠的認識，但是我把問題留給了自己，迫使自己給出答案，這就是它帶給我的趣味，也是我繼續研究它並寫這本書的動力。

今天呈現的這本拙作，算作我初步認識地名的一點心得體會，錯誤難免，懇請賜教。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綜述篇（節錄）

一、地名留下的時代腳印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每個時期都有各自要著力解決的核心事務，每個階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歷史使命，統治者必然也要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方略和執政理念。隨著時間推移，這些政治觀念慢慢融入地名之中，留下深刻的時代印記。在當前我國縣級以上地區中，有300多個地名記錄並反映了這種政治印記。

遠古時期，雖然黃帝“方制九州”，但全國境內大大小小“列為萬國”，你殺我奪，征戰不斷，民眾遭殃。面對這種局面，堯、舜、禹焦慮不已，為結盟息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經禹與萬名諸侯協商，有相當一部分諸侯國實現結盟聯合，諸侯國由10000個減到3000個，如史書記載：“其能存者三千余國”，到周武王時期還“有千八百國”。當今之浙江的諸暨、上虞之稱，正是因禹在此分別會盟諸侯而得名。史曰：諸暨“禹會計而諸侯畢及也”，上虞者“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堯舜禹時期期望結盟的政治理念和治亂方略。這種理念和方略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因而得以延續，到西周，周武王會諸侯於孟津（今河南孟州市），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思想基礎。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大刀闊斧地實施郡縣制，不遺余力地推行強權政治。今之秦淮河、秦皇島等名稱足以反映他不可一世、勇治華夏的政治意圖。為了斷絕、消除金陵的“王氣”，他不惜斷然派“赭衣三千人，鑿長坑，敗其勢”，人工造出一個秦淮河。他企望自己長生不老，永駐皇位，竟然派人入海求仙草，秦皇島正是因秦始皇求仙“嘗駐蹕於此”而得名。這兩處地名氣勢之宏、決心之大，與其比肩者寥寥。

漢朝“興復增置幾郡”，進一步鞏固了秦統一後留下的疆土。但當時仍有一些小國尚未歸順，邊疆地帶時有叛逆之事。為實現國泰民安，“廣大漢業”、“擴大漢疆”的目標，漢朝便於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意設廣漢郡（今四川廣漢市），以顯示自己的宏圖大略，昭示子孫後代和朝廷官吏銘記在心，永不能忘。

唐朝為了對廣闊的疆土實施有效控制和管理，在政區設置上有很多創新。宏觀上采取分層管理，微觀上實施分類控制，既設道州郡府，又秦始皇設都護府及邊州都督、節度經略使、羈縻州等。從漢武帝到武則天都比較崇尚武力，加之武則天姓武，因而武則天時期新設的郡縣多冠以“武”字，如今浙江武義縣、河北武安縣、重慶武隆縣、江西武寧縣，就是這麼得名的。有史為證：“唐武後析（永康）縣之西南置武義縣，時天下郡邑多以武名，如武安、武隆之類。曰武義者，豈仍義爾而加武多耶。”

宋朝設置的行政區劃及名稱，與前幾代王朝相比還有一些變化，首先“今天下為十五路”，然後下設“府州軍監”。其地名最有特點的是，皇帝的“潛邸”後來幾乎都為府。如宋高宗的“潛邸”，其即位前的封地原名康州，高宗即位後升為德慶府。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原稱端州，即位後以端州為自己的發跡之地，故改名肇慶府。宋光宗即位前的“潛邸”為恭州，他即位後升恭州為重慶府。這種將“潛邸”冠名“慶”而

升府的現象，說明宋朝的統治者迷信“發跡之土”，不忘“故土之恩”，顯示出強烈的懷舊意識。

元朝在政區設置和名稱上也很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它“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就是說它是在中華大地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省”這個行政區劃概念的。擴大疆域是元朝始終不渝的理念和追求。

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到窩闊臺、蒙哥的東征西討，最後到忽必烈吞並南宋，經過70多年兼並戰爭，元終於完成了曠古未有的大一統。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設置廣元路（今廣元市名稱來源之始），把這種強烈的“擴充元朝疆土”的政治理念和宏偉抱負，永遠銘刻在地名之中，以期世代牢記。

明清基本沿襲了原有的行政區劃和體制，以省、府、州、縣為主的地方政體進一步確立。這個時期統治者最主要的政治觀念和方略可以概括為“守”、“衛”二字。明朝具體采取的辦法是，把地方行政與軍隊分開管理，府州縣只領民戶，另設衛、所以領軍戶，因而全國設衛所上千，其中衛有493個，如天津衛、威海衛、沈陽中衛、寧夏衛、畢節衛、哈密衛等。清朝在北方設“盛京將軍”、“寧古塔將軍”、“黑龍江將軍”、“伊犁將軍”等，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設70多個羈縻州。

從清朝末期開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不斷從西方傳播到中國，特別是孫中山先生使反對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中華大地上開花結果，並建立了中華民國。因此，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有一些地方出現以“民權”、“博愛”、“共和”、“同仁”、“互助”命名的縣，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潮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也出現一些反映不同歷史時期政治觀念的新地名，如解放區、躍進區、紅旗縣、社旗縣、前進區、東風區、衛東區等，這些地名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客觀地記錄了時代前進的腳印。

三、地名中抹不掉的政治烙印

在中國封建社會，地名與政治動輒就掛起鉤來，而且往往還與帝王相聯結，最典型的表現有兩種，一是以皇帝的年號給地方命名，二是為避諱皇帝或尊親之名、謚號而為地方更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至高無上，手中的權力也是至高無上，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不少皇帝以自己的年號給地方命名，如永平縣以漢明帝的永平年號命名，興國縣以宋太宗的太平興國年號命名，紹興市的前身紹興府以宋高祖的紹興年號命名。由於這些取自年號的地名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統治者的價值觀和廣大民眾的美好願望，因而一直沿用至今。當前在中國縣級以上政區中以年號改名的地名也不少。當然，也有不少地方是按皇帝旨意更改的，因皇帝個人的喜好烙印過深，只能曇花一現，被歷史淘汰。最典型的是西漢末年，王莽幾乎把大多數政區地名都改掉了，待王莽政權覆滅後，改過的地名又變了。

帝制時代，因政治避諱而更改地名的現象屢見不鮮。等級制度、君主至上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人們說話、寫文章時遇到君主或尊親的名字、謚號都不能直接說出或寫出來，必須謹慎避諱，地名中更不能出現他們的名字或謚號，必須更名。如山東慶雲縣，原名無棣縣，明洪武年間，為避朱棣名諱，改為慶雲縣。四川宜賓，原名義賓，北宋時為避宋太宗趙光義名諱，取《孟子》“義者宜也”之意，改名宜賓。特別是貴州省的正安縣，唐朝時稱珍州，元代為避當地統治者明玉珍的名諱改為真州，明代又改為真安州，寓“真州安定”之意，清代為避雍正帝胤禛名諱又更名為正安。有類似情況的在縣級以上政區地名中有50余處。

六、難以避免的重名現象

中國自古以來疆土廣袤，歷史變遷頻繁，特別是地形復雜，山嶺河川交錯，交通甚為不便，信息交流很不容易，加之各地普遍喜歡以吉祥之詞、嘉賀之字、靈動美語取名，因而就形成了很多地名相重的現象。

怎麼樣解決重名問題，歷史上一般采取的辦法有三種，一是改換朝代時，會換掉一批；二是朝廷在任命新的地方長官時會隨著制作新官印而改掉一批；三是中央政府集中整治地名時改掉一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4年全國有221個縣重名，雙重名的148個縣，三重名的36個縣，四重名的16個縣，五重名的15個縣，六重名的6個縣。如今的山西省汾城縣、浙江省溫嶺縣、江蘇省揚中市、安徽省黃山市，當時都稱太平縣。現在全國只有遼寧省阜新市太平區了。名稱為西安州、西安縣的更多，寓“西部安定”之意，大家都以此為願景而命名地名，涉及七八個省，直至今天，陜西省有西安市，吉林省遼源市有西安區（清朝時稱西安縣，1948年稱西安市，1983年改為西安區），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也有一個西安區。名稱為新城的政區地名也很多，當時在遼寧、吉林、山東、江西、浙江等省都設有新城縣。白雲作為地名，也曾在歷史上風行過，至今還有廣州市白雲區、貴陽市白雲區、包頭市白雲鄂博礦區。太和是吉祥詞，反映了人們的美好願望，因而歷史上以太和為地名的也不少，盡管屢經整治，現在還有遼寧省錦州市的太和區和安徽省阜陽市的太和縣。筆者粗略查了一下，當今全國縣以上政區重名的有126個，其中雙重名的74個，三重名的39個，4重名的8個，5重名的1個。基本都為中等以下城市政區名稱。

八、地名中體現治國謀略和政策

封建統治階級向來是重視治國謀略和政策的，在建立王朝初期如此，王朝的興盛更是得益於此，王朝的衰落和滅亡往往是錯誤謀略和政策的產物。

成功的封建統治者一般都比較喜歡不斷總結和積累治國之策，而且會把一些良策寫進聖旨、法律，甚至還植入地名之中。特別是戰亂之後，或者平定地方和邊疆叛亂之後，他們痛定思痛，適時出臺和調整政策和策略，並把經典政策以極簡明的文字，如懷、撫、綏、靖等植入地名之中，不僅讓朝廷上下永遠銘記，也讓全國都牢牢記住。

以“懷”冠地名的不少，主要體現統治者安撫、團結的意圖和政策。北京懷柔之名就凸顯出這個特征，唐朝平定北部邊疆，為了安置好內附的契丹部落，特選此地，並於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取《禮記-中庸》中“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的句子命名為懷柔，寓“招來安撫”之意。就是說，對非自己營壘的人好一點，四面八方的人都會歸順你；對諸侯們多一些寬容，天下人都會害怕你，為此唐把歸附的契丹部落很好地安置在懷柔。河北懷安縣，始置於唐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史書記載的很明確，懷安之稱寓“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懷恩而安”之意。安徽懷遠之名的由來更為傳奇，《大明一統名勝誌》曰：“宋寶祐五年賈似道奏渦口上環荊山，下連淮岸，險要可據。理宗禦答雲，荊山為城，義在懷遠，繪圖來上，殊用嘉嘆。於是改軍名懷遠。”這麼一個縣的命名，不僅反映了宋理宗趙昀的重視，而且也反映了他的文采和浪漫，還不客氣地批評了朝廷官吏賈似道，一箭三雕，好不暢快。河北懷來縣，在遼代時位於邊陲戰略要地，常為兵家所爭，為了避免戰亂之禍，當政文官頗費一番思索，查閱漢《新語-道基》，取“附遠寧近，懷來萬邦”之意名縣。

冠“撫”的地名，突出封建王朝為鞏固統治，堅持體恤、撫恤的政策和策略。遼寧撫順，以明代撫順城為名。明建撫順城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當時全國基本平定，東北尚存少量元殘余勢力，為了穩定這股殘余勢力，明朝出臺“撫順持重”政策，目的在於“撫綏邊疆，順導夷民”，撫順之名就含有安撫順導之意。江西撫州歷史上比較著名，隋滅陳國時，在此打的一仗甚為艱苦、慘烈，隋文帝深感江山來之不易，遂改巴山郡為撫州，一則要徹底清除陳國的影響，二則要安撫當地民眾，穩定局勢，選派“楊武通奉使安撫”。

在地名中植入“綏”字，真實體現了封建王朝統治者堅持安定、安寧的意願和政策。遼寧綏中縣，明朝時為廣寧中後所，因為這是清朝發跡之地，也是固有根據地，便改名綏中，寓“中後所永久平安綏寧”之意。湖南綏寧縣，“宋收復蠻地置縣”，也就是說，宋朝平亂之後，取“安撫太平之意”設綏寧縣。雲南綏江縣也屬這種類型，《綏江縣地誌資料細目冊》載：“綏江者，因邊連蠻地，取綏靖邊疆之意，又因位於金沙江南岸，乃取名綏江”。

“靖”植入一些地名，著重體現封建統治者堅持社會穩定、安靖、平安的心理和政策。湖南靖州，古時候也常不安寧，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即將出兵討伐之時，占據誠州的“楊晟臻以誠州來歸”，宋徽宗趙佶甚悅，“復置郡縣，賜誠州名曰靖州”，“取遠人安靖之意也”，讓歸順者在這裏安靜地生活。江蘇靖江，地處長江入海口，常年多水警，官民心多不寧，故名靖江，寓“江海安定太平”之意，以寄托人們美好的願望，從精神和心理上給人們以安撫。

這些寓有政策意向的地名，之所以能跨越數百年、上千年，跨越一個又一個朝代遺存下來，至今還被使用，至少可以說明這些政策在當時是受歡迎的，後代人對其是有共識的，是認同的，效果是經受過歷史考驗的。我們從這些地名中不僅可以讀到有特色的歷史記憶，而且可以了解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政策和策略正確，王朝就會興盛；政策和策略失誤，王朝就會衰敗，甚至覆滅。這是顛撲不破的千古定律。

十、地名銘記植物的恩惠

自古以來，我國就有以植物命名政區地名的傳統，如今縣級以上政區地名中仍有134個是以植物命名的，占全國政區地名將近4%。

植物被用在地名裏，不僅數量大，而且涉及的種類也比較多。在這134個地名中，涉及植物多達50種，其中樹20種，灌木、藤蔓等22種，花7種，瓜（甘肅瓜州）1種。

被命名為地名的植物，都是當地最有代表性的、很受人們喜歡的、與人們生活直接相關的普通植物，幾乎沒有稀有品種。以花命名的有12個地方，其中有荷、蓮、芙蓉出現的有5個，如菏澤市、蓮花縣、長沙芙蓉區等。還有以牡丹、杏花、花溪、花都、花山、花垣為名的。以松命名有9個地方，如松山區、松江區、松原市、松溪縣等；以柳、梅、榆、麻、萊命名的各有6個地方，如柳州、梅州、榆林、麻城、萊陽等；以桂、桐命名的各有5個地方，如桂林、桂陽、桐鄉、桐城等；以竹、荔、桃、蓬命名的各有4個地方，如竹山縣、荔浦縣、桃江縣、蓬萊市等；以荊、棗、樺命名的各有3個地方，如荊州、棗莊、樺南等；以楊、椒、蕪、柘、蒲、蘆、藍、蘿、株、梨、莆、榕、蕉命名的各有2個地方；以榨、槐、柏、薊、藤、梧、樟、梓、稻、茄、攀枝花、茅箭、尖草、杏、茶、瓜等命名的各有1個地方。

這些植物最大的特性是適應能力很強，對自然條件要求比較低，與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而遍布祖國各地，不論是長江南北、大河上下，還是熱鬧城市、偏遠邊疆，概莫能外。在這些以植物命名的地名中，湖南最多，有13個，山東有12個，四川、廣西、黑龍江各有10個，湖北、廣東各有9個，陜西、浙江各有7個，山西、貴州各有6個，福建、安徽各有5個，吉林有4個，河北、河南、江西各有3個，上海、香港各有2個，天津、新疆、內蒙古、甘肅、雲南、臺灣各有1個。香港的葵青區，以境內城門河兩岸葵類植物叢生而得名。荃灣區，以境內海灣周圍長有荃草得名。臺灣新竹、花蓮，表面看是以植物命名，其實與植物名稱沒有關系，只有桃園縣，是因境內“移民遍植桃花，繽紛馥郁，遂以桃仔園為名”。

中華民族是一個感恩大自然、熱愛綠色家園的民族，以植物命名地名，無異於為植物樹碑。

十一、帝王稱號與地名

“襄”字的寓意非常美好，所以古代帝王稱號中用的很多，僅春秋戰國時就有十六位諸侯王以此為稱號，諸如秦襄公、齊襄公、宋襄公、晉襄公、鄭襄公等。秦國先後有三位侯王以襄為稱號，除秦襄公外，後來又有秦昭襄公、秦莊襄公。我國有很多地名，就是以這些帝王稱號得名的，或者他們封地在此，或者其建都之地，或者其陵地，都會成為地名的來源。

山西襄垣縣，就是因戰國時趙國的趙襄子在此築城而得名，當時稱襄垣邑，西漢時劉邦設襄垣縣，其名延續至今。

河南襄城縣，據《元和郡縣誌》載：“春秋襄王避叔帶之難，出居鄭地汜，在今縣南一裏古汜城是，蓋以周襄王嘗出居此，故名襄城。”就是說，春秋時，周襄王為躲避狄難逃亡到鄭國汜水，在此居住過一段時間，“故名襄城”。戰國時為魏國襄城邑，秦朝時設襄城縣。

臨汾有個襄汾縣，原為襄陵縣、汾城縣，1954年兩縣合並，故取兩縣名之首字命名為襄汾。《讀史方輿紀要》載：“漢置襄陵縣，屬河東郡。應劭曰：縣西北有晉襄公陵，因名。”就是說，漢朝之所以在此設襄陵縣，是因晉襄公葬於此。汾城是因汾河從縣境流經而得名。

湖北的襄陽為歷史名城，其名稱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說襄陽之稱“取自楚頃襄王的謚號”；一說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漢書-地理誌》應劭註：襄陽“古襄水之陽”。襄陽市襄城區以境內襄陽古城得名。《水經註》載：“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