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閱讀上，這幾年，覺得自己有一點懶。象《卡拉馬佐夫兄弟》、《戰爭與和平》這種大書，高中大學時候發狠讀過，這些年，卻很少再碰。甚至連屠格涅夫，契可夫一類不算太龐大的書籍，也很少讀了。

少年時候的愛文學，有點象走進了一個搜藏豐富、偉大壯觀的博物館，在每一幅巨作前冽覽佇足，真的是如履薄冰，不敢一點松懈。如今重新翻閱以前讀過的文學名著，看到上面圈圈點點、密密麻麻的批記，可見那時對文學的用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年，每當從偉大的博物館出來，都有點累。倒是隨身坐下來，靠著柱子休息，不經意看到柱腳下一朵正綻放的小花——不知道是哪裏吹來的種籽，在這用生了根，發了芽，那樣愉悅自在，使我心中一驚，仿佛似曾相識，只是那種可親的感覺，便解脫了博物館中所有偉大壯觀的負累。

偉大使人正襟危坐，那種莊肅的巨力，排山倒海，可以使生命昂揚向前，好象哥特式的教堂，所有的線都往上飛升；好象貝多芬的交響樂；好象米開朗基羅創世紀的壁畫，那種偉大，使人不敢隨意。這樣的感覺，在中國的文學中卻比較少。中國的文學好象一開始就是斜倚在田壟上，忽然看見了那在風中擺蕩，愉悅自在的花。

我很自歡詩經國風中“女曰雞鳴”的開頭：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翺將翔，弋鳧與雁”。

這分明是說男女的悅愛。兩人擠在床上，可以那麼耽溺縱樂，卻使人覺得，好的情感，可以一點也不汙濁，而是一清如水。

相親愛，可以是不相糾纏，可以是絲毫不粘滯。而情愛的偉大，也並不一定是激情顫栗，卻可以那麼自然空闊，如滿天的繁星。我們擡頭觀望，既無欲望，也無貪婪，只是那飽滿而空闊的人之喜悅罷。

中國便以這種愉悅自在、可親的人之常情建立了它文學傳統的重心。

流傳個民間的詩歌，既沒何希臘史詩中神勇偉大的英雄，也不多見傾國傾城的大戰爭與大愛情，常常只是尋常街巷中的男女，然而他們的悲歡也一樣驚動天地，如江河麗地，日月麗天，雖然余韻無限，卻不必正襟危坐。這種偉大，如果也是一種偉大，卻是在平凡普遍中透徹了人情之常，所以可以不做態，那偉大也只是因為自然，浮華都盡，直以生命的真相相見了。

博物館中的巨作，無論多麼偉大，畢竟只是假象。那偉大便要人做態，而柱腳田壟上的小花，即使再微小，卻是生命的真相，怎樣都是好的。

這些年，我就愛讀這些看來並不偉大的篇章。象《桃花源記》、《嶽陽樓記》、《陳情表》、《赤壁賦》、《報任少卿書》、《滕王閣序》、《祭十二郎文》、《種樹郭橐駝傳》……這些古文，以前背誦過，並不在意。重新揀起來讀，啊，真是要驚訝，怎麼時以那麼簡單，真是以性命相見啊。絲毫沒有一點作態，卻自身已是天上的日月，大地上的江河，生息不斷，普照萬方，卻又只是本性，所以一點也不吃力煩難。

中國的文學，更好的意思，仿佛象南宋畫裏的空白，原在文字之外。

好象是愛生命本身遠超過了愛藝術，才使藝術中用力的形跡全部解化了。中國的好文章，因此幾乎全是簡短而自在的散文。甚至連莊嚴偉大的政論、史冊也都沾染了這種余韻風流。所以《尚書》可以一點也不象《政論》那麼一本正經地做假，而《史記》寫帝王將相，簡直就象在寫漁樵於江渚上的販夫走卒。這裏面有種徹悟了人之常情的平穩與安靜，知道什麼是政治，也知道什麼是歷史，知道了政治和歷史都無非是人之常情，而不是遠離了人的誇張的作態，也不是主義或道理的振振有辭。好象“女曰雞鳴”中那相悅愛的男女，女的說：雞叫了，男的卻說：還早呢！兩人一起來到戶外，滿天都是星光。因為情愛的喜悅空闊如同宇宙的生息，所以接下來可以變得這麼平穩簡單：“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禦，莫不靜好。”好象是離開了自身來觀看自身，所以喜悅可以那麼不浮誇。這樣的文章才是中國文學的本根，可以偉大到平凡，豐富到簡單，艱辛深邃到這麼平易，漢文明因此才有了它的魅力。

“五四”以後的散文，有點刻意分類成散文，文章落到要散文家才能寫，也已失掉了文章錦繡的華彩。我倒寧願去看《尚書》或《史記》，是政治也可以成文章，歷史也可以成文章。人生中的貪嗔癡愛，離合悲歡，就仿佛是織機上的經緯，橫來直去，牽連而成錦繡，這樣的散文才是散文之正吧！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比“五四”以來任何散文家的散文更好，還是因為它不是刻意。文章到了直見性命，使真是好文章了。

“五四”以後，有兩家的文章我是喜歡的。一是魯迅，一是沈從文。魯迅沈郁蒼涼，他的《範愛農》、《藤野先生》，我百讀不厭，這麼平實清凈地去寫自己的心痛，真使人落淚。沈從文有種清淡的喜悅，好象山村風景，雖然不比魯迅的落日長河，卻自有一種跌宕，如民謳山歌，悠揚婉媚。魯迅象《史記》，他寫的人，是歷史中的人，因為有興亡之感，所以沈重悲涼；沈從文象《詩經》，他的人是歲月中的人，生死榮枯只是時序，所以可以不憂。

許多人喜歡周作人。比起周作人的才情，我寧願要朱自清的平實。平實至少是不作態，即使生活再平凡，也不落到為散文而散文，才會有《背影》這樣的文章。

近三十年，臺灣的散文作者，許多是女性作家。女性善於寫身邊之事，雖然有人認為瑣碎，但是，大致還是中國古文一脈相承的習慣。文章本來是此身，離開此身並無文章，細小可以擴大，瑣碎可以整合，《陳情表》、《赤壁賦》也都只是身邊之事，卻可以抗懷千古。人情之常，只繞在己身，使容易瑣碎，一旦擴大了，也可以是“物與我皆無盡也”的包容與闊大。

張曉風、席慕蓉、愛亞三位女作家，把她們的文章集為一集，名為《三弦》，囑我為序。我於三位皆只是慕名，讀曉風的文章時，白己還是學生，慕蓉是最近才熟起來，愛亞連面也沒見過，真怕這樣寫序要糟蹋了這些好文章。從“爾雅”送來的校對搞，我細細讀了一遍，想到中國的散文傳統，想到這傳統在“五四”以後的發展，這本《三弦》中許多簡短而寓意深長的片段觸動了我。曉鳳的許多篇使我想到段成式的“酉陽來記”，記事與哲理之間，似斷似連，很耐人思索；席慕蓉則近於散文詩，有趣的是她以一種快捷的方法說委婉的感受，似乎是細致，又別有一種一無隱晦的爽直之風；愛亞則最為平直，沒有詞藻的裝飾，小說回復成了故事，另有一種趣味。

讀完全書，心中對三位作家有一種敬重。如今“三弦”合奏，能有此好音，我只是有聆聽之福的人罷了。

蔣勛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端午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