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閱讀上,這幾年,覺得自己有一點懶。象《卡拉馬佐夫兄弟》、《戰爭與和平》這種大書,高中大學時候發狠讀過,這些年,卻很少再碰。甚至連屠格涅夫,契可夫一類不算太龐大的書籍,也很少讀了。

少年時候的愛文學,有點象走進了一個搜藏豐富、偉大壯觀的博物館,在每一幅巨作前冽覽佇足,真的是如履薄冰,不敢一點松懈。如今重新翻閱以前讀過的文學名著,看到上面圈圈點點、密密麻麻的批記,可見那時對文學的用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年,每當從偉大的博物館出來,都有點累。倒是隨身坐下來,靠著柱子休息,不經意看到柱腳下一朵正綻放的小花——不知道是哪裏吹來的種籽,在這用生了根,發了芽,那樣愉悅自在,使我心中一驚,仿佛似曾相識,只是那種可親的感覺,便解脫了博物館中所有偉大壯觀的負累。

偉大使人正襟危坐,那種莊肅的巨力,排山倒海,可以使生命昂揚向前,好象哥特式的教堂,所有的線都往上飛升;好象貝多芬的交響樂;好象米開朗基羅創世紀的壁畫,那種偉大,使人不敢隨意。這樣的感覺,在中國的文學中卻比較少。中國的文學好象一開始就是斜倚在田壟上,忽然看見了那在風中擺蕩,愉悅自在的花。

我很自歡詩經國風中“女曰雞鳴”的開頭: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將翺將翔,弋鳧與雁”。

這分明是說男女的悅愛。兩人擠在床上,可以那麼耽溺縱樂,卻使人覺得,好的情感,可以一點也不汙濁,而是一清如水。

相親愛,可以是不相糾纏,可以是絲毫不粘滯。而情愛的偉大,也並不一定是激情顫栗,卻可以那麼自然空闊,如滿天的繁星。我們擡頭觀望,既無欲望,也無貪婪,只是那飽滿而空闊的人之喜悅罷。

中國便以這種愉悅自在、可親的人之常情建立了它文學傳統的重心。

流傳個民間的詩歌,既沒何希臘史詩中神勇偉大的英雄,也不多見傾國傾城的大戰爭與大愛情,常常只是尋常街巷中的男女,然而他們的悲歡也一樣驚動天地,如江河麗地,日月麗天,雖然余韻無限,卻不必正襟危坐。這種偉大,如果也是一種偉大,卻是在平凡普遍中透徹了人情之常,所以可以不做態,那偉大也只是因為自然,浮華都盡,直以生命的真相相見了。

博物館中的巨作,無論多麼偉大,畢竟只是假象。那偉大便要人做態,而柱腳田壟上的小花,即使再微小,卻是生命的真相,怎樣都是好的。

這些年,我就愛讀這些看來並不偉大的篇章。象《桃花源記》、《嶽陽樓記》、《陳情表》、《赤壁賦》、《報任少卿書》、《滕王閣序》、《祭十二郎文》、《種樹郭橐駝傳》……這些古文,以前背誦過,並不在意。重新揀起來讀,啊,真是要驚訝,怎麼時以那麼簡單,真是以性命相見啊。絲毫沒有一點作態,卻自身已是天上的日月,大地上的江河,生息不斷,普照萬方,卻又只是本性,所以一點也不吃力煩難。

中國的文學,更好的意思,仿佛象南宋畫裏的空白,原在文字之外。

好象是愛生命本身遠超過了愛藝術,才使藝術中用力的形跡全部解化了。中國的好文章,因此幾乎全是簡短而自在的散文。甚至連莊嚴偉大的政論、史冊也都沾染了這種余韻風流。所以《尚書》可以一點也不象《政論》那麼一本正經地做假,而《史記》寫帝王將相,簡直就象在寫漁樵於江渚上的販夫走卒。這裏面有種徹悟了人之常情的平穩與安靜,知道什麼是政治,也知道什麼是歷史,知道了政治和歷史都無非是人之常情,而不是遠離了人的誇張的作態,也不是主義或道理的振振有辭。好象“女曰雞鳴”中那相悅愛的男女,女的說:雞叫了,男的卻說:還早呢!兩人一起來到戶外,滿天都是星光。因為情愛的喜悅空闊如同宇宙的生息,所以接下來可以變得這麼平穩簡單:“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禦,莫不靜好。”好象是離開了自身來觀看自身,所以喜悅可以那麼不浮誇。這樣的文章才是中國文學的本根,可以偉大到平凡,豐富到簡單,艱辛深邃到這麼平易,漢文明因此才有了它的魅力。

“五四”以後的散文,有點刻意分類成散文,文章落到要散文家才能寫,也已失掉了文章錦繡的華彩。我倒寧願去看《尚書》或《史記》,是政治也可以成文章,歷史也可以成文章。人生中的貪嗔癡愛,離合悲歡,就仿佛是織機上的經緯,橫來直去,牽連而成錦繡,這樣的散文才是散文之正吧!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比“五四”以來任何散文家的散文更好,還是因為它不是刻意。文章到了直見性命,使真是好文章了。

“五四”以後,有兩家的文章我是喜歡的。一是魯迅,一是沈從文。魯迅沈郁蒼涼,他的《範愛農》、《藤野先生》,我百讀不厭,這麼平實清凈地去寫自己的心痛,真使人落淚。沈從文有種清淡的喜悅,好象山村風景,雖然不比魯迅的落日長河,卻自有一種跌宕,如民謳山歌,悠揚婉媚。魯迅象《史記》,他寫的人,是歷史中的人,因為有興亡之感,所以沈重悲涼;沈從文象《詩經》,他的人是歲月中的人,生死榮枯只是時序,所以可以不憂。

許多人喜歡周作人。比起周作人的才情,我寧願要朱自清的平實。平實至少是不作態,即使生活再平凡,也不落到為散文而散文,才會有《背影》這樣的文章。

近三十年,臺灣的散文作者,許多是女性作家。女性善於寫身邊之事,雖然有人認為瑣碎,但是,大致還是中國古文一脈相承的習慣。文章本來是此身,離開此身並無文章,細小可以擴大,瑣碎可以整合,《陳情表》、《赤壁賦》也都只是身邊之事,卻可以抗懷千古。人情之常,只繞在己身,使容易瑣碎,一旦擴大了,也可以是“物與我皆無盡也”的包容與闊大。

張曉風、席慕蓉、愛亞三位女作家,把她們的文章集為一集,名為《三弦》,囑我為序。我於三位皆只是慕名,讀曉風的文章時,白己還是學生,慕蓉是最近才熟起來,愛亞連面也沒見過,真怕這樣寫序要糟蹋了這些好文章。從“爾雅”送來的校對搞,我細細讀了一遍,想到中國的散文傳統,想到這傳統在“五四”以後的發展,這本《三弦》中許多簡短而寓意深長的片段觸動了我。曉鳳的許多篇使我想到段成式的“酉陽來記”,記事與哲理之間,似斷似連,很耐人思索;席慕蓉則近於散文詩,有趣的是她以一種快捷的方法說委婉的感受,似乎是細致,又別有一種一無隱晦的爽直之風;愛亞則最為平直,沒有詞藻的裝飾,小說回復成了故事,另有一種趣味。

讀完全書,心中對三位作家有一種敬重。如今“三弦”合奏,能有此好音,我只是有聆聽之福的人罷了。

蔣勛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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