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孟光舉案齊眉的故事，在封建社會中一直被視為妻子敬愛丈夫的典範。這裏講的案，並不同於後世的桌子，否則盡管孟光能力舉石臼，要經常把上面擺放著飯菜的桌子舉到齊眉高也是不可能的。漢代的案，是一種類似今日的大型托盤的家具，形狀或為長方形或為圓形，有的下面附有矮足。漢代的習俗是席地起居（圖1)，人坐在鋪著席的地上，把案舉至眉際距地並不太高，且坐姿比立姿穩定，因此可保持案的平穩而不致使上面的食物傾覆。由此看來，一個時期的禮節是與當時的社會習俗緊密關聯的，圖1受到當時的建築技術、房屋、家具、日用器皿等特點的制約。

在中國古代，人們席地起居的習俗由來久遠，延續的時間很長，至少保持到唐代。根據考古發掘，最遲在距現在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經較熟練地掌握了建造原始房屋的技術，以已經建成遺址博物館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寨遺址為例，那裏發現了幾十座當時的半地穴式的房屋的基址，有方形的也有圓形的，有較小的還有較大的，可以據以復原出這些遠古房屋的面貌。局限於低下的生產力和原始的技術條件，它們都是簡陋而低矮的，內部空間狹小，人們在裏面只能席地坐臥，還談不到使用家具。為了幹燥舒適，人們建造時把泥土的地面先加焙烤，或是鋪築堅硬的白灰面，同時在上面鋪墊獸皮或植物枝葉的編織物。這些鋪墊的東西，也可說是當時室內僅有的陳設，它們就是後代室內離不開的必備家具席的前身，或許可以算是家具的最原始的形態。當時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質的，它們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進入青銅時代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工藝技術日益提高，自然導致人們日常生活的面貌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居住條件有所改善，殷周時期中國古代建築形成以木構架為主要結構方式，擡梁式木構架已初步完備，並使用了高臺基，開始用瓦鋪蓋屋頂。統治階級的宮室更是宏大華美，在河南安陽殷墟和陜西岐山周原等地發掘出土的宮室建築群都是很好的例證。一般的民居，也比新石器時代有所改善。隨著房屋建築日漸增高和寬闊，室內空間隨之日益增大，僅有供鋪地和坐臥的席既不能滿足室內陳設的需要，又難於滿足人們為使生活更舒適的追求，於是室內家具的設計和創造自然提到日程上來了。同時，在構築房屋和修造棺槨中成熟的木工技術，特別是各種榫卯結構，為制造家具準備了技術方面的條件。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的漆制日用器皿，在殷周時期有了很大發展，又為家具制造提供了保護和裝飾的手段。不過，當時的建築技術雖大有進步，但與後代相比室內舉高的增加和空間的加大還是有限的。同時，傳統的席地起居的習俗也是新的家具必須適應的基本條件。因此，最早出現的家具除席外，還有可供坐臥的低矮的床，更小些僅供坐的榻，可以靈活地分割室內空間的屏風(扆)，盛放衣物的箱、笥。有了床、榻，一切日用器皿都放在地面上就不太方便了，即使不坐在床上，進食時一切器皿都放在地上也不夠舒適，於是陳放器皿的幾、案也隨之出現。在這些家具中，最古老的席的位置還是最重要的，在室內地面先要用它鋪滿，以保持清潔舒適，因此這種專供鋪底的席筵，也被用作為計算較大的宮室建築面積的單位，據《考工記》記載：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如果以周尺一尺為19.91厘米計，九尺之筵約為180厘米，也可證當時室內的高度是有限的，僅宜於席地坐臥。除了筵外，供放在筵上坐臥的席及幾、案、屏風等，都是隨用隨置，根據不同場合而作不同的陳設，不像後世的家具那樣一般有固定位置，平時陳放不動。

由於上述情況，相應地就出現了一些基本的禮節。因為室內滿鋪著筵，整潔美觀，所以人們進室內要先脫掉鞋子屨，以免將汙泥塵土帶進室內，踏臟鋪筵。於是這就形成了一種禮節，在室內是不應穿鞋的，人人如此，君王也不例外。《左傳宣公十四年》記，楚莊王聞知宋人殺死聘於齊的楚使申舟，氣得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因為在室內不穿鞋，所以楚王氣得沖出室外時，不及納屨，從者送屨到前庭(即窒皇)才追及。同時，臣下為了表示尊敬，去見君王時不僅在室內不能穿鞋，連襪子也不能穿，必須赤足。《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記述了下面一件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於是褚師聲子趕忙解釋說，我的腳有病，與平常人不同，如果見到了，您會嘔吐的，因此不敢脫去襪子。衛侯更加生氣，大夫們都為褚師辯解，衛侯仍以為不可。直到褚子出去後，衛侯還以手叉腰罵道：必斷而足！可見當時在王侯面前不脫襪子是極為失禮的。直到隋代，還認為極敬之所，莫不皆跣(《隋書禮儀誌》)。由於進室脫屨，因此就形成了與之相關的許多禮節，在《禮記曲禮》中有許多規定，例如：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另外，看到門外有兩個人的屨，如果聽不到屋內談話的聲音，就不能進去，那是因為兩個人小聲說話不讓人聽見，自有隱私之事，而知道人家的私事是不禮貌的。

再如席是起居所不可少缺的家具，圍繞著它也有許多禮節派生出來。一個有禮貌的人應該毋踖席，也就是席的方位有上下，當坐時必須由下而升，應該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的下角，從下而升。當從席上下來時，則概由前方下席。陪同客人一起進室時，主人要先向客人致意，請先入而將席放好，然後出迎請客人進室。如果客人不是來此赴宴，而是為了談話，就要把主、客所坐席相對陳鋪，當中留有間隔，以便於指畫對談。一般同席讀書，多系摯友，但那也許會又因誌趣不同而分開，例如《世說新語》中有一則關於管寧和華歆的故事，二人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在《儀禮》中的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等禮進行中的許多繁縟的規定，常常缺少不了升階、鋪筵、布席、授幾、升席、降席等細節。《周禮春官》在禮官之屬中有司幾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西晉以後，居住在邊遠地區的一些古代少數民族先後進入中原地區，出現了規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自然也引起生活習俗方面的新變化。同時暢通的絲綢之路成為加強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佛教東傳和流行，改變了古代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也在文化藝術乃至生活習俗方面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舊的傳統和舊的禮俗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建築技術的進步，特別是鬥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擴展了室內空間，也對家具有了新的需求。凡此種種，使席地起居的習俗受到沖擊，隨著社會習俗的變化，也影響到家具產生了新的變化。

形成由矮而高的趨勢，開始出現新的器類，桌、椅都在唐代的壁畫中出現了，特別是在西安唐玄宗天寶十五年(756年)高力士的哥哥明威將軍檢校左威衛將軍高元珪的墓中，出現了墓主人端坐在椅子上的壁畫（圖2)，椅子的形象較拙樸，椅腳粗大，像是立柱；在靠背的立柱與橫梁之間，用一個大櫨鬥相承托，明顯地說明是汲取了木構建築中大木構架的式樣，結構笨重，但造型頗為穩定，表明這時椅子還屬於啟蒙時期。到五代時這些新出現的家具就趨於成熟了，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圖3），可以看到各種桌、椅、屏風和大床，圖中的人物完全擺脫了席地起居的舊的習慣，自然也無從遵守進室脫屨的舊禮俗了。

不過守舊的習慣勢力還是相當頑固的。

桌、椅的流行直到宋代還受到上層社會的頗大的阻力，據陸遊《老學庵筆記》卷4：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可見北宋時士大夫家內婦女還不得坐椅子這類新式家具。不過在一般居民中乃至地主的家庭中，桌椅已頗為流行，這可從北宋墓中壁畫常見桌椅圖像，而墓壁也常用磚嵌砌出桌椅的形象得到證明。無論如何，新式的家具和新的生活習俗最終是淘汰了已過時的家具和舊的習俗，與之相適應，人們的禮節也自然隨之有了新的變化，於是與席地起居相聯系的禮儀制度也就成為歷史的陳跡而被人遺忘了。

說坐、跽和跂坐

在中國古代，自史前至漢晉，生活習俗為席地起居，坐、跽、跪姿原有明顯區別。但自東晉十六國時期始，世風日變，起居習俗逐漸與古不同。迨至今日，古俗自然早被世人所遺忘，因此當一些古代人物造型文物被發掘出土後，對他們體姿的描述往往產生歧異，令人莫衷一是。試舉兩個為大家所熟悉的重要文物標本為例。

第一個例子是安陽婦好墓出土的著衣玉人(原報告編號為標本三七一)，報告稱他的姿勢為跪坐(《殷墟婦好墓》頁151)。但第一部專家撰述國寶鑒賞普及讀物《國寶大觀》稱其為跽坐玉人。另一部《中華文物鑒賞》則稱其為玉跪式人(圖1)。

圖2第二個例子是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墓出土鎏金銅長信宮燈（圖2)，報告稱燈外形作宮女跪坐持燈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頁255)。另一些著述中則有不同描述，有的稱其為跽坐(《中華文物鑒賞》頁81)，有的稱其形象是跽地執燈的帶有稚氣的宮女(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頁139)，還有的描述為作宮女坐持燈狀(《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圖版說明頁1)。

其實上列兩件文物標本人物造型的姿態，刻畫的本是古人的坐姿，因此只有前述《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圖版說明的作者對長信宮燈的描述，準確無誤。但如因今日華人早受夷風影響而習慣於垂足高坐，故而對古代坐姿已無印象，作者在坐前加一跪字，用以描述古之坐姿與今日不同，也還說得過去。如將跽與坐聯用並列，似乎就不太說得過去了。

古時坐姿與跽姿區分明顯，請看《史記項羽本紀》關於鴻門宴與會諸人體姿的描述。在那次殺機四伏的鴻門宴上，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範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當項莊入而舞劍，意在沛公，形勢危急，張良急至軍門召樊噲。樊噲帶劍擁盾撞仆衛士入內，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由太史公生動的描述，可知原來坐而飲酒的項羽，待見樊噲全副武裝闖入，一驚，為防不測，忙作準備，才按劍而跽，由坐姿，轉為跽姿，這樣可隨時起立拔劍禦敵。唐司馬貞索隱釋跽曰：其紀反，謂長跪。更表明古人跽與跪姿尚有近似之處，而與坐姿絕然不同。原來那時人們席地起居，坐姿乃是雙膝屈而接地，臀股貼坐於雙足跟上。跪，則是雙膝接地，但臀股與雙足跟保持有一定距離。只有當臀股不著於足跟，而且挺身直腰，才稱跽，或謂之為長跪。這些不同的姿勢，又和當時的禮俗聯系在一起，一般分野明顯。請看《禮記曲禮》待客之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在主客相互謙讓時，均為跪姿，謙讓的禮節結束後，才轉為坐姿，然後進入正式的交談。但是在古籍中記述禮節，有時坐可涵跪姿。《禮記曲禮》又有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孔穎達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意思是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得逾越，廣敬也。

綜上所述，古人生活中坐、跪、跽有別，某些情況下坐可涵跪姿，但跪不能通坐。至於坐和跽決不能互通，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姿式。因此前引婦好墓玉人和滿城漢墓長信宮燈宮女像，皆為坐姿。至於在目前一些文物考古論著中所稱的跽坐姿態的人像，絕大部分為坐姿之誤，僅舉兩例《文物》月刊過去誤為跽坐的較重要的文物為例，予以校正。例一，秦始皇陵二號銅車馬的銅禦官俑，臀股緊貼雙足並無任何間隙，為端正的坐姿，簡報誤為跽坐(《文物》1983年第7期)。例二，徐州北洞山西漢墓出土Ⅲ式女侍俑及撫瑟俑，皆坐姿，文中誤為跽坐(《文物》1988年第2期)。

長信宮燈宮女像，坐姿端正，態度恭謹，自是古時奴婢侍奉主人的常態，她服飾齊整，但是卻赤著雙足。無獨有偶，在西安白鹿原任家坡西漢文帝竇後陵從葬坑出土的女侍俑中，也有端坐姿態的，亦為赤足（圖3)。簡報說：膝著地，腳掌向上，雙趾內向交疊，臀壓掌上。(《考古》1976年第2期)這正準確地塑出西漢時坐姿足、臀的形態。至於宮中女侍赤足，也合於禮法。長信宮燈塑造的宮女端坐捧舉明燈，自是室內侍奉主人的形象。古時宮室內鋪滿筵，入室必須脫履，自成禮俗。而卑微者入覲時，除解履尚須脫襪，跣足入殿。《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記褚師聲子因足疾見衛侯險些被殺的故事，就因為他襪而登席的緣故。直到《隋書禮儀誌》中仍記極敬之所，莫不皆跣。因此漢宮女侍在室內侍奉，自當脫履解襪而跣足，這正是制燈作俑的匠師對當時禮俗的如實模寫。

華夏古俗的坐姿，到西晉以後，特別在南北朝時期，受到夷俗的沖擊。依華夏古俗，人們坐在席或床上，雙足不能伸到體前來，因為那樣就太粗俗無禮，只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的無賴才幹得出來。《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酈食其去高陽傳舍見劉邦時，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極其無禮。不過平時劉邦也是很有坐相的，如漢四年(前203年)，劉邦被楚困於滎陽，韓信致書請為齊王，劉邦方怒罵，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劉邦寤，亟改口遣張良去立韓信為齊王。如果劉邦還把腳伸在前面，張、陳就無法躡其足而暗示了。但是當西晉滅亡以後，一些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如匈奴、羯、鮮卑、氐、羌等陸續進入中原地區，並先後建立政權，形成漢人史學家所謂五胡亂華的局面，在這發生社會大動亂，特別是居統治地位的民族有所變更的時刻，傳統的華夏禮俗受到極大沖擊。於是原被斥為虜俗的垂足坐及蹲踞等坐姿開始流行，並出現於北方宮廷之中。《南齊書魏虜傳》作者用諷刺的語言記述北魏宮室車服之制，說北魏帝王後妃在殿上，亦跂據。跂據，或跂坐，就是坐在高坐具上將雙足垂在體前，或僅足趾著地而足踵不著地。不久，這種被南朝士大夫所不齒的虜俗坐姿，竟也出現在南朝的皇宮之中。公元551年，侯景矯蕭棟詔，禪位於己，升壇受禪日，輦上置筌蹄，垂腳坐（《梁書侯景傳》）。坐姿的改變自然導致適於垂足跂坐的高足家具，如椅、凳等物日漸流行，傳統的床、榻等坐具也隨之呈現不斷增高的趨勢。經過隋唐五代，日用家具的這一發展變化的勢頭越來越猛，席地起居的舊俗隨之日遭廢棄。到了北宋時期，垂足的跂坐已成人們日常的坐姿，新式的高足家具已形成完整的組合，並且日益排擠著傳統的供席地起居的舊的家具組合，迫使它們退出歷史舞臺，形成改變人們社會生活面貌的新潮流。

宋元以後，人們對華夏古俗的坐姿早已遺忘，虜俗的跂據已化成漢風的典型坐姿了。只是在深受唐文化影響的東鄰日本，至今還保留席地起居的古俗，連雙膝屈而接地、臀股貼於雙足跟上的坐姿也保存至今。但在中國，華夏古俗早已不存，這也就是當人們看到古文物中人像的坐姿時，之所以辨識不清的原因吧!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