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李白幼年學不專心，後見老婦人想以鐵杵磨成繡針，就發憤讀書，因此俗語說，鐵杵磨成針，功到自然成。這不過是一種比喻，實際上誰也不會真費那樣大的功夫去磨針。但是，回想起遠古的人最初創制縫針的艱苦勞動，恐怕也就得有鐵杵磨針的功夫哩!

圖1在我國，現知的年代最早的針，發現於周口店舊石器時代晚期山頂洞人的居址中。這是一枚長8.2厘米的骨針，針鋒銳利，並且在尾部還挖有小針孔。在當時的生產水平看來，是一件極精致的產品（圖1)。這證明在距今約5萬年以前，我們的遠祖已經穿上了衣服，掌握了最原始的縫紉技術。

以後，在我國各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常常發現各種骨針。它們的制法都是先將骨料劈成一條條的形狀，然後在礪石上磨光針身和加工出針鋒來，這仍是當時一種極精細的工藝。這些針的形狀：有的一端有尖而另一端有穿孔；有的一端尖而另端無孔；還有的兩端都磨出針尖來。大約第一種是縫紉用的，有孔可穿線；後兩種則是用來作別綴用的別針。因為骨質脆而易折，不很堅韌，在縫制皮衣等時，可能先用骨錐等穿孔，然後穿針引線，縫制衣服，和現在緔鞋的技法相仿佛。

到了商代，據說已經有了青銅制的針，但是用青銅鑄造這樣小的工具非常困難，所以普遍使用的還是骨針。只有鐵制的針出現以後，骨針才喪失了它的壟斷地位。銅針在後來的考古材料中也有發現，長沙的一座西漢墓裏曾出土過一枚，長10厘米，有鼻。在西漢劉勝墓裏，還出土有四枚金針和五枚銀針，這些針的上端做成方柱形的柄，針鋒各不相同，有尖，有鈍，還有三棱形或卵圓狀的，據專家考證，這是古代用來進行針灸用的醫針。

早在山西侯馬的東周遺址中，就出現了鐵質的針。到了漢代，鐵針的使用就更是日趨普遍。由於金屬針的針身細小而堅韌，縫紉時用手指頂針容易戳破皮膚，就相應地出現了頂針（圖2)。在洛陽燒溝西漢末年的墓葬裏，發現了不少件銅頂針，形狀和現在使用的一樣，其中有一枚在出土時還套在人指骨上。更講究些的頂針，常常用金、銀來制造，宜興西晉墓裏發現過金頂針；廣州的一座晉永嘉年間的墓裏，出土過銀質的頂針。

由於縫制衣服必須用針，而古來制衣又是婦女的工作，所以針線活做得好壞也常是評定女子巧、拙的標準之一。這樣就有了於每年七夕時穿針乞巧的風俗。

上海博物館裏藏有一方宋代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的銅版，上面除了代表劉家針鋪的白兔商標外，還特別標出收買上等鋼條，造工夫細針等語。可見由於對鋼鐵機械處理和熱處理技術的限制，直到宋代制針還是相當費工的。只有掌握了冷作拉絲技巧之後，才能大量生產質量高價格低的鋼針。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錘鍛》有一段記載：凡針，先錘鐵為細條，用鐵尺一根，錐成線眼，抽過條鐵成線，逐寸剪斷為針。先其末成穎，用小錘敲扁其本，剛錐穿鼻，復其外，然後入釜，慢火炒熬。炒後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蓋，下用火蒸。火候皆足，然後開封，入水徤之。凡引線成衣與刺繡者，其質皆剛，惟馬尾刺工為冠者，則用柳條軟針，分別之妙，在於水火徤法雲。這一方面詳盡地說明了鋼針的制造過程，同時也反映出我國古代在鋼鐵機械處理和熱處理方面的成就。

步輿平肩輿步輦

三國時期的著名將帥，多具名士風度，如魏之曹操，吳之周瑜、魯肅，蜀之諸葛亮，等等。因此宋代詞人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描述周郎：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諸葛亮的風采，似乎更勝於周郎，《語林》記述：武侯與宣王(按，即司馬懿)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乘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嘆曰：可謂名士。(《太平禦覽》卷774)

輿即步輿，又稱平肩輿，東晉南朝時名士亦多乘輿，如《晉書謝安傳附弟萬傳》記，謝萬妻父太原王述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廳)事前。又，《晉書王羲之傳附子獻之傳》：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無獨有偶，其兄王徽之亦如此。《世說新語簡傲》：王子猷(按：子猷為徽之字)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以上諸例，亦可見當時平肩輿使用極普遍。

步輿的形貌，據《隋書禮儀誌》追敘南朝車輿之制時，記有：天子至於下賤，通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以及襻，舉之。無禁限。載輿亦如之，但不施腳，以其就席便也。又記方州刺史，並乘通幰平肩輿，從橫施八橫，亦得金渡裝較。在河南鄧縣學莊南朝墓出土繪彩畫像磚中，有一方為平肩輿圖像，該磚雖左上角已殘，但未損及平肩輿及擡輿人形象（圖1)。輿面呈方形，輿板的四面都有低欄，輿下四角各有一足，足形與當時床足相同。輿側與輿板平齊處各裝一長桿，前後伸出，以供輿夫肩扛之用。在輿前欄又向後斜裝二小柱，上托一橫木，極似車輿前的車軾，人坐輿上可以憑倚其上，功能又似床上所施隱幾即憑幾，《禮儀誌》中所說隱膝，或即指此物。在輿的兩側各立一幰桿，在前、後又各斜伸出兩斜桿，用以支撐輿上張的通幰，其形貌與當時車上所張通幰相同。該輿用四位頭戴小冠身著袴褶的輿夫以肩扛擡，輿前後各二人。這種平肩輿的瓷塑模型，在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中出土過。輿的平面呈長方形，四側有低欄，下面四角各有一足，形同床足，輿長7.5厘米，寬5.5厘米，高2.5厘米，即其長、寬、高之比約為3∶2∶1。輿上端坐一俑，輿前後都有擡輿的輿夫俑，現前後各存一人，但據底板上的痕跡，原來應前後各有二人，也是共用四輿夫，均以肩扛擡輿桿，可惜輿桿已殘損無存。這件青瓷模型與前述鄧縣畫像磚不同處，只是沒有輿上張的通幰（圖2)。圖2將上述兩件文物相對照，大致可以了解南朝時期步輿即平肩輿的形貌。值得註意的是，在壽城南朝墓中，瓷肩輿模型與瓷持旗俑、侍從俑和陶武士俑、擊鼓俑伴同出土。鄧縣畫像磚墓中，也有著鼓吹和肩刀、弓，持盾的步兵行列，還有供墓主乘騎的披有白色具裝鎧、粉綠寄生的黑色戰馬圖像。鄧縣南朝墓葬所在地又正處南北對抗的前沿地帶，因此墓內所葬死者極可能是統軍的官員。由此亦可推測，平肩輿既可認為是墓主出行時的乘輿，也可能是他統軍戰鬥時的乘輿。南朝乘輿形制系承襲自魏晉，因此亦可推知當年諸葛武侯伐魏時乘輿的形貌。

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延興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馬金龍夫婦墓中，屏風漆畫中有一步輿圖像，旁有榜題漢成帝班捷(倢)伃。班倢伃故事，見於《漢書外戚傳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圖中輿上坐著的著帝王裝、身向後顧的是漢成帝，輿後隨行的是班倢伃。所繪步輿雖也是由四輿夫以肩扛擡，但形貌較鄧縣畫像磚圖像頗為不同。輿板四周不是低欄，而形似當時的車廂，後背兩角立小柱，上施橫枋，形成高靠背狀，左右兩側欄較高，上緣弧曲而前伸。從畫面可看出的前、左兩面，輿下部有一圈裝飾帶，繪出若幹方形飾片，當系由貴金屬所制作。輿下無足。圖3

輿上張通幰，但在通幰正中上方處，又立張有傘蓋（圖3)。看來它是摹繪出當時帝王所乘坐的輦，也就是裝飾華美的特殊步輿。據《隋書禮儀誌》載：初齊武帝造大小輦，並如軺車，但無輪轂。大輦裝飾華麗異常，廂外鑿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芼)［芚］，錦衣。廂裏及仰(項)［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瑇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紐，綠四緣，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小輿裝飾亦頗華美，皇帝小行幸乘之，形如軺車，柒畫，金較飾，錦衣。兩廂後戶隱膝牙蘭，皆瑇瑁帖，刀格，鏤面花釘。幰竿成校棟梁，下施八，金塗沓，兆床副。人舉之(《南齊書輿服誌》)。梁時，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開四望。金為龍首。飾其五末，謂轅轂頭及衡端也。金鸞棲軛。其下施重層，以空青雕鏤為龍鳳象。漆木橫前，名為望板。其下交施三十六橫。小輿形似軺車，金裝漆畫，但施八橫(《隋書禮儀誌》)。因此，司馬金龍墓屏板漆畫所繪，應是形似軺車而無輪的輦。《禮儀誌》又說：後魏天興初，詔儀曹郎董謐撰朝饗儀，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余車輦，猶未能具。至明帝熙平年間才大造車服，形成定制。若此則司馬金龍墓屏板漆畫所繪小輦，當本自南方傳來的粉本，所繪服色車輿仍依南方形制，唯其年代早於齊武帝，可能仍依東晉舊制，裝飾不如齊梁，後趨於華美。

司馬金龍墓屏板漆畫漢成帝班捷(倢)伃圖像，常使人聯想起傳為顧愷之所繪《女史箴圖》中割歡同輦部分的圖像，該圖雖為後代摹品，但尚存原圖筆意。圖中所畫輦的結構，較屏畫復雜，則更近軺車的形貌。該輿由八人肩擡，但似是前面每側各三人，而輿後每側只有一個。輦上坐有二人，前一個正坐向前，後一人回顧輦後的班倢伃，系漢成帝。這正合於徐爰《釋問》所說：天子禦輦，侍中陪乘（《隋書禮儀誌》)的制度。在這一圖像中，可以看到輿飾的碧紗衣、四望沙萌子等裝飾。除出行遊樂外，有些帝王還乘輦外出狩獵。據《北堂書鈔》引《鄴中記》：石虎作獵輦，使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床，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關隨身而轉。石虎又作金華輦、嵩路輦、朱漆輦等，嵩路輦與朱漆輦為石虎皇後外出所乘，以純雲母代紗，極為豪華奢侈。

與豪華的乘輿相對照的，是簡便的版輿(亦稱板輿)。晉潘安仁《閑居賦》有太夫人乃禦版輿句，李善註：版輿，車名，傅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文選》卷16)又註版輿一名步輿，並引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襻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其實版輿無足，即載輿。因其質樸無華，僧人亦可乘坐，《趙書》雲：佛圖澄號曰大和上，有事語，乃命大和上乘板輦也。(《北堂書鈔》卷140)一般庶民使用的板輿，極為簡便，北朝孝子石棺上有圖像。1977年洛陽發現的北魏畫像石棺後檔，雕有山林中二人以板輿擡一骨瘦如柴的老者，前一個回首後顧，並用右手前指，似向後一個問詢該往哪裏去。二人皆著袴褶。圖4

這是描述孝孫原穀圖像。另一件流至海外的孝子石棺上的孝孫原穀圖像，除二人以板輿擡老人外，還有將老人拋置林中，原穀將板輿收回與其父對語的畫像（圖4)。這種板輿，只是一方平板，兩側各有一擡竿而已，不用時一人即可挾持而行。值得註意的是其用法，擡輿的人不是以肩提荷，而是雙手下垂提竿，因此板輿高只與輿夫腰高相同，極似現代人擡擔架的情況。這可算是腰輿而非肩輿，與當時流行的步輿的扛擡方式有別，或許因板輿輕便而采取這種方式。

到了唐代，大駕鹵簿中仍列有各式豪華的乘輿，但皇帝平時宮中乘用的是較輕便簡易的步輿，即步輦，當時著名畫家閻立本所繪《步輦圖》流傳至今，為我們留下唐太宗乘步輦接見吐蕃使者祿東贊的真實寫照。圖中所繪出的步輦，形似坐榻，榻面兩側裝有擡竿向前後伸出，兩竿前、後端各設有襻帶。擡輦的是兩位長裙宮女，前後各一人，將襻帶掛於頸後，再以兩手左右提竿前行。步輦左右各有兩名同樣裝束的宮女，分別以雙手托擡步輦四角，以協助擡輦。唐太宗盤膝端坐於輦上。這一唐代名畫家真跡，一方面生動傳神地揭示出唐代皇帝乘坐步輦的形貌；另一方面表明這種輕便的宮內代步工具，可由體力不強的宮女擡行，並且不用肩輿方式，而采取更為穩便的腰輿方式，使重心降低，更為平穩。這和上述北朝民間板輿的擡行方式相同。不過如是外出長途行進，恐仍用各式肩輿。到了宋代，鹵簿中的大輦仍依唐制，而且制作得更為華美，宋太祖建隆四年由陶穀創制的大輦，主輦用64人之多。真宗時，以舊輦過重，遂命別造，凡減700余斤。到南宋時，則僅有大輦、平輦、逍遙三輦而已。這些都是肩輿。此外，與唐代一樣，宮中也用輕便的步輦類小輦，稱為腰輿，據《宋史輿服誌》：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襕，上施錦褥，別設小床，緋繡花龍衣。到南宋時期，所用腰輿赤質，方形，四面曲闌，下結繡裙網。上設方禦床、曲幾，舁竿無螭首。但在民間，則流行全遮式的轎子，舁竿由步輿或步輦那樣裝於輿下，改為裝於轎身中腰處，使轎體重心降低，穩定而上下更為方便，因此很快取代了流行多年的步輿類交通工具，其圖像和模型，在各地宋墓中常可見到。

從衛賢《高士圖》談“舉案齊眉”

五代時以界畫宮室得名的衛賢，生卒年不詳，僅知其曾在南唐畫院任內供奉，據說他始學尹繼昭，後又學吳道子，長於繪樓觀、殿臺、盤車、水磨等題材的作品，也畫山水人物，但流傳至今的畫作恐怕只有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高士圖》了。《高士圖》所畫為東漢逸民梁鴻（字伯鸞）事跡。據《宣和畫譜》所記，北宋內府共收他所繪《高士圖》6幅，分別繪黔婁、楚狂、老萊子、王仲孺、於陵子和梁伯鸞，其中僅梁伯鸞這一幅得以保留至今（圖1)。

該圖為絹本，設淡色，畫幅縱135厘米，橫52.5厘米，其尺寸正與唐五代時屏風畫面(高140厘米左右、寬50厘米左右)大體近似，當年或系為流行的六曲屏風所作屏畫也未可知，但到北宋時已將6幅改為長卷，其後歷經滄桑，失其5幅，僅存此圖。

《高士圖》畫面的布局，顯示出作者構思縝密，他將主題部分繪於畫面下部偏左處，畫出梁鴻所居的簡陋瓦屋，外設疏籬，前流溪水，圍繞樹石，簡樸幽雅，一派逸隱者居所的特有風貌。又在畫幅上部，幾占1／2畫面，描繪屋後山水景色，近處峰巒聳立，遠處大江橫流，氣勢恢宏，從而更襯托出山林逸隱超塵脫俗的博大胸懷。在用筆方面亦有特色，畫風精密而不板滯，皴石畫樹多用幹筆，雄健蒼厚，常被視為了解南唐山水畫的重要資料。圖中所描繪的兩位主要人物，繪於瓦屋之中，梁鴻坐於一張高足大床之上，面前床面上又擺放一幾，其妻孟光則跪於床前地上，雙手捧舉盛有飯食的盤，高齊於額部，向丈夫奉獻。由於床高而人又跪在地上，她的頭額僅能與床上所置幾面齊平，因而床上坐著的梁鴻呈現出居高臨下的態勢。其實這只是由於五代時人的衛賢，是按照他自己生活的社會情景，擬測畫出的古人生活的畫作，自然與漢代的情況並不相符合。但這幅作品，卻可以使我們得到由於古代家具發展演變，因而出現一些習俗與日用家具不相協調的有趣現象。

梁鴻的事跡見於《後漢書逸民列傳》，當梁鴻自霸陵山中東出關，過京師時，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結果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弄得梁鴻易姓改名，遷居齊魯之間，然後再遷於吳。到吳以後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從此舉案齊眉的故事，在封建社會中一直被譽為妻子敬愛丈夫的典範。

所謂目不仰視而舉案齊眉，在漢代的生活起居條件下並不難做到。漢代的案，多系木質，或髹(ｘｉū)漆彩繪，加飾金屬飾邊、角飾，形狀或矩形或圓形，有的僅為類似後世托盤的形狀，有的下設矮足，矩形的多4足，圓形的或為3足，即使有足也極低矮，因此輕便易於捧持。以長沙馬王堆1號西漢墓出土的斫木胎漆案為例（圖2)，系矩形平面，面積60.240平方厘米，下設矮足，足高僅2厘米，案全高不過5厘米。圖2案的面部和底部均髹黑漆。案面在黑漆底色上又用紅漆描繪兩重方框，再於案心及兩重框間繪以紅色和灰綠色組成的雲紋。案底又用紅漆書寫轪侯家三字，以表示該案所屬的主人為誰。案上原置有各種漆飲食具，有五盤、二卮、一耳杯，以及竹箸、竹串等物。全套用具輕巧精美，易於捧持。至於一般人使用的案，自然比不上轪侯家物，或以木制，但其形狀仍然是差不多的，即使盤杯中裝滿食品飯菜，其全重也易於舉捧至眉以表示崇敬。同時漢代仍為席地起居，多坐於席上，即使設床榻等坐具，也都是低矮的，基本與席地起居相差無幾。因坐於席上或在矮床前，把案舉到眉際相當容易，雖然眼睛不看前面，也可保持案的平穩而不致使案上的食具傾覆。可以看出孟光這種尊敬丈夫的舉動，是與當時社會房屋、家具、日用器皿等特點相適應的，也表明禮節是與當時社會習俗緊密關聯的。

但是當到衛賢生活和進行創作的南唐時期，已與孟光舉案齊眉發生的東漢肅宗(即章帝劉炟)時期(約公元1世紀後半期)，幾乎近千年。其間中國古代家具和生活習俗都已有了劃時代的改變。而五代則是中國古代家具發展期的中間時期，也正是家具的形體由低向高發展趨於成熟的關鍵時刻，也是傳統的席地起居習俗最終改變的關鍵時刻。在與衛賢同時的許多畫家的作品中，頗為形象而生動地反映出當時以桌、椅、大床為代表的高足家具流行於上層社會的情景，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圖3)與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

人們從中可以看到各種桌、椅、屏風和大床等高足家具的陳設，也可看到圖中人物完全擺脫了席地起居的舊習慣，悠然歡樂的情景。

通過對生活習俗和古代家具演變的回顧，再看衛賢的《高士圖》，可以想見畫家為了表現古代逸隱之士的古風，還並沒有繪出當時流行的高足家具如桌、椅等物，而是僅畫了大床和上面設幾的格局，這在當時已是頗為古舊的陳設了。如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所繪家具陳設情況對照，在大床上設幾的陳設方式最早出現於北朝晚期，而流行於隋和唐代前期，那也可視為在桌椅等高足家具普遍使用以前，由席地起居向高坐垂足習俗過渡階段的典型室內陳設。自然到五代時人的眼目中，它乃是一種古代的陳設，衛賢用以描繪東漢高士的生活情景是很自然的事。在設幾的大床前跪地舉案，雖看來牽強，但尚勉強可為，再遲些到高足家具流行的北宋時，一般桌高已近於今日桌子的高度，案也不再是漢案的形式而近於桌形，再跪地舉案，即使孟光如《後漢書》所說能力舉石臼，也難以為之，舉案齊眉只能是男人們企望而無法身受的古代佳話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