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定包含了一個好故事，然而一個好故事並不一定能夠被寫成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關於這一點的判斷，經常可以在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中發現。許多文學作品原本默默無聞，卻因為被改編成電影而聲名大噪，讀者也因此而產生了閱讀和理解的興趣，這是因為其中有一個好故事，儘管作者不能妥切精確地用文字表現，編劇和導演卻能夠運用影像來進行完美的詮釋。

例如凱倫‧白列森（Karen Blixen，筆名伊莎‧丹尼森 Isak Dinesen）在肯亞的生活傳記由丹麥文寫成，由作者自己翻譯成英文，全書為散文形式，文字很美，故事性卻薄弱而流於瑣碎。這本書於一九三七年出版之後，受到美國導演薛尼‧波拉克 (Sydney Pollack) 的青睞，透過著名演員梅莉‧史翠普 (Meryl Streep) 和勞勃‧瑞福 (Robert Redford) 的表述，搖身一變而成為一九八五年發行的電影「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獲得了七座奧斯卡金像獎，其優美的景致和配樂至今還是許多人的最愛。

又例如菲利浦‧狄克的短篇科幻小說「關鍵報告」(The Minority Report)，於一九五六年出版時，男主角約翰‧安德頓 (John Anderton) 只不過是一個禿頭大肚的中年男子，小說中三位具有預知能力的年輕人心智不全，肢體變形，整體故事的敘述也不是十分吸引人。然而在導演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 的奇妙轉換之下，安德頓變成了三十多歲的動作派帥哥，三位年輕人也頗為俊美，他們原本普通的名字（唐娜、麥克和傑瑞）則被改成阿嘉莎、達許和亞瑟，以紀念三位創作推理小說的偉大作家：阿嘉莎‧克莉斯蒂 (Agatha Christie)、達許‧漢密特 (Dashiell Hammett) 和亞瑟‧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這部於二零零二年發行的電影把小說的情節加以濃縮而戲劇化，加入了許多細節以突顯人物個性，配上精彩眩目的特殊效果，使觀眾目馳神迷，比原本寥寥十數頁的小說要精采多了。

其他的例子包括了溫斯頓‧格魯姆 (Winston Groom) 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小說「阿甘正傳」，只有在一九九四年改編成電影之後才大為出名。英國著名的「衛報」(The Guardian) 於二零零六年評選五十部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優秀電影時，指出馬里奧‧普佐 (Mario Puzo) 於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小說「教父」(The Godfather) 雖然被知名導演法蘭西斯‧柯普拉 (Francis Coppola) 在一九七二年製作成一部震古鑠今的電影，作品本身卻並不怎麼出色。查爾斯‧韋伯 (Charles Webb) 於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畢業生」(The Graduate) 從來就不是一本著名的小說，然而由這本書改編而成的電影在一九六七年發行以後卻轟動無比。大衛‧莫瑞爾 (David Morrell) 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第一滴血」(The First Blood) 曾經被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 批評為充滿暴力血腥的作品（英文有個名稱為 carnography)，十年之後（一九八二年）由泰德‧柯切夫 (Ted Kotcheff) 改編成電影時，票房卻橫掃全球。

近年來有太多名列暢銷排行榜上的作品被改編成好電影，多半都是因為其中有個精彩絕倫的故事，讓編劇和導演食指大動，非拿來發揮一番不可。這種從文字到影像的轉換，給故事帶來了新的生命力。像先後被拍成電影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二零零六年）和「天使與魔鬼」(Angels and Demons)（二零零九年），導演朗‧霍華 (Ron Howard) 能夠脫出書中文字的藩籬，直接擷取情節精華而運用戲劇手法呈現故事的核心，一方面為喜愛電影的觀眾省去了閱讀原書作者丹‧布朗 (Dan Brown) 作品的麻煩，一方面卻也為喜愛文學的讀者提供了用另一種方式沉浸於作品內容之中的機會。好故事（不一定是好作品）的優勢，莫過於此。（收藏自 陽光下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