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的敘事觀點可以有許多種，除了單一的選擇之外，更有許多作家嘗試過多重敘事觀點的交錯使用。這對讀者而言，可以是極為艱鉅、卻也極為誘人的挑戰，對於想要改編文學作品成電影的人而言，更可以是一場惡夢。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可以用一生去用心閱讀，然而電影的長度一旦超過三個小時，觀眾就會開始覺得腰痠背痛而怨聲載道了。特別是內容複雜而深刻的作品，在改編成電影時，敘事觀點必須做適當的轉變，才能夠成功地讓觀眾在平均一百二十分鐘的時間之內理解並欣賞整個故事。更重要的是，文學作品的閱讀是漸進式的，書中每一頁都是天梯的一級，讀者必須一歩一歩慢慢地攀爬，最終才能抵達並領悟天堂的極美。相較之下，電影像是絕壁頂端的一座觀景平台，觀眾只需要踏出一歩（也就是電影票的購買），便可以顧盼四方而領略全天下的風景，讓影像自由充斥整個心靈。

那麼，編劇和導演們應該如何把天梯改建成觀景平台？唯一的辦法便是修改單向、專注而偶爾也難免有些狹窄的視野，捨棄這種「望遠鏡」式的第一人稱觀點，而把整間房子的四面牆都打掉，換上透明的大玻璃窗，採用足以在瞬間綜覽世界的第三人稱觀點。這種修改有利，當然也有弊。

以一九七五年發行的電影「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為例，這是舉世公認最好的改編成就之一，史無前例地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劇本等五項奧斯卡金像獎，同名小說則由美國作家肯尼斯‧艾爾頓‧克西 (Kenneth Elton Kesey) 於一九六二年出版。小說採取第一人稱觀點，敘事者是一位在精神病院中假裝聾啞的印第安人，讀者一開卷就知道他其實一切正常，進而透過他的角度來觀察院中其他病人的言行舉止。相較之下，改編之後的電影採取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這位印第安人只是精神病院的眾多病人之一，他們之間各種形式的互動，以及其共同對抗病院管理階層的行為，便因此而能夠完整無缺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又以二零零三年出版的「時空旅人之妻」(Time Traveler’s Wife) 為例，男主角因為一種罕見的疾病而不由自主地在時空中穿梭，和女主角之間的戀情發展也因此而千折百轉，磨難重重。作者奧黛麗‧尼芬格 (Audrey Niffenegger) 雖然是第一次寫小說，文字卻十分直接有力，整部小說分別由男女主角以第一人稱觀點敘述，在時空中往返跳越無數次，讀者在眼花撩亂之餘，更能夠深刻體驗男女主角的內心和現實世界受到了如何沉重而無奈的打擊。相較之下，同名電影於二零零九年發行，編劇和導演採取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依照時間順序來訴說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情故事，在穿插不同時空的情節時則特別標明細節，使觀眾可以輕易了解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這樣的改編雖然對觀眾有利，卻多少喪失了文學作品的原創性，對故事整體的理解和欣賞也無法淋漓盡致。

最後以一九六零年出版的「梅崗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 為例，作者哈波‧李 (Harper Lee) 在創作時從自己的人生歷程中借用了不少片段，透過中年女主角對於童年往事的追述，深刻描述了美國經濟蕭條時代的南方社會生活。隨著女孩的成長，她敘事的口吻和使用的字詞有所改變，觀察周遭人事物的角度有所改變，理解的深度也有所精進，「種族歧視」這個議題在小說中因而受到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成為立體而善於形變的一種怪物，讓讀者觸目驚心。相較之下，同名電影於一九六二年發行，除了省略、修改了小說中的許多情節之外，更採取第三人稱的全知觀點，把故事的重心集中在女孩的律師父親挺身為一位受到誣陷的黑人義務辯護的經過，只有在情節轉換而需要順利「過場」的時候才使用女孩的旁白。這樣的改變使飾演律師男主角的葛雷哥‧畢克 (Gregory Peck) 聲名大噪，其精湛的演技也為他贏得一座奧斯卡金像獎，然而小說中的女性觀點和心理轉變卻完全被忽略、否定，幾乎可以說是改寫了整部作品。

所以，採用第三人稱敘事觀點的觀景平台固然有其好處，只用第一人稱敘事觀點的天梯優勢也不能被輕易否決。文學與電影之間的交集不常發生，然而一旦發生了，在那短暫交會時產生的明亮火花可以照亮某個角落，卻也不可避免地會在其他角落產生陰影。還記得那首名為「偶然」的詩嗎？「你不必訝異，更毋須歡喜，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收藏自 陽光下的聲音 http://blog.ylib.com/sunflower/Archives/2010/03/31/14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