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涵漠·歷史的絆腳石

“我終將離梁莊而去”

小柱死了。死之前的幾個月，這個28歲的年輕人就倒在老家的床上，每咳嗽一聲，血和腥臭味兒噴得老高。他在青島發病，此前沒什麼預兆，騎車上班時突然直通通地栽了下來。老鄉們懷疑，他在電鍍廠每天跟氰化物打交道，中毒了。

樹葉落到樹根下，他回老家安安靜靜地等死。從村頭的青石板橋再往過數上20步，就到小柱家。但梁鴻沒去看他，盡管那時她就在老家，而小柱是她五服以內的堂弟、兒時的玩伴。她說不清其中的原因。

“我真的想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梁鴻的身體陷在沙發裏，她與《人物》記者的對話以此為開始，出乎意料。

這時距離小柱死去，已經過去12年。梁鴻想逃離故鄉——梁莊，一個虛構的地名。2010年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梁鴻出版《中國在梁莊》後，梁莊開始為人所知。在書裏，梁鴻為這個河南小村立傳，敘述了今日梁莊的雕敝與衰敗。可許多人說，他們從梁莊裏也看到了自己故鄉的影子。“這本書，寫梁莊，只是最近30年‘被’消滅的40萬個村莊的縮影。”“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曾經這樣評價。

兩年後，梁鴻又去尋找在城市打工的梁莊人，他們帶著發財的夢想或解決溫飽的需求前往城市，有些已經在城市裏生活了20多年，可每個人都不打算真正定居。相反，他們回老家建起氣派、華麗的小樓，哪怕一年只能住上10天。

梁鴻尋找並記錄下他們的生活，在五年裏寫了兩本書。可一下子，她又覺得失去了勇氣。在《出梁莊記》的結尾處，她極其確定地寫道：“我終將離梁莊而去。”

可這個結論令她感到困惑、不安。她說不清結論從何而來，“我也在想到底為什麼呢？因為它跟你沒關系嗎？肯定不是。也許這是一個特別大的社會難題，不光是梁莊的難題，在其中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卑微感。還有就是，你沒辦法面對這種失敗的生活。”

當梁鴻20歲時，她對外部世界和打工生活的部分想象，來自小柱。

那時，村裏還興著“端飯”的傳統，每到大年初一的上午，各家孩子端著兩盆菜，全村挨家送，最後每人家裏都是百家飯。小柱端飯時，碰見了即將去鄭州大學讀研究生的梁鴻。

他穿著一件黃大衣，打扮洋氣，一副很見過世面的樣子。看見梁鴻，就“哐”地使勁打了她後背一拳，算是打招呼。

“哎，咱們說說話。”梁鴻叫住他，他們很久沒見了。倆人坐在門口，小柱眉飛色舞地講起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他是這個村莊第二個或第三個在北京打工的人。

就算回到梁莊時，他也總是跟進城打工的年輕人坐在一起，抽煙、打牌，順便回憶北京的生活。那其中有精彩的一面，也有兇險的一面——每次打架他都沖在前面，有次還掏出了很長的彎刀。

那年過後，小柱去往青島。那是梁鴻最後一次見到他。

打工潮的出現改變了梁莊的生活樣態。2008年，當梁鴻認真打量梁莊時，她感到了故鄉的陌生。這裏總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

看上去梁莊生機盎然，新起的房子越來越多——但又搭配著一種奇特的荒涼，房門上每把鎖都生著銹。年輕人和中年人都在外打工。村裏只有八九戶人家靠地裏的收成生活，從來沒出過遠門。這類人在村裏最老實，也最被人看不起。

梁鴻家的老房子也幾近倒塌，通向老房子的路快要被雜草封住，她和兄妹們都搬到了城裏或鎮上。而從她家向前綿延，至少倒塌了15座房子。有的塌了墻，露出半個竈臺；有的屋頂都沒了，只剩下幾面墻勉強撐起框架。村裏到處都是這樣的廢墟。

梁莊小學也早就沒了學生，生源都在鎮上的中心校，家長每天跑很遠去接孩子，“正在鋤地，鋤扔了都得去接”。

有一年，村民把廢棄的小學校舍承包下來，用作養豬場，白天在院裏放豬，晚上趕進教室。過去，校墻上的標語驕傲地寫著“梁莊小學，教書育人”, 村裏的調皮小孩偷偷改寫成“梁莊豬場，教書育人”。

“唉，你說路過小學啥心情？心裏都不美。就是沒小孩的單身漢看見，心裏都不美。”曾經的民辦教師、後來的打工者萬明說。

打工者大多把孩子留給了老人，這算是種協定，老人幫忙帶孩子，兒女將來負責養老。村裏的五奶奶把孫子從小帶大，一天，她在做飯，孩子跑去池塘裏抓青蛙，不幸淹死了。此後，五奶奶就搬出兒子家，住進河邊的茅草庵。

梁鴻回老家采訪，做好了面對各種問題的準備，可她並沒有預料會遇到黑女兒的故事。她記得，自己就坐在哥哥家裏，黑女兒和她奶奶就突然出現了。

黑女兒是留守兒童，跟著奶奶生活。她是個有點木訥的小女孩，奶奶說，9歲了還在上一年級，老師留的題也不會做。奶奶照顧不到她的時候，黑女兒被村裏一個老頭猥褻了。

梁鴻趕忙去縣裏找醫生朋友幫忙做婦科檢查。醫生進行檢查後，問了一系列問題，最後一個是:“你為啥不給你奶說？你咋不罵他？”

小女孩支吾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是怕我奶奶知道，我奶奶又要氣。我不想讓奶奶傷心。”她說完，房間陷入一片死寂，幾個女人流下淚來。

梁鴻回憶起那一刻，她感到哀痛，心臟就在胸膛裏咚咚咚地響。“就是說它如此普遍你沒有辦法避開啊，你沒有辦法逃避開，你就坐在那兒不動，生活就在你面前呈現了。”

可是她沒辦法勸奶奶帶著黑女兒走司法程序，討回公道。黑女兒要上學，將來還要嫁人，這事不能公開，她只能帶著這種殘忍的傷痛活下去。

黑女兒的父母以及那些農民為什麼非得離開自己的土地？梁鴻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而這背後只是農村生活的樸素邏輯——蓋房要錢，結婚要錢，孩子上學要錢，孩子娶媳婦、蓋房要錢，生老病死無一不要錢。

發洪水時，村裏的軍哥，一個光棍，落進河裏淹死了。鄉鎮的布告欄裏都貼著認屍告示，包括軍哥屍體的照片，以及一些極為簡略的特征：男性，50~55歲，枯瘦，頭發、胡須皆長至頸部，嘴巴塞滿泥沙，牙齒全無，腿部潰爛。

鄉裏都說這是軍。可他的哥哥興，另一個光棍，卻不去認，只是沒完沒了地抽煙。人們都知道他的心思，他想繼續替弟弟領低保，也要替弟弟領“南水北調”的占地補償款，軍只有一畝地，一畝每年補償1750元。沒辦法，錢比天大。

梁鴻的父親——一位普通的農民——曾經算過一筆賬，即使種地不交錢，肥料、種子、人工不停漲價，一年種地下來，也不過落得個“原地轉”。他們必須得遠離家鄉，討生活。

知識還能改變命運嗎？

梁鴻將自己定位為記錄者。《中國在梁莊》獲得《人民文學》年度非虛構作品獎，並頻頻出現在2010年年末的各類好書榜單上。作家閻連科也曾評論，他在書中“讀到了令人驚詫、震撼的中國現實；在殘酷、崩裂的鄉村中感受來自都市和欲望的社會擠壓”。

人們很難將這樣的內容與作者本人結合起來。與殘酷現實相比，她個人顯得柔軟、感性。從小家裏吵架，她就是“站在一旁負責哭的角色”。至今她去采訪老鄉，有時也會不自覺地哭出來。

在寫完兩本書後，梁鴻的無力感更重了。“現在你走走看看又住住，聽他們講那麼多故事，心裏面就像塞一塊鉛一樣，這個鉛很難熔化。但是你來了又走了，他們還在那，跟他們都沒有絲毫關系的。不要以為寫了梁莊他們就怎麼樣了，就改變什麼了，其實什麼都沒有改變。”

梁鴻不再屬於梁莊了。平日裏，她喜歡讀小說、聽音樂、看話劇、練瑜伽，她有時會擔心雙眉間的“川”字紋，因為她“連睡覺時都皺著眉頭”。

梁鴻和小柱之間發生本質區隔，是從他們初中時代開始的。小柱在初中中途輟學，而梁鴻去縣裏讀了師範學院。

我問梁鴻，這是否說明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但她卻顯得有些悲觀，因為至少如今，這種改變的難度更大。梁鴻以她的堂侄女婿正林為例，一位設計師，學歷頗高，工作體面。但拿不到戶口，在未來的人生裏也很難指望買房。他住在通州，每天上下班要耗費4個多小時。他說，自己在職業上一直很向上，在進步，可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就像一條腿邁進了城市，另一條腿舉著，不知道該放哪兒。”

與西安的三輪車夫和青島的電鍍廠工人一樣，正林也想回家。

“一個階層通往另一個階層的通道越來越窄。”她說。而梁鴻可以成為今天的學者，也部分是由於最初的命運安排。梁鴻在縣城的師範學院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鄉鎮的一所小學。那年她才18歲，跟校長不對付。校長去主管部門告狀，堅決不要這個小老師，於是她被調往更偏僻的鄉下小學。

在極偶然的情況下，她聽說鄉下小學原來曾有一個老師考進南陽教育學院。這個消息改變了她此後的人生。

她還記得，當時自己一人住在教學樓裏，傍晚時常在樓下的花壇看書，《金鎖記》。等她終於考上時，老教師才告訴她，那花壇其實是個年輕寡婦的墳。

“我們從同一個點出發，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路”

梁鴻擔心，根據“新農村”的一些政策，梁莊很有可能與其他幾個村合並，然後農民離開土地，住進政府修建的公寓樓。生活的形態將被徹底改變。

但至少眼下，梁莊還是原本的樣子。就像2012年被平掉的一些墳，2013年農歷新年又慢慢攏起來了。這是梁莊的根基，離了這些，人們不知道怎樣活。

鄰村的老太太，88歲去世，因為之前一直和在縣城上班的兒女生活，就把村裏閑置多年的房子賣了。老太太死後，只能在野地找地方放棺材。兒子、村人把野蒿砍砍，紮個木樁，搭個靈棚。人們說，那場面非常淒涼，走在野蒿茬子上，把鞋都戳爛了。一群來吊唁的人只能站在野外，無處落腳。

2012年11月，梁鴻回家，與父親、姐妹們一起去給母親上墳。幾個人帶了一張小桌子，拿四個凳子，浩浩蕩蕩地到母親的墳前打牌。

“這是當地的習俗？”我問她。

“不是。我們就是想在母親跟前玩一玩，跟她多待待。”她說，“那時候，生死之間完全沒有界限了。”

在人生的最後時光，小柱回到了梁莊。這是梁莊人的慣常做法。不止如此，他們甚至連治糖尿病、骨折、割痔瘡，都要回到縣城的醫院。說是在家待一待，心裏美了，好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