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二戰”的禍首國，日本的結局與德國有所區別。與意大利尤其有所區別。意大利的法西斯頭目，是被他的本國人民吊死的。墨索裏尼成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並不能代表他的國民們。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戰車，於是也將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戰車後。他們吊死他，意味著是對他的懲處。一個國家的人民以最嚴厲的方式懲處了他們的元首，證明了他們與他“劃清界線”的態度是極為鮮明的。

希特勒死不投降。某些將軍預見到了德國必敗，企圖暗中與盟軍議和，但是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圖暗殺他，為德國爭取到一個較體面的投降機會，但是卻一次次都沒成功。盡管希特勒對他的國民不斷采取欺騙手段，德國必敗的心裏陰影，卻早已在蘇美兩軍攻克柏林之前，就擴散於軍隊和民眾之間了。可以這樣說──德國人對於德國必敗是心理有所準備的。對於德國人，“保衛柏林”不過是“垂死掙紮”。軍隊明白這一點。民眾也明白這一點。掙紮也敗，不掙紮也敗，總之註定了必敗，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後的“謝幕人”。

而日本的戰敗，卻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國的東北，他們還有幾乎整整一百萬精銳的關東軍啊！這一尚未受挫的軍事實力，使日本只為自己保留了兩種選擇──或者較量到底，或者，以勢均力敵的不屈不辱的姿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至於投降，天皇根本沒想過。東條英機根本沒想過。普遍的“大日本皇軍”的將士們根本沒想過。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沒想過……五十年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到美國原子彈轟炸前，政客也罷，軍中首腦也罷，普遍的日本民眾也罷，有哪一個日本人的頭腦中，暗暗產生過投降的主張麽？

由於深受軍國主義宣傳的影響，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他們的軍隊，即使有厭戰情緒，也絕無反戰心理。他們又怎麽會反對他們的“子弟兵”所進行的“東亞聖戰”呢？父母們當然會巴望他們的兒子回到身邊。妻子們當然也會那樣巴望。但是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應該是“解甲榮歸”。在政客和軍中首腦們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落筆之前，日本是要與蘇美堅決地討論日本在亞洲的“合法權力”的……

廣島和長崎就在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雲……

原子彈的蘑菇雲使日本懵了。天皇懵了。東條英機懵了。政客們和軍中首腦們懵了。天皇的普遍子民們懵了。正如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使美國懵了一樣。只不過後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似乎什麽都考慮到了。

唯獨沒考慮投降。

更沒想到在付出人類戰爭史上最為慘重的代價後，以最屈辱的姿態投降！

即使在天皇宣布投降詔書之際，還有那麽多政客和軍人主張在日本本土“決一死戰”，還有百余名軍人剖腹於皇宮外，企圖以死喚起全日本男女老幼的“戰誌”……

然而日本已只有投降。此外別無選擇。

“二戰”的結束，對於意大利，有點兒“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兒；對於德國，有點兒被從法西斯統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兒；對於日本，卻是徹底的無條件的投降，僅僅意味著是投降。再什麽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戰”的禍首國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唯一的原子受害國。二十余萬口本人死於傾刻！侵略戰爭，使日本遭到的災難，比它帶給別國，首先是中國的災難，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個世紀以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找不出一條哪怕是相對成立的理由對日本表示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長久以來暗暗憐憫自己。

日本這一種自我憐憫，只要稍微過份，則就不免意味著是對“二戰國際戰犯審判團”的公然挑釁。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首先是中國，都有最正當的權力提醒日本：別忘了日本首先是禍首國！別忘了日本給他國帶來的深重戰爭苦難！……

日本對於“二戰”，真真是有苦難言，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那麽，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著要承認──用中國人的話說，承認“自作自受”。

這是很大的勇氣。

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對於一個人難能可貴。對於一個國更加難能可貴。對於日本這樣一個民族自尊心十分強的國，尤其難能可貴。

許多日本人已經這樣難能可貴地做到了。包括一些當年的“皇軍”。一些日本人目前還做不到。因為要做到這一點，還須對死於原子彈的日本人有個過得去的說法。他們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們無辜。他們死得慘。也死得冤。

他們的死──歸根結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將當年的日本說成是日本軍國主義，以與今天的日本相區別，它也還是日本。一個國就是它的民眾的國，怎麽叫都仍是那個國。其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妨持這種觀點。這麽想這麽表明態度，都不至於有什麽沈重的心理壓力。但是一個日本人，設身處地理解，是會有心理壓力的。原子彈是美國制造，美國人投下的，死於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們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當年自作自受──這樣的邏輯，符合“二戰”的正統史觀，但又是多麽難以符合一個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況死者中，也許就有某一個日本人的至愛親朋。

如果日本在“二戰”中並沒有侵略罪惡，那麽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氣壯地申述自己的戰爭苦難，由一個“二戰”禍首國變為一個“二戰”受害國了……

但是……

但是日本當年對中國，對朝鮮，對整個亞洲，犯下了嚴重的侵略罪惡。鐵證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於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當年的侵略罪惡和後來的原子苦難之間，尷尬地陷入了半個多世紀的沈默。對前者他們欲說還休，對後者他們也只能欲說還休。他們的尷尬，是人類最矛盾的尷尬之一種。他們的沈默，是人類最不心甘情願的沈默之一種……

我以為，他們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這個中國人能理解他們，也願理解他們。

第三類日本人相當惡劣。他們乾脆企圖否認日本“二戰”時期犯下的侵略罪惡。尤其企圖否認日本的侵華罪惡。“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蘆溝橋事件”、“南京大屠殺”、日本的一切侵華陰謀和罪惡，他們一概的乾脆企圖否認。他們不顧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他們利用大多數西方人對日本侵華罪惡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國際正義感的政客對日本侵華罪惡態度暖味這一點，妄想將侵華戰爭說成是日本當年並不願進行的一場戰爭。而且，似乎“誰打響的第一槍”，還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們的動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西方世界對日本當年的侵華罪惡保持心照不言，諱莫如深的沈默，則他們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膽量地進行翻案。仿佛歷史事實是可以篡改的，只不過篡改之前要爭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許。至於中國人民答不答應，他們似乎是不屑一顧的。山本五十六當年曾留給日本後人們一句話──“我們得到了一個珍珠港，卻激怒了一頭獅子”。他們的放肆，今天也等於是在激怒中國這一頭獅子。他們似乎不明白，中國人民一旦以怒而對日本，日本在亞洲在世界上，也是沒什麽美好前途的。至少他們的美妙前途會投下巨大的國際關系的陰影。如果他們真的忘記了山本五十六的話，那麽中國人民也可以忘記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人民對日本予以的寬恕。是的，中國雖有原子彈，但決不會往日本發射。中國人民首先會向日本重新索討戰爭賠款。中國人民一旦真的開始索討了，那麽是絕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臉色的。日本倘不給一個說法，中國人民是絕不肯罷休的……

第三類相當惡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為高明的政客，及一些民族主義、新軍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分子，他們形成日本的一股極右勢力。他們在日本是極少數。所幸他們的表演，還不足以達到徹底激怒中國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實在僅只是對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其實倒是無所謂幸與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們，更具體他說，此次接待我們，任勞任怨地對我們盡地主之誼，熱忱坦率又認真地與我們進行研討的日本電影編劇家們中，沒有第三類日本人。一個也沒有。毫無疑問，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國人民的誠摯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會長鈴木尚之先生家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理事長山內久先生致詞時，站起來情真意切地說：“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親去世了。他的老父親當年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名軍曹。近半個世紀以來，他時常深為日軍和他自己在侵華時期犯下的種種罪行而懺悔。他留下了遺囑，將自己的全部遺產變賣掉，資金要全部用來做些促進日中友好的事。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親的遺囑做了。他組成了一個私人劇團，日夜趕排了一部揭露日軍當年侵華罪惡的話劇。目前，他正率團在中國的東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們受到了中國觀眾的真誠歡迎。他在長途電話裏告訴我，每到一地，他都會被中國人民的寬宏大量感動得哭一次。現在，我們在日本歡迎中國朋友，我的心情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氣地稱你們小姐們，先生們，請允許我代表日本電影劇作家們這樣稱呼你們──朋友們……”

面對這樣的日本人，我們又怎麽能不將他視為我們的，視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呢？

我們還觀摩了山內久先生的編劇新作《沈默的海》。

它講述了半個世紀前，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一次歷史事件──日本在一些鮮族村虜捕了大量青壯年，為日軍修築工事。他們充牛做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後，他們乘船回國，其船不幸沈沒於日朝海峽之間，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難……一名當年同情過他們，幫助過他們，替他們受過鞭罰的日本“勞工長”，從此亦拋妻棄子，離家出走，沓無音汛。原來，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他一直隱姓埋名，當了一名燈塔管理工，每日遙望那一片沈默的海峽，為亡者的靈魂祈禱，替日本的罪惡懺侮……

這是一位日本編劇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歷史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事啊！

他已經是竭盡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們和我們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後一天的討論中，也幾乎爭論了起來。我想，最終沒有形成爭論，是由於時間的關系。也是由於語言障礙的關系。爭論如果必須通過翻譯，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槍舌劍起來的。翻譯的“第三者插足”，客觀上截斷了爭論，緩和了沖突。

爭論是由中國電影《紅櫻桃》引起的。

我們的朋友們首先提出一個純“藝術觀”的質疑──《紅櫻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個虛構的“藝術人物”，還是一個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他們覺得女主人公只不過是一個“藝術人物”。如果是“藝術人物”，又怎麽可以借助紀實手法，打出字幕，告訴觀眾她於某年某月某日死於北京呢？這不是違反紀實原則的麽？

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的，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誌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好。

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麽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麽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註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麽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我作了這樣的回答：“朋友們，我不得不承認，日本對原子彈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毫無疑問比中國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確。但是中國的統計也是不無根據的。只不過以前忽略了精確統計的必要性，給五十年後的統計帶來了困難。我更想告知朋友們的是──在日軍侵華八年中，死於日本戰爭責任以及慘遭日軍殺害的中國平民百姓，約在三四千萬之眾。相對於三四千萬而言，南京大屠殺究竟有三十余萬還是二十余萬中國人遇難，真的對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麽特殊的意味嗎？”

日方的朋友們沈默有頃後，還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我看我們不必再就這個問題討論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戰爭中，在半個世紀前，怎麽可能不屠殺被侵略國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時候。屠殺了，便是罪惡。我們不可以對日本過去犯下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任何懷疑態度，都有對日本的侵華罪惡進行開脫之嫌……”

在共進晚餐時，中西隆三先生通過翻譯主動與我交談。他說他並不是替日本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他只是替中國感到遺憾。中國為什麽不可以將證據和數字收集的更詳實些呢？他說，在日本，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中國人寫的紀實書籍，數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懷疑態度的人更加懷疑了……

我說，有的日本人，當年日軍侵華時，到過中國南京，現在中國“開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時隔半個世紀，他到處走著，看著，竟得意洋洋他說──“南京，我又回來了！”

我問，說這樣的話，持這種得意心態的日本人，是對的麽？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這不對！這很可惡！”

晚餐後，中西先生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與我交談。我看出了這一點，就邀上翻譯，請他們同到我房間去做客。

在房間裏，我們面對面坐定，翻譯坐我們之間。中西先生望著我那種凝重又懇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內心裏有許多重要的話，欲對我，一個中國作家和電影編劇傾訴。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們不需要翻譯就能夠直接交談多好！

我說：“中西先生，也許您非常想知道，一個我這種年紀的中國人，是否會對日本人懷有歷史遺傳給我們的仇恨感吧？”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不禁一愕，表情更嚴肅了，目光更凝重了，連連點頭，用發音不太準確的中國話說：“是的，是的……”

我從煙盒裏取出一支煙，手指夾住兩端給他看，同時說：“煙不會越吸越長。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們中日兩國，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現在已經不是了。因為許多中國人，和許多日本人，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貴的工作。我們中日電影劇作家之間的交流，其實也具有促進中日友好的意義。我們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響我們的下一代記住仇恨，而是要告誡他們，永遠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對不對？”

翻譯將我的話譯給他聽後，他連說：“對，對！這正是我們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

我吸那支煙時，他又說：“我們這一代日本人，鈴木先生、山內先生、勝目先生、馬場先生等等，‘二戰’時期，都是兒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災難，在我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當我們漸漸長大後，我們才明白日本為什麽會遭到原子災難，才明白我們日本，也曾給亞洲別國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國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靈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記憶。所以我們既憐憫自己，也憐憫他人。我們是交替做著三種惡夢長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災難的惡夢、侵華罪惡的惡夢、中國向日本軍事復仇的惡夢……不知不覺我們老了，年輕人已經厭煩了我們這一代的懺悔和教誨，我們卻只有羨慕他們的生活。無憂無慮地活著，不再受戰爭恐怖和戰爭罪惡的影響多好！……”

翻譯將他的話譯給我聽時，他將他的筆拿在了手裏……

我將一頁白紙推給他……他在紙上寫下這樣兩行中文：

人類愛和平，世界永和平！

讓我們共同反對戰爭，日中友好萬歲！

我猜，這兩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寫常練的。

我很珍視地將那頁紙夾在了一本書裏，並帶回國了……

我們離開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預先並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們，但他冒雨趕來了。連把雨傘也沒打，衣服淋濕了。每一個日本朋友都無例外地送給了我們小禮物，從筆到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