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想像沒有語言的生靈會怎樣思考，但是人們可能猜想，沒有語言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會和沒有貨幣的世界差不多——在沒有貨幣的世界裡，用作交換的是實際的物品，而不是代表它們價值的金屬符或紙符。在這種情況下，最簡單的交易尚且慢而麻煩，稍複雜的交易談何容易！

　　　　　　　　　　　　　　　　　　　　　　　　比克頓

　　與現存的猿中我們的「至親」相比（它們也具有我們所具有的相當一部分能力，如群居智力，安撫性的觸摸及行騙的能力等），人類具有某些突出的能力。我們有符合句法的語言，通過這種語言，我們能作比喻和類比推理。我們總是超前計劃，為未來構思遠景，然後把各種偶發事件放在一起考慮作出選擇。我們甚至有音樂和舞蹈。在從黑猩猩類的生物進化為人類的過程中存在哪些階段？那對我們人類來說是一個中心問題。

　　無疑，句法是人類智力的主要標誌，如果沒有句法，人就比黑猩猩高明不了多少。奧立弗·薩克（OliverSack）以一個在沒有手勢語的情況下度過了10年的11歲失聰男孩為例，描述了沒有句法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

　　約瑟夫（Joseph）會看，會辨認，會歸類，也會運用；他在感知歸類和泛化方面完全沒有問題，但他的能力似乎僅限於此，他沒有掌握抽像概念的能力，沒有反射，也不能玩耍、作計劃。他似乎毫無想像力——不能把玩意象，不知何為假設，也不能推測可能性，進入不了想像或比喻的王國……他似乎像一頭動物，或一個嬰兒，拘囿於現在，限於直接而刻板的感知，雖然他所運用的意識非嬰兒所能企及。

　　類似的病例說明，對語言的任何內稟的傾向肯定是由幼年期的練習而發展起來的。約瑟夫在他的幼年的關鍵歲月裡喪失了觀察句法如何運作的機會：他聽不見別人說話，也不知道手勢語的句法是怎麼回事。

　　可能存在一種生物學程序，有時稱之為通用語法。它並非思維語法本身（每種方言畢竟都有不同的思維語法），而是從其周圍多種可能的語法規則中去發現特定的語法規則的天性。為了理解人類何以如此聰明，我們得瞭解我們的祖光如何對猿的整套符號進行重建，並通過句法的創造而使之提高。

　　遺憾的是，在過去400萬年中我們祖先留下的唯有石頭和骨頭，而不是它們的高級智能。另一些物種沿此途徑分叉出去了，但是它們已不再存在供我們測試。我們必須退到600萬年前，那時還不存在與我們有共同祖先的物種：非人類的分支本身在300萬年前分叉成兩支——黑猩猩和少得多的倭猩猩。如果我們想對祖先的行為有所瞭解，倭猩猩是我們最佳的選擇，它們具有與人類更多的行為上的相似性，對於研究語言來說，它們也比黑猩猩要好得多；對黑猩猩語言的研究在60和70年代多若繁星。

　　語言學家們有一個壞習慣，他們認為缺少句法的東西都不是語言。那就等於說，格列高利聖詠並非音樂，因為它缺少巴赫所使用的密接和應的對位技術、平行聲部進行和主題鏡式轉位。因為語言學將其自身限制於「巴赫及巴赫之後」，那就使得與句法出現前的那些問題打交道主要落在人類學家、行為學家和比較心理學家這樣一些「音樂學家」的頭上。語言學家傳統上把所有這種研究都置之不顧（所謂「你知道，這實際上並非語言！」）是一種古怪的範疇上的錯誤，因為這種研究的對象便是認識句法所提供的強有力的構建功能的先行事件。

　　人們有時能從個體發育對種系發生過程的再現中得到一些幫助，但是人類語言在幼年期的習得是如此之快，以致我懷疑將其一體化會完全遮掩任何初始的階段，這很像因有了公路而將舊時的驛道完全忘卻一樣。隨著音素界線劃分的發育，語言學習在嬰兒期開始走上快車道：原始音素成為「磁鐵」，把諸多的異體都俘獲過來。之後，在第二年中明顯地吸收更多新詞，在第三年獲得推出同型的能力〔孩子突然開始使用過去時（－ed）和複數（－s），毋需作多次練習便能使句子前後保持一致，到第五年習得敘事和遐想。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黑猩猩和倭猩猩缺乏這種快車道式的發育，因此，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研究在它們的發育中先於我們很強的句法能力的那些中間階段。

　　野生的黑長尾猴能用4種不同的叫喚聲，來對它們不同的主要的掠食者作出報警。它們也用別的叫聲來召集同群或對另一群猴的靠近作出報警。野生黑猩猩大約有三四十個不同的叫聲來表達約三四十個不同的意思，每一種叫聲都像黑長尾猴的那樣有其自身的意義。黑猩猩大聲吼叫「哇」表示反抗和生氣，柔和的咳嗽般的叫聲，使人驚奇的是表示一種威脅。「嗚啦」混雜著害怕和好奇（「這個古怪的東西！」），柔和的「呼」表示奇怪，但並無敵意（「這是什麼東西？」）

　　如果一聲「哇一鳴拉一呼」的叫聲指的是某種不同於「呼一鳴拉一哇」的意思，那麼黑猩猩必須忽略每聲叫喚本身的標準涵義，直至在整串聲音都聽全並作出分析之後才作出判斷。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些叫喚組合起來並不用來表示特別的涵義。

　　人類也有約30一40個發聲單元，稱為音素，但是它們均是無意義的。甚至大多數音節，如「ba」和「ga」，也是無意義的，除非與其他音素組合起來形成有意義的詞，像「bat"（蝙蝠）或「galaxy」（星系）。在進化的某一階段，我們的祖先使這些發聲本身的意義完全消失。只有它們的組合才有意義：我們把無意義的聲音串在一起組成有意義的詞。在動物界中這是獨一無二的。

　　進而，可以把語符列」再串起來——例如用詞和短解組成一句句子——好像同一原理又在另一個組構層次上被重複。猴和豬可能以重複發聲來強化它想表達的意思（許多人類語言，如波利尼西亞語」，就是這樣做的），但是至今還沒有發現野生的非人類動物會把不同的聲音率在一起來建立全新的意義。

　　至今尚沒有人能解釋我們的祖先是如何越過用無意義的音素的有序組合來代替一聲一義的障礙，但這可能是在由猿向人的進化過程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至少在一個簡單的協調系統的涵義上，蜜蜂似乎已經把一符一義的模式打破了。蜜蜂在返回蜂房時所跳的8字形的「搖擺舞」，把關於它所發現的食物的位置等信息傳遞給同伴。8字形軸之指向為食物所在的方向。舞蹈所持續的時間和離蜂房的距離成比例，例如，至少接這一故事的傳統版本，意大利蜜蜂跳三圈8字形舞意味著它發現的食物距蜂房約60米（對德國蜜蜂來說則意味著150米，這主要取決於基因而非飼育其中的那個群體人語言學家對蜜蜂的這種行為評價不高，比克頓在其《語言和物種》一書中論述道：

　　所有其他的動物只能就對其具有進化意義的事情進行交流，但是人類能就任何事進行交流……動物的叫喊和動作在結構上是整體性的，並不能像語言那樣被分解成基本組分，…儘管構成語言的聲音本身並無意義，但它們可以按不問方式組合而形成數千個詞，每個詞各有其意義……同樣地，有報的詞—…能組成數量無限的句子。動物的交流不可與此同日而語。

　　經過足夠的訓練，許多動物能學到大量調、符號，或人作姿勢一旦是你必須將理解與進行交流的能力小心地加以區分，它們並不一定是並肩而行的。

　　如我在前曾述及的，一位心理學家馴養的狗能理解大約90個信號；其產生的BO個信號與其能接收的大多在意義上不相重疊。海獅能學會理解190種人體姿勢，但它不能用姿勢表達任何意義。侯猩猩甚至能掌握更多詞彙符號，並能結合姿勢來表達它們的需求。鸚鵡能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裡掌握70個詞彙，包括30個物體名稱，7種顏色，5種形狀，以及各種其他「詞彙」，並能用其中某些來表達需求。

　　所有這些聰明的動物都不能告訴你誰對誰做了什麼，它們甚至不能談論天氣。但是很明顯，我們的「至親」黑猩猩和倭猩猩，在有經驗的善於調教它們的教師的幫助下，對語言的理解力能達到相當可觀的水平。最有才能的倭猩猩在薩維奇一倫堡的調教下能理解它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句子，當聽到「康萊（Kanzi）」，到辦公室去把那紅球取來」時，它能做得像一個兩歲半的孩子一樣好。無論倭猩猩還是兩歲半的孩子都不能造這樣的句子，但他們的行為表明他們能理解。理解在先，表達在後，就像兒童的語言發育一樣。

　　我常想知道，在猿的語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功中，究竟有多少單純是由於調教不足；也許教師必須要足夠律才能取代幼童正常的自發的習得語言的特性。如果一頭倭猩猩在其生後兩年中能被調教得以接近同齡兒童具有的速度理解新詞，那麼那頭倭猩猩隨後有可能以學得句法前兒童的那種方式來發現詞的組型嗎？但是，這一過程是否發生得太快了，以致使我們無法看到先於掌握正規句法的那些不同的階段（這些階段已為目前人類基因組所提供的一體化「公路」所遮掩）？

　　所有這些動物的交流能力都令人讚歎不已，但這是否就是語言呢？就大多數人而言，語言一詞的用法實在是不怎麼嚴格的。首先，它是指某些特定的語種，諸如英語，弗裡斯蘭語」，荷蘭語（以及千年前的德語，上述語言均由此演化而來，再往前追溯是原始的印歐語）。但是語言也用來指一些精巧的交流系統的總體範疇。蜜蜂的研究者用語言這個詞來描述他們所看到的蜜蜂的行為，黑猩猩的研究者也是這樣。那麼，在進化的哪一階段動物的符號性的交流能力變成人類的語言呢？

　　沒有明顯的答案。韋伯斯特（Webster）大學辭典用「約定俗成的，涵義明瞭的動作、聲音、手勢，或符號來進行思想或感情交流的一種系統化手段」作為語言的一種定義。那就涵蓋了以上所舉的例子。薩維奇一倫堡認為語言的本質是「告訴另一個個體他或她以前不知道的某些東西的能力」，這當然就意味著接受的個體必須使用某種皮亞傑式的進行正確猜測的智力來構建一種意義。

　　那麼人類的語言又如何呢？語言學家會立即說「啊，那有規則！」他們將開始談論思維語法所蘊涵的規則，並會對非人類語言是否有規則提出質疑。即使有些訓練有素的動物，如康茨，能將詞按順序組合表示其要求，他們也不在意。語言學家雷·傑肯道夫（RayJackendoff）說得比大多數人更委婉，但其看法並無二致：

　　大家都就猿是否有語言進行爭論，都引用正反兩方面的定義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我認為這是一種無謂的爭論，常常是由於有人熱衷於縮短人和動物之間的距離，而有人又力圖保持這種距離，雙方都不惜代價所致。為了不尚空談，試問：猿是否能成功地交流？毫無疑問，能。它們甚至能用符號進行交流，今人讚歎不已。但是，除此以外，它們似乎缺乏一種用思維語法將這些符號有條理地組合起來的能力（它們也許有那麼一點這樣的能力，但無法和人的能力相提並論）。總之，通用語法，甚至和它略相近的東西，似乎僅為人類所特有。

　　這種關於真正的語言的爭論到底與智力有何干係？從語言學家所發現的思維結構和猿語言學家所發現的關於倭猩猩發明的規則來看，確實很有關係。讓我們從簡單的例子開始吧。

　　有些表達很簡單，並不需要用複雜的規則來分析其組分，大多數的請求即是如此，如「香蕉」，「給」，不管按怎樣的順序都傳達同樣的信息。簡單的關聯就足夠了。但是如果在一個句子中同時出現兩個名詞和一個動詞「狗，男孩，咬」，那如何將這些詞聯繫起來呢？這也不需要多少思維語法，因為男孩通常不會咬狗。但是「男孩，女孩，觸摸」就模稜兩可了，在這種情況下得借助於一些規則來幫助你區別哪個名詞是主體哪個是受體。

　　借助一種簡單的規則便能對此作出判斷，如大多數的英語陳述句（狗咬男孩）的主一謂一賓（SVO）結構或日語中的主一賓一謂（SOV）結構。在簡短的句子中，這簡化為第一個名詞即為主體——康茨可能已從薩維奇一倫堡通常提出要求時的成句方式中（如「把球碰那香蕉」）習得了這一規則。

　　你也可以把詞分成主語和賓語以區分它們在句子中的作用，或者按常規的屈折變化，或者用特殊的形式（稱為判例標記），就像當我們說he（他），要表達的是那人是主語，而說him （h的賓格）來表示他是動詞或介詞的賓語。英語曾有許多格的變化，如用ye（你）表示主語，而用you（你）表示賓語，但是它們現在大多只在自身代詞中出現，還有who／whom誰（主格）／誰（賓格）等。特殊的詞尾也有助於辨別其在句子中的作用，如由一ly結尾的詞softly（柔軟地）用於修飾動詞而不是名詞。在高度屈折變化的語言裡，這樣的判例標記用得很多，這就使詞序在確定某詞在構建有關各方聯繫的思維模式中所起的作用變得不太重要。

　　為了使我們能說和聽懂新的句子，我們的頭腦中必須貯存的不光是我們語言的詞彙，而且還得有我們所用語言的可能句型。這些句型所描述的，不僅是詞的組合形式，而且也是詞組的組合形式。語言學家認為這些形式是記憶中貯存語言規則的。人們把所有這些規則的組合稱為語言的思維語法，或簡稱語法。

　　　　　　　　　　　　　　　　傑肯道夫，《思維的模式》

　　用較為簡單的方法把詞聚合起來，如洋涇濱英語（或我旅遊時用的德語），被語言學家比克頓稱作原始語。它們並不利用許多思維規則，詞的組合（男孩。狗，咬），借助於習慣性的詞序，諸如SVO，足可傳遞信息。語言學家也許會把孩在語言上的成就（理解和表達）歸類為原始語。

　　兒童通過聽（聾孩通過觀察手勢語）來學習語法。他們在學習新詞的同時也學習詞的組合，而一套複雜的組合則構成特烏語言的語法。從約18個月起，兒童開始學習局部性語言規則，並開始將其用於他們自己的句子中。他們也許不能描述言語的各個部分，或圖解一個句子，但是他們的「語言機」在有了一年的經驗之後似乎對此所知甚詳。

　　這種發現序列和加以模仿的生物學本能是如此強，以至聾孩在沒有合適樣板可供模仿的情況下會創造出自己的帶有屈折變化的手勢語（「家用手勢」）。比克頓曾指出，兒童能從他們移民的父母所說的洋涇濱原始語中創造出新的語言——克裡奧爾混合語（Creole）。洋涇濱語是不會一種真正語言的商販、旅遊者、「客座工作者」（以及舊時的奴隸）用於交流的。由於所有這些麻煩，通常得做許多手勢，花很多時間，卻只能表達一點點意思。

　　在一門有許多規則（語法）真正的語言中，你可以用一個簡短的句子來說明許多意思。克裡奧爾混合語確實是真正的語言：說洋涇濱語言者的孩子使用他們聽見的詞彙，並為之創造某些規則（語法）。這些規則並不一定是他們從其父母的母語中同時學得的規則。這樣，當孩子們急匆匆地描述誰對誰做了什麼時，從他們嘴裡出現了一種新的語言。

　　語言的哪些方面是容易習得的，哪些方面是很難習得的呢？泛泛的歸類也許是最容易的，就像孩子把四條腿的動物都稱作「狗」，或把成年男子都稱為「爸爸」那樣。由一般進入特殊就比較困難了。但是，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有些動物最終都能學會數百種符號性表示。

　　更為重要的爭議點可能是新的範疇是否能從舊的範疇中脫胎而出。比較心理學家杜安·倫堡（DuaneRumbaugh）注意到，原猴亞目的猴（懶猴、叢猴等）和小猴常常為最初教它們的分辨規則所局限，而不像恆河猴和猿那樣能學習與舊規則相悖的新規則。我們

　　也能把一種新的範疇疊加於舊的之上，但有時很困難；範疇性感知（以前談及幻聽時曾粗略提到）是為什麼有些日本人在區別英語中的L音和R音時覺得那麼困難的原因。

　　在日語中有一個發音介於英語L和R之間的音素，這兩個英語音素便被錯誤地當作只是該日語音素的變音來處理。因為被傳統的範疇所「俘獲」，那些聽不出這種差別的日本人，也將不能清晰地發出這兩個音素。

　　將詞和手勢結合在一起比一詞一義更複雜些，而將幾個詞聯成有特別涵義的語符列則困難得多。當你捨此即不能區分哪個名詞是主體而哪個是受體時，基本的詞序有助於辨析涵義上的模糊。英語中的SVO陳述句只是6種排列方式之一，每一種方式見於某種語言，這就說明這是一種文化習俗，按通用語法所設想的方式來看，它並非生物學規則。

　　用於指示時間的詞（「明天」或是「以前」）需要更高級的能力才可掌握，那些對信息提出疑問的詞（「什麼」或「有沒有」）及關於可能性的詞（「可能」或「可以」）也一樣。值得注意一下洋沒換原始語的缺陷：它不用不走冠詞（a）或定冠詞（the）來區分某個名詞到底是指一個特定的物體還只是泛指。它並不使用屈折變化（－S，如等）或從句結構，還常漏掉動詞，而是從上下文來推測涵義。

　　縱然得花很多時間學習詞彙和基本詞序，但它們其實還是比語言的另一些規則所約束的部分更容易掌握。確實，賈奎琳·約翰遜（JacguelineS．Johnson）和埃利薩·紐波特（ElissaL．Newport）的研究表明，成年後開始學英語的亞裔移民往往能成功地掌握詞彙和句子的基本詞序，卻在其他對未成年移民而言不成問題的方面遇到很大困難。至少在英語中，「誰一什麼－哪裡一何時一為何一如何」這樣的詞的排列是與基本詞序相偏離的，「WhatdidJohngivetoetty？」（約翰給了貝蒂什麼？）是常見的用法。除了在答問比賽節目中所提的問題採用基本的詞序和強調的方式：Johngave「what」toBetty？（約翰把「什麼」給了貝蒂？）。英語中的非基本詞序對於成年之後才成為移民的人來說是困難的，其他存在相隔很遠的依從關係的句子對他們來說也很困難，如名詞複數必須與動詞複數相匹配，不管其間有多少個形容調。成年移民者不僅會犯這些語法錯誤，而且他們在聽到這些錯誤時也無法察覺。例如，英語的屈折變化系統：名詞複數改變調尾（Thboyatethreecook－ies」．（那男孩吃了三塊餅乾），這是不是恰當的英語表達？或動詞過去式的變化(Yesterdaythegirlpettedadog.)．（昨天那女孩養了一條狗）是否正確？人那些初抵美國時年齡不足7歲的移民所犯這樣的錯誤要少於成年後的移居者。對於學習英語的年齡始於7一15歲的人，他們所犯的成人犯的錯誤隨開始學習時的年齡不斷增高，15歲時達到成人犯錯的水平（我應該強調，在所有情況下，語言學家所測試的移民們在英語世界裡均生活了10年；他們通常在詞彙和解釋基本詞序的句子方面得分正常）。

　　到了2一3歲，孩子學會名詞的複數規則：加一s。在那之前，他們把所有名詞都當作不規則名詞。但是，即使他們已學會說「mice」，一旦他們學了複數規則，他們會將mouse 的複數說成「mouses』」。最後，他們學會把不規則名詞和動詞當作特殊情況（規則的例外）來處理。孩子在剛滿週歲時有學習這些規則的慾望，在學齡期這個機會之窗似乎逐漸關閉。對成人來講，學習這些規則也並非不可能，但是完全生活在英語世界裡對2一7歲的孩子很起作用，但對成年人卻作用不大。

　　無論你把這稱為生物程序或是通用語法，學習語言的最難的這一方面似乎由於兒童時代的一種可習得住而變得較為容易，這種可習得性就像學習直立行走一樣，具有生物學基礎。也許這種習得性是特異地針對語言的，也許它僅僅是尋找複雜的聲象模式進而模仿之。就我們所知，經常現看象棋比賽的聾孩（如約瑟夫），發現的是象棋模式。從許多方面來看，這種尋找模式的生物程序看來

　　是人類智力水平的一個重要基礎。

　　詞典中把語法定義為（l）詞法（詞形與詞尾）；（2）句法（源自希臘語「排列在一起」，意為把詞排列成詞組和句子）；（3）語音學（語音及其排列）。但是正如我們經常泛泛地用「語法」來指社會通用的、正確的用法，語言學家有時卻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使用過分狹窄的定義，而不是過分寬鬆的定義。他們常用這個詞來特指思維語法的一小部分。所有那些有助於傳遞相對位置信息的不起眼的詞，諸如near （在一附近），above（在…上方），into（…之內），不管你把它們稱作什麼，它們在我們對智力的分析中也是相當重要的。

　　首先這些語法項能表達的關係包括相對位置Fabove （在…上方），below（在…下方），in（在…之中），on（在…之上），at（在…之處），勿（在…之鄰），nextto（毗鄰於…）；相對方向（t（至…），from（從…），through（通過…），left（左），right（右），up（上），down（下）j；此外還有表示相對時間（befor（在…之前），after（在…之後），while（在一之時），以及反映時態〕；相對數量cmany（許多），few（少），some（有些），複數後面加的一s〕；冠詞表達相對熟悉程度，定冠詞比e用於有者認為聽者能明白的事物，不定冠詞「a」或「an」用於聽者不能明白的事物；在比克頓的一覽表中的其他語法項表示相對可能性can（能），may（可以），might（有可能的虛擬語態）〕及相對偶然性tunless （除非），although（雖然），until（直至），be－cause（因為）以及種種關係，諸如擁有＆f （一的），所有格一s，have（有）；媒介出（借助）；目的〔for（為…）；必要性〔must（必定），haveto（必須），清任〔should（應該），oughtto（必須）；存在〔be（是）〕；不存在（n （不），none（沒有一個），not（不是對；詞首bn－（非一刀等等。某些語言則用動詞變化來指明一個陳述是基於其親身經歷還是間接信息。

　　因此，合乎語法的詞有助於在關於相互關係的思維圖上勾劃出物體之間、事件之間的相對位置。因為相互關係（「更大」、「更快」等）是類比通常所比較的（如「越大就越快」），因此，語法中確定詞位的這一方面也可能有助於智力的提高。

　　句法是在你對事物的思維模式中一種關於相互關係的樹型結構，它遠遠超過通常的詞序或前述的語法的「定位」作用。有了句法，言者能夠把關於誰對誰做了什麼的一種思維模式迅速地傳遞給聽者。這些關係可用一個倒的樹型結構最好地表現出來——這並不是我高中時代的那一種「句子圖解」，而是現代的稱為X一杯短語結構。因為目前在這方面已有了一些出色的普及讀物，在此我就不加贅述。

　　樹型結構在從句中最明顯，就像那首關於傑克（Jack）造房子的兒歌（Thisisthefarmersowingthecorn／ThatkeptthecockcrowedInthemorn／…ThatlayInthehousethatJackbuilt）」。比克頓解釋說，這樣的套嵌結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短語並非如它們看起來那樣珠子般地挨個地串在一起。短語就像中國式箱一樣，一個套一個。這一觀點的重要性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許多關心人類語言的起源，關心所謂的動物語言能力的人，在一個錯誤假設的基礎上，對語言如何出現提們總體上過於簡單化的假設。他們認為調按序連成短語，短語按序連成句子，就像步子連起來就成為行走一樣……這離真理何止千里……下面的一個短語清晰地顯示了這一點：thecowwlthcrumpledhornthatFarmerGueshkes（農夫賈爾斯所喜歡的彎牛角的母牛）。雖然在這個短語中沒有一個詞是模稜兩可的，但是整個短語卻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農夫賈爾斯喜歡的到底是牛角還是母牛。

　　除了「短語結構」，還有「語義結構」，這在猜測不同名詞在句中起何作用時尤為有用。如果你看到一個不及物動詞，如「睡覺」，你能肯定只有一個名詞和它有關，即主體。在任何語言中睡覺這個詞的情況都是如此。類似地，如果一種語言有涵義為「打」的動詞，則肯定有兩個名詞與其相關，一個主體和一個受體（或許還有作為工具的第三個名詞——用什麼來打）。動詞「給」必須有3個與之相關的名詞，因為它總需要有一個東西給予受體。所以任何關於「給」的思維組構圖都得有3個空位置必須適當地加以填充，然後你才能正確地理解整個句子，並繼續進行下一個作業。有時名詞被隱含了，如祈使句「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動地填補上「錢」和「給我」。

　　正如比克頓指出那樣，一句句子就像……一出小戲或一個小故事，每個詞都在其中扮演其特定的角色，角色的數量很有限。這些角色到底包括些什麼，並非所有的語言學家都持相同的觀點，但是它們大多數（即使不是全部）會包括主體（「約翰」煮飯），受體或施及老（約翰煮「飯」），目標（我把它給了瑪麗），來源（我從弗雷特那裡買的），工具（皮爾用「刀」割的），受惠者（我為「你」買的），以及時間和地點。

　　沒有任何野生動物的語言具有這樣的結構特徵。野生動物的語言有幾十種叫聲和與之有關的強調方式（通常是重複，就像蜜蜂搖擺舞的圓圈，靈長類動物的反覆驚叫報警），叫聲的組合很少用來傳遞新的信息。經訓練，有些動物能理解固定詞序的涵義並對其作出正確的反應，如「康茨，用球去碰一下香蕉」——這樣的句子中詞序用來區別主體和受體。

　　可是語言學家不願意把這種對句子的理解列入語言的範疇。在動物實驗中，他們希望看到合乎語法的造句，而不僅是理解；他們堅持認為，僅是理解太簡單了。雖然猜測意義對理解來說常常已足夠了，但造出和說出一個獨特的句子馬上就能顯示你是否會很好地運用規則來避免意義含糊。

　　但是有關造句的測驗與其說是測試語言學習者的優秀程度，不如說是測試科學家的優秀程度更為妥貼。兒童最先具有的能力畢竟是理解。教黑猩猩聾啞人的手勢語其原始想法也包括教它們如何做所要求的動作；對手勢表達的意義的理解，即使有也發生得更晚。既然對猿的語言的研究最終已經回答了頗有爭議的理解問題，那麼似乎造句方面的障礙要比任何人想像的更多，但是一旦動物越過了這些障礙，自發的造句便增加了。

　　語言學家對比真正的語法規則更簡單的東西並不太感興趣，而行為學家和比較心理學家、發育心理學家卻對此感興趣。有時，為示公允，我們會談及語言的多重涵義，從合乎規則的交流的意義上來加以論述，也涉及使用高級句法的精英們的語言。所有這些都有益於多方面才能的增長，使人變得更敏捷，也因此有益於智力的增長。雖然詞法和語音學也有助於我們對認知過程的瞭解，但短語結構、語義結構和表示相對位置的詞尤有意義，因為它們所具有的構建性涵義將使我們深入瞭解作出「正確猜測」的智力所具有的思維結構。

　　理解需要一種主動的智力過程，在聽人說話時，按一串短促的聲音，以及他人的涵義和意因未嘗試作出推測——而其涵義和意圖用語言來傳遞總不完全。相反，造句是簡單的。我們知道我們想什麼，希望表達什麼。我們毋需去猜出「我們指的是什麼」，只是如何把它說出來。與上面相對照，當我們聽別人說時，我們不僅必須確定那人在說什麼，也必須確定他或她所說的確切含義，卻又不知道說話者所言的內情。

　　薩維奇一倫堡

　　人類的語言能力有多少是先天的？不錯，通過模仿來學習新詞的內驅力可能是先天的，而學習算術的內驅力並非如此。別的動物通過模仿學習各種姿勢，但是學齡前兒童每天能學會10個新詞。就模仿而言，顯然非動物可同日而語。英國神經心理學家理查德·格雷戈裡（RichardGregory）強調說，幹活用的正確工具把智力賦予其使用者——詞語就是社會性工具。因此，單是這種內驅力可能就解釋了人類的智力為什麼顯著高於猿。

　　學齡前兒童也有掌握組合規則的內驅力，我們把這些規則稱為思維語法。這並不是一種通常意義上的智力作業，因為甚至智力偏低的兒童通過聽似乎也能不費力地掌握句法。這不是通過明顯的嘗試一錯誤的漸進方式掌握的，因為兒童似乎很快地過渡到符合句法的結構上去。學習顯然是起作用的，但是語法的某些僵硬性提示存在先天的布線。如比克頓曾指出的，我們表達關係的方式是

　　不能增加的（如所有那些上／下的詞），雖說你總是能加上更多的名詞。由於兒童在學習說話時發生的「錯誤」在不同的語言之間具有的規律性；由於語法的各個側面隨語言而變的方式（SVO用前置詞，如「勿bus」，而SOV把介詞後置，如「baby」）；由於那些成年亞裔移民；也由於在任何已知語言中存在著某些似乎是禁用的構成方式；由於所有這些，有些語言學家，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猜測，在這種普遍性的背後可能存在某種生物性的東西參與其中，也即人腦天生就作好布線，為句法需要的樹形結構所用，就像作好布線為直立行走所用一樣；正常的說話大部分充斥著片斷、開始時說錯、縮合方式，以及作為其基礎的理想化形式發生的走樣。儘管如此…。兒童所習得的是作為其基礎的理想化形式。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我們也必須記住，兒童構建這種理想化形式毋需接受明晰的傳授，他獲得這種知識是當他還不能在許多其他領域從事複雜的智力活動之時，這方面的成功相對地獨立於智力……確實，腦中存在著一個「語言模塊」，它位於大多數人左耳上方的油區中，「通用語法」可能在出生時便布線其中。猴缺少這個左外側語言區，它們的叫聲（以及人類情緒激動時的叫喊）利用的是講服體上方的更原始的皮層語言區。至今，無人知道猿是否有外側語言區或相似的組構。如果一隻幼倭猩猩或黑猩猩有人類幼兒所具有的兩種內驅力；學習新詞和發現規則，在腦發育的合適時候又達到足夠的量，那麼在它們的皮層中是否會自行組織成像我們一樣的一個語言區，並用它來從詞的混合中結晶出一套規則？或者，雖然腦中的神經布線是先天的，但失去了內驅力或機會，就沒有相關的經驗，也根本就不再用這些布線了？在我看來，這兩種可能性都是和喬姆斯基的觀點相一致的，他認為，「通用語法」可能是自組織規則「結晶」的結果，就像「電路自動斷續裝置」和「滑行裝置」由蜂窩狀自動裝置產生一樣。

　　你實驗性地把獨特的人的先天布線與信號輸入所驅動的結晶化加以區分，你這樣做是試圖以聰明的動機執意地把詞彙和句子強加在出色的猿類學生頭上，並以這種模式來取代兒童的非傳授的可獲得性。我以為；幸好猿是處於語言學家謂之的真正的語言的邊緣，因此借助於研究它們的奮鬥經歷，我們才最終有可能得以瞭解思維語法的功能基礎。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這墊腳石可能已經鋪設好，只是已為超結構所窒息，被一體化得無法辨認了。

　　個體發育有時再現種系發生（嬰兒試圖站起來再現了四足行走向二足行走的種系發生過程；嬰兒第一年中喉的下傾部分再現了從猿到人的變化）。然而，發育發生得如此迅速，以致你不能看到進化過程的再現。不過，如果我們能從倭猩猩看到向更精緻的構建的演變，我們便可能發現何種學習能增強句法能力；何種別的作業會有競爭作用從而妨礙語言的發展；與人類相比，猩猩的哪些腦區在用腦血流成象技術觀察時看起來會「發亮」「。除了對我們理解人類是多麼獨特有重要意義外，對猴的語言基礎的認識可能也有助於對語言受損者的教育，甚至揭示可望增強語言學習或獲得更佳猜測的方法。只有通過倭猩猩這位合格的教師的努力，我們才會有可能回答關於墊腳石的問題。

　　你正是用句法來構築更巧妙的思維模式，這些模式包括誰對誰做了什麼，為什麼，何時，用什麼方式等。如果你想傳遞這樣一種精雕細琢的認識，至少你必須把對於這些關係你所具有的思維模式轉譯為語言的思維語法規則，這種規則將告訴你如何對詞加以排列或作屈折變化，從而使聽者能重建你的思維模式。當然，更容易的是首先「用句法來思維。」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期望句法能力的增強會導致進行正確猜測的智力的大幅度提高。

　　最重要的是在聽者的頭腦中重建你的思維模式。為了把一串詞解碼為與你本意近似相同的精神上的理解，對你的信息的接受

　　者將需要知道相同的思維語法。因此，句法就是在你所使用的思維模式中建立各語法項（通常是詞）之間的結構上的關係，而並非事物的表現情況，如SVO或屈折變化，這些僅僅是線索而已。你作為一位聽者的任務，就是確定何種樹形圖可以貼切地與你所聽到的那單詞相吻合。打一個比喻，就好像給你一張空白表格和一組數值，然後讓你猜測把這些數值相關起來的公式。一種可能的工作方式是，你先試一種簡單的配列（主體動作、受體、修飾詞），可以先把一個詞留下。你再試另一種樹形圖，發現有一些未填的但必須填上的空位。然後你利用複數和動詞所提供的關於樹形圖的線索（如你知道動詞「給」要求有接受者和所給予的東西）。如果沒有詞（明說的或暗指的）可填充需填的空位，你就把那樹形圖勾去，繼續作另一種嘗試。你可以同時試幾種不同的樹形圖，而不是一個一個來，因為理解（即為那串詞找到一種足夠好的解釋）能以使人目眩的高速度來進行。最後，幾種樹形圖都可能符合要求，而不留下任何詞，因而你必須作出判斷，在你所處的情況，哪一種解釋最合理，那時你就大功告成了。這就是理解——至少以我的版本的語言學家模型來看，當然這個版本肯定是過於簡化了。讓我們來看看單人紙牌遊戲，在這種遊戲中一直要到你成功地把所有面朝下的牌都翻過來，你才算是大功告成，雖然遵循遞減的順序和交替的顏色的規則在洗了幾回牌後你實際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你輸了那盤，洗牌後再來。對於某些詞的組合來說，不管你對給定的詞作何種配列，都不能發現一組有意義的關係，那麼你就無法構成一個故事，描述誰對誰做了什麼。如果某些人對你說了這麼一串模稜兩可的詞，那麼他們就未能通過一種重要的語言能力的測試。對於一個能勝任語言的人所造的大多數句子，你碰到相反的問題，你能構建多種場景，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句中的詞串。一般來說，其中的一種會比另一些更好地滿足於語言的慣例或當時的情景，那麼那串詞就變成了那次交流所傳達的「涵義」。句子中的某些詞和詞組按上下文可以產生確切的涵義，省得言者說更多的話（代詞就提供了這樣一種捷徑）。

　　你在中學時學到的正確寫作的那些規範性法則，在日常談話的不完整的表達中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違反。但對日常談話是足敷應用的，因為真正重要的在於你是否已把「誰對誰做了什麼」的你的思維模式傳遞給了你的聽者，按上下文，他們可以把漏掉的詞填滿。由於書面信息必須在沒有多少上下文也沒有反饋（如聽者臉上豁然開朗或疑惑不解的表情）的情況下讓人明白，我們在書寫時必須比在講話時做得更完全，當然也更「累贅」；更充分地使用句法和語法規則。

　　語言學家想要瞭解句子是如何從一種類似機器的方式產生和被理解的，這種方式使我們對句子的理解可以達到令人目眩的高速度。我喜歡將其稱之為「語言機」（linguaexmachina），當然，這堪與古典戲劇中的解圍之神（densexmachina」）媲美，這是舞台上一個有輪的平台（神機器），神站立其上訓示其它演員，現在常泛指劇情困難時杜撰的任何一種安排。在我們的「劇本寫作」技術還沒有臻於完善之前，我們對於理解句子的算法似乎也是杜撰的。

　　我將描述這樣一架語言機怎樣能把短語結構和語義結構以一種算法的形式結合起來進行運轉的。語言學家可能會認為這個系統和別的圖解式系統一樣都太牽強附會。以下是我設計的「真空升降機裝箱、傳送系統」的若干要點，其中包含的過程就像裝運部或生產線上的過程一樣簡單（見圖4．1）。

　　假設我們剛聽到或談到一句完整的句子：「穿一隻黑鞋的高個子金髮男子，把另一隻給了她。」我們怎樣來構築這個動作的思維模式呢？最初，我們需要把其中一些裝箱，從介詞短語起步值得一試：我們的機器認識所有的介詞，並把與之相鄰的名詞（若句子是英語為後署名詞，若是日語則為前置名詞）放入相同的箱子。我將用圓角的箱子來裝「穿一隻黑鞋」和「給她」這樣的短語。有時，為了正確地裝箱，非語言性記憶簽要起作用。例如，在那個模稜兩可的組語「thecowwitht蝕crump》dhornthatFarmerGileslike。」（農夫賈爾斯所喜歡的彎牛角的母牛）中，要是知道賈爾斯在壁爐上有一堆收藏的牛角，這會有助於你作出判斷：「thatFarmerGileslikes」（農夫賈爾斯喜歡的）應和「cow」（母牛）裝箱，還是和umPledhorn」（彎牛角）裝箱。

　　動詞由於它們所起的特殊作用將有特別的箱子來裝。如果有以「－ly」結尾的副詞，或有一個如「必須」這樣的助詞，我會把它與動詞一起裝箱，即使它們並不相鄰。然後我們把名詞短語裝箱，把所有修飾它們的介詞短語的圓角箱都裝進方箱內。如果有一個營句，對於下一級處理來說能把它們看作是一個名詞。現在我們把所有的都裝起箱來了（至少有兩箱，但通常更多）。

　　下一步，我們需要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提升」起來，在想像中把這個最終理解的混合體從工作地點運走。它會掉落在地上嗎？在我的真空升降機上有幾種不同類型的手柄，我們必須用的手柄取決於我們所確定的動詞〔在這種情況是「給」（give）的過去式〕。對於包含主語的名詞短語箱有一台真空吸引器（我已把它畫成一個小錐形）。不可能有一句既無主語又無動詞的句子。如果主語缺失，在開口處空氣將被吸入。不可能形成真空，包裝箱升降機就不會將它提起。（那就是為什麼我在這兒用的是吸收器而不是吊鉤的理由，這使目標物成為強制性的。）

　　但是，正如我在先前指出的，「give」（給）這個動詞有點特別，它需要的兩個賓語（你不能說「Igavelober」或lgave1t」，因此這升降機手柄有兩條附加的吸引線。可以有某些非真空型吸引線，即簡單的帶鉤繩，用來傳送許多可供選擇的名詞短語和介詞短語，只要該動詞允許（見圖4．2）。

　　有時需要對吸引口和可供選擇的吊鉤作某種引導，使之找到合適的目標，例如，SOV可以幫助主語吸引口找到合適的名詞短語（如可以是一種格的記號），如「he」（他）。其他的屈折變化也會起作用，例如動詞和主語的性、數的一致。吸引口和吊鉤可以帶有小標籤，如「受惠者」、「工具」、「否定」、「強制」、「目的」、「擁有」等等，僅和與這些範疇相應的詞配對。在這架特定的語法機中正是以下的這些組分組成了對句子的識別：能拉起「動詞」的手柄，把所有包裝箱運走，一隻也不留下，而且所有的吸引口均不閒置。如果一個吸引日沒有找到合適的目標，那麼當你拉起手柄時就不形成真空，你的構建物就不能被運走，也就不能算是大功告成。

　　如前指出，每個動詞一旦為語言機所認定，就有一種特殊類型的手柄。例如，為不及物動詞（如「睡覺」）的手柄僅有一個吸引主體的吸引口。但是它們有備用的吊鉤為存在的任何有待運送的額外短語所使用：「睡覺」將成功地扮演可選作角色，如時間（「在晚飯後」）和地點（「在沙法上」），但不是受動者。通常有一個真空吸引口是為「主動者」所用（雖然有時並沒有主動者，如「冰融化了」），也許會有另一些扮演各種角色的真空吸引口，也有一些備用的吊鉤供動詞陳述的故事中其他可能的角色所用。

　　當然，相同的篇中之箱原理（允許一個介詞短語起名詞作用）允許我們有句中句，就像在從句中，或在「我想我看到了……」這樣的句子中。

　　這就是我們裝箱傳送系統的簡述。如果它似乎是值得小題大做，那麼請記住他是進化的守護神」。設想在一間擠滿了玩賓戈（Bingo）遊戲」的人的屋子裡那樣，以平行的方式作多種嘗試來解讀句子，在不同原型句子的支架上重疊地放置著後選句子的許多拷貝，其中大多數因為有殘留詞和閒置的吸引口而不起作用。其中有一個拷貝，它的動詞手柄把所有這些都提升起，這個拷貝便叫道「BingO／遊戲就此結束（當然除非出現平局）。

　　能夠一件不漏地提升一句句子的所有部分是句子配置是否信當的一種試驗。請注意，一旦成功，詞序和屈折變化都不再是問題，因為角色已經被指定。這架語言機會把某些無意義的句子也提起來，如喬姆斯基著名的例子：「colorless green idears sleep furiously」（無色的綠色想法氣憤地睡覺），但是不會有這樣的句子：「Colorless green，deas sleep them。」（無色的綠色想法睡覺它們）（動詞「睡覺」手柄並無為剩留的賓語的吊鉤或吸引口所用。）

　　雖然對於各種關係建立一個有意義的思維模式可以是交流要達到的目標，不合語法的句子無法解讀（除非通過簡單的詞間的關聯），然而還是能使詞的組均符合語法，這種結構與句號的要求相吻合，但並不具有與之相關聯的任何合理的思維模式。語又試驗不同於語法試驗。語義也是一種出現平分時的決賽，以決定同時有幾個勝者時何人為決勝者，正如在拳擊賽時未出現擊倒而以點數決勝的情況一樣。在猜測農夫賈爾斯可能喜歡的是什麼（母牛還是牛角）時，我們也就是那麼幹的。

　　雖然每個句子都是一則小故事，但我們也組建一些遠比句子更大的以語符列為基礎的概念性結構。這些結構也要起到許多強制性和可選性作用。它們緊隨語法之後出現，一如作家凱瑟琳·莫頓（KathrynMorton）所觀察到的：

　　一個幼兒作為人而不是一頭吵鬧的寵物的第一個標誌是，他開始叫得出這世界，並詢問其各部分之間是什麼關係。一旦他略知其然，他便會教他的玩具熊，把自己的世界觀強加於沙地上的任其擺佈者。他會一邊玩耍，一邊自言自語地敘述自己在做什麼。他屯會講述長大以後將於什麼。他會注意觀察別人的動作，一旦發現不懂流會詢問照管他的人。他在臨睡前想要聽故事。

　　我們超前計劃的能力就是從兒時的講述發展而來的，這是作出道德上選擇的重要基礎：我們想像一個動作過程，想像其對別人的影響而決定做還是不做。

　　借用句法的思維結構來判斷各種其他組合的可能行動，我們就能擴展超前計劃的能力和智力。在某種程度上它是這樣實現的：默默地自言自語，敘述下一步可能會發生的事情，然後應用與句法相似的組合規則來評估（又是用點數來作決定）某一情景是危險而又荒謬的？僅僅是荒謬？可能？很像？還是合乎邏輯的？但是我們動用智力的猜測並不限於語言這樣的結構。當我們豁然頓悟某種組合的思維關係，但又難於在此後幾周用言詞來表達時，我們會叫出聲來「我發現了！」「那麼，是人腦中的什麼使我們能如此擅長於猜測複雜的關係呢？

　　我們並不意識到我們的初始僅設對我們的前瞻以及解釋收集到的信息的方式的影響有多深。我們應該認識到，非人類的動物並不需要為了使自身具有那些值得嚴肅研究的特性符合關於人類的語言、工具使用、思維或意識的每一種新的定義。我們強調將人類與地球上所有生命區分開來的那些定義，已經做得太過頭了。我們必須重新溶入我們由之產生的生命的洪流中去，努力地去看到在其中間我們大家現在的家系和可能變成的家系。

　　　　　　　　　　　　　　　　　　　薩維奇一倫堡

　　要是我們不完全理解語言是什麼，以及它已為人類做了些什麼，那麼我們既不能瞭解自身，也不能瞭解世界。雖然正是語言創造了人類，創造了我們生存的世界，但它所釋放的力量驅使我們去理解和控制我們的環境，而並非去拓展我們自身的能動力。我們一直走的是這條控制和主導世界的道路，直至我們中最敢有所作為者也已經開始害怕它可能把我們導向哪裡。現在，我們尋求力量和知識的引擎本身應該成為我們力圖瞭解的對象。

　　　　　　　　　　　　　　　　　　　　　　　比克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