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周刊》，助理副總編輯

羅恩·嘉維斯

Newsweek, Assistant Managing Editor

RonJavers

雜志簡介

《新聞周刊》（Newsweek）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媒體之一，也是美國三大新聞雜志之一——另兩本是《時代》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新聞周刊》由前《時代》編輯ThomasJ.C.Martyn創辦于美國大蕭條時期的1933年，創刊伊始即以"篩去、選擇、澄清每周新聞的本質"鶴立雞群，並一度以"《新聞周刊》——新聞本質"（TheMagazineofNewsSignificance）為口號。1961年，《新聞周刊》被華盛頓郵報公司收購。

長期以來，《新聞周刊》與《時代》激烈競爭（《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影響力與發行量遠不及前兩者），有些媒體人士認為與《時代》相比，《新聞周刊》更自由主義一些，更願意接受各種非傳統的理念。在選題方面，與《時代》相比，《新聞周刊》稍"輕松"一點，有更多關于生活方式的"軟新聞"，主要涉及的領域包括體育、旅游、宗教、美食、健康、藝術、大眾文化等。和競爭對手相比，專欄是《新聞周刊》的拳頭產品，特別是一個名為"MyTurn"的欄目——來自普通讀者的文章，這也是三大新聞周刊中唯一一個由讀者撰寫的專欄，這個欄目廣受歡迎，每一期都有超過600篇的投稿。

我們也經常改頭條，每周你都在組合字謎，你想要把所有稿子搭配得恰到好處，但有些稿子和其他稿件放在一起不是很協調。如果頭條突然改了——比如你要做一篇關于"天主教教會"的頭條，那麼這和做一篇關于"越南曆史"稿子所要做的搭配工作完全不同。每周的編務會，很多編輯都會參加，包括圖片編輯、設計總監??總之，每個星期所有的人都會參與到該期雜志中，一旦在付印前出現任何變動，這些編輯就能立刻安排美術總監或攝影師干活。

王棟：你們有專門做調查研究的人（Researcher）嗎？

多蘿西·威肯登：在攝影部門，我們有調研人員。但他們的工作和新聞雜志的調研員不同——我猜想你關心的是這個問題。我們有"事實核查員"，但和《新聞周刊》不同，在《紐約客》作者對自己的報道題材進行調查研究。（王棟：不是由專門的調研人員來做？）不是，我們有助手，每位編輯都配有一名助手。有時助手會幫作者做些調研，但通常是作者自己完成大部分的調查研究。

王棟：《紐約客》對其他雜志有巨大的影響，我最近和《大西洋月刊》的執行總編交流過——這也是一本"精雕細琢"的人文雜志，他告訴我他們在很多方面受到了《紐約客》的影響，（多蘿西·威肯登：沒錯）那您能否概括一下，《紐約客》怎樣影響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雜志出版業？比如有哪些創新被其他雜志廣為借鑒？

多蘿西·威肯登：（想了一下）在一定范圍內吧，每本雜志都有其獨到之處。

這麼多年來，一些雜志漸漸傾向于使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因為我們經常這樣做。但這種技巧必須小心使用，而我們常常做得不怎麼樣：你不希望看到作者的聲音蓋過主題本身，特別是在你做人物特寫的時候，你不希望讀者過度地意識到作者的存在——過多的主觀色彩會讓人難以忍受。我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紐約客》的這種"第一人稱敘述方式"漸漸被很多其他雜志采用——比如《紐約時報雜志》。

《大西洋月刊》、《哈潑斯》這些月刊的出版周期比較長，無論它們怎麼做，都會和我們有一些不同。但有時我們也會用同一位撰稿人，比如有一位女作者現在已成為《大西洋月刊》的明星作家，她曾經給我們寫了大量的文章，干得很不錯。總之，這些雜志的工作在某些地方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但歸根結底，每本雜志都有其獨特的身份和個性，而這種區別是由其刊登的文章表現出來的。

（以上為節選）

訪談實錄

中國和美國非常相似，但中國的媒體市場比大多數人想象的小

王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出版商找您合作吧？

羅恩·嘉維斯（RonJavers）：一直都有人來找我們。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一個能夠在政治上進行溝通和談判的人，因為對一本美國新聞雜志來說，政治問題非常棘手。我認定，我們的合作伙伴得善于處理政治問題，這確實是必需的。我們現在選擇和這家在香港的Vertex公司合作，他們經營著好幾項業務，現在分拆出來一個獨立的公司專門進行雜志出版。目前我們還不能在中國出版完整版的《新聞周刊》（Newsweek），所以我們把現在在中國發行的雜志叫做《新聞周刊》精華版（NewsweekSelect），這是一本月刊。對于月刊，我們不能以新聞為主，如果我們去報道突發性的新聞事件，雜志將失去時效性，這是非常危險的。這本月刊更像是特寫專題雜志，其理念是"《新聞周刊》精華版是一本向中國讀者介紹財經、健康、家庭、社會、科學和娛樂領域最新動態與理念的月刊"。這本雜志現在還沒有專門關于中國的報道，而是用中文，將國際性的內容介紹給中國人，這就是這本雜志的理念。

王棟：你們這種運作方式《商業周刊》在許多年前就用了。

羅恩·嘉維斯：《商業周刊》是最早進入中國的美國媒體之一，當時中國政府意識到要打開國門，因此需要有人提供財經方面的資訊。

王棟：我對你們的合作伙伴做了一些調查研究，發現他們在傳媒行業經驗不多，但在很多領域都有投資——就在不久前，他們宣布了和中國電力的合作項目。而且，這家公司的股權結構非常複雜。你們為什麼會選擇與這家公司進行合作？他們既沒有傳媒行業的背景，在中國內地的資源也不多。

羅恩·嘉維斯：我看中的是這個叫斯蒂芬·潘的人，而不是這家公司。他非常有意思，工程師出身，現在對工程依然興趣不減。這家公司同時出版《麻省理工評論》（MassachusettsInstitutionofTechnologyReviewMonthly）——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技術類雜志，還有ESPN雜志。他做技術類雜志，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名工程師。他富有，事業成功，是那種靠自己打拼的人。他在大學里拿到了工程學學位，許多年前，他為中國電力工作，那是一家大型電力企業。在那兒，他一路升至總經理，並在這個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他的領導下，這家公司建造了中國第一座核電廠。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想大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他就認識了很多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因為工作的關系，對電力系統尤其熟悉，所以他有很好的關系網絡。同時他也是一位誠實、正直的人。因此我認定，他能做一些我們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國，我和許多人談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尋找和挑選出合適的合作伙伴。在全世界，不僅在中國，我都記不清自己說過多少次"不"了，很多人都想得到《新聞周刊》的授權。

王棟：那您要找的合作伙伴應該是怎樣的？選擇標准是什麼？

羅恩·嘉維斯：我要找的，是一位在當地社會非常成功的人士，他要有充裕的資金，以維持長期的投入，因為做新聞雜志是一項長期投資，你不能指望做了五年就賺錢，然後轉手賣掉。《新聞周刊》有70年的曆史，我要找一位可以共事，認同《新聞周刊》價值理念，認同自由、開放媒體價值觀的人，同時他也要懂得如何讓媒體盈利——我們堅信：辦雜志一定要賺錢，要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從而擁有強大的采編力量，否則你會受制于人。我們的理念是要做一個自由並且盈利的媒體，我們在全世界都是這樣去做的。

王棟：我對美國媒體做了不少研究，並拿中國的情況作比較：現在的中國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他們的物質生活豐富了，接下來希望更多地了解周圍的世界。二戰後，美國雜志界發生了巨變，細分化成為一種趨勢。我認為，這些發生在美國媒體的變化也會在中國出現，所以我一直在比較中美兩國在媒體管理方面的異同和推動變化的因素。

羅恩·嘉維斯：這種比較很有意義，但現在許多人對中國媒體市場的看法過于簡單。很多人把中國當做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來看待，而我把中國看成一個兩億人口，和美國差不多大的國家——我指的是中國的媒體市場規模。我們不能指望把雜志賣給農民，事實上只能賣給中產階級，在雜志上投放的廣告都是針對中產階級的。在我眼中，中國和美國非常相似，但中國的媒體市場比大多數人想象的小。

中國很多雜志徒有其表，無有其實，形式遠大于內容

王棟：我基本同意您的觀點，中國的媒體市場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很多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它們的媒體市場還不是很成熟。

羅恩·嘉維斯：剛來中國的時候，我發現這里的雜志看起來相當落後，遠遠比不上報紙——我也做過報紙的編輯。當時中國雜志的質量非常差：從印刷到用紙，而且大部分內容都是從其他媒體剽竊來的，甚至沒有注明來源。但中國雜志轉變得很快，至少從表面看起來，質量提升了不少。很多中國讀者告訴我，如今雜志都非常漂亮，但內容很一般，內容方面需要迎頭趕上。如果你是雜志行業的門外漢，或者你不懂中文，你會覺得中國的雜志做得很美，比如有些專門給富人看的名流圈子雜志。但如果你真想讀些好東西，就會發現這些雜志徒有其表，無有其實，形式遠大于內容，雜志的編輯記者還是不知道如何寫出真正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對許多美國雜志，我也不滿意——太膚淺，充斥著明星八卦，甚至對教皇的報道也不能免俗。

我也認同你的觀點——中國將經曆很多美國經曆過的階段，細分化是雜志業的發展趨勢，在每個細分市場都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雜志。當今美國，雜志實在太多了，報攤幾乎無法容納新的雜志，新雜志因為難以擠進零售系統，舉步維艱。報攤主會說："我這兒沒地方給你，除非你的雜志至少能賣三四十萬本。"

王棟：您留意過上海和北京的報攤嗎？您會發現同樣的現象。

羅恩·嘉維斯：你說的沒錯，這種現象說明中國的雜志行業正處于蓬勃發展階段。你們將會有兩類雜志：第一類是像《新聞周刊》那樣的外國刊物，英文雜志的中文版；第二類是中國本土公司創辦的雜志。會有一個群雄紛爭的階段，一部分雜志會被淘汰，這是好事，因為優勝劣汰。

和新聞雜志比，女性雜志、時尚雜志、愛好雜志、體育雜志更容易運作。

《新聞周刊》堅信：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處于開放時期，我們渴望進入中國，投身其中，我個人也是如此。我有一個兒子，年紀和你差不多，會說中文，在北京待了三年，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現在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中國曆史的博士學位。我們父子倆同時對中國產生了興趣，發現兩個人在讀相同的書。當時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本科，一個周末他回到家，我正在讀JonathanSpence寫的《探尋現代中國》（TheSearchForModernChina），我兒子說："爸爸，我們在讀同一本書！你是怎麼知道JonathanSpence的？"我說："當你是一名記者時，你總會知道誰是最好的作者。"

王棟：對中國雜志市場的前景，您怎麼看？

羅恩·嘉維斯：這是一個成長中的市場，在一段時期內，它的規模不會很大，比歐美投資者想象的要小。我想，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界希望在對外國媒體開放之前，讓本土媒體充分成長和發展，這是合情合理的。而外國媒體也已經進入中國，這會促進本土媒體的發展，既為後者樹立榜樣，提升行業標准，也在競爭中實現優化。

在中國雜志行業，有許多聰明、見識廣博、專業的人才，我見過不少這樣的人，他們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王棟：像《新聞周刊》這樣的美國雜志，進入中國有哪些障礙？

羅恩·嘉維斯：發行是一個問題，最大的難題是經濟方面的：我們不能定價太高，而由于中國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收入還不多，這限制了在雜志上投放的廣告的量。當中產階級壯大了，雜志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我們在俄羅斯出版雜志，情況和中國頗為相似，我們也在等中產階級發展起來。在國土遼闊的俄羅斯，我們感興趣的也就是莫斯科、聖彼得堡，以及最多兩三個其他城市。所以目前來說，市場是非常有限的，不過這種狀況會改變。

在我看來，中國的雜志市場比俄羅斯穩定，會迅速發展起來，而俄羅斯的情況要棘手一些。

王棟：根據目前的法律和政策，《新聞周刊》在中國是合法運作的嗎？

羅恩·嘉維斯：是的，我們有合法的執照，《新聞周刊》從不會亂來。《新聞周刊》有七十年的曆史，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須是公開、合法、上得了台面的，我們不會輕率行事。現在，我們被認為是一份"進口"雜志——在香港出版印刷，然後通過合法渠道進入中國內地發行，我們希望以後能在內地出版發行。

王棟：很多外國媒體公司在香港或者台灣出版雜志，然後在中國內地發行，這樣做，需要獲得有關政府部門的特別許可，你們是否得到了正式的許可？

羅恩·嘉維斯：是，我們從來不會無證運作。我們希望，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獲得在內地出版發行的許可，然後我們會整體搬遷到北京，事情正在進展之中。香港出版商和《新聞周刊》總部對這本雜志的發展狀況都感到滿意。

王棟：以前，台灣和香港的傳媒比內地媒體先進，但現在內地媒體發展很快，在有些領域比港台媒體做得更好，而不少進入內地市場的港台媒體表現並不怎麼樣。

羅恩·嘉維斯：我在中國內地出版過一些特刊，我們在香港組建一個團隊，把雜志翻譯成中文，然後在美國再組織另一個團隊，進行校譯。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了簡體中文和繁體中文的區別，甚至香港和內地兩地在用詞和語法方面也是不同的。我也知道了香港人和內地人互相是怎麼看的：內地很多人把香港人視為傲慢自大的有錢人，趾高氣揚；而在香港人眼中，內地人是"窮光蛋"。我清楚兩地的文化差異。

王棟：這種差異會給《新聞周刊》中文版帶來什麼問題？

羅恩·嘉維斯：做特刊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不少問題，幫我解決難題的是一位女士，她是我們美國團隊中的一員，在北京出生長大，她成為這個團隊的明星，她告訴香港人該怎麼做，她說："如果你要辦一本在大陸發行的雜志，就得做這個，做那個。"他們接受了她的意見，並取得了成功，這讓我學到不少東西。我之所以贊賞潘先生，就是因為他也是這樣的。我們要辦一本在中國內地發行的雜志，那就得尊重大陸的習慣，聘請大陸的記者和編輯，這才是正確的做法。總之，我們很注意兩地存在的差異。

王棟：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看到很多港台傳媒公司漠視兩地的差異，最終沒法在內地成功。我有朋友在香港媒體的駐滬機構工作，發現盡管大家的語言差不多，但兩地傳媒人在價值觀、理念和工作方式上非常不同。

羅恩·嘉維斯：在香港，《新聞周刊》中文版有一個工作團隊，大概有六七個人——那本雜志90％的內容是從英文版的《新聞周刊》翻譯過來的，其中四個人來自大陸，另外兩三個是香港人。我想，這樣的人員組成結構相當好：我們有足夠的內地人，這讓我們能充分了解大陸讀者的需求和想法。將來一旦時機成熟，我們會搬到北京，我們希望能在中國內地運作，這是我們的理想和計劃。

王棟：不久前，面向亞洲意見領袖的新聞周刊《遠東經濟評論》轉成月刊。更早的2001年，《亞洲周刊》（AsiaWeek）停刊。很多人認為，在亞洲，沒有英文新聞周刊生存的空間，沒有那麼多高端讀者，想聽聽您的觀點。

羅恩·嘉維斯：能屹立不倒的雜志應該是自由、開放、強大的，其財務表現應該是健康的，但《遠東經濟評論》和《亞洲周刊》的財務狀況一直很糟糕，事實上，在大部分時間里，它們都是虧損的。

《亞洲周刊》的總編輯曾經為《新聞周刊》工作，她招了一幫年輕出色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我都認識。但一段時間後，時代公司將《亞洲周刊》停刊，這不是她的錯，而是出于財務考慮。時代公司的人說，在和"美國在線"合並後，他們的股價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不得不不斷壓縮業務，《亞洲周刊》就是被壓縮掉的業務之一。

您覺得《新聞周刊》做得怎麼樣？在您看來，《新聞周刊》的職責是什麼？

王棟：您指的是美國版《新聞周刊》嗎？這是我要問您的問題。

羅恩·嘉維斯：我想先聽聽您的觀點。

王棟：我想，我不是很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但我覺得，和《時代》周刊相比，《新聞周刊》似乎更講求平衡，更新潮，文化內容更多，有更多的非事件性報道，因此可讀性比較強，也更迎合年輕讀者的口味。不過總體來說，兩本雜志還是非常相似的。

羅恩·嘉維斯：在你看來，除了發行周期之外，新聞雜志與日報的區別在哪里？

王棟：新聞雜志有更多的背景報道，把新聞事件放在一定的背景下考量。運作流程也不同，報紙的報道通常由一個人完成，而新聞雜志經常是一個團隊合作報道。

羅恩·嘉維斯：我們把這稱為"委員會式報道"（JournalismbyCommittee）。

新聞，是我需要知道的重要事情

王棟：我說了我的看法，現在想聽聽您的觀點——您怎麼看新聞雜志和日報的區別？

羅恩·嘉維斯：《時代》周刊是第一本新聞周刊，其創始人盧斯當時剛從耶魯大學畢業，很年輕，也許比你還年輕。他注意到報攤上沒什麼像樣的東西——當時還沒有全國性報紙，因為美國沒有這個傳統，主要是一些在大城市發行的報紙——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底特律、費城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那些都是很成功的大報，但都是區域性的，它們關注的是當地的新聞，當地的政治，只有一點點全國性的內容。它們或許在華盛頓有記者，但通常只有一個人。盧斯說："對受過高等教育、有文化的美國人來說，這些報紙辦得不怎麼樣，沒有多少東西可以看。如果有一本便于攜帶，可以放進口袋，能在路上看的雜志，把過去一周報紙報道過的但寫得很糟糕的新聞彙總起來，你會覺得怎麼樣？如果在星期一早上，你能通過這本雜志了解所有的重要新聞——由一幫有頭腦的編輯為你去蕪存菁編輯過的新聞，你會覺得怎樣？"

這就是《時代》周刊模式，之後《新聞周刊》創刊，基本上是效仿《時代》周刊的，當時的市場能容納兩本新聞雜志。現在實際上有兩家半，還有一本《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他們能維持至今，是因為出版商很有錢，雜志本身沒賺什麼錢。所以如今有三本雜志在這個市場競爭：第一位是《時代》周刊，410萬份；然後是《新聞周刊》，320萬份；第三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230萬份。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電台的市場份額很低，而且非常區域化，當然也沒有電視和有線電視。盧斯創造了值得閱讀、便攜、概括一周大事、比較有思想的雜志，這是一個很棒的產品。但到五六十年代，電視出現了。我可以帶您上樓去我老板、《新聞周刊》董事會主席的辦公室，在他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張《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在六十年代初做的一期封面，這期的封面故事是《恐龍》，把《新聞周刊》、《時代》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這幾本雜志稱為新聞界的恐龍，他們的疑問是："新聞周刊會消亡嗎？"整篇報道說的是，隨著電視和廣播的發展，新聞周刊的生存空間消失了。那是六十年代許多人的看法，但結果呢？

王棟：現在看起來你們還不錯。

羅恩·嘉維斯：事實上，新聞雜志要麼變革，要麼被淘汰。我們確實改變了自己，不再簡單地報道上周發生的事件，我們縱覽所有的新聞——《時代》周刊也一樣：過去一周發生的新聞事件有什麼重要意義，這些事件可能會導致什麼事情發生。我們所有的報道都關注一個問題——這一話題將來對你會有什麼重要意義。我們所做的，並不僅僅是以一種巧妙的方式，把上周的事件改頭換面寫一下。我們的報道都很有深度，經常會由六七名聰明有天賦並且經驗豐富的人合作完成，我們會找一個人牽頭，以一種很有頭腦的方式去寫，把問題說透。我們沒有政治立場，很多人認為大多數美國記者都是自由主義者，我得說，他們不是很政治化。我們沒有政治傾向，不推崇自由主義或者保守主義，民主黨或者共和黨。我們只是告訴撰稿人："看看這些，好好想想，讀有關的書，找合適的人交談采訪，了解背景，然後實事求是地報道。"這就是《新聞周刊》運作的方式，《時代》周刊做同樣的事情。你說的沒錯，我們和他們的確很像。

我們也希望和《時代》周刊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你剛才說的，我們更輕松、新潮一些，我們努力做到。但一個50歲的人又能新潮到哪里去？好在我們有各種年齡層次的員工，在俄羅斯，我們員工的平均年齡大約是28歲，一點沒錯，這些孩子在辦這本雜志。我即將去墨西哥，在那里我們有一個團隊，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包括新來的女主編也只有28歲。

王棟：您的意思是，本質上，《新聞周刊》和《時代》雜志區別不大？

羅恩·嘉維斯：我自己的看法是，《新聞周刊》努力更新潮些，我們使用更多的口語，但不會庸俗，只是更加平白輕松些；我們更加開放，不那麼拘束，但同時也很有見地；我們不會為了吸引讀者犧牲品質。你剛才說，《新聞周刊》更擅長做軟新聞，對此，我不知道應該同意還是反對，兩本新聞雜志都會做事件性新聞和非事件性報道，而且都做得不錯。

"9·11"讓美國在很多方面都發生了改變。我經常到各地的大學作演講，"9·11"前，我演講的題目通常是"在缺少大新聞的情況下，如何辦好新聞雜志"，因為當時我們處于一個新聞不足的時期：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後，對許多讀者來說，不再有多少關系生死的新聞，"未來是否會發生大爆炸"不再成為一個話題——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們經常參加訓練，在核彈扔下來時，我們要藏在桌子底下，桌子會保護我們。當時人們擔驚受怕，新聞報道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