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雷：“生活的”，“批判的”，“詩意的”

——《馬路天使》與中國電影的“新傳統”
這次"迎接新中國，回眸舊中國"電影放映，我選了《馬路天使》、《十字街頭》、《一江春水向東流》與《烏鴉與麻雀》，這四部影片都是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藝術價值很高，在時間上也大體涵蓋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實，可以讓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以前舊社會的狀況，30年代前期的底層社會，抗戰時期的艱難困苦，國民黨政權崩潰前的黑暗，等等，我們可以從影像中了解到那時的生活，認識到新中國是從什麼樣的道路上走過來的，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認識，也可以說是一種"憶苦思甜"。
　　我們可以看到，去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和今年紀念建國六十周年，不少人也在"憶苦思甜"，但他們是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作為"憶苦"的對象，好像前三十年是一片黑暗，只有改革開放以後才真正地迎來了解放，這就將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割裂了開來，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我們做這個"回眸舊中國"的活動，也是想糾正一下這樣的看法，只有看到舊中國的狀況，我們才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到，新中國的成立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正像有人所說的，前三十年我們解決了"挨打"的問題，後三十年解決了"挨餓"的問題，到現在我們也沒有解決"挨罵"的問題，所以不論我們做什麼或怎麼做，都會有人說三道四，這是將來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而在這三個問題中，解決"挨打"的問題是最為關鍵的，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活動，也能增強朋友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
　　在這四部影片中，我選了《馬路天使》來談，其實是有些私心的，因為我很喜歡這部影片，這部影片我看了好幾遍，看過碟，也在紀念趙丹誕辰時看過膠片，但每看一次都覺得很新鮮，很感動。我也在想，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部影片？以前看到過賈樟柯推薦這部影片的一句話，說這部影片的長處在於對"活潑潑市井生活的描繪"，我覺得說出了部分原因，但不全面，這部影片不僅寫出了"生活"，而且在於它是"批判的"與"詩意的"，批判是指它對現實的態度，對於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生活及其秩序，不是粉飾、認同或漠然置之，而是質疑、批判與否定，是站在底層或弱小者的立場上發出聲音，表達他們的心聲與願望；"詩意"是指它的藝術表現方式，不是僵化的或生硬的，而是生動的、形象的，其中洋溢著樂觀、自信與浪漫的色彩，這也包括具體的結構與情節安排，比如以青年男女的戀情為主線，《天涯歌女》與《四季歌》這兩首歌，以及一些空間、巧合的巧妙運用等，整體上呈現出了一種"詩意"的美學效果。可以說，"生活的"、"批判的"和"詩意的"構成了《馬路天使》最根本的藝術特征，也是30年代中國左翼電影的特色，而這在世界電影史也具有重要的價值。法國電影史家、《世界電影史》的作者喬治·薩杜爾說，"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的人，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會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了讓·雷諾阿或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我們知道，讓·雷諾阿是法國"詩意現實主義"的大師，以詩意的方式表現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如《遊戲規則》、《大幻滅》等，"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出現於二戰後的電影流派，代表作有《偷自行車的人》等影片，以平實的視角表現失業等社會問題，而1930年代的《馬路天使》等電影，則早於"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與雷諾阿，從現實生活中汲取詩意與批判的激情，寫下了中國電影史與世界電影史上的輝煌一頁。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馬路天使》，然後再以這部影片為例，談一下中國電影的"傳統"及其對當下的啟示。談這部影片，可以從兩個層面切入，一個是影片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另一個是其藝術方式及其成就。在《馬路天使》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底層的世界，影片的主人公是小號手小陳（趙丹飾演）、賣唱的歌女小紅（周璇飾演），以及報販、剃頭匠、妓女等等，影片表現的是他們的生活，在大上海的底層討生活的小人物，影片的第一個鏡頭是一座大樓，從頂上搖下來，直到最底層，這有著強烈的象征與隱喻意義，讓我們看到，在整個社會結構（整個大樓）中，作者所關註的是"底層"。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他們的生活很窘迫，很窮，但他們是質樸的、真誠的、可愛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與性格，他們心中有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社會正義的樸素追求，在困難面前，他們相互扶助，相互安慰，他們之間的關系是自然的、溫暖的，盡管他們受著種種壓迫，但他們是樂觀的，積極的，尋找著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出路。那麼，與"底層"相對的是什麼呢？那就是"上層"，在小說中也可以看到，像那位律師，他傲慢的態度與高昂的價格，把"趙丹"嚇跑了，他們並不維護正義，而只關心自己的收入，像影片中最後小雲快死時沒有請來的"醫生"，他們對於窮人的死活是毫不在意的，還有影片中的有錢人"老顧"，這是個有點黑社會色彩的人物，正是因為他看上了小紅，想占有她，才有了後面的抗爭，還有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這在影片中是通過暗示表現出來的，通過對舊報紙上的"新聞"，讓我們看到了國民政府對日寇進攻的軟弱無力。這就是1937年的上海的一個切面，影片通過不同階層的生活與生活態度，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整體氛圍。
　　現在有的史學觀點，認為1927-1937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這有一定的道理，當時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那時的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共同統治的分裂的中國，蔣介石從來沒有建立起實質性統一的全國政權，他的政權也是在屠殺工人、農民及共產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代表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且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面臨著從"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殖民地"的危險，如果不顧這種歷史局勢，僅從經濟角度肯定它是"黃金時代"，是一種短視。
　　現在的文藝界，對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一種"懷舊"的氛圍，月歷牌、旗袍、畫報，包括對張愛玲無限制的吹捧，等等，仿佛那個時代的上海真的是一個天堂，一個樂園，一個失去的不再有的"好夢"。不錯，那時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但我們應該意識到，它也只是"冒險家的樂園"，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的樂園，是帝國主義、殖民者、買辦、資產階級的樂園，而並不是所有人的樂園，尤其不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樂園，對於他們而言，是生活與精神上的剝削、壓迫與侮辱，是血腥的屠殺與無情的鎮壓。現在處於上升期的民族資產階級懷念"老上海"，想要接上舊時的傳統，有的人也跟著起哄，這是很可笑的，想要了解那時上海的真實情況，我們不妨看看夏衍的《包身工》，看看茅盾的《子夜》，看看魯迅晚年的雜文，看看丁玲的《一九三○春上海》（一、二），當然還有我們這裏談到的《馬路天使》。
　　再來看看這部影片藝術上的成就。從我們現在的視來角來看，這部影片的主創人員都是"重量級人物"，不過那時他們都很年青，影片的編導是袁牧之，攝影是吳印鹹，主要演員是趙丹和周璇，主題歌和插曲的詞作者是田漢，曲作者是賀綠汀，真是名人薈萃，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不只是這些名人成就了這部影片，這部影片也成就了這些名人，周璇在晚年見到趙丹，說她一生中最滿意的影片就是《馬路天使》，就是一個例子。影片中的故事安排、場面調度、表演、音樂、攝影，都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是一部難得的傑作。尤其是周璇的表演，可以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她把"小紅"這個人物的性格與個性真實而又自然地表現了出來，她的可愛，她的委屈，她的小心思，幼稚中又有滄桑，天真中又有成熟，具有一種獨到的魅力，讓人很喜愛。再如影片中周璇所唱的兩首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是一直流傳至今的經典，這兩首歌不僅是"情歌"，而且寄寓了民族危亡的感慨與憂思，內蘊十分豐富；這兩首歌尤其是《天涯歌女》，幾十年間被無數人翻唱過，包括鄧麗君、蔡琴、徐小鳳等"歌後"級人物，但如果我們將她們演唱的版本，與周璇的版本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周璇的版本盡管配器、編曲很簡單，但卻更有韻味，更動聽，她很好地將天真與滄桑感結合了在一起，與她相比，鄧麗君過於甜美，徐小鳳過於滄桑，蔡琴則太抒情、太有"文藝腔"了；作為電影插曲，這兩首歌在電影中的運用也恰到好處，尤其是《天涯歌女》在不同場景中的出現，形成了很好的對比效果，第一次出現，是周璇與趙丹飾演的人物"兩情相悅"的時候，而第二次出現，則是二人出現了誤會，"趙丹"在酒樓上借酒消愁，正好遇到賣唱的"周璇"，於是他作為一個客人，點這個歌女為他唱歌，而"周璇"在琴師的逼迫下，也只好演唱，於是聽的人與唱的人，情感的關系與金錢的關系，往事的甜蜜與現實的殘酷，主動的抒情與被迫的賣唱，相互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情感沖擊力，令人感慨，令人動容。
　　影片的故事也很有層次感，我們來分析一下整個故事的結構，貫穿全片的主要線索，是趙丹飾演的"小號手"和周璇飾演的"小歌女"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受到外部和內部雙重威脅：外部是有錢人"老顧"看上了"小歌女"，讓琴師逼迫"小歌女"去跟他，這個矛盾的最後解決，是"小號手"和他的朋友們帶著"小歌女"逃跑了；內部主要是"小歌女"最初不知道"老顧"的惡意，很喜歡他送給她的一副衣料，興沖沖地拿給"小號手"去看，但"小號手"以為她變了心，對她很冷淡，還把那副衣料扔到窗外，落到了泥水中，"小歌女"很奇怪，也很生氣，不再理"小號手"了，這個矛盾的解決，是最後"小歌女"終於明白了"老顧"的意圖，情急之中，在"姐姐"小雲的指點下，又去找"小號手"，最後跟他一起逃跑了，影片中他們兩人的"誤會"及"誤會"解除的場面，是極有情感沖擊力的，上面提到的第二次唱《天涯歌女》的場景，也是這種誤會的一部分。如果說外部威脅是惡勢力的壓迫，讓整個故事充滿了緊張感，那麼情人之間的誤會與沖突，則使故事頗具心理張力，這兩種"威脅"及其解決，使這個愛情故事曲折、飽滿而富於沖擊力。
　　在這條主要的線索之外，還有另一條線索，那就是"小雲"的愛情故事，小雲是一個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她在心中愛著"小號手"，但又自慚形穢，也看出了"小號手"與"小歌女"的愛情，所以在那個暗夜的場景中，當"小號手"掰開她的手，去追逐"小歌女"時，她盡管傷心與失望，最後仍理解了他們，在關鍵的時刻幫小紅去找"小號手"，後來在面臨威脅時甚至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小紅逃走。"小雲"對"小號手"的愛意，使這條線索與主要線索聯系起來，但是還有，在她愛著"小號手"的時候，小號手的朋友報販"老王"也在愛著她，在她最後也逃了出來時，她們也最終走到了一起。所以這個影片的結構是兩個三角戀愛故事，一個大三角，一個小三角，大三角的焦點是"小歌女"，小三角的焦點是"小號手"，他們兩個是最重要的人物。此外，還有一些插曲，像理發店的故事，像"小號手"和他的朋友們的故事，包括影片開頭女房東對"小號手"的曖昧心思，都是有意思的小插曲，它們使影片更有層次感，更有豐富的意蘊，但並不具有結構上的意義。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結構上，這部電影是以愛情為核心構建起來的，但同時很有層次感與豐富性，觸及到了不同的社會層面。
　　在較為一般的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這部影片借用了"革命+戀愛"的敘述方式。一般人以為，"革命+戀愛"的模式是早期左翼文藝的一種方式，經常會出現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將革命與戀愛強行結合起來，以戀愛來證明革命的合理性，我們不諱言早期左翼文藝有這樣簡單化的處理方式，但卻不能由此將"革命+戀愛"的敘述方式完全否定掉。戀愛是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革命"作為改變不合理現實的一種方式，也是有誌青年生活或理想的一部分，都是文藝應該關註的對象，將它們作為表現的對象有什麼不對呢？我們應該反對的是那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而應該從生活的內在邏輯出發，去尋找批判的力量與詩意的表現方式，從而力求在思想與藝術上達到一種完美的境界，不要一說"革命+戀愛"，就認為是不好的作品，肯·洛奇的《面包與玫瑰》（2000年），在嚴格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革命+戀愛"的敘述方式，但今天看起來仍然激動人心，仍然在藝術上能夠打動我們。也有的人認為，藝術本來就是自由的，為什麼要一定的敘述方式？是的，藝術固然是自由的，創作者有完全的表達自由，但要為讀者或觀眾易於接受，借鑒既有的模式又加以突破，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借鑒了偵探小說，但他又突破了一般偵探小說的模式，這就比單純地討論思想或社會問題的小說更勝一籌，電影也是一樣，希區柯克的電影很長時間被人看不起，他諷刺那些批評他的人，說，"我挨了罵，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到銀行去數錢了"，觀眾的認可使他敢於藐視那些自以為高深的評論者，當然他也並不是專門做通俗電影的，後來法國的"新浪潮"將他奉為先驅，也是對他在電影語言、敘事方面探索的肯定。研究通俗文學或類型電影的人都知道，讀者或觀眾接受一部作品的過程，會受到既往閱讀或觀影經驗的影響，希望找到自己熟悉的東西（故事、人物、"程式"等），這就是為什麼通俗作品有那麼多讀者或觀眾，但另一方面，僅僅是熟悉的東西又讓他們感到不滿意，他們還希望看到新鮮的東西，所以即使通俗作品也在不斷地變換形式，比如瓊瑤的小說和影視劇，在不同時期也都有不同的風格與形式，而先鋒性的文學與電影，當然也可以借用通俗作品的模式而加以改造。
　　《馬路天使》的成功，離不開對"革命+戀愛"模式的借鑒與改造，也離不開其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結合。藝術性我們已做了些分析，其思想性體現在哪裏？那就是對底層小人物的深刻同情，對生活邏輯的內在把握，以及對不合理現實的批判。這不只是《馬路天使》的長處，也是30年代電影所形成的優秀傳統。為什麼中國電影在30年代能夠創造輝煌？按照電影史的解釋，有兩個因素，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特別是1932年上海八一三事變之後，民族危機日益嚴峻，以上海為主要生產基地的電影界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單純的娛樂影片幾乎沒有了市場，這時一些電影公司邀請一些進步作家，如夏衍、田漢等人進入公司，組成了編劇委員會，同時以瞿秋白為首的左翼文化界，也加強了對電影工作的領導；另一個因素在於當時電影技術的進步，比如蒙太奇手法、有聲電影技術的應用，等等。可以說，正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介入與技術的進步，使30年代中國電影創造出了一個奇跡。而在這一過程中，也形成了中國電影的"新傳統"。
　　我們可以大略概括一下這一"新傳統"的獨特之處：1）這一傳統並不將"電影"僅僅作為為娛樂或賺錢的一種工具、一種產業，而是將之作為一種精神與藝術上的事業，但同時並不排斥娛樂性因素與市場上的成功，而力求將之結合起來；2）影片在思想立場上是站在底層小人物一邊的，而並非站在精英階層或既得利益者群體一邊，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3）影片的藝術風格，是"生活的"、"批判的"、"詩意的"，而不是公式化的，不是粉飾的，也不是簡單粗陋的；4）影片追求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融合，同時采用最新、最先進的技術，力圖達到盡善盡美。我覺得這樣一個傳統，是我們今天應該借鑒並繼承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