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雷:“生活的”,“批判的”,“詩意的”

——《馬路天使》與中國電影的“新傳統”
這次"迎接新中國,回眸舊中國"電影放映,我選了《馬路天使》、《十字街頭》、《一江春水向東流》與《烏鴉與麻雀》,這四部影片都是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藝術價值很高,在時間上也大體涵蓋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現實,可以讓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以前舊社會的狀況,30年代前期的底層社會,抗戰時期的艱難困苦,國民黨政權崩潰前的黑暗,等等,我們可以從影像中了解到那時的生活,認識到新中國是從什麼樣的道路上走過來的,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認識,也可以說是一種"憶苦思甜"。
  我們可以看到,去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和今年紀念建國六十周年,不少人也在"憶苦思甜",但他們是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作為"憶苦"的對象,好像前三十年是一片黑暗,只有改革開放以後才真正地迎來了解放,這就將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割裂了開來,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我們做這個"回眸舊中國"的活動,也是想糾正一下這樣的看法,只有看到舊中國的狀況,我們才可以更深刻地認識到,新中國的成立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正像有人所說的,前三十年我們解決了"挨打"的問題,後三十年解決了"挨餓"的問題,到現在我們也沒有解決"挨罵"的問題,所以不論我們做什麼或怎麼做,都會有人說三道四,這是將來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而在這三個問題中,解決"挨打"的問題是最為關鍵的,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活動,也能增強朋友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
  在這四部影片中,我選了《馬路天使》來談,其實是有些私心的,因為我很喜歡這部影片,這部影片我看了好幾遍,看過碟,也在紀念趙丹誕辰時看過膠片,但每看一次都覺得很新鮮,很感動。我也在想,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部影片?以前看到過賈樟柯推薦這部影片的一句話,說這部影片的長處在於對"活潑潑市井生活的描繪",我覺得說出了部分原因,但不全面,這部影片不僅寫出了"生活",而且在於它是"批判的"與"詩意的",批判是指它對現實的態度,對於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生活及其秩序,不是粉飾、認同或漠然置之,而是質疑、批判與否定,是站在底層或弱小者的立場上發出聲音,表達他們的心聲與願望;"詩意"是指它的藝術表現方式,不是僵化的或生硬的,而是生動的、形象的,其中洋溢著樂觀、自信與浪漫的色彩,這也包括具體的結構與情節安排,比如以青年男女的戀情為主線,《天涯歌女》與《四季歌》這兩首歌,以及一些空間、巧合的巧妙運用等,整體上呈現出了一種"詩意"的美學效果。可以說,"生活的"、"批判的"和"詩意的"構成了《馬路天使》最根本的藝術特征,也是30年代中國左翼電影的特色,而這在世界電影史也具有重要的價值。法國電影史家、《世界電影史》的作者喬治·薩杜爾說,"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的人,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會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了讓·雷諾阿或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我們知道,讓·雷諾阿是法國"詩意現實主義"的大師,以詩意的方式表現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如《遊戲規則》、《大幻滅》等,"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是出現於二戰後的電影流派,代表作有《偷自行車的人》等影片,以平實的視角表現失業等社會問題,而1930年代的《馬路天使》等電影,則早於"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與雷諾阿,從現實生活中汲取詩意與批判的激情,寫下了中國電影史與世界電影史上的輝煌一頁。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馬路天使》,然後再以這部影片為例,談一下中國電影的"傳統"及其對當下的啟示。談這部影片,可以從兩個層面切入,一個是影片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另一個是其藝術方式及其成就。在《馬路天使》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底層的世界,影片的主人公是小號手小陳(趙丹飾演)、賣唱的歌女小紅(周璇飾演),以及報販、剃頭匠、妓女等等,影片表現的是他們的生活,在大上海的底層討生活的小人物,影片的第一個鏡頭是一座大樓,從頂上搖下來,直到最底層,這有著強烈的象征與隱喻意義,讓我們看到,在整個社會結構(整個大樓)中,作者所關註的是"底層"。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他們的生活很窘迫,很窮,但他們是質樸的、真誠的、可愛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與性格,他們心中有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社會正義的樸素追求,在困難面前,他們相互扶助,相互安慰,他們之間的關系是自然的、溫暖的,盡管他們受著種種壓迫,但他們是樂觀的,積極的,尋找著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出路。那麼,與"底層"相對的是什麼呢?那就是"上層",在小說中也可以看到,像那位律師,他傲慢的態度與高昂的價格,把"趙丹"嚇跑了,他們並不維護正義,而只關心自己的收入,像影片中最後小雲快死時沒有請來的"醫生",他們對於窮人的死活是毫不在意的,還有影片中的有錢人"老顧",這是個有點黑社會色彩的人物,正是因為他看上了小紅,想占有她,才有了後面的抗爭,還有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這在影片中是通過暗示表現出來的,通過對舊報紙上的"新聞",讓我們看到了國民政府對日寇進攻的軟弱無力。這就是1937年的上海的一個切面,影片通過不同階層的生活與生活態度,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整體氛圍。
  現在有的史學觀點,認為1927-1937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這有一定的道理,當時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那時的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共同統治的分裂的中國,蔣介石從來沒有建立起實質性統一的全國政權,他的政權也是在屠殺工人、農民及共產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代表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且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面臨著從"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殖民地"的危險,如果不顧這種歷史局勢,僅從經濟角度肯定它是"黃金時代",是一種短視。
  現在的文藝界,對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形成了一種"懷舊"的氛圍,月歷牌、旗袍、畫報,包括對張愛玲無限制的吹捧,等等,仿佛那個時代的上海真的是一個天堂,一個樂園,一個失去的不再有的"好夢"。不錯,那時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 但我們應該意識到,它也只是"冒險家的樂園",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的樂園,是帝國主義、殖民者、買辦、資產階級的樂園,而並不是所有人的樂園,尤其不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樂園,對於他們而言,是生活與精神上的剝削、壓迫與侮辱,是血腥的屠殺與無情的鎮壓。現在處於上升期的民族資產階級懷念"老上海",想要接上舊時的傳統,有的人也跟著起哄,這是很可笑的,想要了解那時上海的真實情況,我們不妨看看夏衍的《包身工》,看看茅盾的《子夜》,看看魯迅晚年的雜文,看看丁玲的《一九三○春上海》(一、二),當然還有我們這裏談到的《馬路天使》。
  再來看看這部影片藝術上的成就。從我們現在的視來角來看,這部影片的主創人員都是"重量級人物",不過那時他們都很年青,影片的編導是袁牧之,攝影是吳印鹹,主要演員是趙丹和周璇,主題歌和插曲的詞作者是田漢,曲作者是賀綠汀,真是名人薈萃,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不只是這些名人成就了這部影片,這部影片也成就了這些名人,周璇在晚年見到趙丹,說她一生中最滿意的影片就是《馬路天使》,就是一個例子。影片中的故事安排、場面調度、表演、音樂、攝影,都達到了極高的水準,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是一部難得的傑作。尤其是周璇的表演,可以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她把"小紅"這個人物的性格與個性真實而又自然地表現了出來,她的可愛,她的委屈,她的小心思,幼稚中又有滄桑,天真中又有成熟,具有一種獨到的魅力,讓人很喜愛。再如影片中周璇所唱的兩首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是一直流傳至今的經典,這兩首歌不僅是"情歌",而且寄寓了民族危亡的感慨與憂思,內蘊十分豐富;這兩首歌尤其是《天涯歌女》,幾十年間被無數人翻唱過,包括鄧麗君、蔡琴、徐小鳳等"歌後"級人物,但如果我們將她們演唱的版本,與周璇的版本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周璇的版本盡管配器、編曲很簡單,但卻更有韻味,更動聽,她很好地將天真與滄桑感結合了在一起,與她相比,鄧麗君過於甜美,徐小鳳過於滄桑,蔡琴則太抒情、太有"文藝腔"了;作為電影插曲,這兩首歌在電影中的運用也恰到好處,尤其是《天涯歌女》在不同場景中的出現,形成了很好的對比效果,第一次出現,是周璇與趙丹飾演的人物"兩情相悅"的時候,而第二次出現,則是二人出現了誤會,"趙丹"在酒樓上借酒消愁,正好遇到賣唱的"周璇",於是他作為一個客人,點這個歌女為他唱歌,而"周璇"在琴師的逼迫下,也只好演唱,於是聽的人與唱的人,情感的關系與金錢的關系,往事的甜蜜與現實的殘酷,主動的抒情與被迫的賣唱,相互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情感沖擊力,令人感慨,令人動容。
  影片的故事也很有層次感,我們來分析一下整個故事的結構,貫穿全片的主要線索,是趙丹飾演的"小號手"和周璇飾演的"小歌女"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受到外部和內部雙重威脅:外部是有錢人"老顧"看上了"小歌女",讓琴師逼迫"小歌女"去跟他,這個矛盾的最後解決,是"小號手"和他的朋友們帶著"小歌女"逃跑了;內部主要是"小歌女"最初不知道"老顧"的惡意,很喜歡他送給她的一副衣料,興沖沖地拿給"小號手"去看,但"小號手"以為她變了心,對她很冷淡,還把那副衣料扔到窗外,落到了泥水中,"小歌女"很奇怪,也很生氣,不再理"小號手"了,這個矛盾的解決,是最後"小歌女"終於明白了"老顧"的意圖,情急之中,在"姐姐"小雲的指點下,又去找"小號手",最後跟他一起逃跑了,影片中他們兩人的"誤會"及"誤會"解除的場面,是極有情感沖擊力的,上面提到的第二次唱《天涯歌女》的場景,也是這種誤會的一部分。如果說外部威脅是惡勢力的壓迫,讓整個故事充滿了緊張感,那麼情人之間的誤會與沖突,則使故事頗具心理張力,這兩種"威脅"及其解決,使這個愛情故事曲折、飽滿而富於沖擊力。
  在這條主要的線索之外,還有另一條線索,那就是"小雲"的愛情故事,小雲是一個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她在心中愛著"小號手",但又自慚形穢,也看出了"小號手"與"小歌女"的愛情,所以在那個暗夜的場景中,當"小號手"掰開她的手,去追逐"小歌女"時,她盡管傷心與失望,最後仍理解了他們,在關鍵的時刻幫小紅去找"小號手",後來在面臨威脅時甚至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小紅逃走。"小雲"對"小號手"的愛意,使這條線索與主要線索聯系起來,但是還有,在她愛著"小號手"的時候,小號手的朋友報販"老王"也在愛著她,在她最後也逃了出來時,她們也最終走到了一起。所以這個影片的結構是兩個三角戀愛故事,一個大三角,一個小三角,大三角的焦點是"小歌女",小三角的焦點是"小號手",他們兩個是最重要的人物。此外,還有一些插曲,像理發店的故事,像"小號手"和他的朋友們的故事,包括影片開頭女房東對"小號手"的曖昧心思,都是有意思的小插曲,它們使影片更有層次感,更有豐富的意蘊,但並不具有結構上的意義。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結構上,這部電影是以愛情為核心構建起來的,但同時很有層次感與豐富性,觸及到了不同的社會層面。
  在較為一般的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這部影片借用了"革命+戀愛"的敘述方式。一般人以為,"革命+戀愛"的模式是早期左翼文藝的一種方式,經常會出現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將革命與戀愛強行結合起來,以戀愛來證明革命的合理性,我們不諱言早期左翼文藝有這樣簡單化的處理方式,但卻不能由此將"革命+戀愛"的敘述方式完全否定掉。戀愛是青年人生活的一部分,"革命"作為改變不合理現實的一種方式,也是有誌青年生活或理想的一部分,都是文藝應該關註的對象,將它們作為表現的對象有什麼不對呢?我們應該反對的是那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而應該從生活的內在邏輯出發,去尋找批判的力量與詩意的表現方式,從而力求在思想與藝術上達到一種完美的境界,不要一說"革命+戀愛",就認為是不好的作品,肯·洛奇的《面包與玫瑰》(2000年),在嚴格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革命+戀愛"的敘述方式,但今天看起來仍然激動人心,仍然在藝術上能夠打動我們。也有的人認為,藝術本來就是自由的,為什麼要一定的敘述方式?是的,藝術固然是自由的,創作者有完全的表達自由,但要為讀者或觀眾易於接受,借鑒既有的模式又加以突破,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借鑒了偵探小說,但他又突破了一般偵探小說的模式,這就比單純地討論思想或社會問題的小說更勝一籌,電影也是一樣,希區柯克的電影很長時間被人看不起,他諷刺那些批評他的人,說,"我挨了罵,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到銀行去數錢了",觀眾的認可使他敢於藐視那些自以為高深的評論者,當然他也並不是專門做通俗電影的,後來法國的"新浪潮"將他奉為先驅,也是對他在電影語言、敘事方面探索的肯定。研究通俗文學或類型電影的人都知道,讀者或觀眾接受一部作品的過程,會受到既往閱讀或觀影經驗的影響,希望找到自己熟悉的東西(故事、人物、"程式"等),這就是為什麼通俗作品有那麼多讀者或觀眾,但另一方面,僅僅是熟悉的東西又讓他們感到不滿意,他們還希望看到新鮮的東西,所以即使通俗作品也在不斷地變換形式,比如瓊瑤的小說和影視劇,在不同時期也都有不同的風格與形式,而先鋒性的文學與電影,當然也可以借用通俗作品的模式而加以改造。
  《馬路天使》的成功,離不開對"革命+戀愛"模式的借鑒與改造,也離不開其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結合。藝術性我們已做了些分析,其思想性體現在哪裏?那就是對底層小人物的深刻同情,對生活邏輯的內在把握,以及對不合理現實的批判。這不只是《馬路天使》的長處,也是30年代電影所形成的優秀傳統。為什麼中國電影在30年代能夠創造輝煌?按照電影史的解釋,有兩個因素,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特別是1932年上海八一三事變之後,民族危機日益嚴峻,以上海為主要生產基地的電影界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單純的娛樂影片幾乎沒有了市場,這時一些電影公司邀請一些進步作家,如夏衍、田漢等人進入公司,組成了編劇委員會,同時以瞿秋白為首的左翼文化界,也加強了對電影工作的領導;另一個因素在於當時電影技術的進步,比如蒙太奇手法、有聲電影技術的應用,等等。可以說,正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介入與技術的進步,使30年代中國電影創造出了一個奇跡。而在這一過程中,也形成了中國電影的"新傳統"。
  我們可以大略概括一下這一"新傳統"的獨特之處:1)這一傳統並不將"電影"僅僅作為為娛樂或賺錢的一種工具、一種產業,而是將之作為一種精神與藝術上的事業,但同時並不排斥娛樂性因素與市場上的成功,而力求將之結合起來;2)影片在思想立場上是站在底層小人物一邊的,而並非站在精英階層或既得利益者群體一邊,也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3)影片的藝術風格,是"生活的"、"批判的"、"詩意的",而不是公式化的,不是粉飾的,也不是簡單粗陋的;4)影片追求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融合,同時采用最新、最先進的技術,力圖達到盡善盡美。我覺得這樣一個傳統,是我們今天應該借鑒並繼承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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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人文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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