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二年級的學生毛澤東，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他根據“毛澤東”3個字的繁體筆畫數，用“二十八畫生”的名字，在長沙一些學校貼了個好幾百字的“征友啟事”。結果引來一些學校的校長到第一師範查問，是不是有“二十八畫生”這個人。他們不知道的是：毛澤東當時的人生誌願是立奇誌、交奇友、讀奇書、創奇事，做一個奇男子。

“征友啟事”引來三個願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個，就是當時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的羅章龍。羅章龍也給自己起了一個氣概不凡的名字，叫“縱宇一郎”。“二十八畫生”和“縱宇一郎”在湖南省圖書館見面了，他們暢談了三個小時。

興奮不已的羅章龍當天晚上寫了一首詩：“策喜長沙賦，騷懷楚屈平。風流期共賞，同證此時情。”

二人都是才子，一見之下頗為傾心，自此便多有往來。同年的冬天，一個雪天後的清晨，毛澤東去長沙第一聯全中學邀羅章龍同遊嶽麓山。兩人登上山頂的嶽麓宮後，傍晚下山來到了赫曦臺。他們輕聲念著刻在石碑上的朱熹與張栻登嶽麓山作的聯句：“泛舟長沙渚，振策湘山岑。煙雲渺變化，宇宙窮高深。懷古壯士誌，憂時君子心。寄言塵中客，莽蒼誰能尋？”品評詩句，感慨議論，兩人不禁詩興勃發，當即模仿朱熹和張栻，聯句一首《五律?登嶽麓山》憑吊古人：“共泛朱張渡，層冰漲橘汀。鳥啼楓徑寂，木落翠微冥（木落鶴泉瀅）。攀險呼儔侶，盤空識健翎。赫曦聯韻在，千載德猶馨。”

1918年4月中旬，“新民學會”在長沙成立，會議通過了學會的宗旨和會員的守則，並且決定派羅章龍等人去日本學習。大家在長沙平浪宮聚餐，為他壯行。毛澤東為此“費了三四個夜晚”寫了一首《七古 送縱宇一郎東行》（1918年4月）相贈：

雲開衡嶽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裏。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

洞庭湘水漲連天，艟艨巨艦直東指。

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裏。

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

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這首詩最早見於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由湖南到北京）》一文，最早發表於《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10期。

在羅章龍臨行之前，毛澤東將這首寫成的詩送給了他。

羅沒有走成，便和毛澤東、李維漢、周世釗、蕭子升、張昆弟等24名青年為了籌備赴法勤工儉學的事一道赴北平。1918年8月，車至河南，遇大雨，鐵路癱瘓，毛澤東突發奇想，特地要與羅章龍、陳紹休二人到三國時候曹魏的都城許昌去看看。車至許昌舊城，毛和羅又聯句一首七絕《過魏都》：“橫槊賦詩意飛揚（羅），《自明本誌》好文章（毛）。蕭條異代西田墓（羅），銅雀荒淪落夕陽（毛）。”（見《詩人興會—毛澤東以詩會友記趣》，杜忠明，中央文獻出版社）

毛澤東後來把羅章龍這位老友評為第四次路線鬥爭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澤東排列過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九次路線鬥爭的次序：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羅章龍幽默地解釋道：陳獨秀有個“獨”字，故排在第一；瞿秋白的姓氏有雙“目”，故排第二；李立三有個“三”字，當然排第三；至於我羅章龍，因為“羅”字頭上有個“四”，因此排行老四。

羅章龍青年時期，做過很多舉重若輕的事，一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工運史絕對繞不過他。

他作為早期革命領導人和工人運動領袖做過許多重要工作。他與毛澤東發起組織新民學會，他參加五四運動，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領導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和開灤五礦工人罷工，尤其是他參與組織京漢鐵路總工會並領導了二七大罷工鬥爭。

1930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確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為了反對危害中國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權，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非委”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誌書”和“致共產國際信”，羅章龍等因此被開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員被出賣給國民黨而遭到捕殺（著名的“上海龍華案”即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聯五烈士”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殷夫），或被鋤奸隊殺害，羅章龍輾轉逃生。

學生時代，羅章龍與毛澤東齊名，毛澤東當時的筆名叫“二十八畫生”，他的筆名叫“縱宇一郎”，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湖南圖書館。（1987年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他被開除黨籍後，在策動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過程中起了—定作用，為張學良走上抗日反蔣和聯共抗日的道路作出貢獻。他參加過秋收起義，曾任中共第三屆中央局五委員（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之一。1925年春，李大釗、羅章龍兩人介紹邵飄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本中譯本傳記《康德傳》，是由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共產黨員羅章龍和商章孫合譯後於1922年交中華書局出版的。

我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與羅章龍先生有過交往。他那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是一級教授。雖已90高齡，但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在他那淡定的背後，我總是能隱約感覺到一種不平之氣。他總是喜歡懷舊，而在這種懷舊中他總是以毛澤東為參照物，似乎只有以毛澤東為參照物才能襯托出自己的歷史價值。他與毛澤東曾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但歷史和命運卻與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一次偶然事件把他拋出共產黨的高層，使他遠離政治，成為教授學者……

羅章龍先生曾寄詩稿於我，希望發表。經請示領導，回復說：拿不準。只好作罷。

我存有他一信，為他的助手代筆：

士方同志：

前周賜談聆教良殷，茲遵囑寄拙作《大革命時期詩草》（上），余稿容續寄。

至希教正順頌

撰祺

羅章龍啟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盼復

此信封箋均有中國革命博物館字樣，發信地址處寫為：前門西街4樓7—264號

羅章龍先生曾為我題詩，並題贈兩本著作與我。我為他拍照，兩人一起合影。我將合影貼在卡紙上，又承蒙老先生親筆在紙邊上題款簽名。因他知我也是北大哲學系的畢業生，故在題款上稱我為同學。如今這些已成為我懷念他的一點由頭。

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他？還有多少人會記得他？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位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