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小說暢銷的背後
小說《侯衛東官場筆記》是一位在國家某部委工作的朋友推薦給我的，據說其身邊很多同事都看了這部小說，一致的評價是，對小說主人公侯衛東的所思所感頗有共鳴，這部小說的作者對中國官場尤其是基層官場的敘述具有很強的現實性。
　　概括說來，本書描寫了一個大學法政系優秀畢業生通過政府的公開選拔，以第二名的成績成為某縣重點培養的後備幹部之一，但因為不諳官場之道陰差陽錯地被分配到了一個偏遠鄉鎮的偏遠村莊，成為駐村工作組的一員。所謂“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該地區常年沈睡的優質的石頭資源因為這個年輕大學生通過打通與外界的公路而得以開發，並使得包括主人公侯衛東在內的一群鄉村幹部在當地基礎設施大建設中發了財。自此，小說的敘事開始圍繞這個年輕人的宦海生涯展開。
　　有人評價說，侯衛東的升遷經歷展示的是一部新時期的《官場現形記》，在客觀上通過侯衛東的經歷也讓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基層，官民之間、官商之間的真實博弈圖景，給我們以一種不同於之前大眾媒體所描述的理解中國官場的直觀體驗。
　　書的封面上鮮明地打著“公務員必讀”的字眼，顯然，對圖書的營銷商來說，公務員和即將進入公務員群體的人當是本書主流的目標閱讀群體，不過，從市場的實際銷售情況來看，非公務員群體也是成就本書入選“暢銷書”的重要力量（從之前該書在網絡連載時所獲得的超高點擊量也可以得出此種判斷）。
　　如果分析本書暢銷的因素的話，本書對官場邏輯的技術化呈現，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我曾在北京碰到《侯衛東官場筆記》的作者小橋流水先生，他說自己當時動筆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最直接的原因是，自己37歲的時候，做了那麽多年的公務員，突然發現，自己所做的工作，其實換作其他人也可以做，也就是說，對公務員來說，一旦進入這個巨大的系統，自己將很快成為這個系統的一個零件，而這個零件只能跟著這個系統的運轉而運轉，而自己很難對這個系統的運轉方向產生很大改變，自己這個零件的可替代性也很大（這可能也是很多公務員的心路歷程）。於是他感覺到了自己的人生正面臨一場來自於這種可替代性的危機，希望對自己逝去的青春有所紀錄和紀念。在選擇對自己的青春進行紀念的時候，自己一直喜歡但一直沒有機會嘗試的寫作，成為首選。
　　他選擇寫一部類似自傳體的小說，侯衛東的經歷較多地取材於其自己的從政經歷以及所見所聞。他說自己是用其真實情感在寫這本小說，他對書中的幾個女主角賦予了很多的個人情感。
　　除了記錄自己的青春外，他也認為，主人公侯衛東在面對人生各個階段不同的壓力所表現出的積極的態度和努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信念，在當前社會也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此外，小說也記錄了我國西南地區社會、經濟變革，比如，書中的一個主人翁段英，大學畢業進入紗廠，後因紗廠倒閉而失業，但通過不斷努力成為省報記者，段英其實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在西南地區發生的企業改革浪潮中，因為紗廠的集體倒閉而一下子被拋向社會的幾萬女工的代表。
　　也正是這些寫作動機，使得《侯衛東官場筆記》這部小說除了具有當下中國官場小說暢銷的主流邏輯——技術性的官場技巧展示之外，更重要的，這也是一本具有情懷的小說。具體表現之一就是，主人公侯衛東雖然圓滑地適應並應用了官場技巧，但總體而言，其並沒有完全為一個功利化的官場所淹沒，一直刻意地與這樣的官場保持一定距離，所謂常在河邊走，但盡量不濕鞋，其一步步突破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突破的官場困境，最終柳暗花明，更多是依靠其向上的信念和對人的真誠。
　　這是《侯衛東官場筆記》較之其他暢銷的官場小說更出色的一個方面，亦是像《國畫》、《駐京辦主任》、《二號首長》這些官場小說所不具備的。
　　當然，作者也表示，其在小說中所體現的這種情感、情懷和精神，從市場的反應來看，似乎並沒有引發更多的社會關註和討論，而是更多的討論都集中在本書對官場邏輯的透析上。這多少讓本人也覺得有點遺憾。
　　我是將《侯衛東官場筆記》作為官場小說推薦給我的一些朋友們的，而實際上，不光是《侯衛東官場筆記》，如果你到書店去走一遭，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官場小說早已經成為暢銷書的主流題材。在出版界也有這麽一個共識：任何一種暢銷題材一定是迎合了社會上的一種思潮，這種思潮當是生長於深刻的社會現實基礎之上，這也就使得在進行包括官場小說在內的暢銷書的選題策劃中，都必須發現並植根於這種或已非常明顯或還潛藏於人的內心深處的這種思潮。
　　官場小說是在迎合一種什麽樣的社會思潮呢？這恐怕需要從大家希望通過官場小說窺探現實官場中的權術邏輯的心態來思考。前幾年有本叫《國畫》的官場小說，非常暢銷，被奉為大學生畢業進入社會前的必修課，更被認為是公務員入職的第一課。在那本小說中也表達了較為豐富的官場的權術邏輯和明爭暗鬥的經歷。
　　那麽，大家為什麽這麽關註官場的權術邏輯呢？近日看到旅美作家李大衛先生在其針對《明朝那些事兒》暢銷的分析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很多人希望從該書中窺探官場鬥爭的權術邏輯，而作者對這種窺探欲望亦給予了肯定態度，“這部書的熱銷，說明我們的社會中，有創業欲望，或是有家業可守的人多了。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抑制這些人的發展欲望，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希望這樣的解釋代表了讀者的真實需求——如果有很多人希望通過對真實的官場邏輯的窺探並真的對維護自己的財產和家業的安全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這本身就說明，有家業的人確實多了（具體這些家業建立的合法性是另一個問題）。
　　在經過30年的市場化改革，確實有很多人積累了較多的財富，在這個時候，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將為更多的精英所關註，而確保自己財產安全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將這個國家的權力運行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上來，使個人的包括財產權在內的各項權利能夠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而基於中國當下的國家體制現實，走向法治化的過程說到底就是政治轉型。而且，在我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逐步走向深入的時候，政治轉型也變得尤其迫切，否則，多年來在經濟和社會轉型中所取得的成果將可能葬送於體制復歸的道路上。
　　《蝸居》為什麽熱播？
　　幾乎與《侯衛東官場筆記》的暢銷同時，電視劇《蝸居》同樣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學意義層面上的思考和討論。
　　一個圖書策劃人曾這樣講過，如果想策劃一本暢銷書，那這本圖書所表達的主題就應該依附於某種社會情緒，比如《中國不高興》是迎合了新興起的有些盲目的民粹主義情緒，而《藏地密碼》則是迎合了很多人對西藏神秘色彩的窺探情緒，至於像於丹的流行，也可以理解為是人們急於向經典尋求心靈雞湯的情緒，如此，等等。
　　這個策劃人說得不無道理。《蝸居》這部電視劇，我想它之所以能夠獲得那麽多的熱議和關註，也一定是迎合了一種社會情緒，真正觸碰到了這個社會的痛處，而且，觸碰得那麽準，所以，我很欣賞一個朋友對該劇的評價——“真是現實，現實得讓人難以接受”。
　　這也再次驗證， “現實遠比想象來得精彩”，文藝作品創作者要是能真正地深入現實生活，也就可以發掘出很多優秀的題材了，而最近兩年很多影視作品直接取材於媒體報道的新聞故事從而獲得不小成功的例子也就好理解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或許就可以理解那些被網友總結出來的所謂《蝸居》經典臺詞為什麽那麽流行了，因為大家拿到這份臺詞的時候，要麽感到這些話早就在自己耳邊響起過很多遍了，要麽就是覺得怎麽對自己的內心和周圍的朋友詮釋得那麽好。借用當年網絡紅人芙蓉姐姐說過的那句經典的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芙蓉姐姐），“每個人心中都一個海藻”，“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海萍”，“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宋思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蘇淳”等等。
　　大家表面上是在看一部電視劇，是在看別人的故事，看別人或悲或喜的人生的結局，而實際上可能是在看心中的自己或悲或喜的人生結局，直到在劇情中找到答案，更甚至到最後自己難以接受劇情的結局的時候，幹脆自己為故事重新設計結局。
　　有一個網友為《蝸居》提供了另一種故事結局：宋思明在得知海藻進醫院以後，在趕去醫院的路上被抓，宋的老婆通過其掌握的Mark的犯罪證據威脅Mark而營救出了宋，但考慮到宋知道的事情太多，所以，Mark就找到了失落的小貝，通過金錢和語言唆使，激發了小貝對宋思明仇恨的情緒，最後，在宋出獄後趕往醫院看望海藻的路上被飛駛而來的車給撞飛，當場死亡，待在車裏表情木然的小貝被捕入獄。後來傳出了小貝自殺的消息，而在得到這一消息後，還躺在醫院裏的海藻，在對過往的甜蜜愛情、宋思明這個人的反思以及失去的孩子的追憶中，已經不知道對這些接踵而來的死亡信息應該表現出怎樣反應了，她或許能感覺到自己的心在跳，但卻沒有更多的故事能讓她感到心跳的存在。
　　這是一個淒美結局，我相信也肯定有很多人願意為這個復雜的海藻設計出非常美妙的結局。
　　每個人在欣賞《蝸居》中他人的人生的時候，其實也是在看自己的人生，這是對《蝸居》熱播的一種解釋。另外一種解釋或許是從每個人都只是看客，都只是在欣賞別人的故事，只是這個復雜的故事中，充斥著了我們這個社會已然火爆的話題：二奶、房價、腐敗、官商勾結、奮鬥，當然，還有愛情，這能不精彩嗎？
　　在我看這部電視劇的時候，倒是海萍的經歷給了我最大的觸動，這個畢業名牌大學的高才生，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勤奮，充滿理想，對生活充滿熱情，對美好的東西心懷堅持，而且，有一個與自己的背景相似的老公，兩個人生活溫馨，擁有美好的愛情。在這個充滿機會的城市，按道理講，他們應該會生活得很幸福，但是，事實上，他們的努力所得到的經濟回報確總是讓他們與夢想中的房子失之交臂，從更大的層面來講就是，總是讓他們與他們追求的幸福失之交臂，在他們疲於奔命的同時，不斷地陷入理想的破滅之中。而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官員和投機鉆營的商人，卻總是可以成為強者，他們與這些“強者”的生活交集也是以這些人對他們的施舍來上演的。
　　從海萍一次次給自己鼓勵又一次次的失望中，我們看到了她的無奈和茫然，她說，“我就不相信，這麽大一個城市，就沒有我的容身之地”。
　　這讓我想到社會學創始人孔德的那個時代。大革命後的法國，在1830年前後成了暴發戶統治的資產階級社會。這些暴發戶大多出身低微，既沒有顯赫家庭背景，也沒有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全靠個人的奮鬥幹出一番事業，他們成為新時代的大膽的企業家，他們辦起了富於冒險精神的銀行，修鐵路，建工廠，而與此同時，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只好在權勢者的門外久久等候著，倍感前途渺茫。這些年輕人不僅在物質方面感到不滿，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這種痛苦被稱為“世紀病”，他們無法從理論上解釋自己的命運，也沒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作為生活的準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社會學。
　　那麽，海萍、海藻、蘇淳，還有當下的我們是不是也在經歷這樣的“世紀病”呢？這樣的年輕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心懷理想，對生活充滿奮鬥的熱情，但總生活在社會的邊緣，更嚴重的是，直到最後他們都難以接受和理解，自己這麽的努力，這麽的心懷理想，為什麽就不能擁有自己的理想生活。
　　這是一種可怕的情緒積累。而反觀我們的社會，這樣的失望情緒不僅僅是在知識階層普遍存在，在更廣大的弱勢群體中也同樣存在，如果長期得不到疏導，或者無法給這些情緒的持有者一個合理的解釋的話，這個社會的危機必然來臨。
　　我們的社會病了，《蝸居》背後正傳達出這一社會的病，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註意。
　　企業家的價值
　　曾有一段時間，我與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思科全球副總裁林正剛等人有過深入坦誠的交流。基於俞敏洪面對青年人做出鼓舞人心和富有啟發性的演講的事實，我問他是不是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後開始有意擔當青年人的精神導師。他告訴我，他沒有刻意，只是覺得這樣做對青年人的成長有好處而且很多年輕人也願意聽，所以就這樣做了。
　　林正剛的故事是，他一度“癡迷”於微博，起初是因為在一次與張亞勤等人的聚會上，發現別人都在談微博，而自己卻還不知道微博是什麽東西，於是回家就註冊了一個賬號，並與人打賭自己對微博的熱情一定可以超過三個月。而後，他真的被微博吸引了，開始試圖了解微博上那些“瘋狂的人”到底在想些什麽，再後來，一個晚上，他在微博上看到一個“90後”孩子的留言：你怎麽還不說話，不然我沒法睡覺。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原來有那麽多人在守望自己在微博上說些什麽，有很多還是孩子，所以，他突然覺得自己不能隨便發言了，要註意公共影響，尤其是對那些守望的孩子。
　　毫無疑問，在今天國內比較活躍的企業家群體中，無論是從創富角度看還是對企業管理角度看，俞和林都可謂是優秀的企業家代表，他們在這個時候有意無意地開始將自己的部分精力放在企業經營之外，並試圖通過自己的言行對企業價值觀、社會價值觀、年輕人的生活觀等帶來積極的影響，這在客觀上被賦予了公共意見領袖的責任。而他們也真的開始針對一些公共話題發表看法，比如俞敏洪在兩會期間對大學生畢業就創業的警告就產生很大的影響。
　　2012年兩會期間，我遇到了格力集團的總裁董明珠女士，話題涉及格力狀告廣州市財政局的案子，她說自己並不是和政府叫板，而是要為政府討回損失，她覺得自己不是在打官司，而是在促進政府采購更加陽光。我對此的評價是，這其實是在向中國政府招標領域的“潛規則”發起了挑戰，基於此，董明珠也被認為是正在逐步由一個“明星企業家”向一個“公共意見領袖”轉型。
　　那麽，從“明星企業家”向一個“公共意見領袖”轉型，會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嗎？如果這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背後，就是企業家在其所處社會和時代中的角色定位的問題。當然，除了俞敏洪、林正剛、董明珠以外，促使我們產生這樣思考的企業家還有很多，馮侖、馬雲、李開復、任誌強等莫不如是。
　　後來，我翻出了自己多年前買的這本小書《論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本書的作者為張維迎和盛斌，兩個作者我們並不陌生，尤其是前者。張維迎在該書的前言中稱，該書完稿於1985年，當年張維迎年僅26歲。
　　那個時期的中國，啟動改革開放不到10年，社會各界尚處於圍繞體制變革和轉型進行著一系列思考和爭論當中，很多年輕而富於理想主義的學者，對中國改革的路徑進行著大膽的設計，而張維迎選擇從“企業家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這樣一個角度來，從經濟增長理論、管理學理論以及社會學理論等多個層面對企業家的社會地位、職能、素質進行歷史性的討論（引用了很多對美國、歐洲、印度、日本經驗的論述），並進一步分析了企業家產生的社會條件、企業家與中國的改革，這對於當時的中國改革而言，都是很具時代意義的。
　　張維迎在本書中引用《美國經濟史》的作者吉爾伯特·C·菲特和吉姆· E.·裏斯的話說：商品和勞務產量的大小，取決於把諸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的效率和想象力。今天世界上的廣大地區，缺少管理才能的問題同缺乏資源或資本同樣嚴重。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一國的生產總量往往受到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才能的影響。
　　而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才能的最佳提供者就是成熟的企業家群體，所以，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如何能夠完成一個龐大的企業家群體的積累，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問題。
　　對此觀點，現在看來應該沒有什麽異議。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創造的在世界經濟史上都可謂經濟增長奇跡進行解釋，盡管存在多種爭論，但在中國出現了一個相對成熟的企業家群體確實是一個重要解釋邏輯和線索。
　　那麽，怎麽樣才算是產生了一個成熟的企業家群體呢？這就牽涉到對中國傳統商人傾心於仕途思想的解讀，正是由於中國傳統商人無論是在創富模式和思想救贖方面一直無法擺脫對進階仕途的路徑依賴，使得中國一直無法產生成熟的企業家群體，也就一直無法促成中國經濟一個較長時期內的持續增長，從而完成使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的財富積累。張謇沒有能夠突破這種傳統束縛，盛宣懷也沒有突破，而更多的人則在創富的過程中就多有夭敗。
　　當然，依照本書的觀點，這多少帶有些中國傳統商人宿命式悲劇的味道。“在中國封建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商人是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獨立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意識”，“在中國封建官僚政治的條件下，集權政治支配一切、控制一切。權力分配與財產分配關系高度統一。官僚即地主，地主不一定是官僚。土地的占有和家庭財產本身不是一種可靠的保障，但官僚地位和身份卻是取得和保護財產的一個重要條件。”“這種政治控制經濟、權力分配決定財產分配的結果是：經濟勢力對政治權勢具有強烈的依附性”。
　　所以，在更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社會精英要麽終生致力於科舉進階，要麽選擇經商並最終通過經商所積累的財富尋求進階仕途的機會，要麽就是在經商成功而進階仕途無望的情況下，生活奢華直至墮敗，少有人願意和能夠在商業道路上長久和常青。
　　1978年及其以後的改革開放，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權力分配和財產分配高度統一的體制格局，這一格局的打破直接促使了30年來中國現代企業家群體的產生，並客觀上促成了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的企業。而且，這些企業家群體在完成其個人和家族財富的積累以後，也正在開始尋求傳統體制變革的更大空間可能性。這就是企業家群體向“公共意見領袖”轉型的利益動機和體制誘因。
　　不過，遺憾的是，《論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一書敘述到呼籲社會價值取向由“學而優則仕”到“學而優則商”轉變的階段就結束了。所以，我覺得關於中國企業家群體角色的討論可以在這本書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這是很重要也是很必要的。畢竟，我們看到雖然圍繞隔離權力分配和財產分配統一性的改革已經取得很大突破，但是，由最近爆發的一系列官商勾結腐敗案可以看出，這一體制變革正在出現回潮的跡象，這是很值得警惕的。從黃光裕案的結果來看，如果企業家試圖通過政商勾結途徑尋求更大規模的財富積累的話，短期內也許確實可以獲得成功，但是，長期來看對企業的傷害將是巨大的，而且，對整個企業家群體的財富和財富獲取途徑的認知的傷害也是巨大的。
　　我們應該期待企業家群體向公共意見領袖的轉型，更多的明星企業家在為社會創造巨大財富之後，進而在更多的公共話題發出建設性的聲音，甚至成為公共意見領袖，這是推動社會觀念進步和體制變革的一種重要的正面力量。這是單純的公共知識分子所無法替代的力量，在這些明星企業家背後，因其成功的創富經歷和巨大的財富積累，其觀點是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的。
　　農民誌願者
　　我是在西安火車站遇到馬成霞的。當時我正在向工作人員咨詢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到達甘肅地震災區文縣，突然一個婦女擠過來打聽如何坐車去汶川——“5.12”以後，汶川就是那次四川地震的代名詞。
　　她是山西省平遙縣的一個農民，初中畢業，家裏有兩個孩子，大女兒9歲，小兒子16個月。她從平遙坐上火車，經西安，方向是四川汶川，目標是去做個誌願者。
　　馬成霞告訴我，她是因為在電視裏看到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婆在災區義務給大家做飯後，被感動了，“既然那麽大歲數的一個老太太都可以當誌願者”，“自己也可以幫助災區做點事情”。
　　而且，如果真的沒有什麽工作可以做，她打算領養一個災區孤兒，因為，在她離開家的時候，她只告訴了她9歲的女兒，她的女兒對她去災區表示支持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媽媽可以領養一個災區的孤兒。
　　她的舉動讓我很吃驚。我一度很激動地告訴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一種民間意識的覺醒，讓我開始對我們這個國家重新思考。就像奧威爾在《1984》中提到的，“如果有希望，希望在無產者身上”。我想，當我們這個國家的農民的公共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候，一場轉折性歷史變革也許就要發生了，過去是這樣，未來也是這樣。
　　不過，在馬成霞身上，我也僅僅是看到了意識的覺醒，他們在實現自己意識的過程中還需要更多歷練。表現之一就是，她為自己的誌願者之旅所做的準備就是6個饅頭，而且這6個饅頭，在她從平遙到西安的火車上吃了一個，在等西安到天水的火車時，她又吃掉了一個，而剩下的四個，到達天水以後就餿掉了。
　　在和我一起經歷了災區的情況以後，我建議她直接回家吧，看看災區的情況，有顆奉獻的心也已經很讓人很感動也很感慨了，所以，後來從四川廣元回到西安以後，我給她買上了回平遙的車票，把她送走了。
　　不過，她走的那一刻，我還是很樂意地認為，這個國家新的希望分明已經在平遙的一個小村莊開始萌芽了。
　　哪個是洗過澡的水，哪個是洗過腳的水？
　　2006年 2月7日，國家環保總局針對一批違規項目進行公示，公告措辭嚴厲，並限期整改。這被媒體形容為新年的首次“環保風暴”。河南平頂山市某縣有一個化工項目在列。
　　我被所在報社派往當地做一個調查性報道，於2月8日早晨，從鄭州趕往項目所在地。當時正值該縣兩會召開，為了讓當地百姓共享祥和，縣裏各政府部門和企業都邀請演出團進行比賽，分布於大街兩旁，有說書的，也有唱戲的。場地布置簡單：一個桌子、幾把椅子，四五個人，吹拉彈唱，各司其職，時不時有行人駐足傾聽，三五成群。當地的百姓說“每年的這個時候都可以享受一次”。
　　一時間，我也被這種傳統和祥和打動了。
　　在縣劇院前的廣場上，人頭湧動，一個高高的臺子，兩個超大的音箱，臺上的時髦女郎唱著流行歌曲，臺前的條幅上寫著，“XX企業代表隊”。兩會就在劇院裏舉行，門前條幅上寫著“XX企業預祝兩會勝利召開”。這個企業就是這次被環保總局公示的企業，也是我要采訪的企業。
　　該企業在距離縣城不遠的一個鎮上，縣裏有班車前往，10分鐘一趟。當我向售票員打聽在什麽站下車的時候，很多乘客非常熱情地給我指路，“那片倚山而建的廠房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了。”他們似乎有義務告訴我去往最讓他們驕傲的企業的路線。
　　在向廠區的門衛亮明了身份以後，我要求采訪企業負責人，門衛一副吃驚的表情，“我們總經理能是隨便見的？”我被拒絕了。
　　廠區的圍墻外面，是一道溝渠，渠中的水是黑色的。我知道這就是被稱為“毒水”的汙水——據當地居民講，鴨子下去遊一圈，出來下的蛋蛋殼都是軟的。
　　在附近的村子裏，我看到兩個正在散步的老人，當他們得知我是從北京來的記者的時候，他們十分警惕，要求我出示證件。確認後，變得很熱情，把我請到家中，開始給我講述他們對這個企業多年的不滿和無奈。地下水都被汙染了，每家都修了蓄水池，從外地買水。一盆水總是要被多次重復利用。在一位村民家裏，我看到所有盆子都裝著水，只有他們家裏人清楚地知道，哪個是刷過碗的水，哪個是洗過臉的水，哪個是洗過澡的水，哪個是洗過腳的水。
　　最終我並沒有能夠進入工廠內，只好回到縣城，繼續聯系采訪。從平頂山市到該縣，兩級環保部門都極力辯護，該企業在環保方面沒有任何問題，“從來沒有接到國家環保總局的通知，也沒有看到對違規項目的公告。”
　　9日上午，該企業的環保部長接受采訪，該部長曾擔任縣經貿委副主任多年，口才很好，也很有談話的欲望。在采訪中，我被更多告知的是，這個企業在縣裏很有話語權。2005年該縣財政收入首次過億，而該企業上繳利稅為8888萬，之所以是這個數字，據說是因為被該企業老板認為是“圖個吉利”。而且，該縣環保局局長、信訪辦主任、農業局副局長均以“配合企業工作”為由被派往該企業工作。
　　在臨近采訪結束的時候，該部長接了個電話。收起電話，他告訴我，是縣環保局副局長的一個親戚，中學畢業，想到廠裏來工作，希望安排一下，“我們廠的工資絕對是本地最高的。”說話間，多少有幾分驕傲的神情。
　　後來，當我再次向縣環保局詢問該企業的環保情況時，被告知，縣環保局每周三次對該企業進行環保檢查，“但沒有發現有什麽不合法的地方，所以也沒有對其工廠的相關環保設施進行檢測。”
　　低保指標去了哪裏？
　　2009年1月9日，民政部正式表示，中央財政下撥90多億元人民幣，為7400多萬城鄉困難群眾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此次發放生活補貼的對象範圍確定為全國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對象、享受國家撫恤補助的優撫對象等。補貼標準為：農村低保對象和農村五保對象每人100元，城市低保對象每人150元，享受國家撫恤補助的優撫對象、建國前入黨的農村老黨員和建國前未享受離退休待遇的城鎮老黨員每人180元。
　　這個消息獲得了較多的好評，畢竟，對於這些困難中的補貼對象來說，錢雖然不多，但確實是雪中送炭。
　　可對於這些補貼是不是真的能夠送到政策導向中所確定的人群手中，我並不樂觀。以農村的低保政策為例，在很多農村地區，更多的人對低保的理解是：
　　首先，這是國家的錢，不拿白不拿。
　　其次，在很多農村地區，低保指標的分配根本不是按照家庭真實生活情況來分的，村幹部直接把指標分給了有關系的家庭或者是有些有關系的家庭直接從縣裏或鄉裏把指標截留了，所以，“應該給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的想法被認為“很傻、很天真”。
　　第三，在農村甚至開始流傳這麽一種看法，證明你們家是不是真的有關系有背景，那就直接看你們家是不是搞到了低保指標。
　　這些看法導致的結果是，那些真正需要低保的人領不到低保，而且，一到低保補貼發放的日子，有很多人開著車去領，還總不忘炫耀地說，“去領低保的錢，又下來了，你們不去啊”。
　　現在好了，國家在保證平時補貼的基礎上，再臨時性增加每人100元，這會讓那些領低保的人更有理由炫耀了。
　　問題還不止如此，在一次扶貧大會上，我曾采訪了時任國務院扶貧辦國際合作司司長的吳忠先生，他給我講了很多關於我國在農村扶貧開發的成果和經驗，但當時我就給他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那就是我的一個鄰居，在2007年的除夕之夜一個人凍死在自己的泥坯房裏，那位老人60歲左右年紀，因為一場病腿腳不是很靈便，那是多該扶貧的對象，也肯定是最應該領低保的人，但是，地方政府官員過年時對著電視鏡頭送米送面的時候從來沒有被村幹部領到他家裏，而低保指標也根本沒有人想到要給他一個。
　　這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盡管我基本接受吳忠先生的說法，這麽大的國家，任何好的政策都難免有缺陷，我也沒有辦法改變農村的這種現狀，但我們必須開始思考，一些本著公平原則進行的決策，可能因為基礎性秩序的缺失，使得無法循著公平的路徑達成目標。具體到中央這次90億的補貼，這樣一個看似補貼弱勢群體的公平之策其在現實執行中，恰恰缺乏公平的前提。基於此，我們這個國家對公平的追求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生活就是這樣，僅僅是在我日常的采訪中，我就總是碰到很多讓我怦然心動的故事和情節，我也有將這些故事寫成小說的沖動。有時候和朋友們聊天，我們也會稱之為這是一個戲劇性的時代，而如果從嚴肅性的國家變革的層面來考察的話，這些戲劇性的故事背後，無不在暗示著這個國家的未來。
　　而對於一個國家而言，要想知道它將向何處去，就需要首先了解清楚，它從哪裏來，正在發生著什麽，是怎麽發生的，我將之稱為，只有知道了真相在哪裏，才能知道未來在哪裏。對中國，也是如此。
　　中國將向何處去？
　　在經濟學界，一度流傳這麽一個說法，如果有誰能夠系統地對中國30年來的增長和發展奇跡給出讓人信服的解釋，這個成果將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或許並不是一個玩笑。過去30年（1978-2008），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9.7％，是“二戰”以來，曾以7％以上的年增長率持續增長超過25年的13個經濟體之一。2008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00美元，是30年前的12倍。而考慮到中國經濟體量的巨大和所涉及人口的規模，這30年的增長，其歷史性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其他經濟體所無法比擬的。
　　中國為什麽能夠取得如此成就？這一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奇跡背後的原因和邏輯到底是什麽？所謂“中國模式”真的存在嗎？如果存在，這一模式能夠在目前世界上依然貧困的經濟體復制嗎？而在本輪經濟危機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治理模式真的可以成為中國對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制度輸出嗎？
　　對於這些問題的探索和求解，已經不僅僅為經濟學者所熱衷，包括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國際關系學者等領域的研究者，都試圖基於各自的或者綜合的學科背景，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進行解釋框架的構建。
　　這些研究努力與近兩年密集出現的中國關鍵性時間節點密切相關。比如，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會，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周年，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更是被認為是在實現經濟崛起以後，中國與西方文明的一次對話。在這些以回顧性為特點的研究中，難免會牽涉到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推敲和試探性描述，但主要的篇幅還是在回顧上。
　　不過，自2011年始，可以想象，更多關於中國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將走向何處的探討將變得更加頻繁。這很容易理解。人們試圖尋找到中國經濟增長的“真相在哪裏”的根本動機，應該就是試圖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這麽一個大國的“未來在哪裏”——中國的未來，不僅僅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國家的未來，同時，也必然是未來十年和二十年國際秩序構建中最大的和最關鍵的變量。
　　2011年12月7日，北京大學博雅酒店的一個僻靜會議室內，一群學者優雅而認真地討論著關於中國的命題，窗戶外面，陽光很是明媚，盡管這個時候的北京已經寒意乍起。
　　這是針對一本名為《中國未來二十年的改革與發展》的論文集所進行的研討，這本論文集試圖通過邀請有關領域的前沿研究者完成對涉及未來中國中長期改革和發展的命題分別進行系統分析。在這本論文集中，作者基本都采用了實證的研究思路，就關涉中國發展的戰略性問題進行關註。基本上涵蓋了對能夠決定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重大問題的關註，比如：中國模式的問題、利益集團的問題、中央地方關系的問題、城市化的問題、三農問題等等。
　　在我看來，這本論文集中所選的文章，基本包括可能影響中國國家未來二十年發展和改革有關命題，並提出了富有創建性的思考。盡管我們說，任何人試圖對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做出準確的預測，都是很不明智的，就像30年前沒有人可以預測到30年後的今天中國會發展到當今的程度一樣。但是，基於中國的發展現實和經濟學新的分析框架的創設，從而對中國的發展和改革作出開放性思考，不管是對經濟學的發展還是對中國改革的昭示，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這本書的作者團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很多都來自於澳大利亞經濟學界，我們知道那裏曾是華人經濟學家代表人物楊小凱先生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楊小凱曾執教於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並當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在如今紛繁的經濟學界，似乎很多人淡忘了那位英年早逝的優秀學者，更淡忘了他在19歲的時候，就寫下了那篇讓他遭遇10年牢獄的論文——《中國向何處去？》，盡管這篇論文只是代表了一個年輕人對這個國家的善意想象。
　　如今，這本再次將目光投向中國未來的發展與改革的論文集，讓我們註意到在澳大利亞有這麽一群經濟學者，他們關註著中國的未來，且在他們的文字之中，除了理性，還可以讀出不少的善意。而善意和理性是觀察中國未來發展和改革不可或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