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下鄉，能左右什麽？

2009年4月，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河南農業大學的校園內枝繁葉茂，在樹林中和花園內，三五成群的學生或臥或坐，有的埋頭看書，有的情侶卿卿我我，旁若無人，而漫天飄飛的柳絮中，不時看見漂亮女生一揮手一甩頭的溫柔。在這裏，似乎還看不到媒體渲染的大學生普遍面臨的找工作難的沮喪和悲涼。
　　不過，形勢確實已經很嚴峻。三年前，我一個初中同學本科畢業的時候，曾就繼續讀研究生還是直接工作征求我的意見，當時，我是那麽堅定地支持其讀研究生，那個時候的我，正好畢業一年多，深感多讀書的重要性，並深為自己大學期間沒有更多的讀書而懊悔。
　　三年後的今天，研究生畢業的他，竟然連三年前那樣的工作機會都不可得，這不得不讓我感慨萬千。所以在這個時候，他也只好盡力爭取讀博。對此，我依然表達了堅定的支持。
　　他的選擇暗合了政府解決目前大學生就業難的思路之一。目前，在經濟形勢不好導致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大學生就業問題尤其被關註，因為，相較於返鄉的農民工而言，他們的就業需求無疑更具剛性，而且，對就業的物質和理想的訴求也更高，如果得不到滿足，對社會的沖擊也將來得更快。
　　國家提出的解決大學生就業的政策中，除了明確鼓勵創業以外，通過利益和理想的雙重引導，鼓勵大學生下鄉已經被列為重點決策之一，這也被形容為新時代的“上山下鄉”。另一個路徑則是，實行高校研究生（包括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大規模擴招。
　　在被媒體和輿論熱議的過程中，這兩個政策更多遭遇的是批評。但總體而言，相較於讓大學生下鄉，我認為，讓更多的畢業生有機會進一步攻讀碩士或博士更可取。
　　在目前公開的媒體報道中，為了配合大學生下鄉的宣傳，媒體報道中出現了很多大學生鄉官和村官的優秀事跡，有的說是為當地帶去了新的發展觀念，有的是通過這些大學生的努力為當地引來了投資，有的是為鄉村的文化建設帶來了繁榮等等。這些個案的存在和真實性也許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很難相信這是普遍的現象，更願意認為這是小概率事件，對試圖分析大學生下鄉這樣的一個行動的總體效果是沒有太大幫助的。
　　以我熟悉的豫東某縣下屬的一個村為例，該村人口達2000人以上，有一個隔天舉行的小集市，我曾多次嘗試著想象，假如有個大學生到這裏當村長或村支書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結果？
　　單從利益博弈的角度來講，現在的村莊治理中，早已經超越了單一宗族勢力決定的階段，隨著打工人群回歸，城市中先進的法治觀念也開始加入到鄉村治理的博弈中來。我們看到的鄉村上訪現象的大規模爆發，盡管這背後與利益侵犯的更大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法治觀念在鄉村的萌芽有直接關系。
　　以前，一個村民或村民群體的利益如果受到傷害，更多地會選擇在村子內通過宗族勢力來解決，所以，在小的時候我經常看到村裏兩個家族因利益沖突而大打出手，造成人員傷殘也是常事，即使出現人員死亡，也多是在鄉村內解決，大家並不習慣於訴諸法律，而是更多地相信野蠻的叢林法則。但是現在不一樣了，通過在外打工的經驗，他們開始認識到除了“武力正義”外，還有政府提供的法律正義可以依靠，尤其是家族勢力相對弱勢的一方。而正是這樣的法治意識的萌芽，讓鄉村的利益協調機制更加復雜。
　　而且，一旦開始有人訴諸鄉村之外的法治正義，鄉村之外的權力也開始參與到左右鄉村的利益博弈中。在兩個家族發生矛盾的時候，如果其中一個家族的一個成員在鄉鎮以上的政府任職，特別是可以通過關系調動包括公安在內的暴力機關的時候，利益的博弈更添變數，而這個時候，也使得圍繞鄉村糾紛的司法腐敗越發頻繁的出現。
　　這樣一來，左右鄉村利益博弈的因素就包括了傳統的宗族實力、文明的法治秩序、宗族中個別成員的政府公職人員的身份所能動員的國家機器等，而且，這三種因素往往在兩個矛盾宗族中相互交叉，從而使得情況更為復雜，再加上通訊技術的發達和自發的民權意識的覺醒，使得鄉村的矛盾很容易成為影響國家穩定的問題。
　　在解決利益糾紛的機制選擇中，單一的利益協調機制遠比多元的利益協調機制高效，哪怕是單一地采取一個野蠻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讓一個大學生放到這裏，單是這樣的一個利益博弈局面就是其很難應對的。
　　我們看到，決策者做出大學生下鄉的政策考量中，一個理由就是，讓這些所謂的高素質的人才在服務於新農村建設的第一線。但是，中國要解決復雜的農村發展問題，就不可能在目前農村的分散式的生活方式下解決，哪怕每個村都由大學生來統領，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分散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在規模化的工業化進程中，從來沒有獲得過任何的優勢，所以，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出路一定不能是在目前局面下通過配備大學生村官或鄉官來解決。
　　農村為何缺乏帶頭人？
　　與國家主導下的大學生下鄉同時發生的，甚至更早發生的是，越來越多的農村的優秀人才，已經在中國多次商業化驅動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背井離鄉的外放，到外面去尋找更豐富的生活，以至於使得本來就已經陷入困境的農村發展遭遇到了更嚴重的人才危機，所以，著名的三農學者曹錦清先生在其著名的《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曾提道，那些發展得比較好的鄉村經濟，幾乎無一例外都擁有一個能幹的帶頭人，反過來思考，那就是，之所以中國大量的鄉村的發展陷入困境，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農村缺少帶頭人。
　　那麽，帶頭人為什麽紛紛離開農村了呢？
　　有一段時間，我曾經制訂了一個中長期的計劃，去哪裏出差，一定買點當地的茶，自己品一品，這樣一來，說不定可以品遍天下茶，最後還可以研究一下茶文化。
　　在這樣的計劃之下，上次去杭州，臨上飛機之前，我還是找了一點時間去買了包烏龍和一包野生苦菊。這兩天興趣忽至，就自己泡來喝一喝，結果烏龍喝著像柳樹葉，而野生苦菊則不知道什麽味道，喝了一口就差點吐出來。一時間讓我陷入一個人生命題的思考，那就是，要是你不喜歡一個東西，你是否會為了經歷而去經歷？
　　當然，我更願意相信是自己買到了劣質的茶葉，單從價錢上來看，這兩包茶葉的價錢也不超過50塊錢，這個價錢好像確實買不到多好的茶葉。但是，從最後泡出來的茶葉來看，生產廠家在茶葉中摻假，是肯定無疑的，因為我在烏龍茶葉中確實看到了類似柳葉的葉子，甚至還有葉柄，而苦丁泡出來的就是一個小樹枝上長的兩片樹葉。
　　這讓我想起上次見到的一個湖南的先生，據其身邊的朋友介紹，他對茶葉還是有些研究的，所以，當時我很樂意討教，後來由於時間原因，他大致給我講了兩個觀點，一個是，北方人之所以喜歡喝菊花茶，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意識到南方的茶商已經習慣於在茶葉中摻假，所以，很難喝到真茶，但是，菊花就是菊花，造不了假，所以，喝菊花茶再怎麽著也是菊花。另一個觀點是，中國的上等茶葉多產自南方，受到氣候和儲藏的局限，在北京很難喝到上等的好茶。
　　對其第一個觀點，我聽來覺得新鮮，也覺得有些道理，所以也就信了。但是，對其第二個觀點，我就不同意了，我的理由是，在中國，資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與權力中心的距離來安排的，也就是說，在權力最中心的地方，最好的東西應該就可以找到。比如當年那句詩說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其實，是可以解讀出權力完全有能力打破時空對物產地域限制的意思來的，而考慮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我堅信在中國的權力最中心一定是可以找到上等的好茶的。
　　既然說到權力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那就進一步談談另一個話題。上次一個朋友不解地問我，為什麽那麽多人非要往北京擠，在一些中小城市不也一樣生活得挺好的嗎？而且，北京的空氣不好，交通也不方便。我就告訴她，北京集中了最多的資源，而且，一旦遇到什麽不可控的危機，考慮到北京是權力中心，肯定是要優先考慮北京的，比如，前一段因為氣候原因國內出現大面積的天然氣供應危機，最後有關方面做出決定優先保證北京的供應，而對輸往河南、湖南甚至是上海的天然氣做出限制。同樣道理，南水北調也同樣存在這樣的理解，所以，綜合考慮，北京的配套設施肯定是最好的。而且，這樣的局面不打破，更多的人擁往北京依然是明顯的趨勢。
　　更進一步講，如果優勢資源更多地按照距離權力中心遠近的這個邏輯分布的話，在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均衡發展就不可能實現。一個很普遍的事實是，我在火車上遇到一個家鄉當地第一個民營企業家，他出身鄉村，開始在當地農村收購棉花然後賣往東南沿海，後來發展到自己建了一個紡紗廠，廠址在其所在的鄉鎮，但是，他選擇在商丘市買房子居住，包括孩子讀書以及家庭的所有消費都在商丘市，他告訴我，像他這樣的人很多，廠子在鄉鎮，生活在城市，而在現在的農村，父母給孩子在城裏買房的越來越多，盡管孩子在城裏並沒有什麽穩定的工作，這樣一來，優勢資源其實是從落後的地區向相對發達的城裏在流動。
　　當然，更大範圍地看，鄉裏優秀的人去縣裏居住、生活、消費，縣裏優秀的人去市裏居住、生活、消費，市裏優秀的人去省會城市，省會城市去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這樣的趨勢基本上也是成立的。
　　所以，我們提倡了多年的城市反哺農村，在距離權力中心遠近決定資源配置情況的邏輯下，或許很難有較大的突破，而不幸的是，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打破這個邏輯，所以，中國的農村一直到現在都是困擾中國發展的最大問題，危機加重了，而解決的辦法並沒有任何的突破，這也是中國三農難題之難的關鍵和根源所在。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城市問題的關鍵和根源所在。
　　黑土地的背後
　　當然，我也一度願意相信，國家大力提倡和鼓勵大學生回到農村去，一方面有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的考量，但我想，如果要尋找這種呼籲的積極價值的話，試圖通過大學生來完成對鄉村的現代文明的啟蒙——具體效果先不說，至少從理論上來講，不失為一種好的辦法，盡管這些孩子在農村的能力發揮會遭遇到很多傳統和現實的挑戰。
　　不過，對於試圖改變中國的廣大農村的現狀，並實現整個國家在宏觀層面上的高效治理的決策者而言，已經和正在遭遇的更大的挑戰來自於，基於國家整體變革的制度和政策設計，正在面臨與地方上直接利益驅動下的國民個體選擇之間的斷裂。
　　其中，一個給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我在考察黑土地治理的過程中所發現的。
　　近幾年針對東北黑土區的水土流失、肥力下降等問題的審視和追問，一直是媒體和輿論關註的熱點，在當地，有關部門從技術上確實在大力開展 “拯救黑土地”的研究，技術人員正在用更加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確定黑土的流失和破壞到底有多嚴重，我們也相信，從技術上完全能夠找到破解黑土土質破壞的辦法，這就是所謂的“治土有策”。
　　此外，在黑土區，相關的決策部門也開始從整個東北地區的流域治理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層面，開始對黑土區所在地的經濟發展進行思考。這一層面的思考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
　　只是，在中國糧食生產“南糧北移”和糧食供給“北糧南調”的雙重背景之下，在我看來，對黑土地的關註，不應僅限於針對水土的技術性治理這一層面，還希望在充分強調（甚至願意刻意渲染）黑土地特殊的戰略價值基礎上，給人以更多思考：黑土地的土質治理和黑土區流域治理，絕不僅僅是技術和投入問題，而歸根到底，是一種社會治理問題。誰讓黑土地的背後是糧食問題、三農問題乃至國家治理問題呢？
　　我們對於這樣的情形或許並不陌生：一方面是國家不斷在各種規格的政府工作會議上強調保證糧食生產的政治意義、戰略意義、經濟意義等，但是，在基層，真正在那片土地上耕作的人們，其思考卻始終停留在以下三個樸素的思考上：第一，如果自己沒有更多的機會脫離這塊土地找到更好的謀生方式，在有限的自然條件允許下，種植什麽最劃算；第二，對於有其他可以暫時脫離耕地的人而言，思考的則是，如何分配自己在這塊土地耕種上的勞動力和時間，以獲得最大的收益；第三，那些有機會和能力完全脫離這片土地而生活的人，思考的是，縱然自己再也不會走進田間地頭進行農業生產了，但是，因為對這塊地的承包權所能獲得的國家補貼，自己是不會放棄的。
　　為什麽地旱了沒人澆？
　　2009年2月6日，我從鄭州出發沿著老107國道一路向南，川流不息的車輛拋起陣陣塵土，路邊的麥田遠遠看去已經大面積泛黃。正在麥地裏澆水的新鄭市郭店鎮前時村村民時玉永告訴我。“這是第一遍澆水，之前一直等著下雨。”
　　我當時看到的情況是，時玉永家的麥子也已經嚴重變黃，1/3已經枯死，地面裂痕隨處可見，其母親隨手拔起一簇麥苗， “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澆水的地步，減產已成定局，而且，村幹部每天都在廣播中催大家澆麥”。
　　根據河南省氣象部門的監測，從2008年10月份以來，河南省已經連續100多天沒有有效降水，旱情在春節前就已經非常明顯。而據我了解的情況是，在2009年1月中旬河南省“兩會”期間，當時抗旱澆麥已經引起眾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高度關註。
　　為什麽農村卻鮮有人澆麥，直到旱情如此嚴重？
　　時玉永的情況很具代表性。當時時玉永告訴我，2009年春節前他一直在鄭州一家化肥廠打工，家裏老的老小的小，根本沒有人力可以澆水，而且，盡管用於灌溉的地埋管20年前已經通到他家地頭，但常年外出打工的他，“已經不習慣澆地這種農活”。
　　時玉永坦言，按照目前他們家平均每人1.2畝的耕地水平，家裏一年種的小麥產糧就足夠三年吃的，而“每畝地的種糧收入還不如自己一個月的打工收入（2000元左右）”。
　　河南省社科院農業發展研究所所長吳海峰的一份調研結果顯示，河南普遍采用 “小麥+玉米”的種植模式，兩茬合計每畝凈收入僅為794.1元，如是承包土地的種糧大戶，扣除畝租金300元，畝收入僅為494.1元，而現在農民外出務工一個月的勞務收入一般不低於l000元，技工的工資更高。
　　“這說明，每畝地種一年糧食的收入還比不上外出務工一個月的收入，種糧的收益很低。”吳海峰說，在此背景下，“農民澆麥不積極也是正常的”。
　　不過，與時玉永不同，更多的政府官員和農業專家擔心的是，此次旱災波及了我國最主要的冬小麥產區，這或將對我國今年的糧食生產尤其是夏糧生產產生影響。
　　於是，我們看到，國家層面的治理決策與有著這些樸素想法的農業耕作者的行動選擇之間，出現斷裂似乎在所難免了。而這種斷裂不斷地使國家層面條文化的制度建構面臨挑戰，甚至是遭遇諷刺。比如，在面臨幹旱的時候，國家的決策是不斷呼籲進行及時抗旱，但是，那些耕作者考慮的是，每畝地的種糧收入，還不如其打工一個月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抗旱完全沒有必要。根本不會考慮那塊地裏的糧食生產是不是事關國家糧食安全。
　　就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戰略而言，國家宏觀層面的決策與基層切實的利益個體之間的不一致性，已經發生過太多次。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身處黑土區的農民的選擇成為了這一命題的一個燈塔，在一個個普通的中國農民身上，我們看到了國家發展決策的困局之一：比如，現在盡管每年國家拿出越來越多規模的資金對農業生產進行直補，但是因為補貼方式的選擇使得補貼沒有辦法提升農村、農業的生產力。而國家對包括黑土區在內的全國糧價進行的行政化控制（主要表現為壓低），再加上農民土地權利被模糊化對待，使得包括黑土地保護、糧食基本種植和國家糧食安全實現都面臨變數。
　　所以說，黑土地的治理命題，根本上還是社會治理問題，國家的戰略決策只有與基層利益個體的樸素思考存在共識，才能達成更多推進整個社會進步的共識，才可以贏取一個可持續的黑土地，才可以贏取一個穩定的國家糧倉，才可以達成一個國家的良治。
　　貧困縣的去留問題
　　與針對包括大學生下鄉在內的改革措施充滿爭議的討論類似，在另一項充滿爭議的變革中，也同樣給我們帶來了一些針對國家總體性變革抉擇的哀愁，甚至是憂慮，那就是貧困縣去留的問題。
　　在國家扶貧戰略規劃中，最根本的問題之一就是扶貧的瞄準機制選擇問題，國家級貧困縣的產生，正是基於不同發展時期對扶貧瞄準機制進行不同選擇的產物，由此，也可以說，國家級貧困縣的去留是考察中國扶貧戰略變遷的核心邏輯之一。
　　自從1986年我國確定了第一批258個國家級貧困縣以來，盡管在數量和區域分布上幾經調整，但總體呈現不斷增加的態勢，截止到2010年的統計顯示，我國還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目前，包括內蒙古準格爾在內的一些國家級貧困縣，目前剛剛獲準“摘帽”）。與此同時，最近幾年與國家級貧困縣相關的報道中，質疑和嘲諷居多，比如，某縣的主要領導因為在其任內丟掉了該縣的國家級貧困縣資格，使其在該縣很長一段時期內都背負“罵名”，還有就是，某縣官在該縣爭取國家級貧困縣失敗以後，在總結大會上公開表示，是因為該縣跑關系跑得不夠，所以，來年將繼續努力，爭取將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戴上。
　　除了每年數額不菲的國家直接資金補貼外，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在很多時候成了獲得其他多種國家優惠政策的“資格證”，這些與國家級貧困縣相關的國家直接和間接補貼，在現有中央地方財稅體制關系背景下，讓很多縣都不得不動心。對一縣之長而言，能夠贏得並保住這頂帽子是一個重大實惠。
　　與一頂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能夠帶來多大利益直接對應的是，失去一頂國家級貧困會損失多大的利益。而清楚了這一點，也就很好理解為什麽這一在10年前就已經不合時宜且被邊緣化的扶貧瞄準機制，直到今天乃至未來十年內都無法進行根本變革的原因了。
　　10年前，考慮到盡管國家級貧困縣的指標在區域分布上經歷了由東向西的調整，但在這一瞄準機制下，對貧困人口的覆蓋規模卻依然逐步減小，全國592個貧困縣，覆蓋的貧困人口不到50％，而在調整為瞄準到村以後，中央確定的14.82萬個貧困村，覆蓋了80％以上的貧困人口。於是，代表瞄準到村的新機制文件《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出臺。而在這一文件出臺前，就有學者呼籲取消國家級貧困縣，但結果只是被淡化而非取消，其最大障礙是國家級貧困縣這頂帽子背後所代表的巨大利益。
　　今天，在新的國家十年扶貧戰略規劃中，盡管在瞄準機制上進一步調整為確立14個集中連片開發的貧困區，並基於此進行投入機制的設計。但遺憾的是，這一規劃依然沒有提出國家級貧困縣的退出時間表，也沒有拿出明確的退出機制。這又是一次妥協的改革，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依然難以避免國家級貧困縣進入“百強縣”的尷尬局面。
　　而通過圍繞國家級貧困縣去留的十年博弈，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目前我國包括國家扶貧戰略調整在內的改革所面臨的困境之一就是：在面臨既有利益格局時，決策者已經越來越多地習慣於回避敏感的利益重構，而繼續選擇以增量帶動存量的變革模式，並對這種過渡性、妥協性的改革路徑產生依賴。這值得警惕，在改革進入關鍵時期的今天，改革更需直面存量難題的勇氣。
　　“中國特色”
　　說到中國的國家轉型，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之大、中國歷史傳統之復雜性再加上當下的國際環境的復雜性，註定中國的轉型和變遷是當今任何一個理論所無法解釋的，而對於中國國家轉型的指導，也無法刻板地采取將某一理論套用一下就可以的，在這場轉型和變遷中，甚至蘊含了更宏大的理論，這一理論也註定是蘊涵在豐富多彩的現象和故事中的。
　　正所謂變革早已經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發生了，這些巨大的變革背後，總是有無數真切的利益相關者在推動，“動力在哪裏，理論也在哪裏”，而記者要成為這些理論的第一個發現者。
　　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對記者職業心存熱愛，面對朋友們追問我是不是會繼續做記者，我回答是，“一切才剛剛開始”。做了多年的記者，直到今天我好像才剛剛開始可以用自己的眼睛來看待這個世界，才剛剛開始擺脫對別人的盲從。在我們年少無知的時候，正統的學校教育給我的最大教益就是，讓我在看待我們這個國家的時候，更習慣於用“中國特色”來理解一切異常的東西，後來，我開始接觸到了一些成型的理論，最為典型的是哈耶克，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內心的被顛覆，可是現在，我開始重歸“中國特色”的觀察路徑，只是，我如此堅定地認為，在這個中國特色的背後，一定有著更為復雜和宏大的理論蘊含其中。
　　記得前幾年在李敖訪問大陸的時候，我當時所在媒體的編輯曾討論讓我去做個報道，但那時我感覺人們把李明星化了，他的價值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講，也許沒有那麽大，理由就是，他更多的是一個批評者，多有破而少有立，而現在的中國，更需要的是一個能夠為當下中國的轉型和變革提出系統的建設性理論的大家。當然，我的這個看法也許隨著形勢的改變可能面臨修正。
　　歷史是有這樣的時刻的，不進步本身就是進步。但是，這個時期一定不能太長，更不能出現改革的惰性。
　　2010年，日本“3·11”大地震發生以後，在國內曾發生過一件很好笑的事情，那就是因為擔心核輻射對海洋的汙染，進而影響食鹽的生產，先是從杭州開始，進而快速地通過電話、互聯網等現代的通訊手段，蔓延到全國，並最終被證明為“鹽荒”沒來，只是一場“鹽慌”。
　　我家在豫東的一個村莊，應該說那裏人們生活得相對安靜，一年到頭也無甚波瀾。在鹽荒的傳言最盛的時候，很久沒有打電話的父親，很著急地問我，鹽到底是不是短缺，當時他已經買了20袋，價格比平時的1.5元一包貴了5毛錢。按照我們家一個月三袋的消費量，也夠半年多了。但他還是擔心不夠吃。
　　我很肯定地告訴他，我國的鹽沒問題，轉而，他說，如果可以確認我國的鹽沒問題，那他可以考慮把其中的一半賣掉，按照2塊錢一包賣掉，在大家都認為鹽會短缺，價格上漲到每包8塊甚至10塊錢一包的時候，賣掉10包的話，還可以賺點錢。我告訴他說，最好把多余的送給沒有買到的親戚或朋友。
　　在這個事件中，父親的反應啟發了我對於本次“鹽慌”的幾點思考。
　　第一，他對於我們國家到底是不是缺少鹽，是不清楚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和其他人一樣，寧願相信所謂的“我國今年一年都將缺鹽”的說法，盡量想辦法買點儲備起來，而包括有關部門的出面澄清，則感覺有點遙遠。這是中國老百姓的習慣性思維，只有放在自己家裏的鹽，才真正屬於自己的鹽，其他，能相信誰呢？在這樣的中國傳統之下，說實話，並非我們的政府公信力真的就那麽差，而是大家向來有除了自己對誰都很難相信的傳統。
　　第二，在這個事件中，父親的反應還代表了另一種普遍的心理，那就是，在保證自己的基本安全的情況下，如果有機會通過商品交易賺取額外的收益，是很願意來做一筆小生意的。從大了去說，也許被人稱為發國難財，但是，這種逐利的心理預期，確實是人之本性使然，無可厚非，只是，作為公共治理的政府決策部門，在遇到鹽荒這樣的突發事件的時候，必須把人們最基本的逐利意識作為公共決策的前提，認識清楚。
　　第三，這個事情也在一定程度說明，我們的老百姓，在面對自己的生活和未來的時候，是缺乏安全感的。那麽，每個人的安全的重建，是需要依靠誰呢？這裏面是很有學問的，要麽就是我們的政府可以讓每一個老百姓相信，在你們最困難時我肯定會是你們最後的守護者，每個人願意將自己的全部財產交給這個值得信賴的政府，要麽就是，每個人都將自己的財產自己存著，而且，他們看到有一個法律的守護神使得他們的財產永遠具有安全持有的預期。
　　基於此，我們的決策者就需要首選確認，我們到底要通過哪一種途徑給予百姓這種安全感，而且，縱然是在確定了途徑以後，依然還有很多關於建構政府公信力的工作要做。
　　當然，進行這些分析，並沒有為我們的政府公信力不足進行辯護的意思。
　　而事實上，通過這次事件，確實應該給我們的公共決策部門提個醒，近幾年來，從GDP的角度看，我國確實已經是一個大國，但是，日本地震日本國內沒有亂，倒是我們國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食鹽搶購潮，我們的社會是如此脆弱，這尤需重視和反思。
　　“50塊錢我能辦好多事情了”。
　　2012年3月1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最後一次在全國兩會以後面對中外記者采訪時，談到，“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靜、果敢和誠信；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幫助”。事實上，在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困境之一，在我看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間出現了信任的裂縫，就像一次完全有違常識的“鹽慌”的發生，盡管在政府主管部門已經明確做出解釋，但依然無法阻擋恐慌的蔓延。這恐怕是比鹽慌本身還值得進行反思。
　　這讓我想起2009年2月到3月母親從老家到北京看病的那段時間的經歷。將近月整，我不斷往返於住處和醫院之間。第一個星期裏，母親幾乎每天都要做好幾個檢查，而且，母親因為以前從來沒得過什麽大病，她的情緒受到很大影響。她還不斷自責說，因為自己的病耽誤了我的工作，而且，增加了我的開支。
　　記得那天母親在手術室的時候，溫家寶總理正面對鏡頭接受中外記者的采訪，記者見面會之後，母親被從手術室中推出，一個小時後醒來，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困了，而在此之前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那麽輕松地面對這件事情——可能是因為我來北京這麽多年，也算經歷和見識了一些事情，而且手裏還有點積蓄。而在住院期間，母親也不斷強調，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的兒子在北京，肯定不會到北京來看病，連想都不會想。
　　這讓我想起這段時間在醫院中看到的種種。在母親做超聲檢查的時候，我遇到一個阿姨，一年前醫生就建議她到大醫院仔細檢查並確診一下是不是乳腺癌。但是，因為經濟原因她一直忍受著疼痛，直到我在北京腫瘤醫院遇到她，談話過程中，因為疼痛她不時地皺著眉頭。縱然是這樣，其中一個檢查項目因為人太多，醫生給她排到兩天後，要想當日做就必須加50塊錢辦理“特需”，我建議她辦“特需”，她卻非常堅決地拒絕了，“50塊錢我能辦好多事情了”。
　　而就在同一個門診室的外面，我看到兩個衣著襤褸的夫婦，嚼著饅頭喝著白水排隊，妻子滿臉通紅——她或許也正忍受著疾病帶來的痛苦。
　　在醫院裏，正在經歷病患和貧窮雙重折磨的人還有很多，這使得我在醫院的頭三天裏，因為媽媽生病而產生的恐懼慢慢地消失了。我看到了太多的眼淚、無奈、絕望以及恐懼。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報紙上說有政協委員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稱，我國並不存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之所以有人反映這一問題，是因為這些人非要從邊遠地區跑到大城市來看病。可是在我國最優質的醫療資源絕大部分都集中於大城市大醫院的情況下，難道那些偏遠地區的病人只能在當地等死嗎？
　　就是在當天我去醫院的時候，還看到一對老年夫婦（老太太穿著病號服）在食堂吃飯，買了兩個饅頭一碗小米粥，在一個角落裏吃自己用飲料瓶裝的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