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雜記》、《隨想錄》，譯作《往事與隨想》、《處女地》等。

一

家寶逝世後，我給李玉茹、萬方發了個電報：“請不要悲痛，家寶並沒有去，他永遠活在觀眾和讀者的心中！”話很平常，不能表達我的痛苦，我想多說一點，可顫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筆，許許多多的話和著眼淚咽進了肚裏。

躺在病床上，我經常想起家寶。60幾年的往事歷歷在目。

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南屋，故事是從這裏開始。靳以把家寶的一部稿子交給我看，那時家寶還是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在南屋客廳旁那間藍紅糊壁的陰暗小屋裏，我一口氣讀完了數百頁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劇在我面前展開，我被深深地震動了！就像從前看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一樣，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為它落了淚。我曾這樣描述過我當時的心情：“不錯，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後我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到過我。”然而，這卻是我從靳以手裏接過《雷雨》手稿時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寶，他有大的老才，我馬上把我的看法告訴靳以，讓他分享我的喜悅。《文學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載了《雷雨》，引起廣大讀者的註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東京看了由中國留學生演出的《雷雨》，那時候，《雷雨》已經轟動。我連著看了三天戲，我為家寶高興。

1936年靳以在上海創刊《文學季刊》，家寶在上面連載四幕劇《日出》，同樣引起轟動。1937年靳以創辦《文叢》，家寶發表了《原野》。我和家寶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這時，抗戰爆發了。家寶在南京教書，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這以後，我們失去了聯系。但是我仍然有機會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編入《文學叢刊》介紹給讀者。

1940年，我從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寶的學校已經遷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寶家的小樓裏。那地方真清靜，晚上七點後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寶一起聊天，我們隔了一張寫字臺對面坐著。談了許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時他處在創作旺盛時期，接連寫出了《蛻變》、《北京人》，我們談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吳天改編，上海劇藝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編。我鼓勵他試一試。他有他的“家”，他有他個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寫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慶附近的一條江輪上，家寶開始寫他的《家》。整整一個夏天，他寫出了他所有的愛和痛苦。那些充滿激情的優美的臺詞，是從他心底深處流淌出來的，那裏面有他的愛，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淚，有他的靈魂的呼號。他為自己的真實感情奮鬥。我在桂林讀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贊嘆他的才華，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當時就想寫封信給他，希望他把心靈的寶貝都掏出來，可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他。但這時他已經滿身創傷，我也傷痕遍體了。

二

1966年夏天，我們參加了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那時“文革”已經爆發。一連兩個多月，我和家寶在一起工作，我們去唐山，去武漢，去杭州，最後大會在上海閉幕。送走了外賓，我們的心情並沒有輕松，家寶馬上要回北京參加運動，我也得回機關學習，我們都不清楚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分手時，兩人心裏都有很多話，可是卻沒有機會說出來。這之後不久，我們便都進了“牛棚”。等到我們再見面，已是12年後了。我失去了蕭珊，他失去了方瑞，兩個多麼善良的人！

在難熬的痛苦的長夜，我也想念過家寶，不知他怎麼挨過這段艱難的日子，聽說他靠安眠藥度日，我很為他擔心。我們終於還是挺過來了。相見時沒有大悲大喜，幾句簡簡單單的話說盡了千言萬語。我們都想向前看，甚至來不及撫平身上的傷痛，就急著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我有不少東西準備寫，他也有許多創作計劃。當時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橋》寫完。《橋》是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的，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他也打算續寫《橋》，以後幾次來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時候，我們談得很多。他時常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勸他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我至今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兩人一起遊豫園，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缽頭”；我們在北京逛東風市場，買幾根棒冰，邊走邊吃，隨心所欲地閑聊。那時我們頭上還沒有這麼多頭銜，身也少有幹擾，腳步似乎還算輕松，我們總認為我們還能做許多事情，那感覺就好像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門大街。

但是，我們畢竟老了。被損壞的肌體不可能再回復到原貌。眼看著精力一點一點從我們身上消失，病魔又纏住了我們，筆在我們手裏一天天重起來，那些美好的計劃越來越遙遠，最終成了不可觸摸的夢。我住進了醫院，不久，家寶也離不開醫院了。起初我們還有機會住在同一家醫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裏傾談往事。我說話有氣無力，他耳朵更加聾了，我用力大聲說，他還是聽不明白，結果常常是各說各的。但就是這樣，我們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無法來上海，見面成了奢望，我們只能靠通信互相問好。1993年，一些熱心的朋友想創造條件讓我們在杭州會面，我期待著這次聚會，結果因醫生不同意，家寶沒能成行。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電話，我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聲音，還是那麼響亮，中氣十足。我說：“我們共有一個月亮。”他說：“我們共吃一個月餅。”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三

我和家寶都在與疾病鬥爭。我相信我們還有時間。家寶小我六歲，他會活得比我長久。我太自信了。我心裏的一些話，本來都可以講出來，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爭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見一面，和他話別。

消息來得太突然。一屋子嚴肅的面容，讓我透不過氣。我無法思索，無法開口，大家說了很多安慰的話，可我腦子裏卻是一片片空白。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前些天北京來的友人還告訴我，家寶健康有好轉，他寫了發言稿，準備出席六次文代會的開幕式。僅僅只過了幾天！李玉茹在電話裏說，家寶走得很安詳，是在睡夢中平靜地離去了。那麼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寶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了這樣的話：“我要死在你的面前，讓痛苦留給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給了他的朋友，留給了所有愛他的人，帶走了他心靈中的寶貝，他真能走得那樣安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