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體中國美學：感性與理性的交織，直覺與邏輯的綰結，沈思與激情的並行

新時期伊始，中國美學置身於新舊交織、“左”“右”纏繞、既充滿憧憬又舉步維艱的艱難歷程中。但中國美學還是率先在抽象的精神領域中邁出了大膽探索的腳步。在個體的感性需要與存在被壓抑到極點的“文革”之後，中國社會的任何變化和發展都離不開“人是什麽”這個基本的哲學問題。當中國哲學還在“文革”話語中反復徘徊的時候，正是中國美學以其特有的詩性知識形態與感性學本質，在如何理解人、人的本質與自由等方面，為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重要的內在生產觀念。幾乎當時每一個重要的美學家，都無一例外地把“人”、特別是人的感性存在看作美學的研究對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澤厚與高爾泰。在今天看來，盡管他們共同的問題在於未能區分“美的本質”與“人的本質”，並開了長達30年、至今未能止息的“以美學代哲學”的先河，在邏輯上有悖於學術獨立這一現代學術理念，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恰好體現了剛從“文革”陰影與思想蒙昧年代擺脫出來的美學人，對於人的感性存在與生命解放的共同關注與急切思考。

在學術範式上，可以將80年代美學命名為青春體學術。感性與理性的交織，直覺與邏輯的綰結、沈思與激情的並行，是青春體中國美學的基本特征。首先，青春體學術最直接的感性特征是拒絕任何現實的約束，給個體的自由思想和發展提供了相對獨立的學術場，這是80年代美學可以出現百花齊放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盡管當時從事學術研究的物質條件很差，但另一方面，由於物質條件的貧困極大地刺激了人的精神需要，特別是美學人本身尚未被物質享樂誘惑或俘虜，因而貧瘠的現實恰好構成了美學人從事精神生產的動力，這是80年代美學顯得更加動機純粹、有時甚至可以達到“以學術為目的”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最有意味的是，如果說實踐美學代表著青春體學術的最高學術成就，那麽也可以說，作為實踐美學“詩眼”的“積澱說”最能體現這種青春體學術的秘密。在80年代，盡管每個人都喜歡理性一詞，但這個理性既非西方古典的先驗理性，也非西方現代的工具理性，而在本質上更近乎一種感性與理性不分、詩性與知性雜糅的詩性智慧。這就是李澤厚反復強調的，他的實踐本體既不同於康德的先驗理性，也不同於卡西爾的語言符號的根源。由於實踐美學的巨大影響，這種“詩化的理性”直接構成了中國新時期美學生產的母體。此外，對於80年代中國美學，一個必須討論的問題是，具有濃郁現實主義情結的美學人是如何將審美的無功利性與他們對現實世界的高度關注統一起來的。盡管十分關注現實世界及其矛盾鬥爭，但80年代美學並不真的沈重，而是一種催人奮進的時代樂章。同時，作為一種被啟蒙理性激發出的青春感，它們也完全不同於後現代的物質化的商業青春。由於各種現實的與邏輯的條件，使80年代最終成為一個美學的盛世。
　　
中國非主流美學真正體現出“學問風格”
　　
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學界逐漸走向了冷靜與理性。正如李澤厚以“思想”和“學問”區分80年代和90年代一樣，當現實世界在改革開放中日益展示出豐富的社會內容之後，原本借助朦朧詩、傷痕小說、星星畫展再現的美的幻境必然要被迅速地覆蓋。原本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憑一兩篇文章就可以闖天下的青春體美學，也在市場經濟以及日益嚴密的學術生產體制下逐漸被規範化和技術化。這一痛苦的進程，既直接表現在青春體美學的自身嬗變上，也表現在以純粹學術為目標的非主流美學的發展中。在某種意義上，青春體學術無疑是當代中國美學的主流。盡管中國主流美學表面上譜系、話語眾多，但在深層結構上可以將之分為“本質論”美學和“存在論”美學。由於從新時期伊始就缺乏建構一個純粹“知識學”的美學語境，致使中國美學研究的理性基礎十分脆弱，特別是隨著“怎麽說都行”的後現代文化的來臨，更是加劇了中國美學研究中“意見”多於“陳述”、“情緒”多於“理智”、“噪音”多於“語義”、“雜感”多於“共通性”、“價值形態”多於“科學體系”的現狀。這一點也可以說是青春體學術最直接的後遺症。

從文化資源與基礎理論的角度，真正與主流美學劃清界限的是以詩性文化為背景的非主流美學。與主流美學主要借鏡於西方哲學美學資源不同，人類原始的詩性智慧與中國傳統的詩性文化構成了非主流美學的母體。在邏輯分析上，非主流美學一方面與思辨型的西方古典美學傳統、與以語言分析和存在主義為兩大理論基礎的現代美學有著質的區別，另一方面也與在西方主流話語影響下所形成的中國本土的“西學為體”的美學研究截然不同。就其內在規定性而言，它是一種以漢民族話語為言說方式，以東方特有的詩性思維為主體認知圖式，在本質上不同於西方哲學美學譜系的美學研究。與主流美學相比，非主流美學從一開始就避免墮入“以美學代哲學”的歧途，從而更深刻更直接地揭示了審美活動的機制與秘密。在當代美學接近30年之際，勞承萬先生明確提出人類美學理論存在著理性與詩性兩種形態，可以看作是中國美學在經歷百年歷程與新時期30年風雨之後最重要的覺醒與體認。非主流美學借助於原始思維、文化人類學等現代知識手段，直接超越了青春體學術的感性混沌狀態，如對主流美學混淆“哲學”與“美學”、“人的本質”與“美的本質”等的知識追問與學理辨析，既繼承了現代學術“學術獨立”之理念，同時又把它進一步發展到“中國美學學理獨立”的新境。如果說一定存在著“從思想家到學問家”的轉變，那麽真正體現出“學問風格”的應該是中國非主流美學。
　　
後現代美學徹底解構追求崇高或自律的現代審美精神
　　
自新世紀以來，城市化進程逐漸導致了消費社會的出現，後現代文化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逐漸成為精神生產的主體，而具有現代性特征的主流美學紛紛退居二線，以大眾文化、消費欲望、物質享受為核心的後現代美學迅速蔓延和傳播開去。在某種意義上，這既是對80年代以來青春體學術的巨大嘲諷，也是對追求崇高或自律的現代審美精神的徹底解構。在現實世界中，這與社會發展的“告別革命”與“和諧世界”相關。政治革命以“價值”、“理想”為動力，而“和諧世界”則以多元並存為基本理念。在前者，審美是實現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服務於主體征服、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在後者，特別是在以後現代美學為核心的大眾文化中，審美活動成為否定了政治性欲望與主體性結構的工具，於是，人的本質、精神、意志、熱情、悲劇性等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理性毀滅、深度消失、平面性、零散化、娛樂化等。當代美學人提出的“日常生活審美化”，可以看作是這一大背景下直接的現實產物。在學術語境上看，這與“午後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如果說，青春體學術是當代中國美學朝氣蓬勃的朝陽形態，因而，當時的美學人喜言社會變革而不是學術研究，希望美學可以解決所有的現實問題，這既是他們對當時西方的“美拯救世界”、“詩是人類最後一個上帝”特別心儀，同時也是美學熱超越了學術圈成為文化熱的根源。但另一方面，有雲蒸霞蔚的朝陽形態就必有雲淡風輕的午後形態。如果說，在“早上七八點鐘”，“為真理而鬥爭”的吶喊以及把美學提升為“未來的倫理學”的努力，均具有歷史的合法性和邏輯的必然性，那麽也可以說，在雲淡風輕的午後意識形態中，在市場經濟的現實壓迫與學術體制的制度規約下，“亢龍有悔”必然要成為中國美學的覺悟或自知之明。在中國美學面前也出現了兩種選擇：一是繼續80年代的青春體話語，二是回歸書齋走向純粹學術。但不幸的是由於午後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80年代青春體學術迅速地與消費社會結為同盟，徹底放棄了對現實的悲劇體驗與審美批判，以喜劇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解構與世俗化。始於80年代充滿青春與浪漫氣質的感性解放追求，在接近而立之年的時刻竟然以欲望與肉體的放縱為終結。這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深刻教訓是，一旦在追求感性解放中喪失了節制與限度，其結果不僅不是人真正的解放與審美自由，相反卻是“人的動物性東西重新成為動物的東西”。在中國美學30年歷程中，我們不僅沒有實現當初的諾言與理想，反而陷入了一個更加充滿了危機的美學怪圈中，如何把身體過於臃腫、欲望過於發達的成人身體拯救出來，將是未來若干年中國美學面臨的一個沈重的現實矛盾與文化問題。
　　
在學理上進行先驗批判，在研究中提倡中國話語
　　
經過了30年發展之後，中國美學應如何面對未來。在此我提出兩點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是要重提美學的先驗批判問題。對於中國美學而言，先驗批判的主要工作是在邏輯上建構出一種盡可能純粹的美學元概念與元敘事。盡管這種建構很艱難，但由於只有它們才能更真實地再現中華民族在當代世界的審美存在，因而把它們當作中國美學現代性規劃中的學術理念和奮鬥目標是不應受到任何質疑的。至於中國美學元敘事的具體內涵，可從兩方面加以闡釋。首先，由於“中國的”不同於“西方的”，因而它的第一要義在於“詩性智慧”與“理性智慧”的本體論差異，如果說西方美學的最大問題是混淆了“人的本質”（哲學）與“美的本質”（美學），那麽中國美學的第一元敘事就應該以“區分哲學與美學”為邏輯起點，而中華民族的“詩性智慧”傳統則為脫離哲學之後的美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語言之家。其次，是從“現代的”與“傳統的”分界入手，探討解決中國古典美學的現代性轉換與創新問題。如果說中國古典美學的根本問題在於混淆了“美的形式”（美學）和“善的形式”（倫理學），那麽中國美學的另一個元敘事就是必須能夠承擔起“區別倫理學與美學”的理論功能。在這一先驗批判過程中，康德美學始終是最重要的學術資源，因為只有康德美學在根本上劃清了真、善、美的基本關係，可以為美學研究提供一個基礎的本體論園地。

其次是建設美學研究的中國話語問題。中國話語，是指一種可以直接再現中華民族的當下經驗、表達他們內在真實需要的現代漢語詞匯與深層話語結構。在具體層面上，它主要有三個意思：從共時性角度講，中國話語與西方話語有著本質區別。從歷時性角度講，要特別注意它同中國現代文化敘事的根本性差異。從現實層面上講，盡管由於20世紀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實際上已不存在一種完全與西方敘事無關的“中國聲音”，但這也不意味著所有現代中國敘事都是“中國話語”，從“量的分析”的角度看，應該存在著一種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再現了中國本土經驗及現實需要的話語系統，它既是我們在經驗界所可能發現的純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中國話語”，同時也應該是中國學術與思想追求的目標與境界。在話語狂歡的時代，有什麽樣的話語，就有什麽樣的美學，因而如何在清理西方敘事的基礎上重建出相對乾凈的中國話語，直接決定著我們是否可以有一種真正的當代中國美學。這是需要花大力氣探索的。30年來最深刻的教訓在於：非法的中國話語不僅不生產中國文化心理，還在更深的心理層次上嚴重扭曲、塗改了我們民族的文化記憶。因而，在學理上進行先驗批判，在研究中提倡中國話語，是實現中國美學可持續與高水平發展的關鍵所在。（文章來源：《社會科學報》(滬)2008年124期第⑤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