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飲一啄無不循天之功,因人之力,思之令人五內感激;至於一桌之上,含哺之恩,共箸之精,鄉關之愛,泥土之親,無不令人莊嚴——

白柚

每年秋深的時候,我總去買幾只大白柚。

不知為什麽,這件事年復一年的做著,後來竟變成一件慎重其事如典儀一般的行為了。

大多數的人都只吃文旦,文旦是瘦小的、纖細的、柔和的,我嫌它甜得太軟弱。我喜歡柚子,柚子長得極大,極重,不但圓,簡直可以算做是扁是,好的柚瓣總是漲得太大,把瓣膜都能漲破了,真是不可思議。

吃柚子多半是在子夜時分,孩子睡了,我和丈夫在一盞燈下慢慢地剝開那芳香誘人的綠皮。

柚瓣總是讓我想到宇宙,想到彼此牽絆互相契合的萬類萬品。我們一瓣一瓣地吃完它,情緒上幾乎有一種虔誠。

人間原是可以豐盈完整,相與相洽,像一只柚子。

當我老時,秋風凍合兩肩的季節,你,仍偕我去市集上買一只白柚嗎,燈下一圈柔黃——兩頭華發漸漸相對成兩岸的蘆葦,你仍與我共食一只美滿豐盈的白柚嗎?

面包出爐時刻

我最不能抗拒的食物,是谷類食物。

面包、烤餅、剔圓透亮的飯粒都使我忽然感到饑餓。現代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吃肉的一代”,但我很不光采的堅持著喜歡面和飯。

有次,是下雨天,在鄉下的山上看一個陌生人的葬儀,主禮人捧著一籮谷子,一邊灑一邊念,“福祿子孫——有喔——”忽然覺得眼眶發熱,忽然覺得五谷真華麗,真完美,黍稷的馨香是可以上薦神明,下慰死者的。

是三十歲那年吧,有一天,正慢慢地嚼著一口飯,忽然心中一驚,發現滿口飯都是一粒一粒的種子。一想到種子立刻懍然斂容,不知道吃的是江南那片水田裏的稻種,不知是經過幾世幾劫,假多少手流多少汗才到了臺灣,也不知它是來自嘉南平原還是遍野甘蔗被詩人形容甜如“一塊方糖”的小城屏東,但不管這稻米是來自何處,我都感激,那裏面有叨叨絮絮的深情切意,從唐虞上古直說到如今。

我也喜歡面包,非常喜歡。

面包店裏總是漲溢著烘培的香味,我有時不買什麽也要進去聞聞。

冬天下午如果碰上面包出爐時刻真是幸福,連街上的空氣都一時喧嘩哄動起來,大師傅捧著個黑鐵盤子快步跑著,把烤得黃脆焦香的面包神話似的送到我們眼前。

我尤其喜歡那種粗大圓漲的麩皮面包,我有時竟會傻裏傻氣地買上一堆。傳說裏,道家修仙都要“避谷”,我不要“避谷”,我要做人,要聞它一輩子稻香麥香。

我有時弄不清楚我喜歡面包或者米飯的真正理由,我是愛那熒白質樸遠超乎酸甜苦辣之上的無味之味嗎?我是愛它那一直是窮人糧食的貧賤出身嗎?我是迷上了那令我恍然如見先民的神聖肅穆的情感嗎,或者,我只是愛那炊飯的鍋子乍掀、烤爐初啟的奇異喜悅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這個雜亂的世紀能走盡長街,去佇立在一間面包店裏等面包出爐的一剎那,是一件幸福的事。

球與煮飯

我每想到那個故事,心裏就有點酸惻,有點歡忭,有點惆悵無奈,卻又無限踏實。

那其實不是一則故事,那是報尾的一段小新聞,主角是王貞治的妻子,那陣子王貞治正是熱門,他的全壘打眼見要趕到美國某球員的前面去了。

他果真趕過去了,全日本守在電視機前的觀眾瘋了!他的兩個孩子當然更瘋了!

事後照例有記者去采訪,要王貞治的妻子發表感想——記者真奇怪,他們老是假定別人一腦子都是感想。

“我當時正在廚房裏燒菜——聽到小孩大叫,才知道的。”

不知道那是她生平的第幾次烹調,孩子看完球是要吃飯的,丈夫打完球也是得侍候的,她日復一日守著廚房——沒人來為她數記錄,連她自己也沒數過。世界上好像沒有女人為自己的一日三餐數算記錄,一個女人如果熬到五十年金婚,她會燒五萬四千多頓飯,那真是瘋狂,女人硬是把小小的廚房用馨香的火祭供成了廟宇了。她自己是終身以之的祭司,比任何僧侶都虔誠,一日三舉火,風雨寒暑不斷,那裏面一定有些什麽執著,一定有些什麽令人落淚的溫柔。

讓全世界去為那一棒瘋狂,對一個終身執棒的人而言,每一棒全壘打和另一棒全壘打其實都一樣,都一樣是一次完美的成就,但也都一樣可以是一種身清氣閑不著意的有如呼吸一般既神聖又自如的一擊。東方哲學裏一切的好都是一種“常”態,“常”字真好,有一種天長地久無垠無垠的大氣魄。

那一天,全日本也許只有兩個人沒有守在電視機前,只有兩個人沒有盯著記錄牌看,只有兩個人沒有發瘋,那是王貞治的妻子和王貞治自己。

香椿

香椿芽剛冒上來的時候,是暗紅色,仿佛可以看見一股地液噴上來,把每片嫩葉都充了血。

每次回屏東娘家,我總要摘一大抱香椿芽回來,孩子們都不在家,老爸老媽坐對四棵前後院的香椿,當然是來不及吃的。

記憶裏媽媽不種什麽樹,七個孩子已經夠排成一列樹栽子了,她總是說“都發了人了,就發不了樹啦!”可是現在,大家都走了,爸媽倒是弄了前前後後滿庭的花,滿庭的樹。

我踮起腳來,摘那最高的尖芽。

不知為什麽,椿樹是傳統文學裏被看作一種象征父親的樹。對我而言,椿樹是父親,椿樹也是母親,而我是站在樹下摘樹芽的小孩。那樣坦然的摘著,那樣心安理得的摘,仿佛做一棵香椿樹就該給出這些嫩芽似的。

年復一年我摘取,年復一年,那棵樹給予。

我的手指已習慣於接觸那柔軟潮濕的初生葉子的感覺,那種攀摘令人驚訝浩嘆,那不勝柔弱的嫩芽上竟仍把得出大地的脈動,所有的樹都是大地單向而流的血管,而香椿芽,是大地最細致的微血管。

我把主幹拉彎,那樹忍著,我把支幹扯低,那樹忍著,我把樹芽采下,那樹默無一語。我撇下樹回頭走了,那樹的傷痕上也自己努力結了疤,並且再長新芽,以供我下次攀摘。

我把樹芽帶回臺北,放在冰箱裏,不時取出幾枝,切碎,和蛋,炒得噴香的放在餐桌上,我的丈夫和孩子爭著嚷著炒得太少了。

我把香椿挾進嘴裏,急急地品味那奇異的芳烈的氣味,世界仿佛一剎時凝止下來,浮士德的魔鬼給予的種種塵世歡樂之後仍然遲遲說不出口的那句話,我覺得我是能說的。

“太完美了,讓時間在這一瞬間停止吧!”

不純是為了那樹芽的美味,而是為了那背後種種因緣,島上最南端的小城,城裏的老宅,老宅的故園,園中的樹,象征父親也象征母親的樹。

萬物於人原來蚵以如此親和的。吃,原來也可以像宗教一般莊嚴肅穆的。

韭菜合子

我有時候繞路跑到信義路四段,專為買幾個韭菜合子。

我不喜歡油炸的那種,我喜歡幹炕的。買韭菜合子的時候,心情照例是開朗的,即使排隊等也覺高興——因為畢竟證明吾道不孤,有那麽多人喜歡它!我喜歡看那兩個人合作無間的一個桿,一個炕,那種美好的搭配間仿佛有一種韻律似的,那種和諧不下於鐘跟鼓的完美韻律,或日跟夜的循環交錯的完美韻律。

我其實並不喜歡韭菜的沖味,但卻仍舊去買——只因為喜歡買,喜歡看熱燙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長鐵叉翻取出來的剎那。

我又喜歡“合子”那兩個字,一切“有容”的食物都令我覺得神秘有趣,像包子、餃子、春卷,都各自含容著一個奇異的小世界,像宇宙包容著銀河,一只合子也包容著一片小小的乾坤。

合子是北方的食物,一口咬下仿佛能咀嚼整個河套平原,那些麥田,那些雜糧,那些硬繭的手!那些一場驟雨乍過在後院裏新剪的春韭。

我愛這種食物。

有一次,我找到漳州街,去買山東煎餅(一種雜糧混制的極薄的餅),但去晚了,房子拆了,我惆悵的站在路邊,看那跋扈的大廈傲然地在搭鋼筋,我不知到哪裏去找那失落的餅。

而韭菜合子僥幸還在滿街販賣。

我是去買一樣吃食嗎?抑是去找尋一截可以摸可以嚼的鄉愁?

瓜子

丈夫喜歡瓜子,我漸漸也喜歡上了,老遠也跑到西寧南路去買,因為他們在封套上印著“徐州”兩個字。徐州是我沒有去過的故鄉。

人是一種麻煩的生物。

我們原來不必有一片屋頂的,可是我們要。

屋頂之外原來不必有四壁的,可是我們要。

四壁之間又為什麽非有一盞秋香綠的燈呢?燈下又為什麽非有一張桌子呢?桌子上擺完了三餐又為什麽偏要一壺茶呢?茶邊憑什麽非要碟瓜子不可呢?

可是,我們要,因為我們是人,我們要屬於自己的安排。

欲求,也可以是正大光明的,也可以是“此心可質天地的”。偶爾,夜深時,我們各自看著書或看著報,各自嗑著瓜子,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下一句也許是愁煩小女兒不知從哪裏搞來一只貓,偷偷放在陽臺上養,中間一句也許是談一個二十年前老友的婚姻,而下面一句也許忽然想到組團到美國演出還差多少經費。

我們說著話,瓜子殼漸漸堆成一座山。

許多事,許多事,許多說了的和沒說的全在嗑瓜子的時刻完成。

孩子們也愛瓜子,可是不會嗑,我們把嗑好的白白的瓜子仁放在他們白白的小手上,他們總是一口吃了,回過頭來說:“還要!”

我們笑著把他們支走了。

嗑瓜子對我來說是過年的項目之一。小時候,聽大人說:“有錢天天過年,沒錢天天過關。”

而嗑瓜子讓我有天天過年的感覺。

事實上,哪一夜不是除夕呢?每一夜,我們都要告別前身,每一黎明,我們都要面對更新的自己。

今夜,我們要不要一壺對坐,就著一燈一桌共一盤瓜子,說一兜說不完的話?

蚵仔面線

我帶小女兒從永康街走,兩側是餅香蔥香以及烤雞腿烤玉米烤蕃薯的香。

走過“米苔目”和肉糠的攤子,我帶她在一鍋蚵仔面線前站住。

“要不要吃一碗?”

她驚奇地看著那粘糊糊的線面,同意了,我給她叫了一碗,自己站在旁邊看她吃。

她吃完一碗說:

“太好吃了,我還要一碗!”

我又給她叫了一碗。

以後,她變成了蚵仔面線迷,又以後,不知怎麽演變了,家裏竟定出了一個法定的蚵仔面線日,規定每星期二一定要帶他們吃一次,作為消夜。這件事原來也沒有認真,但直到有一天,因為有事不能帶他們去,小女兒竟委屈地躲在床上偷哭,我們才發現事情原來比我們想象的要頂真。

那以後,到了星期二,即使是下雨,我們也只得去端一碗回來。不下雨的時候,我們便手拉手的去那攤邊坐下,一邊吃,一邊看滿街流動的彩色和聲音。

一碗蚵仔面線裏,有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愛。

一個湖南人,一個江蘇人,在這個島上相遇,相愛,生了一兒一女,四個人坐在街緣的攤子上,攤子在永康街(多麽好聽的一條街),而臺北的街市總讓我又悲又喜,環著永康的是連雲,是臨沂,是麗水,是青田(出產多麽好的石頭的地方啊!)而稍遠的地方有屬於孩子媽媽原籍的那條銅山街,更遠一點,有屬於孩手父親的長沙街,我出生的地方叫金華,金華如今是一條街,我住過的地方是重慶和南京和柳州,重慶、南京和柳州各是一條路,臨別那塊大陸是在廣州,一到廣州街總使我黯然,下船的地方是基隆,奇怪,連基隆也有一條路。

臺北的路伸出縱橫的手臂抱住中國的版圖,而臺北卻又不失其為臺北。

只是吃一碗蚵仔面線,只是在小小窄窄的永康街,卻有我們和我們兒女對這塊土地無限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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