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重新取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世界領先地位，越來越成為億萬中國人的現實夢想，被恰如其分地表述為“中國夢”。中國是人類歷史中惟一實現文明延續的文明古國，並將成為惟一經歷由盛至衰，繼而偉大復興的國家。然而，過去的經濟增長成就並不能保證未來的增長表現，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著發展自然而然是包容性和分享型的，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的任務，比擺脫貧困陷阱的任務更加艱難。實現偉大的夢想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努力。

　　 一、“李約瑟之謎”
　　 中國人為自己提出的一個宏偉目標是：到20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之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中國夢”被表述為“復興”而不是“振興”，是因為在歷史上，中國在科技發展和經濟繁榮方面，並非從來就處於落後地位，而是曾經長期執世界之牛耳。西方的經濟史學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謂的“歐洲中心論”，指出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即歐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區在科技和經濟人均收入上所處的絕對領先地位，並不是從來如此。學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後的世界，財富主要集中在東方，而中國在這個“東方”概念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只是在那之後，歐洲才開始崛起，並且在18世紀較晚的時候，東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現。也大約在相同的時間範疇裏，中國與西方在經濟、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顯拉大，中國逐漸變成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解釋國家興衰是許多學科曠日持久的學術好奇心所在，經濟學家更是孜孜不倦地發展出各種理論框架，期冀破解經濟增長之謎。激勵人們把中國經歷的由盛至衰的歷史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命名的所謂“李約瑟之謎”。這個謎題嘗試回答為什麽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科技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而近現代中國不再具有這樣的領先地位。
　　 在較長的時間裏具有支配性影響地位的解釋，來自於所謂“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論。這個理論假說認為，由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實踐把傳統技術和生產要素組合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以致維持了一個與歐洲早期歷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從而人口增長很快，相應導致勞動力過多和過於廉價，使得勞動節約型的技術不能進行。①在這種理論看來，只有大規模采用資本密集型或勞動節約型的技術，才能形成突破馬爾薩斯陷阱所必需的技術變遷。
　　 其實，無論是從經濟理論邏輯上推理，還是從歷史事實觀察，這個假說都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即使在中世紀歷史上，歐洲固然經歷過開墾土地邊疆的時期，但是，更多的時期則是以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為特征。惟其如此，馬爾薩斯均衡陷阱才成為最具有持續解釋力的理論。其次，經濟研究表明，農業技術進步是由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所誘致發生的，因此，在勞動節約型技術變遷和土地節約型技術變遷之間，是沒有優劣之分的。有經驗研究證明，事實上，人口眾多的國家可以因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緊張關系，獲得更強的壓力和動力，實現更快的技術進步和進一步的人口增長。②
　　 歸根結底，高水平均衡也好，低水平均衡也好，都不過是馬爾薩斯陷阱的特定表現，即任何可能提高食物生產的機會，歸根結底都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擾動因素，由此導致的人口增長，最終還會把生產力拉回到只能維持生存的均衡水平上來。
　　 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裏，馬爾薩斯的理論不斷受到各種批評，但是，其影響力長盛不衰，原因就是，這個理論的確可以為工業革命以前長達數千年的人類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既然一種經濟形態可以在如此悠久的時間裏，橫跨如此廣闊的地域而存在，自然不會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變的。所以，馬爾薩斯陷阱既可以有高水平均衡，也可以有低水平均衡。例如，根據麥迪森整理的數據，就1500年人均GDP而言，歐洲國家中最富裕的意大利比最貧困的芬蘭高1.43倍，後來成為工業革命故鄉的英國，則比芬蘭高57.6%。而歐洲12個國家平均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幅度，1500年為33%，1600年為51.3%，1700年為72.2%，1820年為1.1倍。③可見，“高水平均衡陷阱”既不足以完美地解答“李約瑟之謎”，在歷史事實面前也難以自圓其說。
　　 經濟學家也嘗試以更嚴謹的理論邏輯破解“李約瑟之謎”。例如，林毅夫認為中國在前現代社會的科技領先，在於眾多人口產生的更多創新；而沒有成功地轉變到以大規模實驗為基礎的現代科技創新模式，則是隨後中國的科技乃至經濟落後於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創新模式轉化不成功的原因，歸結為不鼓勵科技創新而僅僅復述和詮釋四書五經的科舉制度。④這個解釋無疑觸及到了問題的核心，即中國的落後在於沒有進入到現代科技創新。然而，留待解釋的是，何以中國會形成特有的科舉制度。
　　 經濟理論的用途在於解釋力，核心是其邏輯上的一致性。因此，一種能夠更好破解“李約瑟之謎”的理論，要求不僅能夠解釋歷史，也能夠解釋與歷史相連的現實，在理論邏輯上，則不能留有缺失的環節。換句話說，不能把一個命題轉換為另一個命題，然後戛然而止。例如，在未能完美地回答為什麽中國會形成科舉制的情況下，問題就不能算得到解答。此外，既然關於中國為什麽沒有保持其科技領先地位的“李約瑟之謎”是基於中西方的比較而提出的，那麽，理論應該同時揭示與此相關的中西方之間的實質性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差異。
　　 在一個典型的前工業革命社會，馬爾薩斯式的貧困惡性循環，或者說人均收入周而復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經濟發展的常態。但是，一旦實現工業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機會來臨時，一國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是否積累到一個抓住機遇的最低要求水平，決定了能否在該國形成工業革命的突破。因此，我們嘗試以極其宏觀和大跨度的視角，來觀察中西方在前工業革命社會的不同，以提供關於“李約瑟之謎”的合理解釋。
　　 在一個徘徊在生存水平的經濟中，千千萬萬個農業經濟家庭，甚至手工業家庭的規模都是大同小異的，所有這些“馬鈴薯”的一切成果，終究不過是維持或高或低的生存水平，因而也只是構成或高或低均衡陷阱的生產方式。因此，個體經濟單位不可能形成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要求的臨界最小努力。因此，比家庭更高層次的經濟體，如領主經濟、村落經濟乃至國家的職能是否有利於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產生不同經濟發展結果的關鍵。而恰恰在這個層次上，西方與中國有著巨大的分野。
　　 在西方封建制度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君主與地方領主的關系是典型的封建關系，即前者把土地分封給戰爭功臣和貴族，後者藉此畫地為牢、割據一隅，形成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體。作為回報，君主要求領主和貴族在戰爭中效力，特別是在尚未形成常設國家軍隊的情況下，這種由封建主以騎士或者武裝首領的身份提供的軍事服務，以及招之即來的表現，是君主與領主之間的一種契約關系。這種以土地為核心的財產與軍事服務之間的互惠，或隱或明地以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同時也就奠定了君主統治的合法性。換句話說，這種統治合法性雖然常常也是脆弱的，但由於互惠互利關系的存在，總體上而言，可以被這種契約關系所保障。
　　 獲得分封土地等資源的領主，其財產權也具有同樣的合法性，據此實現的經濟增長和資源增值，也得到產權的保障。因此，領主是一個接近經濟活動並從中直接獲益的階層，擁有促進領地經濟繁榮的穩定激勵。此外，即使是財產權利的不穩定因素，也成為發展經濟的激勵。在許多情況下，外族的侵略和相鄰領主的掠奪，都可能造成財產的損失乃至喪失殆盡。因此，以自己可能的經濟實力和技術能力，築建盡可能堅固的城堡，是保護私人財產的惟一有效手段。而無論是保家衛土還是攻城略地的能力，無疑都與莊園或領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從經濟活動的角度看，教會與上述封建關系有諸多相似之處。教士們不僅孜孜不倦地抄寫復制了宗教典籍，在那些印刷業不發達和普遍文盲的時代，還對古典科學和文化藝術的留存及傳播，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有一個特別的事情值得一提，地方教會領導人的一個永恒的夢想，就是建築雄偉壯觀、持久屹立的教堂，其建築過程不僅需要物質資本的積累，也是延攬、激勵和培養人力資本的過程。一旦教堂建成，則意味著一個新的商業中心的開拓，對地方商品經濟的促進作用甚至超過那些直接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
　　 在這種制度框架下，精英階層既可以通過為國王打仗獲得分封，也可以通過成為地方經濟組織者甚至高級僧侶擴大自己的財富，甚至通過搶劫或蠶食其他莊園的財富，及至進入統治階級。這在客觀上形成了發展地方經濟的強烈激勵。
　　 至此，一個與人力資本積累相關的最為重要的因素，也已經昭然若揭。那就是，既然君主與領主之間的關系更接近於一種互惠的契約關系，君主統治的合法性根植於此，則沒有必要形成一種機制，不厭其煩地要求領主表達自己的忠誠。這就是為什麽在早期西方社會，沒有形成一個像科舉制度那樣阻礙人力資本積累的制度的原因。
　　 一旦有繁榮和發展特定區域內經濟活動的激勵，道格拉斯·諾斯所闡述的必要的制度條件，就會向著私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的方向發展，從而形成支持生產性經濟活動的制度環境，發生工業革命所需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條件就可以得到積累。事實上，在特定的發展時期，它們已是萬事俱備，只待合適的時間以及一點點運氣了。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封建社會是非典型的。由於在較早的時期就形成了大一統的中央帝國，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除了在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時，如修築防禦性的長城和大型水利設施，需要動員全國力量、組織經濟活動之外，並不直接介入一般的生產活動。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只對中央政府負責，並且與地方經濟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因此，經濟發展只是一家一戶的分散經濟活動的疊加而已。
　　 雖然這種典型的小農經濟(地主經濟通常也表現為個體的佃農經濟)具有較大的彈性和活力，許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買賣等也有利於促進經濟活動，但是，缺少一個直接利益相關且具有規模經濟的中間層次來組織和激勵技術創新，妨礙了物質資本的積累，從而阻礙了可以達到革命性突破的技術進步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由於皇朝與地方官員及士紳之間並不是典型的契約關系，而是威權式的層級關系，皇朝統治的合法性並不建立在與地方官員和貴族的互惠基礎上。因此，建立一種封建意識形態和禮儀規則，輔之以君權神授的威權及中央軍事實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和惟一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克己復禮的儒家思想就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繼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在隋唐時期形成以闡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效忠為惟一內容的科舉制度，並延續一千多年之久，也就順理成章了。
　　 這種科舉制度被看做是一個開放的官員選拔制度，也恰恰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同時也是潛在的麻煩制造者)引導到通過科舉獨木橋進入統治階層的作用。在這種精英選拔體制下，表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論證皇朝統治的合法性以及自己對體制的忠誠，成為精英人才的晉升之途。而科學技術、工藝技能則都成為奇技淫巧，恥與人言。因此，科舉制度把有利於科技創新的人力資本積累道路牢牢地堵死了。
　　 固然，生產活動中無時無刻不在產生這樣那樣的技術創新，作為一個人口泱泱大國，熱心於科學探索的官員或士紳，甚至普通工匠也大有人在，對人類文明積累做出了諸多貢獻。但是，知識分子的主流激勵不在於此，直接知識的創造就是隨機性的，間接知識的積累就是間斷性的，不足以積累到科技革命的臨界水平，自然也就不能在適當的時機激發出工業革命。
　　 對中國和歐洲在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模式做出這樣的宏觀比較，就不難揭示出中國未能保持其早期經濟繁榮和科技發展的領先地位、沒有成為工業革命的故鄉的謎底了。也就是說，在世界各地都處在馬爾薩斯貧困陷阱中的時候，中國較早並且或許常常處在高水平陷阱中。而當歐洲通過從低水平陷阱到高水平陷阱的提升，進而逐漸為工業革命積累了必要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時候，中國反而沒有進入這個發展階段，錯過了實現工業革命的機會。
　　
　　 二、兩個“百年目標”
　　 我們用世界銀行的最新數據，補充安格斯·麥迪森的歷史數據，可以清晰地顯示中國經濟發展在數千年中的興衰更替(圖1)。在公元1000年-1600年之間，中國的人均收入大體上處於世界平均水平；至於經濟規模(GDP總量)，1820年時竟占到世界的1/3。而正是在那個時刻，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滯的國家行列，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以及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一路下跌。
　　
　　 圖1　中國占世界經濟比重的變化
　　 資料來源：2003年及之前數據取自Angus Maddison， Contoursofthe World Econony， 1—2030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9， table A.4；p.382，table A.7；2004年及以後數據系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data. worldbank. org/)記載的相關指標增長速度推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更是經歷了無盡的內憂外患、經濟停滯、民不聊生。在1820年-1952年期間，GDP總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22%和-0.08%，而同期歐洲的這兩個增長率分別為1.71%和1.03%。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經濟增長，受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重大政策失誤的影響，由於排斥市場機制、過高的積累率、產業結構失調，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緩慢，不僅沒有實現對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趕超，反而拉大了發展差距。中國終究沒有搭上1950年以後世界經濟大趨同的順風車，經濟發展失去了寶貴的30年，1978年農村尚有2.5億人口未得溫飽。
　　 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終於把自己在幾個世紀“大分流”中的落後地位，逆轉為向發達經濟體的“大趨同”，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征程，並以成為世界第二位經濟體為象征，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正如圖1所顯示，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轉折點，特別是21世紀以來，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國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及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也已經指日可待。
　　 正是親見了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中國人民有充分的自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空談，也不會僅僅流於一個勵誌的口號，而必然得到既紮實又迅速的推進。回顧一下從鄧小平提出“三步走”戰略，到黨中央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再到進一步將其升華為兩個“百年目標”表述的過程，無異於書寫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史，也有助於進一步增強實現目標的自信心。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後期的時間中，鄧小平都在反復調研、咨詢和思考“翻兩番”、達到“小康”、“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等目標的可行性。例如，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對發達國家及相鄰國家和地區進行了一系列考察之後，把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先是實事求是地修改為中國式的現代化，繼而形成“小康”的概念。1980年又受湖北省提出的工農業20年“翻兩番”設想的影響，形成了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構想。
　　 1983年鄧小平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克勞森時，向對方介紹了中國計劃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同時希望世界銀行組織一次經濟考察，針對中國未來20年面臨的主要發展問題，特別要根據國際經驗，為中國實現上述發展目標提供一些可選擇性建議，並對這一目標做些可行性研究。遵照鄧小平的提議，世界銀行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團隊，對中國經濟狀況進行了考察和研究，並於1985年給中國政府提交了一份題為“長期發展面臨的問題和選擇”的經濟考察報告。這份報告采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從理論和經驗兩個方面論證了翻兩番的可行性，這個報告文本也不脛而走，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策研究者廣泛傳閱。⑤
　　 在充分調研、論證和經濟發展實踐的基礎上，到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在接見國外客人時，闡述了“三步走”的戰略思想。黨的十三大明確而系統地闡述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實現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GDP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21世紀中葉這個時間點所對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因此，屆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確立的兩個“百年目標”之一。
　　 2002年，黨的十六大做出一項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決策：在原定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部署基礎上，從“第三步”即21世紀上半葉的50年中，劃出其中頭20年(2001年-2020年)，作為“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以及“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2020年這個時間點對應的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因此，屆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另一個“百年目標”。
　　 包括鄧小平擬定的“三步走”戰略和兩個“百年目標”，最終都可以統一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總任務之中，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12年11月十八大閉幕之後的29日，新當選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帶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現場時，首次提出“中國夢”的概念，稱之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而且滿懷信心地表示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我們可以將“中國夢”作為十八大提出總任務的“百姓版”。
　　 古往今來，每一個民族的老百姓都希望過上幸福、富足和安全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形成各國版本的“夢想”，因此，各國民眾的夢想和期待無疑是相通的。但是，“中國夢”與其他國家提出過的夢想，也有著諸多不同之處。其中最根本之處，應該是實現夢想的途徑和手段。作為一個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夢想者，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早在作為好萊塢動作明星成名之前，就期待著有一天人人能夠拼出他復雜的名字。最終他成功了，無論在娛樂圈還是政界都風頭甚健，成為真正的世界名人，講英語的人們不少能夠拼寫出他的名字。這代表了一種典型的個人主義“美國夢”。“中國夢”也是建立在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努力基礎之上，但是，最吸引中國人民之處，則是這個夢想中的集體主義和共同富裕的理念。面對中國眼前的挑戰，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並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是“中國夢”的必要且充分條件。
　　
　　 三、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
　　 作為“百姓版”的“中國夢”，也有收入增長的定量目標。中共十八大報告在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方面的重大戰略部署，順應時代潮流，突出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回應了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願景。這個報告在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方面提出的新願景和新要求，立足於科學發展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眼於改善民生和包容性發展，體現了改革的精神，既鼓舞人心又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其中，關於經濟總量和居民收入增長，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宏偉願景和戰略部署，可以理解為包括目標、內涵和實現手段在內的具有時代特征、符合中國國情的“收入倍增計劃”。
　　 許多人會想到著名的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即池田勇人內閣制定並在1961年-1970年間實施的經濟發展計劃。日本經濟在1955年完成了戰後恢復，回歸到戰前的正常增長速度。在這個背景下，決策者希望制定一個鼓舞人心的計劃，保持恢復時期的高增長率，更快實現對歐美經濟的趕超。該計劃旨在通過刺激需求以拉動投資、加快科技進步、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以達到加快國民收入增長、提高居民就業和收入水平的目標。在這個期間，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10%以上，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經濟總量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正是因為日本經濟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期所取得的高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改善，使得許多人對此心馳神往，希望中國實施一個類似的倍增計劃，一躍而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但是，在借鑒日本成功經驗的同時，我們也要吸取其失敗的教訓，同時註意與中國的可比性問題。
　　 雖然日本經濟在這個時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這種趕超戰略也帶來了通貨膨脹，助長了政府過度幹預的弊端以及投資過度等風險。可以說，這個計劃的實施，也同時醞釀了後來的大幅度減速。此外，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並不能與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相提並論，因而兩國面臨的發展制約因素也不盡相同。因此，中共十八大部署的這個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並非是對日本所實施過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模仿或復制，而是與中國所處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制約因素和主要任務相對應的。
　　 首先，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了經濟增長的數量目標。黨中央提出2010年-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即在2010年40.15萬億元的基礎上，按照不變價格2020年達到80.3萬億元。這個目標十分鼓舞人心，也是完全可以達到的，即從2011年開始GDP總量只需以略低於年平均7%的速度增長即可達到。考慮到2010年-2020年人口增長率不會超過每年0.3%，如果GDP每年增長7.2%左右的話，人均GDP也可以翻一番，即在2010年4382美元的基礎上，按照可比價格，2020年人均GDP達到8764美元，也是一個可以期待的目標。
　　 中共十八大設立的翻番目標，並不是十七大關於到2020年，在2000年基礎上翻兩番的簡單重申，而是在過去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人均收入已經達到更高水平基礎上的更高目標。實現這個任務，意味著到2020年，中國人均GDP大幅度接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門檻的11906美元水平。這將為達到鄧小平“三步走”戰略的第三步目標，即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十八大報告並沒有著眼於增長速度本身，而是強調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翻一番的目標。確定的量化指標為今後的經濟增長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以避免用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推進。實際上，無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GDP翻番，所要求的增長速度都低於以往10年乃至30年的平均增長率。
　　 然而，在2010年基礎上到2020年GDP總量翻一番，也並不是一個唾手可得的目標。根據我們的預測，潛在增長率從“十二五”時期開始，將呈現逐年減緩的趨勢，在預測的最後一年即2020年，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到5.8%。要達到翻番的目標，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獲得新的增長源泉是必由之路。
　　 有趣的是，日本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出發點並不必然像後來所顯示的那樣，是為了達到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實際上，在當時的計劃者中有一些人，本意卻是根據戰後恢復期高速增長完成後的新情況，制定一個更為穩定的增長計劃。只是，最終拍板人傾向於推動一個更快的速度。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61年-1970年期間的日本經濟最終實現的高速增長，終究是禍是福，尚無定論。而中國這個GDP翻番目標，卻是與“十二五”規劃預期的年均7%的增長率相互呼應的。
　　 其次，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的期待。在GDP總量翻一番的情況下，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就意味著對國民收入分配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而且在2020年之前的時期內，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長快於經濟發展速度。只有依靠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顯著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結構中的比重，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人們通常說日本是一個收入水平高度均等化的國家，其實並不完全準確。從其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始，日本經濟增長就越來越倚重大規模投資和扶持大企業，並以之作為主力軍推進重化工業化。這樣一種增長模式，也必然帶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結果。實際上，人們之所以得出日本收入分配比較平均的印象，是因為沒有看到政府實施再分配之前的收入分配狀況。事實上，1967年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375，經過再分配調節降低到0.328，改善了12.6%；2008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532，再分配之後降低到0.376，改善幅度高達29.3%。⑦
　　 中國的“收入倍增計劃”也給予收入分配高度重視，強調使全體人民更充分更均等地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僅需要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還要不斷改善收入分配，縮小城鄉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十八大報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務，針對在獲得資源和享有機會方面的不均等、不公正、不透明——也是造成貧富差別、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特別強調了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四、現代化的涵義
　　 如果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從自己的歷史著眼，期盼在這個世紀中葉得以實現“中國夢”的話，實現現代化則是在更有共性的語境基礎上，對中國任務的一種界定。一般認為，自工業革命以來，各國所經歷的，或者努力探索的，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過程，就是所謂的現代化。而這一過程終究要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現作為完結或者階段性完結的標誌，表明一個社會已經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因此，現代化既是過程也是目標。
　　 中共十八大表述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便是把現代化作為一個目標提出的。作為一種奮鬥的目標，全面認識其內涵，既具有鼓舞人心的務虛意義，也具有引導方向和規範過程的務實意義。從學術的角度，揭示現代化特別是大國現代化所必需的要素，以及中國在趨近現代化目標的過程中面臨著哪些挑戰，有助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過程，在預定的時間裏達到目標。
　　 現代化內涵之一，即建設“富強國家”的目標，首先是以硬實力或綜合國力為標誌的。迄今為止，人們還是認為GDP是揭示一國財富水平和生產能力的最概括性指標。如果按照改革開放以來30余年的增長速度，中國的GDP總量無疑將在較短的時間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是2016年，屆時，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量，大約是美國的102%。當然，就人均GDP水平來說，中國才僅僅是美國的24%，仍然處於中等收入階段。⑧
　　 其實，早一點還是晚一點，具體在哪一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不是那麽重要。在1980年-2011年的31年中，各年度GDP增長率的算術平均值，美國是2.6%，而中國是10.0%。如果這個差距持續下去，或者即使按照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趨勢，假設一個中國經濟的合理減速，中國對美國的超越終究也是會發生的。
　　 聯合國倡導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簡稱HDI)把人均收入水平、居民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融合為一個指標，能夠更全面地反映經濟發展的水平以及包容和分享程度。2010年，中國的HDI為0.663，排位在世界第89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這個排位比人均GDP排位略微靠前。世界上也有其他一些國家，人類發展指數的排位比人均GDP靠前，意味著處於同樣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可以根據優先順序的調整，實現對人類發展水平的傾斜。實際上，在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減速的發展區間，更加註重社會發展，加強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可以通過人類發展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實現發展的目的。
　　 最重要的則是，要汲取許多中等收入國家在相應階段上的前車之鑒，防止非正常的減速，從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為此，沿襲舊路的保守策略是無濟於事的。國際經驗和教訓表明，任何國家一旦進入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時期，一系列有助於打破貧困陷阱、跨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做法，都不再行之有效。改革阻礙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消除渙散社會凝聚力的體制弊端，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不容回避的任務。
　　 硬實力的另一個標誌是科學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隨著成為經濟大國，中國也加大了躋身科技大國的努力，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長期以來，我們的新聞報道常常會以一些技術突破成果，振奮我們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大國，在某些科技領域居領先地位這樣的事實，並不足以顯示中國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用一些更加綜合性的指標進行評判，也越來越具有新聞效果，其中包括一些不乏更真實反映中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努力、成就和不足的信息。
　　 在1995年-2011年期間，中國的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年平均7.3%的速度提高。考慮到這個時期GDP總量的增長速度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就可以想象這些年中國的科技投入力度有多大。這種投入相應帶來了許多顯示性的結果，例如，中國發表的科學論文總數和專利申請數量都已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總量性指標固然有其說服力，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對於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更深入的分析顯示，在發表的論文和申請的專利被引用方面，中國仍然遠遠地落後於發達國家，甚至落後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例如，觀察科學論文被引用量的國際比重與發表量的國際比重之比率，中國僅為科技創新最前沿國家瑞士的25%，甚至排在南非、墨西哥和巴西之後。⑨
　　 在大規模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時，我們應該反思的是：科技投入的目的何在，科技創新的規律是什麽，以及創新應該以誰為主體。英國《自然》雜誌主編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有一句很有針對性的話——“科學不是比賽。”科學技術發展的目的是為了經濟增長有一個賴以持續進行的科技基礎，這個基礎的水平和牢固性不是金錢可以堆積起來的，而是要通過千千萬萬的個人、企業、機構的創新。
　　 “創新”這個詞，從其被經濟學家熊彼特發明以來，就是與創造性破壞聯系在一起，即創新有成功也有失敗，創造中必然有毀滅。人們津津樂道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或浪潮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計算機和信息技術改變了人們組織創新活動並使產品和服務商業化的方式。但是，這個新趨勢不僅不會改變科技創新的創造性破壞性質，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性質。因此，科技水平是國家整體實力的表現，提升這種實力的創新活動，需要眾多單個主體積極探索並承擔後果。
　　 國家軟實力是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內涵之一。軟實力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提出並應用於國際關系領域。有些學者建議，相對於軍事力量和經濟手段這樣的硬實力，國家應該更多依靠文化和理念方面的軟實力獲得國際影響力。硬實力強調的是誰贏得經濟戰或者軍事戰，軟實力則著眼於誰贏得了話語權。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有必要把硬實力與軟實力綜合運用，形成巧實力。後一觀點得到美國官方的采納。可見，對西方學者來說，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或者兩者的結合，都是國際關系博弈中的手段。
　　 許多美國政治家和學者對於中國的崛起憂心忡忡。例如，在2013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之際，美國哈佛大學學者阿裏森在媒體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和美國面臨著一個所謂“修昔底德陷阱”。2000多年前，雅典將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指出，歷時長久、後果慘烈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起因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所引發的恐懼。阿裏森還舉出諸多其他歷史事實，證明在大國關系歷史上，的確存在著這個“修昔底德陷阱”。⑩
　　 面對西方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甚至恐懼，消除誤解、增強共贏信心的做法應該依靠中國軟實力的增強。在這方面，不在於誰有強硬的態度和說法，也不在於誰的新鮮名詞獲得一時的流行，更不在於誰家“鳥叔”的舞步被更多人模仿，而在於誰的規則被人認可，樂於被人遵循。其實，即便不涉及國際關系領域，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面臨著一個增強國家軟實力的任務。這裏，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和流行性固然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但是，一個國家具有更強的社會凝聚力，價值觀獲得廣泛共鳴，話語權普遍得到接受，是更加實質性的軟實力。軟實力既是衡量現代化的標準，也會為國家的崛起創造更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五、結語：爬坡與攻關
　　 對於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歐美國家來說，技術進步是在前無古人的基礎上進行的，每一步都是踽踽獨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則是經過緩慢而曠日持久的經濟增長才達到的。相反，由於後發優勢的存在，越是後起的國家，則越是能夠以更高的速度實現對先行國家的追趕。
　　 例如，我們可以利用經濟史學家麥迪森歸納整理的數據，把中國與不同時期的“高速成長”大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增長率進行比較。英國在1880年-1930年期間，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只有0.9%。以1880年時出生人口預期壽命50年算，在這個時期，一個平均的英國人，可以在自己的一生中感受到生活水平提高56%。英國的這一增長表現，是對綿延數千年的馬爾薩斯貧困陷阱的第一次，也是最具革命性的突破。繼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之後，美國成為又一個現代化強國。在趕超英國的過程中，即在1920年-1975年期間，美國的人均GDP增長率約為2%。以1920年的出生入口預期壽命55年算，美國人終其一生，生活水平可以達到近1倍的改善。與眾不同的是，美國在隨後的經濟發展中，仍然保持了類似的增長速度，至今在世界上占有最強實力和最高生活水平的地位。日本是之後一個成功趕超先行者的國家，也是亞洲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在1950年-2010年期間日本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4%。以平均預期壽命60年算，1950年出生的日本人，一生中經歷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將近10倍。但是，日本在199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表現乏善可陳，收入水平的提高也舉步蹣跚。
　　 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改革開放把中國推進到高速增長的軌道。根據麥迪森的可比數據，在1981年-2011年的30年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6.6%，也就是說，中國人民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經歷了近5倍的生活水平改善。以平均預期壽命68歲算，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將期望活到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如果過去的增長速度得以保持，終其一生，一個典型的80後中國人可以經歷高達73倍的收入水平提高。
　　 無論是進行橫向比較，還是進行縱向比較，中國人迄今為止所經歷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實。然而，今後幾十年仍然保持同樣的增長速度，卻是不太現實的假設。雖然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預測，2022年中國人口總規模在13.8億的水平上達到峰值，此後絕對減少，從而有利於提高按人均計算的收入水平，但是，同樣的人口因素，也將產生不利於今後經濟增長的效應。即以勞動年齡人口和撫養比變化為標誌的人口紅利，已經於2010年開始消失，經濟增長減速是必然的。
　　 可見，中國經濟已經達到的高度，既可以自豪地被看作一個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應該警醒地被看作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此以後，中國經濟面臨著增長的爬坡時期和體制改革的攻關階段。在較高的發展階段以及較大的基數上，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必然遭遇邊際難度遞增和邊際努力的效果遞減的現象。隨著國力的總體提升，中國在科學、技術、管理、市場成熟度及產業結構等方面，雖然與發達國家所代表的前沿水平仍有差距，但是，這個差距比之以往顯著地縮小了，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所能夠利用的後發優勢，不再像此前發展階段上那麽明顯。
　　 這一變化有兩重含義。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從此需要更加依靠技術和制度創新，依靠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惟其如此，今後的增長速度雖然會減慢，增長質量特別是發展的包容性完全可以更高。另一方面，正如後發優勢理論的始作俑者格申克龍所發現的那樣，後起國家在趕超過程中，傾向於政府過度幹預、更多倚重大企業和產業結構不平衡，並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格局，(11)因此，在後發優勢減弱之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必然以艱巨的體制轉型為前提。
　　 創新過程存在著失敗的風險，產業結構調整也不會表現為所有企業並駕齊驅地實現升級換代。相反，越是創新和結構變革加速的時期，越是會出現優勝劣汰的情形，意味著那些因循守舊或者決策失誤的投資者和企業，不可避免要被競爭的力量逐出市場。但是，在以創新促進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成為經濟增長惟一源泉的階段上，這樣的發展結果是不容回避的。政府固然要著眼於構築一個社會安全網，保護在競爭中暫時失利的勞動者，但是，絕不應該保護落後的經濟行為，以致傷害創造性破壞機制。
　　 競爭的艱難和失敗的風險，可能促使一些企業和部門尋求保護，甚至試圖阻礙必要的體制改革。而那些維護既得利益格局的體制障礙，也必然進一步阻礙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最終造成更嚴重的減速甚至經濟增長停滯。因此，從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大局出發，必須突破顯性和隱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推進重要領域的改革，以獲取人口紅利消失之後所必需的制度紅利。
　　
　　 註釋：
　　 ①“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創作者是伊懋可(Mark Elvin)，關於這一理論最簡單和精煉的概括，可參見Daniel Little， Micro 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Chapter 8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pp. 151—169， Transaction Vublishers，1998。
　　 ②Michael Krem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 C. to 199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8， No. 3， 1993， pp. 681—716.
　　 ③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71頁。
　　 ④參見林毅夫《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跡：自宋以來的長期經濟發展》，《林毅夫自選集》，山西出版集團、山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195頁。
　　 ⑤參見林重庚《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比較》2008年總第38期，中信出版社。
　　 ⑥參見[日]宮崎勇《日本經濟政策親歷者實錄》第五章，孫曉燕譯，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⑦孫章偉：《日本基尼系數與再分配制度研究》，《現代日本經濟》2013年第2期。
　　 ⑧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⑨Sachi Hatakenaka，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at Ca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ell Us？ in Justin Yifu Lin and Boris Pleskovic(eds)， People， 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p. 240.
　　 ⑩參見Graham T. Allison Jr.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v to Avoid a Classic Trap，紐約時報網站：http：//www.nytimes.com/2013/06/07/opinion/obama-and-ximust-think-broadly-to-avoid-a-classic-trap.html？_r=0。
　　 (11)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張鳳林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

（收藏自2014-03-27《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