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有一千多年的時間，中國文化的成就處於世界頂峰。工業革命以後，西方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裏，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急劇下滑，到了19世紀中葉後，當亞非拉許多地方成為西方強權的殖民地或是勢力範圍時，中國也變成為一個貧窮落後、割地、賠款、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地民族主義風起雲湧，民族自覺之聲此起彼伏，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終於迎來擺脫殖民統治，獨立建國，自主發展的機會。

　　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以天下為己任，從鴉片戰爭到現在的160多年時間裏，一直在探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不少國內、國外學者把中國的落後歸結為中國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認為中國要復興必須徹底鏟除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顯然並未如上述學者所思考的那樣，先進行文化的改造再取得經濟的發展。1979年到2010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9%，總量增長了20.6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大為提升。在人口這麽眾多、條件這麽差的基礎之上，能夠維持這麽長時間的高速的發展，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維持強勁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拉動力。現在許多國內外學者和國際機構的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很有可能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到2030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他不同文化體系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將充滿活力，共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二十一世紀將會是全球經濟多極增長的世紀。
　　我們將從經濟的發展是否代表著文化的復興，幾千年綿延不斷的中國文化是否可承載中國的現代化等問題為切入點來探討中國文化復興的問題，並論證二十一世紀多極增長的世界格局裏，將可能是各個不同文化體系的國家一起發展，共同繁榮，相互輝映的世紀。
　　
　　文化的內涵
　　
　　人類文化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也就是生產、生活工具和生產方式；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人的倫理、價值取向等。
　　要回答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復興，必須了解什麽是文化，什麽是文化復興。
　　根據漢語大詞典的定義，文化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可代代相傳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然而不同的學者因分析的方便，對文化的內涵會有不同的劃分，我個人在研究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時傾向於使用費孝通先生的老師——人類文化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劃分法，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也就是生產、生活工具和生產方式；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人的倫理、價值取向等。
　　其實，這三個層次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劃分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應來看，器物、生產、生活工具、生產方式是經濟基礎，而組織和倫理、價值是上層建築。
　　一個文化體，在沒有外來文化撞擊的時候，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會形成一個自洽的實體。
　　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組織方式有利於發揮打獵時的規模經濟，共有共享的倫理價值則有利於克服因為生產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儲存給每個人的生存帶來的風險。所以，這種價值倫理和組織方式和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是相洽的。後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由遊獵進入到農耕，由以石頭為工具進入到以銅器、鐵器為工具，組織的方式則演進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倫理、價值由原來的共有變為私有。這種演變歸因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農耕的生產方式中，只要每個人努力生產、收獲多少是可以預期的。而且，生產出來的糧食是可以儲存的。所以，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組織和私有制的價值倫理有利於提高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和單個家庭為克服各種風險透過血緣的紐帶解決生存保障的問題。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沖擊，在長期的實踐中，每個文化體應該都會是器物、組織、價值三個層次自洽的實體。
　　
　　文化復興的內涵
　　
　　文化的先進與落後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決定的標準在於經濟基礎。
　　文化復興的概念應該與“先進文化、落後文化”及“綿延不斷的文化”相對應。談文化的復興表示我們的文化過去曾經是先進的文化，而現在變為落後的文化。那麽，何謂先進文化？何謂落後文化？另外，如果不是一個“綿延不斷的文化”也就無所謂復興不復興的問題，如果一切都是重新開始，何言復興？
　　第一，文化的先進與落後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決定的標準在於經濟基礎。當兩個文化相沖突時，其差異性會在前面提到的三個層次上表現出來。1840年鴉片戰爭時，從器物層次看，中國的生產活動以農耕為主，西方已進入到工業化生產，中國的戰爭武器是弓箭、長矛，西方則是鐵甲船、大炮。組織層次上，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制，西方則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憲。價值層次看，中國是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而西方則是以基督教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當文化的三個層次都存在差異時，何謂先進？何謂落後？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共有、共享與農耕社會裏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於分擔風險，保障生存，後者有利於調動積極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倫理價值“仁”和基督教的“愛”，都有“愛人”之義，前者從自己的內心感受出發，而有親疏遠近之分，後者以神為紐帶，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別，也難分高下。其實，把人類文化分為先進與落後的主要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也就是器物這個層次，如生產工具、戰爭工具等等。當我國還在用耕牛時，西方國家已用拖拉機，生產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紀時，我國使用大刀、長矛，而西方使用洋槍、大炮，因此英法聯軍能以兩萬余人，長驅直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所以，文化的先進、落後在於經濟基礎的差異。
　　第二，文化的綿延不斷則在於其核心價值的延續不斷。文化的綿延不斷，是與文化的消亡相對應的。埃及、羅馬、希臘、巴比倫，這些都是聞名的文明古國，但是今天這些名詞對應的僅為政治和經濟實體，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經消失了。但是，消失的是什幺？中國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文化，指的又是什麽？從文化三個層次中的經濟基礎來看，中國有著名的四大發明，火藥、羅盤、指南針、印刷術，這些發明讓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經有一段技術發展相對快速的時期，有些學者還把它稱為是中國的工業革命。因此，在過去5000年中，中國的器物和經濟基礎是在不斷變化的。從組織的層次看，周朝時為井田制，為近似農奴社會的一種制度安排。秦漢以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
　　明朝初期資本主義萌芽，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組織與生產關系，中國的經濟組織方式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變化而不斷演進的。從政治組織來看，周朝是封建社會，秦朝廢除封建，設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漢朝以後一直延續這種方式。既然經濟基礎、經濟與政治組織方式均在變化，那麽何者讓中華文化綿延不斷？綿延不斷所指應為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體系。孔子稱“仁者愛人”，“愛人”是“仁”的本性。馮友蘭認為：“《論語》中言仁處甚多，總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時，死傷甚多，雖然，與死者、傷者素不相認，但見此景此情，國人內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難者為自己親人一樣，這就是所謂的“仁”。這種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在中國數千年未變，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數千年綿延不斷。同理，西方社會，經濟上從原來的封建地主制變成現在的工業化大生產，政治上從君權神授變成現在的民主共和，讓西方作為文化實體繼續存在的則是八九世紀脫胎於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以來，未變的以基督教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於三個問題。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創新，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以西方為例，Maddison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裏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後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紀前後巨變的關鍵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還在不斷地加快。中國在19世紀之前領先於西方，以後迅速滑落，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中國人多，工人農民的數量多，生產經驗多，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後，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後。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最前沿，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根據定義，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不見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風險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後的實質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後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後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9%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裏，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在這個差距縮小前，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根據麥迪遜的估計，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於日本1951年、臺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2%，臺灣地區在1975-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7.6%。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臺灣地區、韓國相同，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日本、臺灣地區和韓國在1971、1975和1977年時，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要靠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並逐漸加強自主研發。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經濟組織方面，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就土地而言，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屬於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就勞動力而言，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例如，春秋時期就有許多像孔子、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士人周遊列國，相當於今天的高級白領人員出國尋找就業機會。幫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寫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為“一個國家如果富裕，就會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力，老百姓就會留下來耕作、生活。”
　　這表明當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流動的原則與現在勞動力的流動完全一致。而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只有極少數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要素市場極為活躍，商品市場就更是如此，並且已經有了投機行為，而且投機的原則與今天毫無二致，最著名的就是範蠡的例子。在吳越之爭時，範蠡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後，了解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棄官從商，並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貧窮的親戚朋友。短時間內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裏記載了範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價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生產，價格高時多生產，導致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價格低時少生產，導致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最後一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的範蠡時代就已經總結出來了。
　　如前所述，明朝時我國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已萌芽為何未能茁壯成資本主義？同樣這並不是因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致，而是因為技術變遷的方式未能從以經驗為基礎轉變為以科學、實驗為基礎，技術變遷的速度非常慢，資本難於深化，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深入發展。上述種種說明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會越來越強。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與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的意見是政治決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作為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實質，並根據經濟基礎和組織層次的需要以相應的形式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自洽的文化體系？很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處。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談到“仁”的地方有20多處，但是，說法各有不同，就是因為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了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他的內涵是“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斷變動，不斷與時代相適應。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
　　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但是，義的判斷的標準還在於自己的內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沖擊。在佛學的沖擊中出現了理學，強調心性。理學家堅持的行為標準同樣是儒家的“仁”。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仁者愛人”，希望每個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值移植到佛學裏面去了，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時至明朝，社會分工進一步完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可以從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中對“親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親民”當作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則認為“親民”是“親親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復每個人與生具有的良知。
　　從上述脈絡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亞洲四條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會不會消失？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不容易出現，但是並非不可能。一個人的倫理價值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學會，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三歲時，其行為、價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化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就是靠從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為學習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有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名為利昧著良心而幹傷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播、接觸，人們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也可能會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誌於民族文化復興的人士，尤其是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獻身於經濟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己任，用適合於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力行地實踐給社會做出楷模。
　　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媒體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
　　
　　結 語
　　
　　二十一世紀全球多極增長中各個不同文化一起發展、共同繁榮、相互輝映。
　　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少數幾個歐美工業化國家，代表西方強勢文明，一直主導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在2000年以前，美、德、英、法、意、加和後來興起的日本等七個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球經濟的增長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總合貢獻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已經超過美、日、德、英、法、意、加等老工業化國家。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一個多極增長的世紀，許多發展中國家很有可能將會繼續保持高於發達國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長，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目前世界的主要文明體系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包括中國、日本、印度、伊斯蘭、東正教、拉美、非洲等，她們各自有其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核心倫理價值取向。
　　二十一世紀迎來的不僅是中國以“仁”為核心倫理價值取向的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而且也將會是各個有著不同文明傳統的國家，一起發展，共同繁榮，相互輝映的世紀。（2011-11-20 收藏自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