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中國模式”？

　　現在議論“中國模式”變得很熱鬧。有人說已經有了這麽個模式，有人說還沒有。在說有的人中，有的說這是個好模式，有的說它是個壞模式。而在說好的人中，有人說它可以推廣，有人說它只適合我們的特殊條件，不宜到處鼓吹。而所有這些爭論的前提，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究竟是什麽？
　　我覺得中國當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長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說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世界上都不只中國有，就是什麽兩者結合的“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經濟”，也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畢竟現在“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說都找不到，各國都可以說是混合經濟，而且從更多點資本主義到更多點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見到，我們談不上有什麽特別。
　　但是中國當然也有一些特點，無論叫它“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還是中國模式，總之就是那麽回事。其實就是個比較出來的概念。而這個比較的主要參照系，應該說就是西方。無論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舉，還是“中國走出了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說法，說的都是中國與西方的不同。
　　問題在於其實“西方”內部也千差萬別。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總結中國模式的特點，一是比較註重平等，二是有個“中性政府”。這第二條容俟後述，至於第一條，如果說我們比美國“註重平等”，這雖有爭議，至少有人還可以這麽說。但是與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義，我們好意思說比瑞典更“註重平等”嗎？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模式”體現了與“西方”的不同，那當然不是說與西方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的不同，而是與所有西方國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國家的不同。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從美國到瑞典--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裏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說實在的，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擯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現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鏈斷裂了。民間借債比較復雜，但根源和國家負債的根源是一樣的，對此我另外寫了文章討論，這裏從略。而國家為什麽有這麽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盡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賬面平衡的嘛，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麽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臺，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說高福利理直氣壯，說高稅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說低稅收理直氣壯，說降福利他們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臺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臺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麽多錢。這麽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麽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我當然認為民主比專制好（用更為低調的說法，也可以講作為一種制度，民主比專制的壞處小）。但民主的問題我從來不回避。那麽為什麽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要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麽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民主制度一兩百年稅收就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末這幾十年為什麽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麽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
　　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遊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但是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後一旦爛包，就不是小危機了。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後“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中國模式”的特點不在“主義”而在於那個平臺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麽“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於“主義”，而在於那個平臺：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臺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臺上。於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我這並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於他們生存的平臺不一樣。於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制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場。
　　比方說“市長”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門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嘛。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這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但是在我們這裏，這樣說，“市長”不愛聽。於是只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麽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於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於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幹什麽？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麽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講的富的流油是講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麽？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的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遊客目瞪口呆。“大褲衩，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幹！”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著掖著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並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別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刺激經濟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麽人什麽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可是這樣搞的後果是什麽？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就姑且不論。現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種模式和前面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征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共識”的背後：“左”“右”派經濟學家為什麽都誇獎中國？
　　
　　現在國際上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對中國批評還是有的，但是在經濟學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贊揚聲，一開始是“左派”、凱恩斯主義者贊揚，說中國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後來“右派”也跟上來，說中國不搞福利國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國出了一本書叫《亞洲大趨勢》，後來有人寫了書評題曰：《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嗎？》。這本書說全世界現在都給福利國家搞壞了，只有中國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奮鬥，因此特別吃苦耐勞，創造了經濟奇跡。其實他當年寫這本書是專門跑到中國即時讓人給他翻譯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國炒成暢銷書大賺一筆，卻沒有先出英文本。那時他發表這些言論還不太有底氣。但是最近他又寫了本《中國大趨勢》以英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高調推出，又把這觀點進一步膨脹，這時是信心滿滿了。中國的確行，在世界上開創了一條沖破福利國家的道路。張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講中國創造了人類最好的體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沒有工會，還說世界的趨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高福利國家要學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要學負福利國家。總而言之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臺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們就真想這樣？其實他們左右兩邊不過是拿“中國奇跡”當自己的論據來敲打對方：左派誇獎中國低自由是要證明福利國家有理，右派誇獎中國低福利是要證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們是不去想的。
　　當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體現出“競爭優勢”，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後才出現的。如果兩個模式關起門來競爭，我不認為這種模式有什麽優越。北朝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改革前也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打開國門，在一個市場、投資行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權標準沒有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競爭，那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激勵，要講讓人玩命地幹活它就未必敵得過鐵腕體制。福格爾（R.W.Fogel）曾經論證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馬（E.D.Domar）也曾論證過17世紀以來東歐“二度農奴化”經濟比自由農民經濟有效率。當然那都是在大市場背景下（福格爾講的是在全美經濟一體化情況下，多馬講的是向西歐市場出口的東歐商業化農奴制莊園）。其實奴隸制下也可以有“物質刺激”，並非“幹多幹少一個樣”，主人完全可以重獎奴隸中的“勞動模範”。人們經常談論的監督成本問題，如果說在福格爾與多馬探討的農業中都可以解決，制造業應當更有可能。自由經濟不是憑人們拼命幹活、而是憑它活躍的不斷創新去勝過鐵腕體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條件下，前者創新出來的東西後者可以學，後者的鐵腕卻是前者沒法學的。於是後者不僅在一定意義上有“優勢”，而且我認為的確有一種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運作中會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裏我只講可能，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有什麽“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認為這種可能有多大的實現概率，因為畢竟這種做法的積弊明顯可見，其可持續性很成問題--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確面臨困境，很難說哪一邊的問題先爆發，所以這種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與“低人權優勢”
　　
　　當然相反的趨勢也存在。中國如今這種“模式”的積弊，識者也已講的夠多了。尤其這一波危機發生後，外需萎縮了。轉而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產能後又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去年提升內需據說是頗有進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這主要是政府消費而非居民消費、是“官內需”而非“民內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潛藏著隱憂。總之，如今“轉變增長方式”（其實就是轉變體制的委婉說法）已經勢在必行。
　　同時這種轉變也不是沒有條件。華生先生說他不同意我剛才的分析，他認為改革以來自由與福利都是進步的。當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人權是“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低人權優勢”主要是橫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並不矛盾。中國改革30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面，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改革前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比現在差，因此我對改革的進步性是肯定的，而對於那種認為改革後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論是不贊成的。但這並不排斥對如今我們的人權水平持批判態度。
　　其實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嘗不是如此？種族隔離時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時代，乃至種族隔離時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權狀況都是有改進的。尤其是1978後的幾年間，這種改進還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們批判“流動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發勞工制更糟糕。人們批判“宿舍勞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種族隔離晚期黑人勞工家居化程度已經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國高。就經濟高增長而言，在指出黑白懸殊的嚴重不平等的同時，也不能說黑人從增長中絲毫沒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縱向比以前增加、橫向比南部非洲周邊各國黑人更高，甚至與白人的差距也在縮小。其實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個早上的突如其來，它也是個積“量變”為“質變”的過程。而且這也是此前黑人民權運動漸進推動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排斥人們對整個這一時期的南非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
　　而所謂橫向比較意義上的“低人權優勢”，也並不是要否認縱向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面作用（對經濟增長質量或增長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幾乎無爭議，這裏就不談了。）中國改革時代相對於改革前的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當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們說“流動工人”這種低人權勞動方式對南非經濟增長有作用，但從“流動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發勞工制而言仍算進步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作用。
　　問題在於：僅僅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麽在橫向比較中人權進步明顯更大的那些國家，增長率反而(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相對較低？例如，為什麽民主化了的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盡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沒有中國好）？為什麽非洲一些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也沒有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高?為什麽國際資本不是爭相投入中東歐，而是爭相投入中國？為什麽巨量廉價商品不是從中東歐、而是從中國湧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縱向比較的人權進步和橫向比較的“低人權優勢”都考慮到，才能對“奇跡”有可信的解釋。
　　
　　中國並非“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的典型
　　
　　有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篤信經濟越自由越能帶來高增長，他們說中國盡管不那麽民主，但由於地方政府進行GDP競爭，因此往往會實行比西方更徹底的經濟自由政策。的確，一些民主國家由於更偏好社會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麽“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專制國家倒可以在經濟上更加自由，這種現象無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歡“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看到一些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經濟增長快就大喜，委實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中國有所不同。中國固然不像這些“左派”想象的那樣偏好福利與平等，但並不屬於“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典型。這並不是否認中國經濟比改革前更自由化並因此推動了經濟發展，而是說，那種所謂中國經濟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長更快的說法違背了起碼的事實。盡管中國在為公共福利和弱勢者保障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的確遠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國，但是在為權貴、壟斷寡頭和特權利益集團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不僅超越了美國，甚至也遠遠超越了在“右派”看來經濟很不自由的瑞典！
　　舉例而言：瑞典所謂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財產積累，但稅後的財產還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發生像中國司空見慣的強行“征地拆遷”那樣赤裸裸的產權侵犯。瑞典的工會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員工的自由，但中國禁止自治工會和取締罷工權利不是從另一方面限制了勞資之間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嗎？更不要說戶口管制、否定遷徙自由、對進城農民搞野蠻“城管”這類南非式的“流動勞工”制度對正常勞務市場的幹擾與沖擊了，從這個角度講，這樣的勞務市場難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間，但中國的“負福利”住房、土地壟斷和對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的驅趕窮人政策，難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場？
　　上面所說的自由主要是對窮人而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現在認為支持自由（指經濟自由）就只能“為富人說話”、和認為自由只對富人有利因此必須反對，這一右一左的兩種誤解都很盛行。而我卻認為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受不自由（包括經濟不自由）之苦不亞於富人，窮人需要自由也不亞於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國這樣的“負福利”國家，窮人的自由與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權貴）的自由並不是對立的。有些人認為的中國“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說法也仍非事實。即便就是像瑞典這種通常認為經濟自由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國家，他們的自由積累受到“高稅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們的窮人雖然沒有高福利，我們的廣義高稅收難道比瑞典少？我們的平民富人受國家聚斂、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輕嗎？瑞典富人的經濟行為受法律的約束，而我們的富人也許更有本事鉆法律的空子，但他們受種種官場陋規與“潛規則”的限制難道少嗎？瑞典的資本家也許惹不起工會，但他們不會在官員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隨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隨便對老板搞抄家沒產、“國進民退”！當然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中國的“資本外逃”、“投資移民”現象比所謂富人不自由的瑞典嚴重得多，另一方面卻完全不影響中國“招商引資”，因為只要搞定了政府，權貴富人或“紅頂商人”不要說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國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說“窮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沖突，“官自由”與“民自由”卻一定是沖突的。官府不受制約，民眾（無論貧富）必無自由！這也是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主張者都承認的吧！
　　
　　“中性政府”和“政府公司主義”
　　
　　這就涉及到所謂“中性政府”問題。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為“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認為別國的代議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實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窮人搞“民粹主義”，只有中國政府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窮人（他舉的例子是國企改革一下子讓4000多萬工人下崗，別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這個說法倒是描述了許多事實。但他說這種“中性政府”只是中國才有，就未免少見多怪了。
　　其實皇上“對所有人都一樣”，不像代議制政府總是要顧及他們的選民（左派的窮人選民或右派的富人選民）--這種“中性政府”理論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來描繪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國的極右翼思想家薩宗諾夫(Г·Π·Сазонов)當時說：西方的“統治機關是選舉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俄國的統治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專制沙皇來管，沙皇高於一切人，既高於窮人也高於富人，……沙皇對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
　　然而，問題在於這個窮人與富人都無法制約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個強勢利益主體，他玩起自我謀利的“政府公司主義”來蠻不講理也是“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無怪乎據說是代表富人的俄國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議制，自認為代表窮人的列寧當時也羨慕代議制的西方，並大罵“中性沙皇”：“這種話完全是撒謊。哪一個俄國人都知道，俄國統治的公道是怎麽回事。……可是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裏，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雇農也都能參加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地講工人的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爭取比較好的生活。誰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講這種話，沒有一個警察敢動他們一根毫毛”。
　　所以，中國不是福利國家並不能證明中國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國壟斷、管制與特權的發達也不能證明中國是個福利國家一樣。事實上，陳誌武、李維森等先生近來一再指出的中國政府聚斂財富占到國民財富如此高的比率，就與所謂“比西方更自由”的經濟完全是相反的圖景。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沈沈，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於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眾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幹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註。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跡”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20世紀、19世紀與17世紀資本主義”的競爭？
　　
　　但就是這些條件促進了“中國奇跡”。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並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麽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至於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有“優勢”，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國際競爭，國內競爭就明擺著：美國的汽車業，工會強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會主義汽車廠”現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國南方那些工會弱、福利少的日韓資“資本主義汽車廠”日子都還可以，要是他們再像我們那樣用“農民工”搞“原始積累時代的汽車廠”呢？那還不興旺死了，能有我們中國汽車業的戲？最近沃爾沃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沃爾沃幾年前就不行了，賣給了低福利國家美國的公司，現在美國又不行了，再賣給負福利國家中國的公司，整一個故事剛好坐實了張五常的那句話：天下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過去他們為什麽行？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比我們的賣命，而是因為今天好汽車所仰賴的一切，從原理、技術、材料到款式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他們“模式”的優勢）！我們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賣命也只能造些沒人要買的“老牛車”。但是現在全球化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創新的那一切都學得來，而我們能使工人如此賣命，他們卻學不來。於是我們就顯得比他們行了。道理不就那麽簡單嗎？
　　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靠這種“優勢”真能把他們競爭垮了（前提當然是我們自己要繼續為這“優勢”付代價，而且由此積累的矛盾不會爆發），全球汽車業就靠我們這種“賣命模式”一家獨大，那今後誰來創新呢？全球汽車業的未來在哪裏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廠，沒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購買力，我們的產量再大又讓誰來買？我們“模式”最大的問題即產能過剩的問題到那時不會蔓延到全世界嗎？
　　這樣的“低人權優勢”的確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我曾征引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效率”問題的研究來說明這一點。而相反的趨勢，即全球化條件下也存在著“高人權”地區對“低人權”地區狀況改變的作用。我曾引證當年歐美在南非的企業實行“蘇利文原則”（外資企業不搞種族隔離，並引進西方式工會等）促進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與黑人權利的進步來說明。我把這兩者分別稱為“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總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互相影響明顯增強，但哪一種影響最終勝出，並沒有一種決定論的答案。
　　
　　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誰“學”誰？
　　
　　事實上無論政治關系如何，只要經濟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兩種影響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邊講的：今天西方那種“左起來國家要為百姓多掏錢，右起來國家要向百姓少收錢”的體制形成民眾高消費高透支（歐洲表現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勵，而中國那種“左起來國家就向百姓多收錢，右起來國家就少為百姓掏錢”的體制造成民眾低消費高生產、正“需要”有人來透支他們。於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就形成了所謂Chimerica（中美互補，其實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補）現象，而且還似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互相依賴”。西方通過透支維持高消費並緩解其債務困境，中國通過“被透支”獲得高增長並克服其過剩危機。但是這次危機使這樣的全球化互動方式顯出其不可持續性，於是在兩邊都出現了變革的要求。
　　由於目前階段的危機在西方更為突出，而且西方言論自由，社會情緒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們首先表現得亂了分寸。美國要加強監管，歐洲要降低福利，那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日子難以為繼，而民眾也深感煩躁。於是有人說，美國也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了。
　　但說實話，美國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與其說是濟貧不如說首先是“救富”，這連福利國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談“社會主義”？至於奧巴馬醫改倒確實有福利國家的趨向，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但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是學歐洲還庶幾近似。說是學“負福利”的中國，豈不南轅北轍？
　　我曾指出憲政民主、尤其是普選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傾向。反對民主的李嘉誠先生說“民主將導致福利社會”（大陸也有因厭惡福利而反對民主的類似言論），就事實而言不能說他錯。當然民主未必一定導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論高低，肯定會導致正福利，像我下面還要講到的“負福利”，在民主國家肯定是沒有的。社會保障在西方也幾乎與市場機制一樣歷史悠久，絕不是有了蘇聯式國家才開始的。所謂羅斯福“學蘇聯”、奧巴馬是“毛巴馬”之類說法與1930年代有人說羅斯福學希特勒一樣，都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右派人士攻擊之詞，福利國家的擁護者從來竭力否認。這只能說是極權國家的“國家管制惡例”給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們對民主國家的幹預也心生疑慮，因而阻礙了福利國家建設。怎能反過來以這些“潑臟水”之詞來證明社會保障就是學的極權國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國正在出現的低保、全民醫保和廉租房這類並非按特權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貧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與過去的強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制度，才是我們改革前從未有過、如今向西方學來的東西。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就不可能“學中國”。相反，自由與福利盡管都很重要，但目前這場與西方民眾“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關的危機的確使人眼熱中國：那裏的馬兒可以不跑，而民眾還必須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紹偉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難過”，“壞政府日子好過”，不學中國這日子好像沒法過？
　　當然，這決不是向中國學“社會主義”。但“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戲言：1949年“社會主義救中國”；1978年“資本主義救中國”，1989年“中國救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資本主義”。這最後一句其實就是：中國的“專政”可以免除“民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麻煩”。如果美國真的學中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還敢消費？左手取消自由：看你還能消費？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癥將立馬消失。而美國的汽車企業不是因為“他們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嗎？跟咱學！取消了工會自治和罷工權利，工人只會自殺但絕不會鬧事：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這一下，企業還不立刻就恢復了血汗工廠的“競爭力”！
　　但是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復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麽好處？我們會因美國如此向我們學習而感到很“光榮”嗎？
　　
　　假如西方“學習中國”：關於“昂納克寓言”
　　
　　說實話，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眾倒確實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因為我們的血汗工廠就是在別人學不來的條件下有了競爭力的。別人不學我們，我們盡管吃苦還能賺個“競爭力”和高增長，別人要學了我們，我們連這也賺不到，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們並不願意別人也這麽幹。但問題是全球化競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壓力客觀存在。民主國家民眾並不是當代才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的冤大頭可供他們透支後他們才被慣成了這樣。“福利國家病”並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國家發揮“低人權優勢”後，嬌生慣養的福利國家才真正遇到了過不去的坎。近來一些歐洲國家由於危機壓力下出臺減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動蕩的現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種“中國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國朋友講了個“昂納克寓言”：東德前統治者假如沒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羨慕“紅磨坊”而放棄了烏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墻的情況下開放經濟，用“專政”手段“招商引資”，把全東德變成個大號血汗工廠，那邊的資本全給吸引過來，這邊的廉價商品再覆蓋過去。那時就不是東德的失業問題，而是西德的失業危機了！如果危機大爆發出了亂子，甚至東德統一了西德都不是絕無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為了與東德競爭也必須學習“低人權”，實際上也就是被東德所“演變”。當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而是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17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0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是“專政資本主義”打敗了“民主社會主義”！但是，你們東德人願意看到這樣的“勝利”嗎？
　　顯然，盡管民主統一後東德由於變成了和西德大體一樣的高工資高福利高人權國家，西部資本寧可不遠萬裏投奔中國，也不願去東德“剝削”那裏的民眾，致使如今一些東德人因制造業不振失業率高而頗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種“勝利”他們更不願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東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廠的“勝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說。所以那種“勝利”其實是雙輸之局--既是東西雙輸，也是左右（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雙輸。
　　這與當年福格爾論證全美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南方奴隸制經濟的“效率”有點類似：按他的邏輯，如果南方真獨立了（也就是沒有了與北方的經濟一體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經濟一體化之下，北方卻未必能靠“經濟效率優勢”改造南方（這是他真正的創見和引起爭議之處）。甚至按他的“反事實推論”繼續延伸的話，我們說北方反而會被南方所改造也說不定--如果北方資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隸受束縛，是無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價商品湧入北方，從而在北方引起大失業與混亂，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學習“低人權”，否則沒法贏得這種條件下的“競爭”）。當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優勢，沒了創新也就沒了經濟進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進北方技術創新導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這樣的“競爭”可能是雙輸之局。顯然，福格爾認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為改造南方的動力。他實際上是以此證明南北戰爭的必要：只有北方通過戰爭強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經濟一體化下“低人權優勢”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危險，北方的創新優勢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當然還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當然如果南方能夠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雙方之幸，也不會有什麽“南北戰爭”了。美國的歷史沒有那麽幸運。但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應當能夠避免當年“經濟全美化”的舊轍，因為走出舊體制、改變“低人權”的動力就在於我們自己！
　　
　　假如中國學習西方：關於如何“反美”
　　
　　總之，在如今這種全球化互動中，他們向我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沒影的事，他們向我們學“低人權”在邏輯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對他們對我們都不是好事。那麽，假如我們學他們呢？如果通過“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的努力使我國的自由與福利都得到持續的進步，這實際上也就是上面講的那種所謂與西方相反的“中國模式”的淡出和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過程。
　　問題是如今的“金融危機”出自美國，大家罵他還來不及呢，你反而要學他？！
　　但這有什麽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兩個極端，則他們的“病因”就是我們的“良藥”，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攝入熱量太多，我們幹瘦病人學習他們多攝入一點熱量，不恰恰是對癥下藥嗎？
　　如果讓歐洲、日本人學美國，那絕對是拆爛汙。因為他們已經比較肥胖，當然不能愈發增肥！而我們攝入再多熱量，離肥胖病還遠著呢。別說什麽“都像美國人那樣消費得有20個地球”，其實誰都清楚，中國無論搞什麽“主義”都不可能消費到那種程度。但是，改變一下我們只當苦力不消費的現狀，不應該嗎？咱們操心拉動“內需”已經十幾年而苦無良策，美國的“內需”卻旺盛得壓都壓不住。我們學學他那兩下子，如何？
　　有人說：美國人靠先透支後賴帳剝削全世界來維持其高消費，太缺德，我們不能學。這話很對。
　　可是我們已經分析過：美國能夠這麽“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權，別說我們，即便歐、日，沒有這玩意也是想“學壞”都學不來的。即便就算我們建立了“人民幣霸權”，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但是我們又上哪裏去找另一個“中國”讓我們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權國家”倒還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則美國也不會這麽賴上咱們了！
　　所以我們即便再學美國，也不可能去透支別人。但是美國要透支我們也就不行了。他們的“惡習”不就被制住了嗎？
　　如果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能積極參與“人權全球化”，無論是“左派人權觀”主張的社會保障，還是“右派人權觀”主張的經濟自由，還是左右派共同主張的人權觀強調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左手爭福利但決不壓自由，右手爭自由但決不壓福利--這一套在西方導致了“自由福利雙過分”的“反向尺蠖效應”，但在我們這裏，這不恰恰能夠消除導致我們“自由福利雙不足”的尺蠖效應嗎？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而可惡的美國人還能借我們如今對“外需”的依賴來“剝削”我們嗎？今天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這也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卻是另外的兩種“反”法：
　　或者堅持市場全球化但抵制所謂“西方人權標準”，繼續堅持我們的“低人權優勢”，繼續憑借這個條件低消費高出口讓別人透支，也就是繼續玩現今的這種“Chimerica”遊戲，甚至玩得更過火（否則補不了危機中暴露的美國窟窿）。那美國人恐怕會偷著樂呢！或者由於“反美”幹脆連經濟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鮮那樣關閉國門。那美國人當然不樂意，問題是我們自己樂意嗎？
　　簡單地說，就我們自己而言，出路在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開黨禁、搞選舉這些狹義的民主。我過去說過，憲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規則，但其實質都是要使統治者權受限而責可問。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體問題上未必激進、但卻持續地朝這個方向努力，包括具體的民生問題。通過在這些問題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逐步推進權責走向對應，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壓自由，右手壓福利”的尺蠖效應，產生“左手爭福利，右手爭自由”的“反向尺蠖效應”。當然，這未必能夠保證繼續維持以往那種GDP的“奇跡”式增長，但那種增長本來就難以持續，我們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長的同時通過“自由、福利雙增加”實現消費率的提高，使國內的增長成果分享更為合理，國際的全球化進程更為健康。
　　
　　既學他們的自由主義，也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自從美國實行反危機的國家幹預政策以來，我們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氣：“現在美國也搞社會主義”了！但是我前面就講過，要講照顧窮人，要講“他們工人有力量”，要講福利國家和分配正義，甚至要講對於“公有”財富（例如公共預算）公共性的保護，他們哪點不如我們？在左派看來美國也許不如歐洲（尤其是北歐），但是比起我們，何止“現在”？過去他們就一直比“負福利”的我國更“社會主義”！
　　就以住房、醫療而論，改革前中國與美國這兩個領域的“福利”覆蓋率差不多，但是，覆蓋的方向卻相反：他們從最弱勢者覆蓋起，而我們從最強勢者覆蓋起，這兩種“社會主義”能一樣嗎？
　　因此在學習自由主義的同時，我們就不能學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最近建設部領導提出要推進廉租房建設，這就是向他們學習“社會主義”嘛。要知道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制度。美國的住房福利與歐洲相比覆蓋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們過去哪有這種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單位”按特權等級配給，農民沒有份（但他們的“宅基地”卻莫名其妙地被沒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輕企業”沒有份，大中型國企工人名義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實，只有黨政文教機關尤其頭頭是有保證的。這覆蓋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沒有“單位”、因而也往往沒有收入的可憐人，在他們那裏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蓋的對象，在我們這裏卻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來的，他們自己搞個“窟”還被犁庭掃穴，還敢妄想什麽福利房！現在建設部要搞針對窮人的廉租房了，還說“最後”也要考慮農民工的問題。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最後”是何時且不論，在仍然堅持南非式的“清除貧民窟”政策的情況下，就算到了“最後”，這廉租房讓誰來申請呢？如果住在窩棚裏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趕走、被“清除”的理由，難道讓住豪宅的人申請廉租房？或者窮人尚未進城就預先給他們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請，幹脆抓人來住廉租房？
　　醫療問題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發達國家福利有高低，所謂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窮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國就是這樣。所謂高福利就是福利覆蓋率大，不那麽窮的人也管。例如美國通常被認為是福利過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醫療保障覆蓋率比歐洲國家都小。它只覆蓋兩種人：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一個是保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兩種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8%。這個制度確實有問題，但為什麽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麽難通過呢？很簡單，就是因為美國原來那套制度已經解決了最弱勢的18%的人的醫療，因此這18%的人並不支持奧巴馬的醫改，他們認為新增加一大筆開支會減弱國家將來為我們進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當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對美國醫改的人最振振有辭的理由就是，沒有醫保的這一部分人是美國的次弱階層，不是最弱的。明明買得起而你不願買，讓國家買單，讓國家買單又會引起各種各樣的副作用，這是反對醫改者的一個主要理由。
　　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確有毛病，實際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們這些國家所謂低福利就只保最窮的，所謂高福利是指不那麽窮也可以保。而我們呢？我們國家提供的福利性醫療覆蓋率有多高？改革前不會比美國高，美國是18%，我們那時享有公費醫療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應該說很少，農民沒有，二輕企業沒有。大中國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屬沒有，而且大家知道報銷標準有非常大的差距。前衛生部副部長退休後說中國的公費醫療資金80%用在領導幹部身上。你說這是低福利還是高福利呢？覆蓋率並不高，但覆蓋的方向和美國正好相反，不是覆蓋最低的，而是覆蓋最高層的，而且是從最高往下覆蓋的。
　　中國最近幾年在醫保方面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大家都知道現在農民也開始有醫保了，這個新農合和以前人們津津樂道的文革合作醫療不一樣，以前的合作醫療國家不買單的，現在的新農合是國家買單的。2007年時，江蘇省的新農合是走在前頭的。當時國家規定新農合的醫療基金要達到每人50元，江蘇省就超額達到每人76元。4300萬農民參加了新農合。但他們能使用的福利性醫療資源其實還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額公費醫療，也就是可以任意動用國庫不管花多少錢國家都給你報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員，當年只有14萬人，享有的福利性醫療資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幾個階層，用基尼系數算一下，福利性醫療資源在江蘇省分配的基尼系數是是0.7，而江蘇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數不過0.4左右，這是什麽概念呢？這就是說二次分配以後江蘇省的不公平不是減少了而是擴大了。
　　即使這樣我仍然認為江蘇省的醫療改革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原來農民醫療保障一點都沒有，現在無論如何還給了他70塊。從這個角度講現在0.7的福利資源分配，負福利的成分比過去要小了，過去可能是0.8。現在中國的進步就在於負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離“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後進入“正福利”了，才談得上低福利還是高福利的問題。
　　可見在我們這裏，推進自由與推進福利絕不是矛盾的。當然，我們不能學到慣出了他們“惡習”的“自由福利雙過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們離這種“雙過分”有多遠？
　　就福利而言，美國“為窮人當業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當然太過分了，但我們對“農民工”的住房不僅根本不承擔責任，還要禁止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做法不改，就連廉租房也談不到，何況談“業主社會”？
　　就自由而言，美國民營金融業的“過度創新”確實是要管管。可是我們對正常的民間金融、尤其是國有金融不過問的農村民間金融也不給生存空間，這不是另一極的“過分”嗎？
　　結論是兩句話：
　　要罵美國人的“惡習”，更要學美國人的民主。
　　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就要改革中國的體制。
　　
　　中國要崛起，“中國模式”不應崛起
　　
　　總之，現在有兩種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我都不希望其變成現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這樣幹下去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老實說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量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勢頭，如果中國崩潰，恐怕世界也要跟著崩潰。即使現在達不到這樣的影響，將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趨勢。中國崩潰肯定不是中國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好事。可是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這個優勢有什麽好？對世界不好，對中國人就真的好嗎？我想只是對一些寡頭好。
　　所以，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完全是兩回事。說中國崛起就會威脅世界，這樣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說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希望國民富強，即便並非站在中國利益的立場上，在今天“中國的崩潰”對世界的威脅肯定也比“中國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國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著“低人權優勢”在世界上風行起來，張五常先生說的那種“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真的成為現實，那決不是什麽好事，即便從中華民族利益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說也是如此。最簡單的道理是：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完全是兩回事。正如學習了蘇聯的中國當年曾是蘇聯的敵人，學習了中國的越南曾與中國反目成仇，學習了越南的紅色高棉更成為越南的死敵一樣。
　　所以，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政府友好，那麽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也是兩回事。而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國民與同胞友好，那麽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就豈止是兩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兩回事！把自己人當人的西方人曾經把我們不當人，因此激起了中國人的正義抗爭。即便這樣，他們“把自己人當人”這一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學會“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們難道還會把我們當人嗎？
　　無怪乎多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們認為的“友好國家”乃至“兄弟國家”，對我們的同胞--華人、華僑和華商大都態度很壞，而且似乎國家越“友好”，對我同胞越窮兇極惡！反之，我們當成敵人的那些國家，對華人、華僑與華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國家的敵人”，對我們的同胞越好。就以東南亞為例。在這個素有排華虐華傳統的區域，印尼、越、柬、緬、馬，都曾有過那種紀錄，只有泰國，對華人、華僑與華商應當說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國曾是我們在東南亞的頭號敵人，我當年在插隊的那個山旮旯裏也經常收聽到“泰國革命之聲”，這個在我國支持下設立於昆明的電臺天天號召要推翻“他儂-巴博反動集團”（即泰國政府）。而我們稱為“同誌加兄弟”的某國，卻對華人采取嚴厲的剝奪政策，而且早在與我們交惡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還不是最糟。與號稱是我們“毛主席的最好學生”的紅色高棉相比，該國算客氣的了。而紅色高棉，對華人就不是什麽剝奪而已了，而是屠殺與滅絕。而且紅色高棉不僅屠殺一般華人，還尤其把我國在華人華僑中培養的“僑共”幾乎斬盡殺絕！但就在這同時，紅色高棉卻是我國政府認為的第一號鐵哥們，為了救它，我們簡直不顧一切，甚至不惜與“同誌加兄弟”的某國發生一場血戰！
　　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可是這種奇怪的“國際地位”似乎並未結束，君不見今天在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開放最友善的是誰？不就是那個被我們視為“世界首惡”的國家麽？比例如此少的華人卻能進入社會主流，大批成為教授、科學家、高官等上層精英，這世界上還有哪裏能夠如此？就是同為民主國家的西歐各國也做不到，眾所周知，那裏的華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開餐館等，很少有機會進入主流社會。我們不少朋友是那裏的“名校優博”，卻鮮能在那裏的高校謀職。當然，西歐各國對華人華僑華商也還算不錯的，這僅從我們經常報道我們的同胞在那裏舉行遊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緬甸，華人還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就燒高香了！那麽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惡劣的是誰？我想恐怕公認的就是俄羅斯了吧，那裏不僅對我們同胞的刁難與勒索司空見慣，“灰色清關”、“新星號事件”那樣的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不過與前述“更友好的”國家相比，應該承認俄羅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規模排華屠華的事那裏還沒有過。）但是，奇怪的邏輯仍然是：對華人最好的國家似乎是我國的“首惡”，次好的西歐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羅斯又是我們在同類國家中的最愛！
　　
　　換一種模式：爭取中國國民的崛起
　　
　　怎麽會有這麽古怪的邏輯呢？我倒不是說對華人最好的國家就一定能與中國達到國家關系也最好。善於利用華人華僑華商的人力資源，與在國際政治及國家關系中跟中國競爭乃至對抗，也許不一定構成矛盾。也就是說，善待我們的同胞與公民也許並不是在政府層面與我國形成友好、親密關系的充分條件。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前者肯定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善待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未必一定是我國的友好國家，但虐待、屠殺乃至大規模殘殺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必定是我國的敵對國家，而絕不可能是什麽“友好國家”--如果我們這個國家搞外交真的是為了我們的“民族命運”，而不是僅僅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種不是為國民辦外交、而只是為皇上辦“洋務”的體制，才會遵循這樣的邏輯：只要恭維好了皇上，虐待幾個草民算什麽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龍心大悅了，就是對吾華草民大開殺戒，皇上照樣會青眼有加！
　　我們當年和今天都在為中國的崛起而奮鬥。但撫今追昔，我們所追求的到底應該是何種“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種邏輯我們“崛起”了，結果把那些我們討厭的高人權國家（因而也是善待我們同胞的國家）成功地壓了下去，而使那些我們喜歡的低人權國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國家）大行其道、越來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之際，我們的同胞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立足之地嗎？
　　這樣看來，我們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中華崛起呢？
　　中國當然要崛起，但必須是換一種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現在這種“模式”的崛起！不要說我們今天只是GDP總量增長很快（還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人均水平還差的老遠，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們在軍事上把人家打敗了又怎麽樣呢？當年沙俄打敗了拿破侖，俄軍占領了巴黎。但是俄軍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裏一看：法國人生活得多麽有尊嚴！而我們俄國人把自己當人了嗎？於是勝利者羨慕失敗者之余，回國後他們就成了開創俄國變革與自由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而我們離“俄國打敗法國”那種狀態還有多遠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應該改變，改變老實說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麽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麽“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至於說到福利國家，的確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國還遠遠沒有到所謂的福利病那種程度。我覺得中國在福利問題上最應該避免的就是負福利現象。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我們沒資格講什麽福利國家病，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現在中國剛剛才起步，反什麽？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
　　這裏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被問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們中國現在顯然還做不到（也有人說不該做，這姑且不論），但這種國民可以進行福利問責的機制並不是高福利國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國也一樣是“只需問責，不必感恩”的。這樣的公民權利和政府責任，我們為什麽就不該有？“只能感恩不許問責”也許就是中國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瑞典的獨特“模式”吧，但憑這樣的模式我們能走出“負福利”狀態嗎？
　　至於自由應該增加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不斷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收藏自 2010-09-27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