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行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

（二○一○年五常按﹕讀者讀此文時，不要忘記那是一九八六之行，開放改革只幾年的時候。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重讀此文，我對自己昔日的觀察與給國家提出的建議感到滿意。讀者可能感到奇怪，但當時的中國，好些地方有最高工資的約束，與今天相比是兩個世界了。）

經不起福建省的師範大學及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熱情邀請，我在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之間到該省訪問了五天，暢遊了廈門﹑泉州及福州三個城市。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由於接待的人作了很緊湊的安排，我在那五天的行程中，能馬不停蹄地看了好些地方。我明白接待者安排我所看的，都是福建省最好﹑最有成就的發展建設——接待我的朋友也開門見山地這麼說了。不過，我對中國的發展及其中困難，心裡有數。既然眼觀六路，自然懂得應問的問題，所以大致上，此行加深了我對中國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次行程中，我明白了好些在中國發展問題上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這裡，我試逐點加以分析。

福建的發展比較平穩自然大致上，福建的發展比我事先想像的好得多。該省沒有廣東那樣好的經濟基礎，地理位置不如廣州﹑深圳等地區。從繁榮方面看，福州不及廣州。然而，撇開廣東的優越條件，福建的改進似乎勝了一籌。

第一，福建的發展顯然比廣東平均，有較大的一般性。換言之，中國的「一放一收」政策，對福建看不到有明顯的不良影響，可能因為初步開放時「放」得比較慢，所以在「收」時不明顯地倒退。另一方面，無論是旅遊﹑工商業﹑鄉鎮等的發展，都來得比廣東平均，使我覺得福建的整體發展得自然。

第二，一般來說，福建比廣東清潔得多，市民比較有禮貌，自由市場也是比較有秩序的。這可能是福建人的質素使然，但該省近幾年的急速發展而不致於亂，是值得欣賞的。

第三，福建的基本建設，尤其是電力﹑電話及公路這幾方面，是比廣州﹑深圳一帶落後的。事實上，目前福建的基本建設，是在當地的工商業起步之後。這是個優點﹕因為有了工商業發展的指引，基本建設就不會盲目進行——有明顯的需求，浪費會減少。基建走在工商業的起步之後是香港的模式。

最後一點是﹕福建的經濟體制大致上比廣東的自由。房屋或甚至土地轉讓已有了苗頭，而外資僱用勞力的自由也漸趨一般化。在福建，工人是沒有最高收入的限制的。在稅制方面，省政府或市政府也沒有像廣東省某些地區那樣多的左抽右抽的手法。

權力下放是次選佳法我特別將福建與廣東比較，因為一般人的觀察，廣東的發展是中國最好的了。單以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論，廣東佔優是明顯的。但考慮到兩者的「先天」局限條件，我認為福建絕不遜色。這些年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愈快愈好，快而亂也是上策。我擔心以增加管制來治亂會使貪污叢生，而假若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中國會走上印度之路，貪污與管制就驅之不去了。福建的經驗——尤其是近三年的經驗——顯示出改革可以快而不亂。究其因，是福建的發展比較能順其自然。

據說福建政府還沒有用盡他們可用的改革權力。假若這是對的話，那麼「有風」而不「駛盡」，看清楚水流方向才行是個好辦法。當然，中央當局若能大事推行私產與法治，大刀闊斧，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把改革的權力大膽地放到省或較小的地過渡期中，「一國多制」無傷大雅，而省與省﹑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發展，總有好處。

特區可能被特管

我一直懷疑，經濟特區在大字標題下的特別開放發展，可能遜色於不見經傳的鄉鎮。福建的經驗證實了這觀點。到廈門後的第一件事，是參觀那裡的工業特區，頗令我失望。井井有條的多幢工廠大廈，竟然看不到新興工業區應有的氣氛。像蛇口一樣，好些大廈看來空空如也。後來才知道，有些工廠已搬到較近市區的地方發展了。

大有「計劃」的工業區往往不成氣候，不單在內地才出現。香港遠在郊區的工業村又何嘗有驕人的建樹呢？工人需要娛樂﹑小食﹑可以休憩或散心的地方﹔投資發展的商人知道工人的需要，會採取切實的措施。但政府的計劃怎能考慮得那麼周詳或照顧得這麼多？有了一個大概的計劃，然後發展由市場的需求來決定﹑指引，才是上策。美國﹑日本及韓國的經驗也是如此。

由於「計劃」過多而導致失敗，不是目前的中國獨有的現象，所以我難以判斷廈門工業特區之不振是否因為「計劃」過多，還是因為特區不特，抑或由於特別地被政府「關注」！在僱用勞工及土地使用的約束上，廈門的特區比深圳的蛇口較為自由。但後者接近香港，地點勝了一籌。蛇口也算不上大有成就。這些工業特區的真正特點，倒像烏托邦式的計劃建設。很不幸，其效果也是如此！

石獅與陳埭的示範

到了觸目皆是石頭的古城泉州（古跡也用石頭建造，千年不變，喜歡旅遊的不可錯過），參觀了當地郊區的石獅鎮與陳埭鎮，我就十分欣賞了。石獅被稱為「小香港」，自有其因也。那裡的成衣與時裝產品攤檔，成行成市，陣容鼎盛，在全以石頭（是的，連屋頂也是石頭）建成的﹑簡陋而燈光不足的市場裡營業。不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有成就的，最好到這個地方看看。據說中國多個省份也有商業代表在那裡長駐購物。

既被稱為「小香港」，石獅鎮不算是不見經傳了。石獅附近的陳埭鎮，被領導人譽為「一枝花」，也就成了名——雖然該鎮的一些工廠曾因製造假藥而引起風波。陳埭原以農業為基礎。開放政策推行後，農民或獨資，或以股份合資，或跟外商合作來推行工業及手工業生產，成績顯著。無論是土地﹑房屋﹑機械﹑資本﹑勞力等生產要素，大致上稱得上是私產制度。雖然土地的轉讓權還沒有很大的自由，但整體而言，該鎮的工業發展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近私產權利界定的情況。既然近乎私產，陳埭的工業就不談什麼「承包」

制度了。我曾在《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內指出，私產制是最簡單﹑最明確的承包責任制。

在陳埭鎮內，我參觀了一家農民與外商合作的制鞋廠。鞋是內銷的，質量不錯。這些膠鞋批發二十多元人民幣一雙，據說銷路很好。造鞋所用的機械設備，頗先進。陳埭的外貌看來還像窮鄉僻壤，但在那平平無奇而簡陋的廠房內，卻有先進的設備，相映成趣，令人有新奇之感。

在《大搬遷的壓力》（見拙作《中國的前途》）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有大量的農民搬到城市去——「離土不離鄉」的想法無補於事。看到泉州郊區的陳埭鎮的發展，我體會到中國將來的大搬遷，可能是從離城市遙遠的鄉村搬到城市的近郊。衛星市鎮的發展會是很急速的。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土地若能自由買賣，到城市的近郊作地產投資是上策。

在制鞋廠內觀察了良久，該廠的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紀念冊，在眾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請我題字。毫無準備，要寫些什麼好呢？一時間有點尷尬。我想到他們的產品是鞋，而泉州一帶的路徑往往石硬如鐵，幾乎把我的硬底皮鞋「行」壞了。我又想到我對中國期望了很久的工業產權制度，竟然能在那小鎮內見到一點規模，於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國營大投資養虎為患

當我在福州參觀規模龐大的工廠時，腦子裡突然想到如下的問題﹕那裡新的電線廠及染布廠規模很大，都是國營的﹔問題是，這國營的辦法，是否由於政府墨守成規，舊習不改，抑或是因為條件所限，便非國營不可呢？

我們知道，舊的國營企業目前的政策傾向，似乎是要通過承包﹑分股等措施，逐漸「私產化」，雖然在名稱上還是有所顧忌的﹔另一方面，新的投資巨大的工廠，假若不與外資合辦，皆國營，其中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以為新而大規模投資的國營工廠的存在，不是因為當地執政者堅持國營的優越性，而是在目前的中國，除了外資，私人集資不容易辦到。私人到銀行借貸，中國本身的銀行連小款項也不會借﹔外資銀行方面，在沒有物業抵押的情況下，借錢是要政府擔保的。

投資有風險。這風險若要國家承擔（國營如此），由於沒有明確的債權與責任，人為的「風險」增加了。目前的中國，私人籌資設廠是個嚴重問題。盡量把地產及房產私產化，作為抵押之用，會幫助。同樣重要的，是銀行制度必須大事改進。今天，國內不少人雄心勃勃，很想在或大或小的生意上大展拳腳，但因為借貸無門而技無可施。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應放棄管制外匯及壟斷外貿等事項，把精力集中於壓制通脹﹑協助貿易及投資等重要問題上。

我不想在這裡重述以前寫過的關於國營企業的弊端——此中的困難，國內不少人知之甚詳，經驗老到的比我有更深入的體會。我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沒有提及的兩點。

第一，開始時，國營的工廠可能辦得有聲有色，極具威勢﹔但根據外國的經驗，過了一段日子，這些企業內的勞工就會搞工會，增加有組織性的罷工力量，或進行其他有計劃的怠工，使企業一蹶不振。理由是這樣﹕產權或股權既非私有，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那麼勞﹑官雙方各有各的渾水摸魚的門徑了。

第二點，企業既屬國營，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陣線，法例或政策的設施會偏於國營機構的利益了。俗語說﹕「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國營企業會因為「裙帶」關係而增加了壟斷的權力。其他私營或「個體」的同行，會在人為的壓制下而難以興旺起來。

國營企業是養虎為患——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所以我認為，在工業上，內地目前不妨傚法當年戰後貧困不堪的香港，從私營的輕﹑小工業做起，然後逐漸而自然地由私營發展到需要巨大投資的工業去。假若中國真的要以「好大喜功」的手段來爭一口氣的話，那麼在目前外資招來不易﹑私人借貸無門的局限下，可以先搞一些在原則上有利可圖的國營企業，但執政者要有計劃﹑有決心地在不久的將來（時機成熟時），把那些企業以「賣盤」轉讓出去，或以賣股權的辦法來實行私產化。

合資卻有看頭

福建省內，在我所見到的大有規模的工廠中，最令我欣賞的倒是那在不久前舉世矚目的﹑被國外新聞弄得「聲名狼藉」的一家電視機工廠——在福州的中﹑日合資的福建日立電視機廠。新聞記者宣揚了這家工廠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財務困難（雖然困難是真實的），卻忽略了這家工廠的成就。

不到福日電視機廠參觀，我不容易看到今日的中國能出產這些品質優良的科技產品。該廠的主事人深明量入為出之道。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生產要素代替定律」，對外貿易理論中的貨品出口代替生產要素出口的概念，這位仁兄竟然無師自通！中國人的本領不能低估。在短短的三十分鐘裡，福日的主事人給我上了一課。從學術那方面看，他的理論當然不夠嚴謹﹔但從實踐應用的角度看，他所知的卻是有餘了。

更難得的是，福日的主事人能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不夠廉價勞力划算的先進機械不採用﹔零件以經濟可靠而不以名聲大小為準則﹔產品的質量堅持一般化。福日的電視機產品，半假亂全真，使我看不出與日本產出的日立電視機有什麼分別。假若內地沒有外匯與進出口管制，而福日廠又可以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購買機械和零件的話，那麼，香港市場上的日立及其他電視機，會遇到很強的對手。

大學的前途

在福建的行程中，我參觀了三間大學，廈門大學﹑泉州的華僑大學，及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學術生涯三十年，到了校園就覺得賓至如歸。

廈門大學的校園環境，是我在東南亞一帶見到的校園中最美好的了。園地清潔，有幾十年歷史的建築物保養得好——陳嘉庚地下有知，當可告慰。華僑大學的校園也不錯。據說香港有二百多學生到這裡來唸書。盡量多收一些外來的學生是好的，但近於免費的取錄就不適當。費用應收的不收，不應收的卻又左抽右抽，反映中國改革過渡期中的一點矛盾。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香港的學生到內地唸書，日常生活上與內地的學生應是貧富懸殊的。這可能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我希望香港的學生能夠明白，他們在物質上的「鶴立雞群」，只不過是際遇不同而已。打算到內地唸書的同學要知所適從，入鄉隨俗，盡可能負起知識交流的責任。

福建師範大學的校園很大，但房子卻比較陳舊了。

該校校長陳征先生對校園顯得熱愛，對其中的一草一木也瞭如指掌。我對他說，中國的改革若能繼續——而我認為是會繼續的——重視知識，那麼二十年後，我再到該校時當會見到新的氣象。

整體來說，我對福建的大學——這可能是中國的一般情況——有以下的三點意見。第一，學生收得太少。以我所見到的三間大學的校園而論，園地廣大，若在美國學生的數量會多三四倍。當中國人才缺乏，一切都要急起直追之際，為什麼不大量收取學生呢？他們的答案是，中國的大學教師有如家長。他們不單要「教」，而且要盡「育」之責﹕連學生的起居飲食，他們也要顧及的。中國的家長制，在今天的大學仍然存在。我對他們說，大學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立，而自立是重要的一課。在美國唸書時，我像其他很多學生一樣，半工半讀，而校方對我們在學術上以外的事是從不過問的。

其他的兩點意見是﹕師資不足﹔教師的薪金低下。這些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恐怕要經一段長久的日子才有明顯的改進。在過渡期中，我以為最可行的辦法是多收學生，鼓勵他們找點工作，半工半讀，交些學費以增加教師的薪酬，而教師薪酬的遞升是要按教師的學術研究成就而定的。

在福建師大裡，他們邀請我參觀圖書館及其中一個專藏古籍的書庫——「文革」期間封閉起來得以完整地保存。一見古書，我想起中國文化。中國本來是文化大國，曾幾何時，竟然像中了風﹑得了瘟疫似的，一蹶不振。在那圖書館內，我特別欣賞那些大約是清代藏書家所留傳下來的藏書木盒。這些木盒設計精巧，正好表達了當時的物主是如何地珍藏而愛惜那些書籍。使我非常欣賞的還有木盒上所刻的字體，書法好得出奇。那些字體是柳公權﹑顏魯公﹑曹全﹑張遷等大家的書法，魄力雄強，骨肉洞達。雖然書法在內地盛行，但屬行﹑草居多。從木盒所見，楷﹑碑書法是今不如昔了。

看完了古書，出到客廳，他們在桌上又準備了一本大紀念冊，要我題字。這一回，圖書館的氣氛畢竟與鞋廠的不同。既是讀書人，我何患無辭呢？一時間我有很多感受。款待我的陳征校長是當世有數的馬列學說專家，觀點與我的不同，但我們不僅是不同而和，而他的謙謙君子﹑虛懷若谷的風度，令人心折！我又想起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了，途中經過了有名的洛陽橋。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在紀念冊上寫下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二○一○年五常按﹕雖然在《福建行》文內提到兩次即席揮毫，這裡補加一些有趣的。我大概是寫此文後不久開始苦習書法，今天算是有點成就，所到之處，差不多例行地被要求下筆，但用的是毛筆，寫下去的是宣紙，有了長進。）

即席揮毫是中國文化傳統特有之舉。王羲之在眾多才子之前寫《蘭亭集序》，王勃在滕王閣主人的監視下大書「落霞與孤鶩齊飛」，都引人入勝，值得傳為佳話。即席揮毫這個古老相傳的玩意，在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盛行。我曾經好幾次被邀請，在眾目睽睽之下即席題詞，事前毫無心理準備，主人把紙筆放在眼前，旁觀者大聲拍掌，自己腦中一片空白，尷尬之極也。

一九八六年初冬，我參觀福建泉州近郊的一家鞋廠後，被主人領進小室之中，四周站滿了人，掌聲雷動，一本大大的紀念冊擱在桌上打開來，我差點轉身逃走。但畢竟身為教授，怎可以那樣沒出息？坐下來，我低頭翻閱他人的題詞，其實自己是在搜索枯腸，要想出兩句有意思的話。可幸「思」來運到，我想起泉州路上的石塊，其硬如鐵，而那家鞋廠，是農民所辦的私營企業，它能在中國出現是我期望已久的事了。於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過了兩天，在福州的師範大學參觀了那裡的藏有不少古籍的圖書館，令我心折的陳征校長又隆重地請我題詞。古書的氣氛與陳校長的友情使我思潮起伏。我想到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時已近深夜了，途中經過有名的洛陽橋。於是有感地寫下了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後來陳校長很客氣，請了一位福州書法家寫了這首七絕送給我。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和兩位朋友到北京一行，在一家機械廠內與剛從日本回來的主事人大談承包制所遇到的困難，大家認為中國的工業要立刻改制，急起直追。正談得起勁，招待的朋友又拿出紀念冊來了。我於是節錄了毛潤之的詞句﹕「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從北京南下浙江的溫州市，方副市長與我一見如故，大家談到引進外資的事，他親自帶我到雁蕩山住了一晚，看看搞旅遊的可行性如何。在賓館中大家談到深夜，談得很投機。殊不知到了夜深時，賓館的主人還是拿紀念冊走進房間來。

在雁蕩山下的賓館題詞，當然要提那個名山，而溫州市的熱情又怎可以忽略呢？我於是想起李白的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稍改數字，成竹在胸，便振筆直書﹕「雁蕩奇峰高」在旁的老友舒巷城，只見我寫了幾個字就知道我快要闖禍，用廣東話輕聲地說﹕「你若寫『不及溫州』，就會令賓館的主人尷尬了。」真是高見。我靈機一轉，就裝得輕而易舉地寫下﹕「雁蕩奇峰高千尺，尚有溫州待我情。」

從雁蕩山回到杭州後，參觀一家設備新式的中藥廠。那裡的廠長對中藥有很深的認識，而對當時承包制的缺點更是明察秋毫。他可能聽說我是怎樣的一位教授，在談論時幾次提到自己讀書不多，見解當然不及我這位教授云云。但我從他的分析中得益不少，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跟他請我題詞，我就寫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雖然「十年」有點誇張，但從那席話得益是衷心之言了。

以上的五個題詞例子，都是事前毫無準備的。離開了中藥廠，我們一行要到杭州的絲廠去。在小巴內我對舒巷城說，絲廠當然又要題詞了，應該要準備一下吧。我們聽到那家絲廠的主事人是「很保守」的。於是舒巷城和我從絲的角度入手，不多時就得到如下的四句﹕「作繭能自縛，剝繭可抽絲﹔破繭應突出，開放是其時！」

大家對這首「五言」滿意，覺得言之有物。問題是，若絲廠的主事人不請我題詞，豈不是走了「寶」？我們於是打趣說，若沒有人請我題詞，帶我們去參觀的幹部應該「識時務」地提點一下。當然，這是說笑罷了。在歡樂的氣氛中我們到了絲廠，大家對絲的織造很感興趣，發問的發問，買絲的買絲，題詞的事大家都忘記一乾二淨了。

沒有準備時要即席揮毫，有了準備卻「技」無可「施」。我真羨慕王羲之與王勃。這兩位仁兄事前一定是明知要即席揮毫而先有了腹稿，既能表演，也可萬世流芳。要是他們沒有腹稿，本領再大也難以寫出那樣千古傳誦的妙文。這也可能是我個人的自我安慰。這二王的天才比我高得多了。可不是嗎？就算有充分的時間作準備，我也不可能寫得出那樣好的文章！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

廣東惠州是先父的故鄉。雖然我在香港出生，但依照中國的傳統，那也是我的故鄉了。說來慚愧，這個有山光水色的故鄉，我平生只到過三次，都是短暫的勾留。

第一次是香港淪陷之後，母親帶孩子們往廣西避難，途經惠州，住了一晚。那時我只有六歲，在蘇東坡生活過的西湖畔觀望了一下，其後夢裡依稀，記不清楚了。第二次是幾年前，為了作經濟調查，與幾位助手深入「不毛」之地，跑到惠州去了，也是住了一晚。那一次，惠州在濕雨中一片陰沉，使人有去國懷鄉，滿目蒼涼之感。在那樣的環境下，訪蘇學士愛妾朝雲之墓——連同六如亭——倍增哀思。那時惠州看來像窮鄉僻壤，垃圾滿佈西湖畔，給人的印象不大好。

第三次訪惠州，是上月初的事。話說不久前，與一些朋友閒談，我說，要是惠州西湖的垃圾能大加清理，那麼該湖雖小，其風光應該勝於杭州的西湖也。這些朋友雖然沒有到過惠州，卻不相信我所說的。杭州的西湖名滿天下，惠州少見經傳，又怎可相提並論呢？我於是解釋說，杭州西湖，蘇子只建造了蘇堤的一部分，但惠州西湖是由他親自全面改進的﹔人造的勝景，要一氣呵成﹔惠州西湖應該是小而秀麗，杭州西湖雖大，不一定比得上。朋友們不信服。我於是搞一個二十多人的旅行團，帶他們和其他朋友一起到惠州去，也是住了一晚。這一行，上述的朋友們不對我的「西湖」觀點信服，但同意惠州值得一遊。

一別數年，惠州的西湖清潔得多了。湖上的垃圾去如黃鶴，這是西湖之幸，也是惠州之幸。這次重臨，天色晴朗，可惜冷一點，風大一點。除此之外，我和朋友玩得開心，興盡而返。

惠州是一個小城市，離香港不遠的路程，因為公路欠佳，過關時又費時失事，從香港去要四個小時。如果從香港到惠州有像美國那樣的公路，四十分鐘可抵達。我於是想，假若四十分鐘可達蘇東坡居留過的地方，香港的遊客必定激增，這項公路投資的生意似乎不錯，應該考慮。然而，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通過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關口會是那樣麻煩而令人頭痛的？深圳之後的所謂第二線，過關時又再一次令人頭痛！中國內地要賺取外匯的權威人士究竟是怎樣想的？

惠州的好去處不僅是西湖。到那裡購買一些土產，或到飯店吃一頓晚餐，價錢實相宜。自由市場的小販比深圳的老實得多，行騙的意圖甚少。可口的臘腸價錢是香港同樣貨色的三分之一，有名的梅菜一斤不過幾塊錢，此外蕃薯乾等雜食觸目皆是。是的，遊客口袋裡只需有二三百元，在惠州的市場東闖西闖，會有一定的「優越」感與收穫。花三四百港元，梅菜多得要拿也拿不起來了。

這次惠州之行，日期的安排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事前，朋友說這天沒空﹑那天沒空，我跟左改右改。後來改定了，卻剛好是我的生日！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洩漏了風聲，朋友們興高采烈地替我祝壽起來了。那是在西湖大酒店頂樓的歌廳之內，顧客不多，我們二十多人佔了一大半。也不知是誰神通廣大，在酒店弄到一個生日蛋糕，洋燭一支。生日歌人人都會唱，使我覺得自己忽然重要起來了。

更可喜的是，袁天凡經不起朋友的要求，為我的生辰在卡拉OK的麥克風前高歌一曲！袁老弟在唱，我卻在想﹕他是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老總呀，怎會學到這「隨遇而安」的本領呢？我又想，這個出自芝加哥大學的後起之秀，有恃無恐，不滯於物，總算不辜負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中國內地的高官能這樣做，恐怕是下一個世紀的事吧。

在惠州歇宿一宵，清早起來，進了早餐，暢遊西湖去也。可惜我們只有兩個鐘頭的時間，不能久留。惠州西湖沒有楊柳，而其時也不是春天，但在離別時我還是想起張孝祥的《西江月》﹕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

四年前我與弗裡德曼有上海之行。最近因為簡慶福的攝影展，我舊地重遊。上海從一片蕭條到欣欣向榮的轉變，使我為之驚愕。更令人震驚的是，所有在上海的朋友都說，這個好些方面從無到有的轉變，是在最近一年才發生的，而自數月前鄧小平南下之後，上海繁榮的趨勢更加明顯了。

如果朋友的觀察大致上是對的話，那麼我不用看什麼統計數字，也可以斷言，近一年來，上海的經濟增長率，起碼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樣的增長一般的經濟學者不會相信。

多年以來——差不多三十年了——我認為經濟學中的發展或增長理論愚不可及，是經濟學歷史上可悲的一頁。七年前，在一篇評論中國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直言只要中國大事開放，以私產為依歸，要每年百分之五十的增長率能持續十年是不難辦到的事。近年多來珠江三角洲及上海的發展，是證明我的觀點可信的第一步。

我的推斷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所根據的。理由有三﹕其一，產權的界定對經濟發展有無與倫比的威力。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只把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經濟奇跡就立刻出現。其二，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改革制度，經濟增長率奇高不一定顯示國富民安。其三，中國閉關自守的多年中，外間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這數十年外間的科技突飛猛進，成績比以往數千年加起來的還要大。中國一旦開放，推行市場經濟，外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科技知識，可以免費獲取，哪有不使經濟暴升之理？

是的，近兩年來若非舉世經濟不景，珠三角與上海的增長率會更厲害也。

上海的經濟發展，使我感慨萬千。在那裡的街上夜遊，我明確地意識到，解放前的夜上海捲土重來也。一時間我有「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感。

使我感慨的可不是「人自醉」，而是那所謂「腐化」的夜生活，是共產革命的「革」掉對像之一。當我最近在上海的深夜街上，見到歌廳﹑舞廳之前計程車雲集，我想，這與國民黨時期的上海有什麼分別呢？分別是有的。販毒不像當年那樣成行成市﹔黑社會不像當年那樣猖狂。但這些可取的改進，是不需要搞數十年才能辦到的。三十年的革命，贏得少了鴉片之類，少了杜月笙之流，其代價值得嗎？當然還有其他深遠而重要的變革，是本文的題外話。

多姿多彩的夜生活，象徵繁榮，沒有什麼不妥。簡慶福少年時在「夜上海」長大，知之甚詳。他告訴我，今天上海略見規模的夜生活，比起數十年前，相去還有十萬八千里。但願今後捲土重來的夜上海，進展神速。我有理由相信，這新的夜上海會遠比昔日的健康。

今﹑昔的夜上海還有一點有趣的不同。昔日的夜上海——周璇等歌星的夜上海——影響香港的娛樂文化，而今天卻倒轉過來，是香港影響上海了。可能是巧遇吧，但我在上海坐計程車時，收音機所播出的歌曲，起碼一半以上是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在上海的第一晚，我和朋友經酒店的介紹，到一條新興的由個體戶開辦的「食街」進晚餐。進了一家小飯館，裡面的顧客全是上海本地人。打開菜牌一看，百分之九十是香港菜式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承四川領導人的熱情邀請，十月十九日我和弗裡德曼等二十人飛往成都，作了兩天的勾留。

久聞四川人煙稠密，是人口最多的地區。行前一些朋友認為，人口眾多使那裡生活貧困，但我卻有另一想法﹕那裡必然有得天獨厚之處，才能使人口密集。果然，四川土地肥沃，是中國農產品的一個重點。話雖如此，四川的經濟水平的確不及沿海一帶。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進出口的貨運費用不菲也。

成都可不是我事前想像的那麼落後。四川人的思想比較開放是眾所周知的。今天在蕭秧省長領導下，成都是一個大可投資下注的地方。最近見到的成都，已有欣欣向榮的景象了。

二十日早上起來，參觀成都的一個地下商場，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商場是把以前備戰的防空洞大事「裝修」而成，廢物利用，是一項奇怪的政府投資。當然，如果政府能以長期租約批與私營機構承包，可省卻不少麻煩。目前政府把該商場的舖位租給私營商店，據說收入很好。政府投資而能賺錢的例子不多，希望成都政府不要以為他們可一而可再，把地下商場的成功例子看作是一般性的。

這地下商場大得驚人，我們只參觀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個夜總會，早上款待我們的人竟然請了一批歌舞人士來表演給我們看。地下晝夜難分，早上看夜總會的節目倒也大有奇趣。我們看了三幾個節目後，知道表演者非一般夜總會的藝員。一位表演舞蹈的少女，貌美如花，舞術好得出奇。後來才知道，那少女曾獲舞蹈一等獎。其他的表演者也大有可觀，使我們覺得成都政府太客氣了。我們不應擾人「清夢」，要這些藝員清早起來為我們表演。謹於此向這些青年表演者深表謝忱。

同一天下午，我們參觀武侯祠。武侯者，諸葛亮是也。但武侯祠中的主角是孔明的老闆劉備。照事論事，劉備的本領不在孔明之下﹕這個評價，曹操與我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三國演義》這本小說神通廣大，把孔明捧到天上去，使後人把「先帝」的祠變為武侯的祠！

武侯祠大有可觀，令我特別注意的是牆上岳飛所書的《前出師表》木刻。木刻不是原刻，原刻的我在一九五二年於香港的街旁以港幣數元買到一份拓本。究竟是否岳飛寫的大有疑問，但寫來龍飛鳳舞，瀟灑流暢，大有岳武穆之風。話得說回來，這篇有口皆碑的名書法，純從書法的角度看，不算超凡，因為字體過於霸道，缺乏韻味與靈氣。祠內還有說是岳飛寫的《後出師表》，與《前出師表》看來是出自不同書法家的手筆。

十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們參觀有名的杜甫草堂。那裡有一室放很多木刻的﹑書法家寫的杜甫詩。徘徊良久，我特別欣賞田漢寫的那一幅。田漢是抗日戰爭期間文采斐然的一個愛國詩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書法如此了得。草堂室內一睹詩人臨池之技，驚為天才，餘生也晚，不能與田漢交個朋友，誠憾事也。

成都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條出售保險箱的街道，保險箱觸目皆是，比在香港能見到的多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市民一下子富裕起來了？難道成都盜賊如毛？又難道是銀行不准存戶任意提款，因此人們不願意把錢放進銀行去？可能是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幾個原因的混合。

比起上海﹑北京等地區，成都的物價相宜得多了。加上四川歷來盛「產」傑出人物，有前賢古跡可觀，值得一遊。遊客購物時可要懂得討價還價。在夜市上我見到一幅大有可觀的仿《清明上河圖》卷軸，開價人民幣千八，我還價四百而得之。一位律師朋友以三十元買了兩個大水晶梨，以為「執到寶」，殊不知其他朋友買得更大的，只是一元一個——這後者的價錢，可能還買貴了一倍。

香港律師公會有收費規限，不容顧客討價還價。我那位律師朋友可能以為成都的小販也有類似的公會吧（一笑）。

回頭說，在赴成都之前，我與周老弟安橋在一項玩意上打賭，輸了二千元給他。欠債還錢，無話可說。回港後我給周老弟一個選擇﹕要二千港元還是要我那幅以四百元人民幣購得的《清明上河圖》。他搶要後者。這樣，我就賺了一千六百多港元，可算不負成都之行了。

說不定有朝一日，周老弟把我給他的《清明上河圖》再賣出去，而獲厚利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到花園酒店已是晚上七時了。交通擠塞是上海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經濟繁榮總要付代價。如果上海市政府處理不慎，在不久的將來，這座中國第一大城可能「好學唔學」，學了紐約或芝加哥的另一壞處，變得盜賊如毛。

目前我對上海的前景是樂觀的——沒有理由不這樣看。我們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捲土重來》說的，這個城市人傑地靈，在有天時﹑地利﹑人和配合的環境下，只兩年就變得欣欣向榮了。要是北京真的言出如山，在一年之內統一匯率，廢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又能將銀行大事進行「私產化」，那麼上海會更加如魚得水，十年之後會變為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賀也。

到了下榻的花園酒店，書法老師周慧珺和她的兩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時。他們一見我面就問有沒有帶書法來給他們看。我說沒有，他們感到失望，好像其他什麼也不用再談似的！他們對我書法進境的關心，使我汗顏。

周老弟安橋是上海通，古靈精怪，對「食」的學問絕不亞於蔡瀾。有他同行，晚餐當然無以尚之。他在一條新興的食街上預訂了一家館子的座位，吃的當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佔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為「飢寒交迫」，還是因為性格使然，弗裡德曼夫婦生﹑熟照吃無誤，讚不絕口。晚飯告終時，坐滿兩桌的朋友一齊鼓掌，是少見的場面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顧同一食街，食品平平無奇，與香港的相去甚遠。一九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帶我去該食街品嚐，覺得與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這次十月重臨就覺得勝了香港一籌。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個體戶私營的。

當朋友們坐在那裡又吃又喝時，經濟學鼻祖斯密（AdamSmith）一七七六年寫下的話在我腦中轉來轉去﹕「我們不是因為做麵包的﹑釀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獲得晚膳，而是因為他們要賺我們的錢。」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中國的執政者要到今天才知道！

十月二十三日是會見官員的日子。經弗裡德曼的要求，清早我們和幾位國營企業的主事人吃早餐，暢談這些企業搞股份制的多種問題。跟我們會見了李鐵映先生，中午時和上海一位副市長進午餐，下午造訪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長汪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