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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雨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科斯獲今屆(一九九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所有經濟學者都大聲叫好。該獎始設於一九六九年,迄今得獎者三十一人,沒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樣得到眾望所歸的反應。
美籍的科斯是英國人,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他有英國人的幽默,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在他溫文緩慢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我不是科斯的學生——沒有上過他的課。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學首次見到他時,我已經是博士了。我是因為芝大喜歡我的論文,給了我一項獎金而應邀到那裡去的。在洛杉幾加州大學唸書時,我對科斯的思想下過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較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出來。到了芝大後去找他時,大家只談了幾句就一見如故。後來我們一起多次在校園漫步及進午餐,他以研討的方式指導了我很多有關他的思想。外間不少人說我是他的學生,是一個沒有錯的「誤解」。
在行內的言論或在書本上的評論中,科斯的名字往往與我相連在一起。有幾個原因。他的文章論事與分析的風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經濟學上的興趣與我如出一轍﹔我的《佃農理論》常被視為「科斯定律」的實用例子﹔我幾乎每一篇學術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則多次對人說我是唯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於這種種「巧合」,他退休時,祝賀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於卷首﹔當他的貢獻要載入經濟學百科全書時,我被邀請執筆﹔去年,瑞典的諾貝爾基金會舉辦的五年一度的研討會議,要介紹科斯的經濟學,文章是由我寫的。當然,該會選取的評論我的關於科斯學說那篇文章的評論者,也是科斯。
科斯獲諾貝爾獎,我的高興毋庸細說。但科斯顯然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倒使我替他擔心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瑞典諾貝爾基金會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剛好是該獎設立的九十週年,所以獎金特別高。科斯個人得經濟學獎,獎金是一百萬美元!他今年八十一歲,平生節儉,沒有孩子,自己的退休消費早已有了安排,一百萬美元的額外獎金,怎樣處理的確是難題也!
記得去年八月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與科斯相聚,見到他拿一把雨傘。雨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再用的了。我好奇地問他﹕「你拿這傘作什?換把新的在香港僅賣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麼貴吧?」他回答說﹕「這傘我用了四十年,最近壞了,在美國我找不到修理雨傘的人,所以要把它帶到倫敦去。」「但修理雨傘這個行業已成陳跡,就算你找到修理的人,費用也會遠比買把新的﹑較先進的雨傘為高。」我這樣說,是勸他棄舊取新也。殊不知他回應說﹕「十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一位修傘的人,很相宜地把這傘修理過一次。過兩天我要到倫敦去,會去找那人替我再修理,希望他還健在。」
當時我無話可說。如今我想,有了一百萬美元的諾貝爾獎金,修補雨傘的費用再高百倍,也大有盈餘因為是九十週年,諾獎委員會決定邀請所有還健在的曾經獲獎人參加這次的頒獎典禮。我與該獎無緣,但也在被邀之列。我對邀請的人打趣說﹕「你們請我到瑞典觀禮,是否當做給我一個安慰獎?」他回答說﹕「不是的,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邀請的不曾獲獎的經濟學者,只有你一個。」
他這樣說,我覺得是天大面子了。殊不知他跟來信,指明我要穿上燕尾禮服,要如何如何。後來我和香港的一家老字號洋服店接洽,他們翻開書籍研究後開價萬多港元!我於是自我安慰﹕萬多港元的禮服,只穿一次,怎樣也說不過去,不過,我可能有穿第二次的機會呀。
下了禮服訂金,步出洋服店之際,我想,既然一套禮服要花一萬多元,太太的長晚裝要新的,兩個人的機票又要數萬,觀禮的費用何其昂貴也?既然要花這些錢,不如多花百多港元,買一把最好的﹑先進的﹑可以自動撐開的雨傘,千里迢迢地帶到瑞典去,送給科斯吧。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斯德哥爾摩·之二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近於荒涼之地。冬天陰陰沉沉,陽光難得一見,遊客是不會跑去度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裡有頒發諾貝爾獎的盛會。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該獎的九十週年,所有仍健在的獲獎者都獲邀請赴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當地禮服的租價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科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裡介紹科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科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諾獎委員給我電話,說希望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雲集的晚宴中,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施蒂格勒(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在學術界盛會中,他一向是演講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施蒂格勒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施蒂格勒相差甚遠,但這問題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施蒂格勒,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言了。
是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剛到芝加哥大學不久,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施蒂格勒。我向他提出一問題來,他哈哈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是阿爾欽的學生﹔只有阿老頭教出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蠢的問題。」他跟帶我去介紹給會上的一眾長輩,在我耳邊輕聲說﹕「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為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你是誰。」其後在芝大的兩年中施氏給我不少鼓勵。
我和太太十二月八日傍晚抵達斯德哥爾摩,長程飛行後疲倦,不應酬了。九日清晨起來,早餐後,匆匆趕去聽科斯的諾獎演說。到了瑞典的科學院——科斯演說的地方——聽眾雲集,科斯還沒有到場。我正在講室門前呆立之際,突然有人抱我,高聲大喊。我一看,是弗裡德曼。他嚷道﹕「羅絲,你看是誰來了?」
「是科斯獲獎,我怎能不來?」我解釋說。羅絲突然見到我身旁的太太,高興到不得了。我對弗裡德曼說﹕「科斯快來了,我要在講室門外等他,你可否先進場,給我們留兩個位子。」他欣然承諾,進場去了。過了幾分鐘,弗老從場內走出來,對我說﹕「很多人要『搶』我給你倆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們還是先進場來吧。」
進場坐下之後,弗老忙給我介紹前﹑後﹑左﹑右的人,都是曾獲諾獎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認識的,其實不用介紹了。過不多時,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頭輕聲地說﹕「科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門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應命走到門前去,見到科斯,緊握他的手。燈光很暗,他定神一看,知道是我,慢吞吞地說﹕「史提芬,你來了。」「我當然要來!」他身旁的太太搶說﹕「你的羅納德也來了嗎?我很想見見他。」
我告訴她我的羅納德沒有來,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兒子出生,見到科斯沒有兒女,就把兒子起名羅納德,與科斯同名。其後每過一段日子,老羅納德會寫信給我問及小羅納德的事。後來小羅納德長大了,年多前與老羅納德見過一次面,跟小的進了大學,與老羅納德通起信來了。老「羅」寄小「羅」的書,小的讀後回信。科斯的太太既無兒女,又無親屬,希望能見到小羅納德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
大家進了講室,我坐下來,科斯緩緩地走向講台,掌聲雷動。主事人介紹科斯後,是科斯演講的時候了。科斯說﹕「在宣讀我的諾獎演辭之前,我要先說幾句關於施蒂格勒的話。你們應該知道,我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說幾句感激的話」室內鴉雀無聲,而科斯述說施蒂格勒的往事,實感人,措辭也大有文采。施蒂格勒死而有知,當可告慰矣。
跟科斯宣讀他的諾獎演辭,讀不了幾句就提到我,把我嚇了一跳。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這個經濟理論的轉變,我不敢說是個人的功績。Williamson﹑Demsetz﹑張五常以及他人的優越貢獻,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視的原因。」平素聽人演講,我做白日夢的時間多,聆聽的時間少。但聽到講者提及自己的名字,就好像聽得清楚一點。科斯講到半途第二次提及我﹕「讓我轉到我的第二篇﹑諾獎委員會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我認為假以時日,該文會將微觀經濟學的整體改變的。我要補充的是,在發表該文時我沒有這個意圖但後來在六十年代與張五常研討,使我意識到該文對經濟理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說得太客氣了,使我為之汗顏。科斯一九六○年的鴻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來的。
講座散場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長請科斯和我們幾個人進午餐。跟我陪同科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間,這時只有他和我,靜靜地暢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我自從被公佈得獎後,兩個月來他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實在很疲倦了。他近八十一高齡,頭髮俱白,不說其他,單是獲諾獎的興奮也不易應付了。我於是對他說﹕「那我就應該先走,讓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忘記,明天是頒獎的大日子啊!」「你還是留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是關於經濟學的事嗎?」「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你的兒子羅納德,我很高興收到他的信,看來這孩子還是不錯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樣,對問題想得很深入。」「是呀,他來信說不明白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那是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多想一下才給他回信。」「他的缺點是興趣太多,對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而為,而對學問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這跟你一樣,大概是遺傳使然吧。」
無拘無束地暢談了兩個小時,我們的太太一起進來,興致勃勃地傾談。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科斯把話題一轉,談到他得悉獲獎後的一些趣事。
原來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公佈科斯獲獎時,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聽不到有關的消息。過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記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為突國的英雄。該國的總統請他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布,說科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國時,航空公司方面把他倆「升」為頭等客,起航之後,全機的乘客獲饗以香檳酒,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科斯在此機上而特別慶祝一番的。
諾貝爾若地下有知,應含笑於九泉矣!人類畢竟是崇拜英雄的。據我所知,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獎能像諾獎那樣輕而易舉地製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科斯早已是個英雄了。這個英雄形象,獲得諾貝爾獎與否都沒有關係。但對於不認識經濟學的大眾來說,拿不到諾獎,又怎算是英雄呢?
科斯認為他突然間躍升為英雄,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鬧劇,但他顯然感到過癮之至。走筆至此,我驀然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其思想深不可測,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後三年才去世,卻沒有得過獎。諾獎委員會又怎能自圓其說?
奈特的文章湛深難明,他本人在課堂上教學時更是天馬行空,使一般學生如墮五里霧中。但他卻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取諾貝爾獎——也許還會有一二人吧。識英雄,重英雄,我對奈特是佩服的。
一九三一年,科斯二十歲,拿到了一項旅遊獎學金,從英國跑到美國去。到了芝加哥大學,他偷偷地走進奈特的課室,聽了三課,若有所悟,寫出了《公司的本質》一文,是反對奈特的公司理論的。六十年後,科斯以該文獲諾貝爾獎。不算是學生,只偷聽三課,奈特的啟發和感染力了不起吧。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晚宴,來賓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獲獎者)與我被選為宴後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施蒂格勒說些什麼,但在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科斯的。原來科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作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遇!我雖不腳軟,但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使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下來了。接見到弗裡德曼夫婦﹑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薩繆爾森,又立刻變得緊張起來了!薩氏是半世紀以來最傑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眉頭,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我佩服薩氏,知道他的厲害,也生畏。
那夜見到薩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鋒芒畢露,發問從來不客氣,講話後的聽眾發問,一般地說,我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薩氏返老還童,要以什麼方程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應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前,向左一看,坐的是弗裡德曼,對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的是薩繆爾森,只見他閉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於科斯理論對中國經改的影響。最後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科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科斯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
我自己覺得話講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弗裡德曼走到我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我欣然答應了。
當夜回到酒店,閒無聊,掛個長途電話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薩繆爾森在座,使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塗。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做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
十二月十日,是科斯的大日子。清早起來,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弗裡德曼夫婦午膳去也。午膳匆匆,因為諾貝爾的頒獎禮要在下午三時到場,而大家要穿禮服,太太們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個多小時的準備工夫。女人在愛美上頭自古「費時」,尤其在隆重如諾獎典禮的聚會中,男人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因為是諾獎的九十週年紀念,觀禮的嘉賓特別多,而頒獎的儀式也特別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錯,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鄰近的來賓不少看來是貴族,女的珠寶滿身皆是,男的勳章胸前滿掛。九十週年,也是說頒獎典禮已有八十九次的經驗,的確辦得有聲有色。單是頒發五項獎狀——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在挪威同時頒發——就用了兩個小時,沒有冷場,有娛樂性,顯然是經過細心策劃的典禮了。
我的感覺是該典禮的確隆重。早上十時,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場演習。典禮下午四時開始,但來賓要在三時抵達,三時四十五分後不准進場。典禮開始,音樂悠揚,喇叭齊響,登台的人要分成兩隊,按節拍,緩步前行。瑞典國王最後出場,來賓肅立﹔跟是奏什麼諾獎禮曲﹑國歌,然後是主事人的演辭。接每個獎項都有人作五分鐘的介紹,而在獎與獎之間都奏音樂,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剛好是莫扎特逝世二百週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從莫扎特歌劇中選出來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樂助陣,對我來說,頒獎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頒獎典禮完畢。我見觀眾多,恐怕散場後街上交通有問題,便帶太太搶先離場。但向頒獎台上一看時,只見介紹科斯的那位諾獎委員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台上去。上去後,該委員說道﹕「你們應該向科斯道賀啊!」我們走到科斯站立的地方。這時他(背向我們)面對從台上另一邊走來的眾多前諾獎得主,他們一個個地跟他握手道賀。我等了好一陣,才輕拍科斯的背部,他轉過身來,見到是我,激動地握我的手,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我呆了一陣,說﹕「背後的人都等跟你握手,你還是先招呼他們吧,希望晚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談。」
下台走出場外之際,太太埋怨說﹕「剛才科斯的意思,是要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你為什麼不回答他?」
我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科斯這個人真的是做研究『做』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可以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我又想,不是這樣的人,怎能獲諾貝爾獎呢?
從頒獎會場趕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趕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廳舉行。那裡的大堂看來有四萬平方呎的面積,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呎,是用石頭建成的古老建築物。宴會的賓客約有一千四百人(一說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牆上,有多個窗戶,每個窗台上都站一個手持樂器的人。來賓坐定後,皇室諸人與諾獎新得主進場,樂器大鳴,跟每一項食品進場,都鼓角齊鳴,侍者一隊隊地托菜盤進場,秩序井然,令人歎為觀止。
是夜,宴會所見到的偌大場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的「鐘鳴鼎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說孟嘗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飲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嘗君昔日宴請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而諾獎的晚宴,珠光寶氣之間,滿目是身穿禮服之士。
假若我是諾獎得主,在晚宴中我會想起某武俠小說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科斯沒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劍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實上,近數年來,舉世的共產政制兵敗如山倒,轉談產權的重要,「科斯定律」之功不可沒也。這樣,科斯的「一劍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過後,是舞會的時間,但因為第二天要趕返港,便忙找科斯說幾句道別的話。千多人的聚會,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尋尋覓覓,看不到科斯,卻遇到弗裡德曼夫婦。他倆見到我們,要我們陪去跳舞,去看煙花。弗老邀請我太太跳舞,跳得龍精虎猛,說﹕「我不跳則已,一跳驚人。不驚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他帶我們去看煙花,是在那所謂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進去時需要特別的通行證。弗老是前諾獎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證的「權力」,就對守室門的人說﹕「我有通行證,但要讓我的朋友先行。」這樣,我們也看到煙花了,覺得與香港的相差甚遠,不值一看。弗老的太太羅絲說﹕「這裡的人太斯文了,看煙花竟然沒有歡呼的。」弗老一聽,就大聲歡呼起來!
是晚上十一時三十分了,還是找不到科斯,弗氏夫婦要回酒店休息,我們也就跟離場﹔回到下榻的酒店,與太太暢談典禮與晚宴中的趣事,睡時已是凌晨二時了。還有九個小時就得離開酒店到機場去。不能與科斯說再會,不免感到悵然。
早上八時多,我還未醒來,電話鈴聲響。拿起話筒一聽,對方是科斯﹕「是史提芬嗎?你們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麼時候離開酒店?」「大約上午十一時。」「我想再見你們一面多談幾句,可否到我的酒店來一同吃早餐?」「我們要整理行裝,時間無多。」「那就讓我們到你們那邊去,九時半一起吃早餐好嗎?」
這使我又驚又喜。
見到科斯夫婦時,我和太太都責怪自己做錯了。無論要怎樣趕時間,我們也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吃早餐的。科斯太太的背部欠妥,行動本來就不方便,而我們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傷了足部,要用布扎才能到我們的酒店來。
他們既來之,我們逼要「則安之」了。我強笑地跟科斯談話,而我太太則與科斯太太親熱地說什麼。在談話之間我無意中聽到科斯太太對我太太說﹕「假若你是我的女兒,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說﹕「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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